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错讹百出，何以立论？——评秋石客老师的“新社会主义论”
文章批评秋石客提出的新社会主义论存在诸多错讹，指出其理论构建在语言、逻辑和思想上有明显不足，呼吁其回归科学社会主义。
错讹百出，何以立论？
——评秋石客老师的“新社会主义论”
山东 马志远
今年6、7月间，秋石客老师提出了“新社会主义论”，在网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面的、反面的文章都发了不少。我看到的文章，以批评的居多，主要有马门列夫、何承高、黄尔文等同志和前辈的文章。前天，郝贵生教授的文章《评秋石客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错误认识》也在“红歌会”网发表了。这些文章所提出的批评是深刻的和中肯的，是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上和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科学的分析，是对同志诚恳而又严肃的帮助。
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必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停滞不前不是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应有品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新的革命的理论，就没有新的革命的运动。在理论创新上，秋老师走在了前面。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个科学理论的构建，需要有新的发现、新的严肃而认真的思考，需要有新的、成熟正确的观点和立场；在表达它的时候，需要有严密的逻辑和流畅、准确的语言。秋老师的“十论新社会主义”，我看了一遍，有的篇章看了多遍。总的体会是，这一新的理论无论是在语言文字上、形式逻辑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有很多不足，甚至错误，有待于秋老师和“新社会主义论”的发轫者们加以纠正和克服。
我不是学者，更不敢妄谈什么学术，仅仅是作为一名读者谈一些看法。我的话可能很尖锐，希望秋老师和读者朋友们多多包涵、多多指教和批评。我也知道，秋老师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不是优哉游哉地安享清福，而是多年来一直坚持读书、思考、写作，有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和情怀；而且，在研讨会上表现出一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气度，这都是非常令人感动和钦佩的。但是，秋老师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理论，作为一名读者，当我发现了这种理论设计中的缺陷的时候，还是应当指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秋老师还有其他一些同志能够以扎扎实实的理论功底和老老实实的良好学风，使自己构建的理论真正能够成为科学的救世济民的理论；或者说，期待秋老师能够纠正自己思想认识上的不足和错误，回到科学社会主义上来。果如此，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一）
《新社会主义论》的序言第1页说：“毛主席去世后，世界发生许多事。主要的是前苏联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突然崩溃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经过改革，改的是面目全非，旧中国又回来了，百姓苦不堪言。”“也就是说，旧社会主义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认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咱不说失败，至少要说遭到了严重挫折。”
我们来看看这两句话中的毛病——
1、文章在列举了“前苏联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突然崩溃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经过改革，改的是面目全非，旧中国又回来了，百姓苦不堪言。”的例子后，得出结论说“旧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挫折。”这就是说，在作者看来，他所说的“旧社会主义”起码是包括了“欣欣向荣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欣欣向荣的新中国”这两种情形的。因为这两种情形都是“旧社会主义”，而且一个“突然崩溃”了，一个“面目全非”了，才需要构建“新社会主义”理论，用以指导“新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建。这本是作者的言说逻辑。可是，后面的第四个标题又说“毛主席是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人和伟大导师”。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是不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如果是，那么它是“旧社会主义”还是“新社会主义”？这是不是形式逻辑上的错误？这叫自相矛盾。
2、既然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新中国”，都是“欣欣向荣”的，就是说，都是很有生命力的，那为什么又称它们为“旧社会主义”？
3、“前苏联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突然崩溃”的吗？这个论断涉及到一个能不能尊重历史事实和科学分析历史事实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仅从形式意义上说，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绝不是“突然崩溃”，它是经历了一个长达近40年的漫长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开始，就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直到1990年12月，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国旗降下克里姆林宫，经过了38年的时间。从实质意义上看，赫鲁晓夫集团上台后，苏联党变修、国变色，一步步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已经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了，我们曾经把它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嬗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也不是朝夕之事，也不能称为“突然崩溃”。“突然崩溃”之说，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对这一历史事件也显然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4、现在中国的社会情况是不是“旧中国又回来了，百姓苦不堪言”呢？这样说言过其实。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诸如工人下岗、农民失地、环境污染、看病难、住房难、读书难、养老难等社会问题，但毕竟还不是1949年前的旧中国那种兵荒马乱、炮火连天、饿殍遍地、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的情况。想构建一种学说，又这样言过其实，在群众中恐怕是很缺乏说服力的。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不能这样信口开河。
（二）
作者在论述“为什么要提‘新社会主义’的概念”的时候，讲了第一个理由，是因为“毛主席喜欢新”。毛主席是怎么喜欢新的呢？一是毛主席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是毛主席把自己领导建立的国家叫做“新中国”。
毛主席写《新民主主义论》，确实是要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为什么相区别？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本质上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有了自己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二是革命的目标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三是革命的内容也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
