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　　

——德治与民本传统的实践　　

【内容摘要】：“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典型治世之一，同时也是历朝历代对儒家民本政治与德治理念实践最佳的一段时期。本文试图分析贞观时期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进而理解贞观之治的脉络所在。同时也对传统政治模式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贞观之治   民本   德治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曾经写道：盛唐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开明、最进步、统治最好的一个帝国”“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烂的一个时代。”大唐皇朝之所以达致鼎盛，在中国历史上创下辉煌的成绩以至于至今海外还习惯以“唐人”代称中国人，与唐朝初期太宗李世民及其诸臣下立足于民本的政治理念而开创的“贞观之治”密不可分，“贞观之治”是则天朝与玄宗朝能开创盛世的基础所在。

贞观时政治清明，民生和洽的治世局面，从玄宗时的史官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已可见一斑。书中记载：贞观时期，“官吏多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狷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定。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贡待，或发时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无论是相比汉代的“文景之治”，还是后世的“康乾盛世”，贞观政治都有其独特的味道在里面！

一、贞观朝民本政治理念浅析　　

贞观时期，上至唐太宗李世民，下至房玄龄、魏征等股肱之臣，对“民本”的政治理念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由衷的推崇。贞观六年之时，唐太宗与臣下讨论历朝兴衰之道，援引《尚书》“可爱非君，可畏非民”，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引荀子“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对。贞观君臣对“民本”的认识多类此。

追本溯源，民本思想原就一直是传统政治思维的根本特征之一，从《尚书.五子之歌》篇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西周初周公的“敬天保民”和春秋孔子的“仁”而“爱民”，再到战国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再到两汉以来的重民思想，民本政治理念被不断地充实和强调。

古代的政治家对“民本”的强调，一般源于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认识到民众是国家的赋税、徭役之所出，是一个王朝赖以为生的泉源所在；而更为深刻地是，历代统治者从前面的王朝的崩溃中总结认为人心相悖关系王朝天命之所归，正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只要得天下民心，一个王朝才具有充足的政治合法性，才能长治久安。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政治集团之所以对“民本”强调再三，可以说具体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对强盛的隋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的心有余悸。《贞观政要》中记载，“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当代史学家汪篯则一针见血地分析到，“朝廷富足而人民穷困不堪，帝王好战而人民不愿送死，终于，隋被农民战争所推倒。”“隋由全盛而骤告复亡”这样血淋淋的历史前鉴，不能不使整个贞观政治集团产生极为强烈的印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居安思危”的政治意识也因此而成为他们切身的体会。

其二，唐王朝草创之初，各方面面临的棘手问题都很多，百废待兴，不能不体恤民力，重视人民。贞观之初，虽然河北军阀刘黑闼已经被剿灭，但河北的政治局势并未真正稳定。而此时边疆问题却日益突出，北部的突厥和西部的吐谷浑趁唐王朝尚未强大之时，不断骚扰边境，甚至进逼长安。而“从贞观元年到贞观三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关中饥饿尤甚，甚至鬻男女者。”甚至到了贞观十三年时，整个国家的户口数也只有隋朝大业年间的33%，口数更只相当于26%。可见唐初凋敝之况。而在这样凋敝的状况之下，只有体恤人民，大行宽和之政才能从根本上缓和局面，才能稳固大唐王朝的根基所在。

其三，贞观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早期都生活在民间，对民生疾苦有着真切的体会。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就对臣下讲过，“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饥苦情伪无不知之”。这种来自亲身体验地对民众的同情，也使得他们对“民本”政治理念的推崇自然而然。

唐太宗为首的贞观政治集团从对“民本”的强调，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治理天下必须行“仁政”的道理。李世民在不同的情况下曾经讲过“余思三代以来，君好仁，人必从之”，认为“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这种在民本政治理念指导下的“仁政”，就政治方略而言又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君臣遇合，二是大兴文教，三是以法补仁。

君臣遇合，又可以理　解为　君臣以道合，即君行君道，而臣守臣道。

应该来说，唐太　宗对　君道的认识是深刻的。他首先　强调　君主必须“戒奢以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薨。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历史记载，贞观元年，太宗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但一想到隋亡的教训，就不再兴建。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太宗坚决不允。

其次，君主治国必须选贤任能，与人共治。贞观元年，他对大臣讲到，“正主御邪臣，不能治理；邪主御正臣，亦不能治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唐太宗认为“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认为“以天下之广，岂可犯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夫六合旷道，大宝任重。旷道不可认偏治，故与人共治之；重任不可任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记载，“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人之行能，不能兼备，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便可无弃之士。”

