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一部导向私有化的“国策论”

以下贴发的是我撰于2001年3月的一篇旧作，曾将之投寄《中流》杂志，蒙其拟下半年刊发。殊料，这年“七一”后，该刊奉令停刊了，此篇拙作遂一直未能公之于众。暑期检阅积稿，发现了这篇文章，自觉文中所论尚有其道理（至于对文中有关邓小平理论等的评折，则需有所修正。但为尊重事实，今仍一如其旧），而30年来的“改革”其实正是在钟朋荣等“主流精英”鼓倡的“国策论”导引下进行的，其结果，工农劳动大众自有公论。今值建国六十周年将临之际，特将之贴发，以期得到读者　诸　君的批评。同时亦藉此纪念魏巍和孙永仁同志。　　

               简评一部导向私有化的“国策论”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近年，中国知识界出了一批被某些媒体大力吹誉为“新一代思想家”的“精英人物”。他们不断撰文著书、发表观点，畅论己见，贡献“国策”，试图对我们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走向施加影响。应该说，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总和方法为指南，发挥自身的学术专业优势，通过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然后立足现实、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并以之为基础建言献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才智，这不仅毫无过错，而且正应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但问题在于，那些“精英人物”是不是在这样做？他们所献的是些什么样的“国策”？其真实意图是什么？若真的照其所献之策行之，中国将向何种方向发展？能够达到国强民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吗？广大工农劳动民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实现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理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钟朋荣　先生就是一位自称致力于“寻求中国人的致富之路”，喜好奉献“国策”，且据说又确实产生了相当影响的“著名精英人物”。笔者近日见到汇集了他82篇建言的《国策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展读之际，感到其中不乏精当之论，如其提出“少收点钱建机关办公大楼，多留点钱给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国有企业老职工应由中央财政养”、“既要保护生产者，更要保护消费者”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掩卷深思，又觉其在一些事关基本原则、社会发展方向问题的论述上很有值得商榷、评议之处。故特撰本文，略述两点管见，以期引发每一位关注国是者（当点也　包括钟　先生本人）进一步深入地思考。　　

一、在阐述其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策”时，　钟朋荣　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过去的5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改革开放后20年。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前30年注重生产关系的发展，是‘生产关系至上’，甚至为了生产关系而牺牲生产力。后20年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至上’，对不适经济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进行大胆改革”。并谓：“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前30年我们实行的是‘草论’，即张春桥所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这话虽然出自张春桥之口，但它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后20年，我们进行了改革，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一个形象的说法，这20年我们实行的是‘猫论’，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猫’指的是生产关系，‘抓住老鼠’指的是发展生产力。正是由于用‘猫论’代替了‘草论’，才有了后20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这观点表明了　钟朋荣　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余年来先后作为我国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看法，并成为他提出一系列“国策”的理论前提，故对之须予以辨析。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我国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建设实践工作都曾有过种种失误，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但是否在经济指导思想上实行的只是仅仅“注重生产关系的发展”，“甚至为了生产关系而牺牲生产力”的“草论”，并由此导致如　钟朋荣　先生所说的使“人们挨饿受穷”的必然局面？建国初期，为了使中国真正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使之“成为我们国家利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的确十分注重生产关系的迅速向前发展，因为只有如此，才真正利于在技术上、在生产力方面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摸地生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参阅《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317页）这显然绝非仅仅只“注重生产关系的发展”，更非“为了生产关系而牺牲生产力”。并且，我们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上书第7卷第1页），是为了“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国家”（上书第6卷第350页），故而既高度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亦很注重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不能因为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就把过去所做的一切一概抹煞，动辄即称前三十年是“封闭”、“保守”、“僵化”、“专制”时代，而应看到被“主流学者”、“精英人物”严重妖魔化而被亿万工农劳动民众誉为“火红的年代”的前三十年里，我们的工作总体言之是正确的成基本正确的。如毛泽东同志1953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所做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以及1958------60年间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等等，就充分而又具体地体现了这前三十年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一面。正是由于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成功吨实现了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而且而建设起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1950-----52年间，工业平均每年增长34.8%，农业平均每年增长14.1%，主要工农业的产品产量都达到或超过了1949年以前（或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陈云同志称“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1953------7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1%。即使被“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斥为国民经济“频于崩溃”的文革十年（1967------76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也以5.2%的速度增长着；而在被“主流学者”、“精英人物”指为“在停滞中徘徊的两年”即1977、78年，国内生产总值仍分别增长了7.6%和11.7%（特别是工业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14.6%和13.5%）。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猛发展的这三十年间，工农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有了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从前受压迫、遭剥削的奴隶而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1944年9月29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富强而奋斗。”这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制定宪法以前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关于“……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的规定，是开天辟地第一朝，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从此，在基本大法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中工人阶级领导的地位奠定了不容动摇的基础。　1954年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建国五年来历史经验的宪法；这是使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宪法》对工人阶级更做出了多方面的具体规定：

