谈谈四川流行过的几个炒和父亲的世界观

谈谈四川流行过的几个炒和父亲的世界观　　

注：问亲历这些“炒”亲友们，他们都记不起具体的时间和“炒”的大体过程，因此如有网友有准确的记忆或详尽的资料，望不吝赐教。

在看待四川流行过的几个炒和时下的中奖、股票、传销等，父亲的态度，很有意思。　　

这些“炒”的时间，过去得比较“遥远”，因此父亲记不得具体年份，问起多数乡亲，也都一样。自己亲身经历过，十余年就记不清楚，大约这就是历史为何总是相似的原因之一吧。那只好粗略复述询问所得。　　

这些“炒”持续时间有长有短，最长的是卖户口，直到后来96年左右卖到200元；其余多在几个月内完成生-壮-亡的周期——都集中在几年内，就是那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号召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之后。不超过1996年。直到根基更为深厚，难以“过时”的炒股、炒房、炒期货……发展起来之后，于是不需要再发明新的“炒”法。传销也起源于这些“炒”之后。　　

故乡把哈巴狗叫做狮子狗。那种会作揖，下巴又没有突出来，纯毛色的狮子狗最为上品。最贵的时候，父亲记得很清楚，成都有一条纯白母狮子狗卖到二十四万，它的四个崽每个1～2万。大约1990年。父亲评价说：“恐怕就是他爷爷生病了他还顾不到那么好。半夜了还弄到狗医院去。”　　

海狸鼠炒得最厉害时候，是92年左右，卖好几千。一只成年母海狸鼠最高可以卖1万多。　　

卖户口的具体开始时间不知道。一亲戚就给一双儿女买了，每个4000。最高价时候，父亲记得的数据是镇户口4000，成都户口5000，北京户口6000，上海户口7000。卖户口是暴利，父亲说，“烧烫过好多人啊。”　　

“抽奖”就是彩票。我感兴趣的只是小学时代那开天辟地来的第一次，记得在海狸鼠之前。小河对面有户人就抽到一台彩电，那是最早的彩电，还放了鞭炮。现在还记得那些人亢奋的面容和我等小辈从风传谣的无知。　　

后来的蝎子、再后来的蚂蚁、蜘蛛、麝香鼠，都没有再闹起大风水。作为经济作物推广的杜仲、枇杷，也没有让什么人发家致富。　　

据说股民为数有4000万；今日人们等价于以前的问候“吃饭没有”问“买房没有”；昨日法轮功沸反盈天，今日基督教迅速膨胀；还有经济学家主流精英“启迪”……看过这些，就佩服起父亲来，他竟然一个当都没有上，相当了得。他连一块钱一张的彩票都没有买过，尽管小河对面有人抽到了彩电，放了鞭炮；他教育后辈不许买彩票、买股、不能信抽奖等等天上掉馅饼的事。父亲在对付经济陷阱和宗教欺骗无往不胜的理论标枪有两个，算是“两条腿走路”：　　

“我不信那些烧烫人的黑杆杆称！”，父亲的经典语录这样说。“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称”，“黑杆杆称”就跟老百姓的“称”完全相反，因此看起来无论如何地“保证公平”、“保证起点平等”，都是买家巨亏的买卖，是“烧烫人的”。而执“黑杆杆称”的人，父亲语录中一般是省略的，大体就是股市的庄家、贪赃枉法的官僚、坑蒙拐骗的地痞流氓、乏走狗类的专　家　教授、威逼利诱的邪教说教等等。比如“请神容易送神难”，也是把“神”当贪婪祸害来看待，因此不去借“神”的高利贷。如果确实有人获得巨大利益，因此能比单纯的“黑杆杆称”更能吸引后来者，则得逞的一般方法是“怂狗下茅厕--si的”——世人公认“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狗改不了吃屎”，那么，以屎的集中地“茅厕”引诱这样的“狗”，告诉它那就是天堂并怂恿它跳下去，是再到位不过的引诱，比蛇在伊甸园引诱夏娃亚当吃禁果还要经典和有效。是“糖衣炮弹”的民间继承版。　　