1949年10月1日后的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新中国”，是因为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所以说，无论是《新民主主义论》，还是“新中国”，都有它的实质内容，并不是仅仅因为毛主席“喜欢新”。
秋石客老师提出“新社会主义论”，与所谓的“旧社会主义理论”相区别，到底有哪些实质性内容？切切不要东施效颦，为赋新诗强说“新”啊。
（三）
秋石客老师提出“新社会主义”概念，还有个理由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词“被丑化”了，“被严重污染”，“被右派整天妖魔化”，所以，为了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界限，提出这个“新社会主义”的概念。
这个理由仿佛也很不充分。第一，从《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来看，“社会主义”这个词自从出现那一天起，就被“丑化”，就被“污染”，就被“妖魔化”，那时候就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社会主义思潮都给予了分析和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并没有因此为了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创设一个新词“新社会主义”。
第二，现在创设一个新词“新社会主义”，那么，能不能保证这个“新社会主义”不被“污染”、“丑化”和“妖魔化”？如果遇到污染、丑化、妖魔化，就在“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前加上一个“新”字，那要加到什么时候？
第三，为了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创设新的概念“新社会主义”，那么，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是不是属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之列？
（四）
秋石客老师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追求物质生活的阶段和追求精神生活的阶段，这种分法是错误的。秋石客老师在“新人类”概念一节中说：“我的看法，整个人类目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为了生存要谋取吃穿行，谋取物质财富，不管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现在都是为了钱、为了房子、票子、女人”。（第6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秋老师没有明说，只是说“这个新人类简单来说就是反对以往追求物质生活为主导的旧人类，新人类以追求精神生活为主导。”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开始物质生产、物质追求，同时也就开始了精神生产和精神追求。鲁迅先生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原始人在抬木头的时候，嘴里喊出“杭育、杭育”的号子，这就是最早的文学创作（见《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外国的文学史、思想史这里就不讲了，单说中国古代，从西周时期的《诗经》一直到明清小说，都是精神产品，里面都寄予了人们的精神追求。难道到了“新人类”时期，人们就可以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追求放到次要的地位上吗？不能这样把物质生产、物质追求与精神生产、精神追求割裂开来。
（五）
秋老师说：“现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我们中国面临着非常糟糕的局面，原因是啥呀？”“既然内因是主要的，那我们就不要埋怨帝国主义，要埋怨共产党自身你在理论上有矛盾、你在实践上出毛病。”“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于赫鲁晓夫没有关系、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我认为他做的不好的重要一条就是没有搞好民主。”“斯大林过度地强调了集中”“政党政治的苏联共产党干什么呢？是越俎代庖，我代替你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他是这个思路。”“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根子在谁呀？是斯大林，不是赫鲁晓夫。”“斯大林不管主观上怎么想的，但客观上确立党的干部等级制度，就形成一个事实，就出现了一个政治集团，他的利益与人民利益是相违背的、相冲突的，结果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他没有关系。”“所以，共产党死不死人民不关心，甚至你死亡的时候他拍拍手，他还为你放鞭炮，这是斯大林当时做的不好引起的后遗症。”（第7、8页）
上面这些话，是秋老师对苏联共产党倒台、苏联瓦解所做的分析和“反思”。苏联共产党倒台、苏联社会主义瓦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斯大林没有搞好民主留下了后遗症吗？不是，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后继者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和她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可能面临的挫折和命运，中共中央于1963年—1964年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已经早已准确地预见到了；或者说，赫鲁晓夫上台后，经过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几代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垮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瓦解，这个过程验证了“九评”的正确性。
斯大林的错误当然与赫鲁晓夫没有关系，也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但是，斯大林的错误与赫鲁晓夫的罪恶是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斯大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而赫鲁晓夫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导致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瓦解的罪魁祸首。
要说苏联瓦解的内因的话，不是什么“共产党自身你在理论上有矛盾、你在实践上出毛病”，而是共产党内混进了叛徒，是一部分共产党人腐化变质，又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些话还没有清楚地说明问题吗？怎么还把苏联瓦解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没有搞好民主”呢？
秋老师的这个错误，不是语言文字上的错误，也不是形式逻辑上的错误，而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秋先生的整个“新社会主义论”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展开的。
（六）