“第一章  总纲”“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十六条  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第九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才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上述规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旧社会相比，使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了有如天壤之别的崇高社会地位和空前未有的幸福权利。生活在神州大地的劳动者破天荒地第一次有了成为社会主人的真切感受。　1950年6月29日　，中央人民政府通令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对中国工会的性质、作用、任务、权利和责任，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大法。在《工会法》的推动下，全国各级工会迅速组织起来。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为能依法参加工会，拿到被称为“红派司”的会员证，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政务院又于1957年公布、1953年修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使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生老病死伤残得到了保障，认为此生有靠，说这比生儿子还好。在国营企业中，开展了民主改革，根本废除抄身制和工头制；并开始积极探索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推广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国家明确企业职工和工会对资本家的经营管理、资金运用、人事任免有监督之权，实际上使职工和工会拥有了参预企业经营管理之权。工会开始创建工人文化宫、俱乐部、业余学校、疗养院、体育场馆等设施；国家和企业开始为工人群众建造和分配住宅。与此同时，党、工会开展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组织职工学习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及时事政治，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群众的阶级觉悟，使职工群众确立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所有这一切，使中国工人阶级真正翻身解放，从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雇佣奴隶变成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他们通过学习，开始去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更加从自在状态向自觉自为前进。职工群众欢欣鼓舞，朝气蓬勃，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人阶级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奋勇前进。无论在夺取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轰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在支持土地改革、推动农业合作化、工业支援农业、巩固工农联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五年计划，实现国家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奋斗中，工人阶级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广大工人群众在各级党的领导、工会的组织发动下，开展劳动竞赛、先进生产者、先进班组运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挑起大梁，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涌现出了大批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即使在出现严重自然灾害，或是党和国家在指导上进行重大探索和试验，出现不同认识，碰到重大实际困难的时期，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以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一方面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这些新的革命、建设实践，同时，仍一如既往地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对稳住局面，扭转乾坤，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工人阶级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

铁的事实充分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早在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上所作的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已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符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7页，合订本）这怎么能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我们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实行的只是张春桥所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的“草论”呢？有什么事实根据说这三十年间出现的只是人民群众普遍挨饿受穷局面呢？

近二十余年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更加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并确如　钟朋荣　先生所说，“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对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了“大胆改革”。但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同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结果导致党变质、国变色的“改革”有着本质区别。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前堤下对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具体操作、运行制度进行必要调整与完善、提高，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至于作为这种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具体国情条件下的新发展，而绝非如　钟朋荣　先生所说的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截然不同的，仅仅只注重“发展生产力”而不管生产关系性质的“猫论”。譬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3页）他既告诚人们“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同上书第213页），又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绝“不许历史倒退”（上书第2卷第166页）。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上书第3卷第311页）他还冷静、客观、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坚持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种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扩大”（上书第2卷第182页）他更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坚持还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他看来，只有始终坚定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上去，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总之，只要我们全面、准确、科学地体认邓小平理论体系，便不难看出，对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工农劳动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为主要内容的人民民主专政（实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事关能否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大的、基本的原则问题，邓小平同志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坚定的立场。唯其如此，他才能作多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载入史册；亦唯其如此，他所阐明的科学立场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认同。这怎么能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是不管生产关系性质而仅仅只求“发展生产力”的“猫论”呢？如果近二十余年来我们的改革是在　钟朋荣　先生所说的那种“猫论”指导下进行的，那么，这种改革就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提高，而只会是改向------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方向，将我们国家引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这样的改革只会使中国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附庸”。