再谈父亲的世界观。　　

“改革派”宣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000万人，因此父亲就认为“对啊对啊”，爷爷不就61年去世的么，不是饿死的还能是什么原因。父亲又说门前小河当年物产那个丰富，傍晚过“河湾”，乌龟王八跳水一个个，蛇盘在树上，胆子小的人不敢过；每年乌鱼抱窝钓乌鱼，他都是一把好手，知道先把母的钓起来，再钓公的，否则母的就不再“吃钓”。我很是羡慕父亲小时候的小河，到我小时候乌龟王八乌鱼都绝了种。不过我的后代一定会羡慕我小时候的小河，能游泳能钓鱼能看到如云团一样的黑色蝌蚪群、发大水了还能厝到溯上水的鱼虾。现在的小河成了排水沟，泛着白沫，鸭子下水都能被毒死。有一次又谈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我问父亲，既然你那个时候小河里鱼虾那么丰富，那个时候你们怎么不抓鱼来吃，弄得有人饿死呢？父亲说没有油盐，我说那也可以吃啊，不至于饿死。父亲无话。父亲喜欢看电视报纸，熏陶得到的教义大抵如此。　　

虽然“三年自然灾害”的问题上他不能自圆其说，并不表示他就没有脑子。他最有政治触觉的地方，在于他自己的婚事。我们村在毛主席教育的好同志孙书记的领导下，学习的榜样是陈永贵家乡昔阳县，以大寨的成功经验来搞建设。到了小岗村立了“18个血手印”的文书搞包产到户，做生产小队队长的父亲请媒人提早提亲，说世道要变了，人民公社可能不搞了，先把婚结了。“想再找几年现金”的外公最后还真妥协了，放弃了自己养育长大一个女儿，刚要收获的“整--geng劳力”的几年收入。父亲说当时规定男女双方年龄之和不小于48岁才能结婚，没有办法，就把母亲年龄写成跟父亲一样就成了——人民公社没有搞计划生育？这个结婚条件是怎么回事？加上父亲说的“周总理讲一个为好，两个够了，三个多了”的号召，算不算真正的“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愉快”这样的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根据客观规律办事的先进计划生育技术？　　

毛主席语录，父亲用来教育儿女用得最勤的有两个，一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点精神”来调节我对妹妹偷懒不满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二是以“农夫和蛇”的故事教育儿女不要去管闲事帮“人家”，好心没好报，而父亲自己却帮亲戚邻居，被“烧烫”多次，即便赌咒发誓后，人家软语一攻，又要再被“烧烫”，跟他的教育精神很不符合。　　

《毛主席语录》的生字下面都是圆圈，没有拼音，小时候我不明白，就问，“　那　老师怎么教你们认字啊？这个字认莫个？”我指着毛主席家乡“韶山”的“韶”，下面是个圆圈。父亲说：“这个字啊，老师就问我们‘米和啥子煮？’，我们说‘和红苕煮’，老师就说‘这个字就读红苕的苕’”。这个教育方法很精彩，以至父亲虽然仅仅初小“毕业”，手上的《毛主席语录》就全部能读了。可惜我学会折纸飞机的时候，把父亲的课本《毛主席语录》折纸飞机全飞了，那纸很不错，过了几十年了都还能折飞机。　　

文革时候，共产党员张书记是给全大队的人记工分的，大家很不满“他一家人派起脚杆耍（翘二郎腿），都有高工分”，在一次集体会议上针对大家的不满，张书记放大话说，“我张xx有这个本事！你们谁有本事你来当会计！”引起哗变，于是后来的日子中，少年父亲和他的伙伴们跟书记斗其乐无穷。　　

父亲对亲戚中总要在学校里调皮捣蛋的小孩子说：“你们还挫得很嘛。我们读书的时候，喊校长规规矩矩他就规规矩矩，喊校长挑水他就挑水，喊校长扫茅厕他就扫茅厕——你们现在去喊一下？”这些小孩子哈哈大笑说他骗人，也就不那么捣蛋了。父亲说：“我们队就现在那个阴斯倒阳的王xx坏，冬天结凌的时候把凌干儿—ger（凌干儿—ger：冰）放到校长的领子里。我有回在路上碰到校长，跟他说其实我们不愿意批斗他，他说批得好。大概那时候他不敢乱说。现在我们碰到了都还打招呼。”父亲初小“毕业”，据他说他成绩是极优秀的。“改革派”宣传说“文革”破坏了教育造成十年人才断档，因此父亲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跟着认为“是啊是啊”，把校长那么斗，不是破坏教育是什么。不然他就是大学生，早就解放而得到一辈子的幸福生活了，那用等到我大学毕业他和母亲的生活才解放。　　