秋老师误解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并把毛主席这篇著作归为“新社会主义”理论范畴。他说：“当社会主义成立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公有化了，农村也公社化了，哪有阶级啊？所以斯大林、刘少奇等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有没有人民内部矛盾呢？……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依然存在，而且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项交织在了一起。那么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呢？……主席……就正确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从题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专门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不是讲怎么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了一起”的问题。毛主席强调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是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各有各的处理方法，一个是分清敌我，一个是分清是非。对敌我矛盾，还是要镇压、打击，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不就是解决敌我矛盾吗？这篇文章的第二节专讲“肃反问题”，毛主席说：“肃清反革命分子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批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说服教育，要客服官僚主义，要“团结—批评—团结”。既不能一股脑地把“交织在了一起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统统采用打击、镇压的办法，也不能一股脑地把“交织在了一起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统统采用说服教育、“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秋老师的意思好像是说，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就是为了处理“交织在了一起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不是对毛主席这篇著作的误解吗？
至于说“斯大林的方法”是不是“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流放、杀掉”，这个说法很值得商榷。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确实有过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是因为颠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确实存在，他们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襁褓中，有反不肃是不行的，怎么能够把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呢？
当然，肃反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但是，很多是执行过程中造成的。有资料表明，赫鲁晓夫就出于挟嫌报复的目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杀了很多人。这怎么可以简单地说斯大林的方法就是“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流放、杀掉”呢？
（七）
秋老师说：“毛主席当时的1956年的整风，就是想通过整风来解决党内的官僚问题。结果是不但没有解决了，反而在反右后官僚还做大了，还神气了，更加猖獗了。”
这种说法显然不正确，不实事求是。不管从整风到反右、反右扩大化是什么人造成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是一个历史事实。官僚主义“做大”、“神气”、“更加猖獗”，是有人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以后的事情。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官员们才有恃无恐起来。
（八）
秋老师提出了“新人类”的概念、标准和做“新人类”的方法。“我们就要拒绝做旧人类，旧人类就是只讲吃喝玩乐，讲究物质层面、轻视精神层面。”“新人类就是要淡化物质层面，鄙视你谁有钱、谁有豪宅、谁有名牌车，强调羡慕雷锋、焦裕禄，羡慕黄继光、董存瑞，这是一个根本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比如据吃山珍海味……，”“拒绝用各类名牌，……”“比如拒绝住豪宅别墅，……”“比如据做富贵翁，……”“比如拒网络游戏等毒品，……”，一气列举了十五个比如。这么多的“比如”，似乎让人们感到，做“新人类”就是要做一个宗教徒，静心修行。
如果“新人类”真的会出现的话，那他们一定得先有正确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他们怎么能够判别什么是“物质层面”的享受，什么是“精神层面”的追求？雷锋、焦裕禄、黄继光、董存瑞等人是作者心目中的“新人类”的标杆人物，那么，他们这些“新人类”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毛主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我们回头来看秋老师的十五个“比如”，里面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影子吗？雷锋、焦裕禄、黄继光、董存瑞们是靠这十五个“比如”产生的吗？
（九）
秋老师列举的十五个“比如”中，有一个叫做“每日静思”，并说“孔子说过‘每日三省吾身’，毛主席说灵魂深处要闹点革命，要做自我调整。”
“日三省吾身”这话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说的，出自《论语·学而》，原话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秋老师说：“所以，目前经济上我赞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陈云提出的）”。陈云的话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见薛暮桥1982年3月13日在第一期计划工作研究班上的报告，题目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文章开头说：“今年1月25日，陈云同志约请国家计委负责同志座谈，讲了怎样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
我举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意思了。不过，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秋老师治学的作风是不够严谨的。为什么不去查查《论语》和陈云同志讲话的原文，把这些专有名词搞准呢？
这样的例子，在秋老师的书中是很多的。
（十）
秋老师说：“我认为，毛主席晚年的中国民主建设，是苏格拉底式的、孔夫子式的。”
什么是苏格拉底式的民主建设，什么是孔夫子式的民主建设？文章应该讲清楚。我不知道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怎样搞民主建设的，很多读者可能也不知道。那么，作者就有必要在自己的文章中有所交代。
如果孔夫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老人家也搞过民主建设的话，毛主席的民主建设能不能与苏格拉底、孔夫子的民主建设相提并论？孔夫子有没有民主建设？孔夫子诛杀少正卯，是阶级斗争还是民主建设？如果要立论，这些问题应不应该讲清楚？
（十一）
秋老师“新社会主义论”之一叫做“中国为何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作者说，“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的”，“中国古代资产阶级的死敌封建主义过早地完成了整合，异常强大，对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实行严格的限制，中国中产阶级要么维持极小的规模，要么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成为权力资本，别无选择。”“因为说到底，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坎坷命运并没有改变，此路不通。”“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无法最终越过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封建权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情资源的挑战。”
这些论点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不平衡的，将来也不会平衡，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一样的。因为不平衡就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这里就不说英、法、美、德、日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了，在这些国家之外还有很多比中国都要落后的国家，它们也都在“不平衡的世界历史”中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为什么不能？