　钟朋荣　先生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区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并用“草论”、“猫论”这样的提法将这两个阶做对立起来，认为“正是由于用‘猫论’代替了‘草论’，才有了后20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此说亦颇可议。第一，共和国的历史当然是可以、也应当作适当历史分期的，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进行分期亦未尝不可，但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绝非本质对立，而只是同一性质的社会亦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绝非由于其根本否定了此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性质，重新规范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而只是在于其反省十年“文革”教训，在此基础上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既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又坚持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从而以更加科学、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确立起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以之为指导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三，工业、农业、交通、能源、科技、教育、国防、文卫等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充分表明，后三十年的突飞猛进是在前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巨大成就基础上实现的，由前三十年而到后二十年的发展，实际是由“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参阅韩德强《碰撞》第278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钟朋荣　先生诬蔑毛泽东思想，将之妖魔化为“草论”；曲解邓小平理论，将之简单化为“猫论”。他又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前三十年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后二十年相对置，认为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是用“猫论”代替“草论”并由之而带来了“巨大变化”。这就不仅实际上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对立了起来，而且还把近二十余年来我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解成为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改变。　钟朋荣　先生就是以此为前提来提出其系列“国策”，试图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施加影响的。他寄望于通过他的“国策”及其影响达到改变我国社会发展方而的目的。

二、“不求为谁所有，但求为谁所用”，这是　钟朋荣　先生提出的重要“国策”之一。他阐论道：“过去，我们把所有制看得过去神圣，把所有制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目的，而把生产力置于次要地位。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所有制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并使生产力受到损失，我们也要坚持；另一种所有制已经反复被证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但我们却依然不能接收，依然要进行批判，甚至进行查禁。”这里所说的被“看得过于神圣”的所有制，显然指的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公有制，而所谓“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另一种所有制”则显然指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私有制。　钟朋荣　先生把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作为“人的本性”，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与“人的本性”相违，而唯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私有制才合乎“人的本性”。他认为，既然改革以回复到“人的本性上来”为内在理路，那末，在实践上就应采行“不求为谁所有，但求为谁所用”的策略，否定并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否定并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的民营经济。这就难怪他要十分具体地提出“推行股份制和股票上市应把注意力放在转制上”、“过分强调国有控股对国家和企业都无益处”、“集体所有制的资产应量化到个人”、“为民营企业建设‘塑料大棚’”、“对民营企业要实行‘国民待遇’”等等主张，并希望这些主张能够成为在社会实际中发生重大乃至深刻影响的“国策”。