包产到户，父亲认为很对，跟着党走，有些人就是“阴斯倒阳”不好好出力，又有些人骑到人头上不劳而获，因此“大锅饭”确实就是今日主流精英宣传的那样很不是东西。　　

对于“公司+农户”、“农民上班当工人”的“新农村建设”，父亲对我说：“30岁以下2万买断，现在都好过。钱花完了，要去讨口。我们屋头无所谓，你出去了，你妈每个月国家也发养保，我60岁也可以吃养保，你妹妹他们也能干，不靠土地吃饭。但有些人屋头，怕是要讨口。”当我给父亲讲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父亲听后脸色为之严肃，说：“晓得了，这些狗日的！弄到我们屋头了我就有话说了。”　　

大爷爷被抓壮丁，几年后在军阀刘湘的部队里混得了营级职位，父亲说“刘湘他坐上把位的桌子，他就坐下把位的桌子，在一个屋头吃饭。”又说大爷爷临终还有“我这辈子也是个恶人”的自我评价，大概他并不怨恨共和国在文革开始后判他十年徒刑——所以父亲说：“就是国民党当权，我们屋头也能过得好；现在共产党当权，你大学也读了出来，也比他们过得好（他们：这些人包括父亲认为的‘眼红’找茬的邻居、偷我家的邻居‘贼娃子’、强制计划生育计划到父亲头上的基层干部、卖光村集体财产的村干部）。”　　

父亲说，我们屋头做“文墨人”是有根的，你大爷爷“文墨”就好，脱离部队了就是私塾先生；你爷爷也很会做生意，也会“文墨”；我要是不遇上文化大革命，“文墨”肯定也好；你看你又“文墨”好，还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不要欺负我老实人”；父亲说，“我驼子卖勾子天公地道，我们屋头不是不能充歪（歪：厉害、狠毒）人，（你们这些邻居）连我这样的人都络--go（络：团结）不到，生你们的人都有罪。”　　

父亲说，“毛主席是犀牛星下凡，所以他一辈子都是‘斗’。”新世纪某次过年，亲戚们谈起国家领导人，姑姑说：“毛主席就是皇帝，邓小平是奸臣”，亲戚们都称是，父亲也称是。　　

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问题，父亲没有说服刚读中学的我，对改革开放，父亲仍然如此。说幸而搞改革了，不然我的书给别人读了，考上大学也是别人顶替了去。至于村企业被人承包了发财而至于卖掉成私有，他自己就曾去给这些新财主们打工，他说人家那是“能人”，是符合中央号召的。我用调侃语气说那些企业办成集体企业不是更好么，父亲对此严重警告，不许再瞎说人家能人，人家那是有本事。　　

父亲说“聪明有根富贵有种”，你看某某几家人“解放前那些人的祖上就偷鸡摸狗，文革里是贫下中农，改革开放了还是偷鸡摸狗。”父亲说有什么纠纷要“官大官小、见官就了”，又说“当官的屁儿黑得很”“不信他那些黑杆杆称”。父亲说“官大官小、总比百姓好”，又说“不要做得罪人的活路，你搞技术不得罪人，好得很”。　　

——父亲勤奋好学学来的这些政治哲学，跟“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如果出现两级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的国策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又分别解决着不同的问题。　　

父亲只有《礼记·檀弓》【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这样虔诚的祖宗祭祀，以及【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养老和祭祀态度，就是认为老一辈活着的时候不好好孝敬，死了再怎么烧高香，这样的不肖子孙也是只有受罚的份，至少不会得到保佑；对其余一切的神仙救世主，都采取“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信他们的，我们屋头按我们的”这样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好的“八字先生”不在此列，这样的“八字先生”只算八字，没有恐吓，并且名闻乡里，算完了钱多钱少顾客“看着给”，“多少有个意思”就成。　　