再次，君主必须勇于纳谏，“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因为皇帝掌握着国家的重大权力，但信息和政治能力十分有限，如果处理政事不善于听从众人的合理意见，则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就很大，所带来的损失则更是不容小觑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唐太宗常常挂在嘴边的警句，为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在臣道方面，贞观贤臣对自己的职守也多有精到的认识。励精图治，勤谨为国。房玄龄为唐朝兴亡夙兴夜寐，晨兴夕惕；杜如晦和“温、岑二人劳累过度而死”；太宗于温彦博死后讲“彦博以忧国之故，劳精竭神”；李大亮身居三职，恭俭忠谨，每宿直，必坐寐达旦。朝堂大兴直谏之风，大臣褚遂良就认为：“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贞观一朝，尤其是前期，以魏征与王珪为首的大臣与太宗肝胆相照，直言敢谏，史称佳话。同时，贞观一朝大臣清慎自守甚多，贪污者甚少。《贞观政要.论贪鄙》记载：“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室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温彦博为尚书左仆射，家贫无正寝，及死时，殡于并室，太宗嗟叹不已；中书令岑文本，宅鄙陋，无帷帐之饰，有人劝其营产业，他讲“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魏征室内先无正堂，死后，太宗赐物，其妻遵魏征生前遗嘱，“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王珪性宽裕，自奉养甚薄。

“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这是贞观君臣对良好政治治理模式的共识。“贞观之治”的实现很重要的因素也正在于贞观朝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的君臣良好合作状态。

大兴文教，移风化俗，以形成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唐大宗一生热衷于尧舜之道，周孔之书，认为统治天下与儒家学说的关系是“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太宗曾说到，“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所以他相当一部分精力都放在大兴文教，以隆盛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为己任。所以明代史学家和文学家朱煜才有“自三代而下，创业守　文之　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汉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

依法为治，以补仁义礼治之不足。贞观时的法治思想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强调法律的公平性，“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违抗李靖节度，并诬告李靖谋逆，受到“徙边”的处罚。有人上书说：“高氏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诚恳地说，“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划一，若赦之，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亢从及征战有功者甚重，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吾所以不赦者，正为此也。”坚持依法对其处置。朝廷内外，无不佩服太宗执法公允。太宗的甥侄赵节因盗地而犯置，太宗的姐姐闻后跪地而磕头，泣谢子罪，太宗亦拜泣曰：“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是以负妹。”赵节依法受罚。二是认为法律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可多变，他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三是认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二、贞观制度对理念的保障　　

唐朝继承隋朝的科举制度并使科举考试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确立下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经过逐级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再由吏部试以“身、言、书、判”，然后授以官职。从而纠正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做官大权的状况，适应了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也有利于更广泛地吸收人才。

经过科举考试，考中举子要予以授官。唐代制度文官任用由吏部主管，武官任用归兵部。同时按官品高低采用不同的委任方式，三品以上临轩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上敕授，六品以下旨授，视品及流外官判补。按规定五品以上不再考试，六品一下还要加试书判，试后要经过“三铨三注三唱”，即由吏兵部司官（郎中或员外郎）、侍郎、尚书三次判卷铨衡，再由郎中或员外郎、侍郎、尚书分三次注拟官位，三次唱名，对唱注不服者，要将其“甲（即档案）”“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后以闻”，听候皇帝裁决。授官皆给告身并诣廷谢恩。贞观一朝官吏任用之严格，可见一斑。

在官僚体制运作上，唐朝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而又有所损益。唐在中央设立的三省，即中书省——负责全国军政大事，代皇帝起草诏书，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如发现不妥，可以不批或驳回，是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皇帝诏令和政策的执行，是执行机构。三省长官，即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品味很高。同时，在三省之外，还设有御史台，是监察机构。

在中央，一个决策要经过相互制约、互相配合的几个部门才得以做出并付诸实行。这也就防止了草率从事或政出多门的弊端。贞观之时，提高了谏官的地位，若“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予闻政事。”为了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太宗下令并省了许多州县，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两千多人精简到六百多人。

移风化俗，大兴文教。践阶初期，便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学，或至夜分而罢。又在国学里设立“孔子庙堂”，封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同时扩建国子学舍四百余间，扩大招收学生的规模。通过这些努力，尊崇儒学的风尚很快形成，“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执法公允，反对严刑峻法。太宗时修订刑法，规定死刑如在中央处决需要五复奏，在地方也要三复奏。除去一些苛法，放犯人回家过年，缓和了对人民的镇压。

三、总结　　

大唐王朝之所以能最终堪平自东汉末四百余年的政治动荡与分裂局面，在唐玄宗时形成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和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唐初太宗政治集团开创的“贞观之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贞观之治”中最为可观者，在于这个时代将儒家民本政治发挥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君臣契合的程度整体来说又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源出三代，成型春秋战国的德治理想，在自秦至清的诸王朝中，实现最好的恐怕莫过于李世民时期的初唐了。

这一以民本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思想，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漫长的传统时期都是最佳的政治模式选择。然而，德治中对民本的强调，对贤人政治的诉求，同时还包含着对皇权的肯定。而中国政治史的衍化中，发展最激烈的其实是德治里皇权这样最后一个因素。民本与贤人政治，日益依附在皇权不可撼动的权威下，这其实在“贞观之治”的治世典范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唐太宗李世民前期对民本与选贤极为重视时，贞观朝的政治效果极好；而在太宗后期日益骄奢且对大臣起了猜忌之心时，贞观朝的贤臣们要么缄口不言，要么因事获罪。轰轰烈烈的“贞观之治”最终以惨淡收场。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政治的悲剧所在，是传统死结在政治上的反映吧！

【参考文献】：　　

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叶光大 黄涤明等译注：《贞观政要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