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命运坎坷”，如果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成为权力资本的话，可以搞权力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不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类型吗？
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它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阶级和这个革命的党代表了无产阶级和最广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按照《共产党宣言》赋予的历史使命，要消灭私有制，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阶级和这个党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必须按照建党时确定的最低纲领，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且这个阶级和这个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在经过了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之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条件。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怎么能去搞资本主义呢？
至于作者所说的“党内外主导意识以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生产力论的理论分析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范例为借口，固执地认定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复兴中国的唯一选择”，那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解和歪曲，是对共产党历史使命和根本宗旨的背叛。
所以，回答和论述当代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着眼点应该放到无产阶级和她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上来考虑，而不是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无法逾越的五大挑战”。假如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平衡的，中国资本主义没有这五大挑战，那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就要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吗？事实上，搞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就像秋老师所说的，有“社会资本主义、封建权力资本、帝国主义和国情资源”的挑战，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也走不通了？
这里实际上有两个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一个是主观上如何选择、要不要走的问题，一个是客观上条件是不是具备、能不能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革命理论和历史使命，即使中国具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客观条件，都不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
（十二）
“新社会主义论之一”中还有很多说法值得仔细推敲——
1、“我发现中国的一件怪事，中国许多问题都被严重意识形态化了。一提起社会主义概念，许多右翼都会反感，以至于掩耳塞目，不愿思索。”
在这里，其实作者本人就认为“社会主义概念”“被严重意识形态化了”。就社会主义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怎么能说是“一件被严重意识形态化了的怪事”呢？
2、“拿德国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到达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有些方面已经跨入社会主义的门槛，……”。
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这种说法如果成立的话，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是不是错了或者过时了？
3、作者引用了房宁《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六大信条》来作为自己的论据。里面有句话说“俾斯麦的所谓‘国家政权’兴建社会保障实业，自然是‘只给政策不给钱’。而在兴建社会保障体系中，让出利润，拿出钱的，最后自然主要是资产阶级。就这样，国家政权迫使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让步’，同时取缔无产阶级政党，由自己来搞‘社会主义’。”
果真如此，德国的国家政权就是一个即不代表资产阶级，也不代表无产阶级，而是超乎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上、充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裁判员的政权了。
4、作者说：“历史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富强富强，起决定性因素的恰恰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水平高低。……实际上，中国先进与落后都取决于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而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
请问，历史是怎么证明这个论断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恰恰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中国古代的历史来说，春秋时期出现了铁制农具和牛耕，开垦土地的面积增加了，在“井田”（公田）之外出现了“私田”，奴隶主贵族们把“私田”上出产的劳动产品据为己有，而且侵占“井田”，使之变为“私田”,导致奴隶制国家财政困难，如鲁国，被迫实行“初税亩”制度，一步步向新的生产关系——封建制生产关系过渡。这难道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这难道是先制造一个“初税亩”制度，才出现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吗？如果引经据典，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还不能说服秋老师的话，不妨看看这个历史事例，用事实说话。
生产力是什么？生产力就是人们的创造力。人只要活着，只要有一颗大脑，就在创造，就在创造新的生产工具，就在创造新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往往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完成的，中国春秋战国战乱长达几个世纪，不就是一次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吗？这一巨大变革不是集中地体现为激烈而又痛苦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吗？
5、作者说：“如果说西方的政治家们目光短浅，先学中国整合欧洲，向极权封建社会迈进，能够赶上和超过中国吗？”
到底是西方的社会环境催生和造就了他们的政治家呢，还是西方的政治家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这是一个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问题。