我们从来不讳言自己的原则立场，我们的确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看得很神圣。因为公有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为社会主义明确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不仅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在事实上，它还具有脱离了狭隘私有产权利益的高贵品质，具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系列优越性，因而能够肩负起民族和社会赋予的历史使命，能够最大限度、最有效率地推动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1949年以来，尽管曾长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尽管也曾有过种种失误和曲折，但通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克服了艰难险阻而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1953----79年间，中国工业发展速度为年平均11%，高于美国的4%、法国的5%、英国的3%、西德的5.7%。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同西方国家的差距大幅度缩小。以“两弹一星”等为主要标志，中国的工业实力、国防实力以至综合国力均大大增强，国民生产总值从1949年前的居世界40多位跃升到1988年的第8位。社会主义中国犹如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被诬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不正是以公有制为坚实基础才取得的吗？这不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这怎么能说公有制“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并使生产力受到损失”？我们难道不应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看得很神圣。只有那些蓄意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彻底搞垮社会主义事业，从而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人，才会刻意丑化公有制，歪曲事实地否定公有制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其实，　钟朋荣　先生也并不是不看重所有制问题，只不过他是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相对立的“另一种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看得过于神圣罢了。他断言自私是“人的本性”，又丝毫不考虑如何克制这追逐私利的欲念，调发人的善性，构建适应于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而只是一味强调让“体制和制度回到人的本性上来”，推行私有化即尽可能地通过“产权改革”把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产权“量化到个人”，调动“人们创造财富、保护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使中国社会“成为培养有产者的沃土”。然而，回视历史，1949年以前的中国并不是没有搞过私有制经济，其结果又如何呢？中国的国力增强了没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普通劳动者富裕起来了没有？再慎思一下现实，这些年我国的非公有制的民营经济（实即私有经济）有很大发展，在提供产品和就业机会等多方面对社会也确有贡献，但在造就了一个占有生产资料的富裕阶层（新生资产阶级）的同时，贫富两极分化正日益加剧，而且，在许多私有制企业中，普通工人别说毫无参加管理的权利，就连他们的工作生活、劳动保障、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安全等权利还时常受到严重侵害。在所谓让“体制和制度回到人的本性上来”的美名之下，假借“产权改革”之机，推展私有化，究竟会使中国社会“成为培养有产者的沃土”，还是会使中国在迷失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之后，成为少数有产者的天堂、多数劳动者的苦难深渊？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这几年，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景气，甚至出现了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显然和历史包狱大，包括利税在内的社会负担重，技术设备陈旧而国家投入不足，资产、人才流失，以及运行机制不活，管理、经营不善，内部柱虫倡獗等多方面因素有关，也更和在党和政府政策鼓励、扶持下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崛起所造成的对公有制经济产品市场等的挤有，以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私有化浪潮中对国有企业一卖二股三破产之风等等有重大关联。这一切，都决不是公有制本身造成的。而　钟朋荣　先生无视这些事实，仅从所谓人性与体制、制度关系角度来分析，认为公有制违背了人追逐私利的本性，难以吸引人、调发人的积极性，致使农民不愿种田、工人不想做工，故其力主化公为私的“转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农民群众能够认可他的说法，赞同他的主张吗？若真以其主张为“国策”将置工农劳动民众于何地？

况且，为了根本扭转国有企业效益欠佳的状况，我们已经做、并且还要做许多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二十余年来，正是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正确发展方向的前提下，经过广大人民、尤其是职工群众的艰苦努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活力正逐渐增强，经济效益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1978-----98年的二十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7%，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6.8%，上交税金年均增长12.3%；盈亏相抵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1998年实现利润490.35亿元，1999年实现利润967亿元；2001年1月份全国工业完成增加值1695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2.3%（含春节影响因素，下同），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即完成增加值1045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1.65%。而且，在改革、竞争和发展中，我们还创造了不少成功经验，形成、发展起一批优秀的国有企，如形成了“工会发动、组织职工当家作主，党委领导职工当家作主，行政依靠职工当家作主”这样一种经营管理格局的河北沧州大化集团有限公司；以“国企牌子不倒，内部机制必改，职工必须依靠”为指导思想的浙江省诸暨富润集团公司；管理严格、经营策略灵活，党政领导严于律己、率先垂范，职工群众充满“牛劲”（拚搏精神）的浙江温州的东方集团公司；被人们真诚誉为“这是一块生机勃勃的净土”的河南省新密耐火材料厂；实施以构建社会主义企业精神为生命，以提高产品质量为关键这样一种治厂方略的天津海豚炭黑公司；……因此，21世纪，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绝不能采行“国退民进”、自毁长城的策略，而应该充分发挥既有优势，大力发展公有经济，壮大国有企业，保持住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牢固地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亦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必须充分认识到，首先，尽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绝不是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养私发展壮大资本家阶级，而仍然是要最终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消除两极分化，建立和发展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其次，非公有制的私有经济只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而存在，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只是为了发挥其对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有益的积极作用，而决不能任其毫天限度地泛滥性发展，以至出现尾大不掉之势，替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性地位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坐活领域中的主流。最后，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存在着天然的负面性，它必然会对社全主义公有制经济有所侵蚀，与之相伴生的私有观念也必然会腐蚀我们干部和群众的心灵。因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增强我们的干部、群众对私有观念及种种不法行径的免役能力和抵御能力。总之，只有我们搞的还是社会主义事业，只要我们还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就绝不能接受　钟朋荣　先生要让国有企业退位、要为“民营企业建造‘塑料大棚’”以使私有制经济获得充分发展空间的主张，而必须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所指出的：“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健康发展。”

                                             2003年3月草撰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