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疑》今注（节选）

《说疑》原文（作者：韩非子）

乱主则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国。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国亡身死，不明于用臣也。

无数以度其臣者，必以其众人之口断之。众之所誉，从而悦之；众之所非，从而憎之。

故为人臣者破家残賥，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从阴约结以相固也，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曰：“与我者将利之，不与我者将害之。”众贪其利，劫其威：“彼诚喜，则能利己；忌怒，则能害己。”众归而民留之，以誉盈于国，发闻于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为贤。

彼又使谲诈之士，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镇之以辞令，资之以币帛，使诸侯淫说其主，微挟私而公议。所为使者，异国之主也；所为谈者，左右之人也。主说其言而辩其辞，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内外之于左右，其讽一而语同。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

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

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

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奸臣闻此，然举耳以为是也。故内构党与，外掳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

且夫内以党与劫弑其君，外以诸侯之讙骄易其国，隐敦适，持私曲，上禁君，下挠治者，不可胜数也。

是何也？则不明于择臣也。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弑其君取国者众矣。”然则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

能一尽其民力，破国杀身者，尚皆贤主也。若夫转身法易位，全众傅国，最其病也。

译文：

昏乱的领导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并不了解国内精英们的意志与品行，就把治国的权力交给他们。于是对整个国家造成危害。危害轻也会导致国际地位降低、被强国盘剥，危害重的话，便是政府倒台、国家被侵略。这都是一开始就在用人上犯糊涂的结果。

若没有足够好的体制，便不能准确地评价干部、人才的品质。这时领导者通常会依赖舆论的评价来做判断。舆论若称赞这个人，领导者就跟从舆论来欣赏他；舆论若批评这个人，领导者就跟从舆论来否定他。

所以有一些掌握权势的精英就不惜倾家荡产，一方面在体制内部勾结党羽，一方面巴结民间有权威的各种势力，靠这些人从内部和外部给自己制造美好的名声。私下里则靠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易来巩固关系，利用行政权力与国家的财产来收买那些吹捧自己的人。这些精英还会宣言：“支持我的人我也会给他好处，敢反对我的人一定要他好看！”。于是百姓中一部分人贪慕这些精英的利诱，一部分人害怕这些精英的权势，心想：“如果能讨好这帮人，的确能让我获利；如果得罪了他们，我吃不了兜着走。”最终导致百姓服从这类精英的意志，形成了地方上表面的稳定（众归而民留之）。这样的局面被渲染成美名一直传到领导者那里。领导者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反而认为这帮精英真有才干。

精英们又与一些贪图私利或者别有用心的大国和国际机构合谋，派遣代理人来与本国领导者谈论治国大事。派遣这些代理人要么是强大的国家、要么是知名的国际机构，可这些代理人实际上谈论的，却是有利于国内精英们的内容。他们把有利于少数精英的施政方针用复杂的理论语言包装，修饰成利于国家民族的治国大计。领导者一方面欣赏这些代理人描述的国家强盛的愿景，一方面又在理论层面被他们的言论说服。于是把这些国外代理人和国内精英都当成天下最有才干的一帮能人。

于是，领导人听到的国内国外的舆论都一致，意图相似，理论也差不多。为了国家能够在稳定中强大起来，心胸豁达的领导人甚至情愿把关键的政治经济权力托付给这些精英；即便是普通的领导人也会主动出让许多权利来巴结这些能人。

这帮精英的权势越来越大，经济力量越来越强大，不停膨胀的利己心理被制度规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限制住，他们便会迫切需要能够进一步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念（忠诚、公正等）的舆论。

于是便有学者巴结这帮精英说：“近代爬到权力顶点的组织和个人，根本不是靠道德和才干；他们都是靠结党营私，巴结地方势力，然后用武力推翻现政权为自己的组织谋利罢了。

精英们一听到这样的言论就兴奋起来了，急迫地问道：“果真如此么？有证据么？”

于是学者们制造出疑古的理论体系来：“有证据的。舜逼尧退位，禹逼舜退位，这些所谓‘圣王’根本不是靠领导者轮替，而是靠政治斗争上位；更不用说汤把君主桀流放，武王组织军队击败纣王。这四个统治者，出身全部都是ZY或地方的官员、干部，靠权势推翻当前领导者的。他们掌权后修改历史言论，用来称赞自己。仔细考察下这四个统治者的心理，无非就是要夺取别人的权利罢了。考察这四个统治者的行为，无非就是靠强权豪夺罢了。然而这四个统治者把自己的实力搞强了，天下都称赞他们强大；这四个统治者自己制造舆论修饰名声，天下都称赞他们贤明。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权势与金钱足够夺取最高的权力，没人会去反对，全天下都会服从的。”

这些学者还说：“再看看周边的国家，大地主中田成子夺取齐国政权、司城子罕夺取宋国政权，大官僚太宰欣夺取郑国政权、单氏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魏，而韩、魏、赵三个地方政权瓜分了晋国。这六个例子全部都获得了实利。他们虽然都是体制内的出身，最终都夺得最高权利坐上了寡头的高位。”

精英们听完这些言论，无不竖着耳朵大声叫好。于是终于下定决心了，在体制内勾结党羽，在体制外与地方黑恶势力联盟，等待时机制造事端，打算一举夺取整个国家，改变自己作为精英被制度限制的政治经济地位。

纵观近现代历史，这种情形已经屡见不鲜：精英们对内结党营私，威逼领导者；对外则借国际势力制造舆论来扰乱本国秩序，用舆论否定合乎情理（敦）和大众利益（适）的一切、支持鼓吹仅有利个别团体组织的一切——用这种方法一方面对上绑架领导人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对下阻挠基层的治理措施。在这样的过程中衰亡的国家多得数不过来了。

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最初用人时，没能力识别人才和干部的真实品质。传记上说，“周宣王以来，灭亡的国家已经有数十个。被官僚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国家数量非常的多”。这么看来，导致国家陷入灾难，都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势力相互勾结，在合谋下实现的。

走到这种地步，领导者若能集合人民的力量与奸邪的精英集团放手一搏，即便政权仍然被颠覆，这样的领导者还算是有魄力的。而总有一些领导者最终屈从于精英势力，修改法律、拱手让出政治权力，把整个国家都交给对手的；这种情况才最让人扼腕叹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