秋老师提出这样的论点，是他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所决定的。他在“八论”中就专门阐述他的这个观点，提出“人民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在一定条件下，人民是历史主角，在一定条件下英雄是主角，人民和英雄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是变化的。”还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瘸腿历史观，一个人民腿粗，另一个英雄腿细。人民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观。”
秋老师在提出这些论点的时候，应该想一想：英雄是什么？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神造之物吗？不是。英雄是人，是人民中的一员；英雄也不是天生的，他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产物。我们来看毛主席怎么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看到了吧，毛主席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样的世界级英雄人物，都有一个经过革命实践的改造、思想感情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毛主席成为英雄也是经过了艰苦的社会实践的改造的，是社会历史条件，是人民革命的社会实践造就了毛主席这样的英雄人物。既然如此，怎么能够离开社会实践说什么“英雄创造历史”或者“人民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呢？
与这种“新”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联系，秋老师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的。他的“物质与意识转换的新决定论”说：“一定条件下物质决定意识是正确的，但在意识上升为科学理论条件下，意识也决定物质。新决定论是物质与意识决定性层面变化转移更替论，是双向决定论，不是物质单一决定论和能动论。”
秋老师在写出这些文字的时候，也应该想一想：这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它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都不是，它还是来自于物质，是物质的产物，还是物质决定意识。“在意识上升为科学理论条件下”，意识对物质有积极的反作用，或者说促进作用，但这不叫“决定”。当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决定”一词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查查它的含义和用法？
6、作者说：“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同俄国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以他超人的智慧，洞察一切的目光，看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灭亡的预兆，……”
请问秋老师，“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是不是毛泽东啊？
结尾部分又说：“……只有走上真正的毛泽东开辟的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最终和最好的结果。”
把这句话与前面一句话相对照，我们不得不问，毛泽东到底是开辟了“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即“旧社会主义”，还是开辟了“新社会主义”呢？
（十三）
“二论新社会主义”说：“旧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越南、朝鲜、古巴等，核心是斯大林主义。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不属于旧社会主义，而是创造新社会主义。”可是，在前面老师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同俄国大同小异”，后面的“结论”部分（第36页）却又说：“应当承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模式，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越南、古巴以及东欧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斯大林主义。”
形式逻辑学上的矛盾律要求前后一致、首尾一贯，不要自相矛盾。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到底是“旧社会主义”还是“新社会主义”，作者应该做出明确的回答，最起码的逻辑规则是不应该违背的。
在“二论”中作者论述了“旧社会主义”或者传统社会主义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性质。作者说：“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政体，实质上可以说是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第35页）“建国后，由于冷战、韩战等原因，中国很快把目光投向苏联。新中国早期制度的建立，严格来说和苏联大同小异，是一个斯大林的模式。”（第36页）“传统的社会主义不是单一的，其中有封建的政治制度存在，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存在，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有不同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存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态。……应该叫封建社会主义更为准确。在政治上主要是封建的，经济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但有特权和等级分配，因而叫封建社会主义。这种封建社会主义的结局，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人们最终发现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封建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第41页）
如此讲话，是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污蔑啊，秋老师！1963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并指出斯大林“的确也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怎么可以借口斯大林的错误，特别是借口他“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说“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政体，实质上可以说是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呢？怎么可以因此把所谓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污蔑为封建社会主义，并且借用马克思的话加以讥讽和嘲弄呢？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讲到过当时的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封建社会主义。我们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来描写封建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好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带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最后一句就是秋老师引用的话。
《共产党宣言》中讲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在当时还仅仅是一种思潮，并没有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也没有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一个国家政权。
请问，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浴血苦斗，在占世界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土上创建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讥讽的这个样子吗？
