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第一反映就是敌我矛盾

昨天拙文《搞不懂的“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曾经说到：贵州省委书记一行亲往瓮安，“经过‘现场察看’、听取‘情况汇报’、‘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等一系列作秀后，马上宣布了预先作好的结论”。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武断的攻击。其实，这一“攻击”是有充分根据的。就在同一篇《贵州日报》的官方报导中，这位省委书记对事件定性之后，紧接着还有一番论述，不妨连同定性的讲话，原段抄录如下：　　

“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情节恶劣，破坏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形象。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十分关心，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两次作出重要批示；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打电话到前线直接指挥；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作出批示，并派人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省委、省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和指示精神，切实把尽快平息事态、维护稳定放在第一位，连夜派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组成一线指挥部。29日又派出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为组长的省工作组，到瓮安指导、督促、监督相关工作。在处置过程中，武警官兵、公安民警保持了最大的忍耐和克制，采取了多种稳妥有力的措施，尤其是武警部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迅速控制了事态，整个过程中没有与群众发生直接冲突，更没有死一个人，事态已得到基本控制，大局已恢复稳定，处置过程是克制和有效的。　　

从以上讲话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官方对瓮安“6·28”事件的第一反映就是敌我矛盾。因为从一开始，出来处理这一事件的，除了负领导责任的党政官员外，都是专政机关的首脑，动用的力量都是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只有把事件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才会作出如此处置。这位封疆大吏在党的总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武警总部司令员纷纷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一线指挥部、工作组及大批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已经全面介入之后，带着省公、检、法三长和武警高官，来到瓮安“现场察看”、听取“情况汇报”、“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无非是给各级的第一反映程序性地补办一道手续，增添一点“调查研究”和“民意反映”的油彩而已，难道不是典型的作秀吗？　　

早在78年前，毛泽东在他的光辉著作《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曾反复叮嘱过各级领导干部：“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现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等等等等，都已经“过时”和不要了，但这点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不至于有什么大害处吧？用来处理所谓“突发性”的“群体事件”总该是可以的吧？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把瓮安事件的现状和历史完完全全调查明白，再作定性和拿处理办法，这样岂不是更能合乎民意，顺乎民心，更有利于“稳定”和“形象”？

可惜呀可惜，现在一些人把毛泽东这最后一点“执政为民”的传家本钱也丢光了。瓮安事件是6月28日发生的，省委书记是6月30日亲往瓮安的，其中仅仅隔着一天两晚。这一天两晚之内，我们尊敬的各级领导为瓮安事件可谓忙得不亦乐乎，你作指示，他作批示、打电话，当晚就像打仗一样，比汶川大地震反映还快地组成了一线指挥部，次日又派出工作组，“指导、督促、监督相关工作”，可就是没有看到谁调查研究。6月30日，省委书记“现场察看”、听取“情况汇报”、“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看似调查研究，实则滑稽得很。矛盾性质早定，办法正在实施之中，结论和办法早已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这调查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再看看省委书记大人的调查研究过程。报导说，“现场察看”是上午11时许到12时许，两处被打砸烧的房子，一个钟头，够仔细的，因为要亲身感受一下打砸烧的罪行有多么严重嘛。12时许到晚7时许，书记大人“先后召开黔南州、瓮安县有关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有关‘6.28’事件处置情况汇报；召集瓮安县有关负责同志、部分学校校长和县教育局长听取情况汇报；邀请瓮安县23个乡镇5个社区部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100多位同志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当晚7时许，刚刚与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结束，又在县城所在地的雍阳镇，组织召开有老干部、群众代表、个体工商户、中学生及教师等现场目击者参加的群众座谈会”。书记大人也真辛苦，工作起来连午饭和晚饭也不吃（那些与会人员也许跟着饿了两餐肚子）。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真够广泛，林林总总至少百人以上。可是，不知远离现场的23个乡镇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否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无从实际出发的意见。更不知所有这些汇报和介绍情况的人员中，有没有一个闹事方的代表和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听口气，好像都是“对‘6.28’事件感到痛心疾首”，“纷纷要求党委和政府要严厉打击破坏分子，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人。还有一个不知道，就是省委书记到达瓮安后的全部工作，都在“现场察看”、听取“情况汇报”、“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不知那大段大段关于事件定性和处理意见的讲话，发表于什么时候。按照官场规则推测，很可能就是在听取“情况汇报”或与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讲的。试问，这样先入为主、对象一边倒的调查研究，是不是太有点走过场、做样子的味道？它又如何能产生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和办法？　　

封建社会里，狄仁杰断案，宋慈断案，包拯断案，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都讲个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今天，据说是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对出了一个瓮安事件，竟不做任何真心诚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第一时间时就将其定为敌我性质的矛盾，动用警察解决，真让那面共产党的旗子把人搞糊涂了。不过细细思考一下，人家也是有其苦衷的。如果真正按照毛泽东的那套办法，一调查研究，事情真相就会暴露，“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合理，我这党委、政府还能坐稳天下吗？

200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