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

    主席问：谢胡同志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答：去年五月。）当时我就曾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一九六一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和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六一年到六五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

还搞了一些文化界及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八.一八我接见了几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当时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的问题，现在双方正在决战，还未解决，

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分几部分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这一批有的是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才进党的，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有的当了支部书记，县委书记。

    第三部分是收留下来的国民党。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以后叛变了，登报反共。那时不知道，现在查出来了，他们不拥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农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所以大字报、群众运动、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就吓的要死。

    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搞修正主义了。文科不能写文章，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学，可多呢！现在看来有希望，斗得很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博同志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到明年这个时候，可以这样说了，但是我们也许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了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博同志说：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所加的一段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关于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　　

    （一）　　

    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　　

    （转摘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评沦员文章）　　

    （二）　　

    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即《修养》）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权，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四月十三日康生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三）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的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要批判刘少奇的《沦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邓小平多年来的讲话。　　

    （四）　　

    　四月七日　《北京日报》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发表的当天，毛主席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　　

    （　四月九日　传达）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　　

（一九六七年四月）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注：主席的这段重要讲话是江青同志　1967年4月12日　在军委扩大会上传达的）　　

    附《触詟说赵太后》（《战国策·赵策四》）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jian音箭]。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詟[Zhe音哲]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xu昔须]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白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xi音戏]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nian音碾]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qi音奇]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肯。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huo音货]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窍以为媪[ao音袄]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共踵[zhong音种]，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祖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日：“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yu音鱼]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日：“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　　

（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作工作，江×、江××、谭××不是三反分子。陈××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话，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今天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我身体不好，请肖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还临阵逃脱，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主席在天安门上与王震握手说：“王胡子，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两编辑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文章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所加的两段话　　

（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一九六七年五月）　　

    多少派也是两大派，不是反革命就要做工作，慢慢观点就会越来越近的，不会越远的。　　

    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卅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部队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卅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根据聂荣臻同志的传达）

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的机构，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　　

    （据谢富治同志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上的讲话）　　

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　　

（一九六七年五月）　　

    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要有无产阶级感情，要有工农兵感情。　　

    （据陈伯达同志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在北京女六中讲话）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　　

（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一一。”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同志插话：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所以我在中央特别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因为敌人是非常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地挑开了党内的矛盾。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干部，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是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里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起来了。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去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揑是揑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揑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渐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国家大事，世界的大事。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二，顽固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地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严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六月）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转引自　六月一日　《人民日报》）

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　　

（一九六七年六月）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　六月八日　张春桥同志传达）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六月）　　

    我们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是要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可能被打倒，原因是他们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式的，出来两年也行。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的大事情，信不过他们。　　

    ×××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　　

（一九六七午　六月十八日　）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就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对赞比亚总统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六月）　　

    非洲是很有生气的大洲。在亚洲，是东南亚比较突出，美国黑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先独立的国家是要援助晚独立的国家的。你们不要感谢我们，这是为了世界革命，是关系到世界革命，不援助才是错误的。世界革命可能还要几百年，任务就落在我们身上了，特别是落在下一代，所以我们要好好培养接班人。　　

    ×××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种可能，改革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

关于绝食静坐的问题　　

（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　　

    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食静坐可以做为一种斗争手段。因为无产阶级内部有一小撮敌人，有官僚主义。他无非要让你答应几个条件。所以绝食静坐，允许。但不能提倡，一般不赞成。绝食可以开水放糖、放盐、打葡萄糖，可以轮班。　　

关于建造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七月五日　　　

在听了××××会议汇报后的讲话　　

（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

    毛主席在　七月七日　接见了××××会议全体人员，在听了汇报后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打响了第一枪，为井冈山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不容颠倒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一九六七年八月）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转摘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合部一一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

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　　

    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仅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强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不能把我们的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的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的来谈判。　　

    （摘自谢富治同志　1967年8月22日　在北师大讲话）　　

    ×××　　

    （对增派往温州的6299部队指示）　　

    行动要愈快愈好，工作不要太急，要做到家。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　　

（一九六七年八月）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人。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讲成绩，讲讲方向，要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对新闻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　　

    新闻单位要树立严肃作风、科学作风、战斗作风，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风格。　　

    （据陈伯达同志　1967年9月3日　对新闻人员讲话时传达）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大，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痲。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一一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一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斑，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转摘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的信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戚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　　

（一九六八年三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几段最新指示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　　

    对派性要进在阶级分析。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在阶级分析》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五一社论：《乘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