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靠什么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究竟靠什么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马 志 远

    究竟靠什么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当我写下这句话，并把它当作这篇拙文的标题的时候，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说这个题目很大，首先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近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一直是围绕着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个目标铺陈和展开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发轫之时，主流舆论宣称，旧有的以“平均主义”、“大锅饭”为特征的制度和体制，不仅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还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年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着手，改革的对象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既然“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下的公社社员表现出的劳动状态是“磨洋工”、“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那当然要解散。于是，大片的农田被分割成小条小块，分配给一家一户，名之曰“生产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领袖们看来，人的劳动积极性如果不与他们个人的利益紧密相联，是根本无法发挥出来的。换句话说，人都是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他人劳动。再换句话说得更透彻，就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所以，作为这场改革的前奏，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便以“潘晓”的一封来信为由头，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命题，算是为即将全面铺开的改革开放作思想舆论的准备。堪称“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语）的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就在这样的舆论旗鼓引导下开始了。

农村改革完成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响城镇和城市，那里的集体企业、国营企业也都应声而倒。因为它们也都像农村人民公社一样，搞着平均主义，吃着“大锅饭”，职工的劳动状态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企业把人养懒了，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率。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所以，集体企业、国营企业也要象农村人民公社那样，要进行改革，而且必须改革。于是，承包、租赁，改制、转型，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甚至于卖光、送光，一直到今天跃跃欲试准备推行的混合改革。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对于厂长、经理这些企业管理者而言，只有让它们认识到企业是自己的，他们才能用心管理、尽心经营，才会“不找市长找市场”；对于职工群众而言，只有让他们深切地感到“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生存压力，他们才能迸发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劳动积极性来。

说靠什么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是个很大题目，还因为这是个历史性的话题。翻开并不遥远的历史一查，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这个话题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当时，有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说，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抓革命，促生产”；一派说，要“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这一派的后来人又东施效颦，加了一句“抓改革，促发展”。那时，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东风”压倒了“西风”，他们靠着这种精神，调动起亿万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开发了大庆、胜利等大油田，建起了遍布各地的钢铁公司，修建了纵横全国的铁路、公路，开凿出人工天河红旗渠，树立起向大自然开战、向大自然要田要粮的大寨红旗，……。这当中的英雄人物如王进喜、陈永贵等数不胜数。那是一个做了国家主人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以他们高度的自觉性和革命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火红岁月。所有这些，都被后来的文件、书籍称为“左倾”，甚至“极左”。如果说“左”就是革命的话，那么，没有“左”就没有革命，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国人民愚公移山式的对旧世界的改造，就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也就没有后来“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关于如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进行过深入思考和探索的，也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制度的。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时候，就有过若干论述。他说：“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者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他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关系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他说：“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这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一些重要论述。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则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形成了著名的“鞍钢宪法”。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理所当然地属于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在于，正确的思想理论并不是能够很快被所有的人所接受，这其中要经过反复的、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既然有争论和斗争，就有胜负之分，就有“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阶段性结局。这场争论和斗争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谁胜谁负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最后解决。这场争论和斗争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不能说“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就不是发展生产、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一种方法，它当然是一种方法。至于这种方法在理论上的成熟性及其效果的优劣，三十余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正在向世人现身说法，证明着它自身是真理还是谬误。鲸吞了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庞大资产、被培养起来的新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确实与企业紧密相联了，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榨取了工人用血汗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后，迅速地走向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朽；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大鱼吃小鱼的饕餮盛宴中濒临破产垮台，都再也谈不上什么积极性了。至于那些处在“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威胁和重压之下的劳动者，当他们领到了一点可怜的薪水之后，立即会另有一群新的资产者向他们扑来，住房、医疗、养老、子女就读，像大山一样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的他们与企业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劳动力变成商品后的买卖关系，所谓生产劳动积极性更是无从谈起了。

由此说来，究竟靠什么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几十年来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和斗争，涉及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品的分配等这些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一句话，这场争论和斗争的核心，不仅仅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方法，还在于劳动者在国家中的地位，说到底，就是一个走什么样的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在一个曾经的小生产如同汪洋大海、农民阶级还木有得到彻底改造、无产阶级本身也在改造之中的国家里，在共产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历史条件下，“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比“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都很容易。而运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则需要一个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具有马克思主义革命风格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运动中逐步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体，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反复锻炼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是曲折和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