传统文化和祖宗祭祀塑造了父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党的宣传教育效果，远不如族人清明会读族谱、谈天道、谈族人命运和祖宗保佑的关系、谈亲戚的和与不和、谈邻居互助或互相倾轧等等这样的交流。父亲说走亲戚就是去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不是好”的不尊老、不爱幼使子弟退学的亲戚，那就“不去网起”，坚决不去走动。父亲有足够的心胸去应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不整人、不害人，遇到不义损害自己重大的正当利益时也不后退，但也不为别人的利益奔走或呼喊。父亲只对人有感情，官员队伍里得到他肯定的只有死去多年的毛主席教育的好同志孙书记。父亲对党敬而远之，认为只有诚实劳动自己才能富足，自己的贫穷总有改善的一天，别人穷富，跟自己没有关系，跟国家也没有关系，大家都应该“各人哄到各人的娃娃不哭”。父亲从不敢有大手笔的买卖，有钱就存起来。父亲在成都做了十年小生意，认为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因此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二杆子”“二流子”们人家也是“生意”，因此只要他们不来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就不该妨碍人家，有时候还租一个主人家的房子，大家都相安无事，借了父亲的钱即便过了几年也都还记得还。父亲认为坑蒙拐骗是人家的“生意”，人家官员们怎么搞，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只是他们不吃窝边草，也就是不欺负他这个“老实人”、或者把大家都一样欺负，那就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国民党当权，我们屋头也能过得好；现在共产党当权，我们屋头也过得好。”所以其实谁当权都改变不了咱们家应该劳动致富的“天道”，这个世界需要的仅仅是“天公地道”。　　

父亲对文革对改革开放都有互相矛盾的认识，文革语言和改革语言的积累都很丰富，应用起来，我自叹弗如。终究父亲的世界观，发现跟“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样的判断很相似的，父亲的世界观是“没有孔老二的孔老二主义”。我现在才明白，孔子之所以叫孔老二，除了贬低的意味外，孔子确实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他排行老二。也就是说，文革语言即便歪曲骂人，也有所根据，跟今日精英们谈文革罪恶的造词规律很不一样。　　

父亲这些政治哲学有多流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我走出故乡前的20年生活中，这种哲学是上辈亲戚的常态。即便现在，党要做什么事情，大家也是“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收回土地也好拆迁也好，只要过得去，大家都一样，那也就没有关系，“随大流”就好了。年轻人怎么办，有哲学的归纳就是“一代岩鹰一代鸡”，会有吃的，不用老抱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不放。　　

父亲只有唯一一次豁出去强烈反对公权力，就是强制计划生育，即父亲很不满意“只生一个”的国策，非要生两个：“要是生女，老子儿女双全，要是生儿，老子也养得起”。新书记是本家，放话说〖无论他瓦匠多么顽固，都一定要把他那个超生的打下来〗，父亲听说后针锋相对，〖无论他书记屁眼儿怎么黑，无论是男是女，老子都要生下来〗。在成都做生意偶遇当年外村跟随来抓人的某人，父亲准备叫租住一起的“二杆子”们收拾他一顿，那人机灵先跑了。父亲说，“当时要不是他跑得快，老子就叫那几个人打得他爬起走，就是二三十块钱一桌饭的事情。”——干群关系在父亲这里无非如此：不会去冲击什么政府机关，也不会大吵大闹，要拆房子牵猪就拆就牵，政策这么规定的，大家都一样，那就认了；不过要是寻着机会，报复一下“张扬”的直接当事人而又能逃脱责任，出口气当然也不错。　　

也许政治哲学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我不信那些烧烫人的黑杆杆称！”、“怂狗下茅厕--si的”、“聪明有根富贵有种”、“我驼子卖勾子天公地道”和“各人哄到各人的娃娃不哭”这些个“理论标枪”，把党中央的爱国主义教育、改革精英的许诺，以至影视作坊戏说历史颠倒黑白的说教等等一概“免疫”了“特效”，沉淀下些许或好或坏的长远影响。这是怎样的“农民意识”！毛主席说要相信人民，又要教育人民——怎么相信、怎么教育父老他们，至少我是不知道的。谁在高高在上、谁能高高在上地去教育？这样的父老要什么样的不公才会起来“造反”？要什么样的宣传才能变得跟“主流精英”们说的那样没有脑子叫干什么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