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浴血苦斗，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讥讽的这个样子吗？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在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的时候，他们提出的纲领、口号，难道是“把穷人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吗？
秋老师作为一个爱国学者，这样讲话，实在是太不严肃了。
还有，“建国后，由于冷战、韩战等原因，中国很快把目光投向苏联。”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导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是简单地“把目光投向苏联”吗？
作者使用“韩战”一词，为什么就不肯使用“抗美援朝战争”这个词语呢？
（十四）
秋老师的“新社会主义论”，在很多地方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如“二论”中说到，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上存在着“庸俗唯物主义”、“片面的生产力决定论”、“社会阶段论”；“八论”专门从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展开批评。作者说：“三大宗教不只满足于说明世界，而且着重强调了改造世界……。因此，即使是现代哲人，也不得不从内心深处对三大宗教的成就表示惊叹和敬意。”
“庸俗唯物主义”、“片面的生产力决定论”、“社会阶段论”，是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庸俗、片面的理解呢？还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这些缺陷？
三大宗教是怎样“不只满足于说明世界，而且着重强调了改造世界”的呢？如果三大宗教也可以算作哲学的话，我们来看马克思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改变世界”的是三大宗教，还是马克思？
“即使是现代哲人，也不得不从内心深处对三大宗教的成就表示惊叹和敬意。”这里说的“现代哲人”是哪位现代哲人？马克思算不算是一位哲人？如果算，我们看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哪里是“对三大宗教的成就表示惊叹和敬意”啊？
秋老师说：“唯物主义对神学（三大宗教为例）中最博大精深的动机和见识（改造人的灵魂，人是不同于动物的，以追求精神生活为人本源的学说等），唯物主义基本上没有说出更高明的见解。”马克思是怎么批判宗教的，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再来看毛主席的《实践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这个见解怎么样？算不算高明？不是唯物主义没有“高明的见解”，而是作者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
“二论”说：“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分成两大门派，一个是列宁主义，另一个是考茨基主义。”（第37页）“八论”说：“马克思的理论微小缺陷，不但使历史上的列宁、毛泽东面临理论上与修正主义的苦斗，而且继续给当代革命者以困惑，压制。相反，马克思主义给了修正主义强大理论武器。”“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可以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而反对列宁主义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事实上修正主义的温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第140页）
考茨基是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的门徒，他们都是老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修正主义的祖师爷。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考茨基和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也可以算作马克思主义吗？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吗？如果可以把考茨基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门派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之后，也分成了两个门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如果这个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说法，就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了。——哦，本来都是一家人的俩兄弟嘛，何必争论不休呢？沿此逻辑继续推论，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还真的就是一项旷世绝伦的伟大发明了。如果这个论断能够成立，那就可以说，中国没有出现修正主义，毛主席生前担心出修正主义，完全就是杞人忧天，发动文化大革命完全就是无中生有；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然如此，还创建什么“新社会主义论”啊，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儿戏嘛。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逆流，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微小缺陷”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再科学、再严整，再没有哪怕是“微小缺陷”，它能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吗？修正主义是怎么来的？它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及思想观念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映，怎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微小缺陷”造成的呢？至于西方的修正主义者、东方的修正主义者打着“物质决定论”、“阶段论”的旗号搞改良，就如同间谍、特工穿上我军军服混入革命队伍从事破坏活动一样，我们能说我们的军队或者军服在本质上有“微小缺陷”吗？如果一定要说有“微小缺陷”，那么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任何一种军服没有缺陷，人类直到今天还没有发明出无缝的天衣。照此逻辑，或许只有不穿军服才没有缺陷，进而言之，或许只有没有任何理论才没有缺陷。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逻辑呢？马克思主义的“微小缺陷”都成了“修正主义强大的理论武器”，都成了“修正主义的温床”了，还羞羞答答地说什么“微小缺陷”呢？照此说来，那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罪恶啊！
修正主义者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突出和放大“生产力决定论”、”阶段论”，或者是由于他们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出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需要而有意为之，这笔帐怎么能够记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呢？马克思曾经慨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种下庄稼，引来害虫，到底是庄稼滋生了害虫，还是自然界本来就有害虫存在？无论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还是种下庄稼引来害虫，这都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一定要求播下龙种不生跳蚤，播下庄稼不生害虫，那我们可真要难为马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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