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在民”、“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经改革
文章探讨社会主义中国政经改革中‘主权在民’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分析改革方向与挑战,提出制度化建设与实践路径,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原则与现实意义。
“主权在民”、“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政经改革
陈寒鸣
二三年来,“反思改革”几成滚滚热潮。左派在并不反对作为社会主义体制自我调整、完善与提升的改革这样一个原则前提,对20余年改革中逐渐出现并累积得愈益严重的各方面问题予以客观而又深刻地揭露;如张勤德同志等许多人就在这方面了大量工作。自由化的“改革精英”、“主流学者”或者对主要由其推展的“改革”举措造成的诸多问题曲加辨护,或者打着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旗号进一步鼓吹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理路,并试图将之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实现根本改向;“新西山会议派”和徐景安先生的言论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伟人曾有言曰: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必然会有左中右。据此来看,围绕着怎样改革、改革会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走向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左、右两翼仍会各持己见,并展开相应交锋。但有一点无法回避,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总要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还有一点值得马克思主义重视的,就是徐景安先生提出的要拿出自己建设性的改革方案来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话题。
其实,就我孤陋所知,左派并非只有批判而无建设,也并不是一味地在那儿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反复宣传(这被右派讥斥为“教条主义”、“保守僵化”等等)。如当下岗风潮初显之时,就有人明确提出“减员未必增效”,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就如何搞好公有制经济、有效提高国企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提出了许多实证性的意;《国企:迎难而上》等书就汇集了这方面调研的成果。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并存的发展格局之时,有人撰著出版《笑迎挑战》一书,强烈呼吁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要学会领导和驾御市场经济、要正确处理好与私有经济与私有企业主(即中外资本家)的关系,并就此提出了许多自己富有积极建设性的主张。如当私有企业主是否可以当选为劳动模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尚在讨论中时,有人为确保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性质,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釐定私有企业的性质和私有企业主的阶级属性,在力主私有企业主不能当选劳动模范、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又就如何团结、利用私有企业主,有效调发其积极性,从而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议和主张。诸如此类,难以尽举。但结果如何呢?《真理的追求》、《中流》遭停刊冗运,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边缘化,“非毛”以至否定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的所有革命成为时尚,“告别理想”、“远离崇高”而“回归世俗”地“一切向钱看”成为一些人鼓吹的主要价值取向。
这种状况使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们在思考社会主义中国政经改革问题时,能否先形成一个基本原则,而不要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毕竟近30年过去了,足够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原则来了。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原则呢?我想起了“主权在民”的观念。这虽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并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逾益流于形式,但作为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主权在民”的思想观念是有普泛意义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同志宣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亦明文规定我们是一个以工农劳动民众为主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虽没有出现“主权在民”的字样,但相互间的精神是贯通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实践更主要集中于如何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换言之,他是否期望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全面并且千秋万代永不变易地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从而使其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就如何打破中国历史周期率对话时所提出的断论成为现实?哲人已逝,晚生后辈不敢轻下结论。
如今,胡锦涛同志提出建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在社会主义发展路向上,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将“主权在民”观念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制度化,并使之更具有积极建设意义的技术操作性呢?如果我提出的这问题尚有些意义,能否在这方面多做些探索工作,以期形成一些具有前提性的原则意见来。我想,这方面的工作应是于国于民皆有意义的。笔者孤陋寡闻,见识短浅,谨以此短文,抛砖引玉,期期以待方家。
陈寒鸣
二三年来,“反思改革”几成滚滚热潮。左派在并不反对作为社会主义体制自我调整、完善与提升的改革这样一个原则前提,对20余年改革中逐渐出现并累积得愈益严重的各方面问题予以客观而又深刻地揭露;如张勤德同志等许多人就在这方面了大量工作。自由化的“改革精英”、“主流学者”或者对主要由其推展的“改革”举措造成的诸多问题曲加辨护,或者打着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旗号进一步鼓吹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理路,并试图将之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实现根本改向;“新西山会议派”和徐景安先生的言论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伟人曾有言曰: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必然会有左中右。据此来看,围绕着怎样改革、改革会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走向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左、右两翼仍会各持己见,并展开相应交锋。但有一点无法回避,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总要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还有一点值得马克思主义重视的,就是徐景安先生提出的要拿出自己建设性的改革方案来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话题。
其实,就我孤陋所知,左派并非只有批判而无建设,也并不是一味地在那儿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反复宣传(这被右派讥斥为“教条主义”、“保守僵化”等等)。如当下岗风潮初显之时,就有人明确提出“减员未必增效”,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就如何搞好公有制经济、有效提高国企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提出了许多实证性的意;《国企:迎难而上》等书就汇集了这方面调研的成果。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并存的发展格局之时,有人撰著出版《笑迎挑战》一书,强烈呼吁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要学会领导和驾御市场经济、要正确处理好与私有经济与私有企业主(即中外资本家)的关系,并就此提出了许多自己富有积极建设性的主张。如当私有企业主是否可以当选为劳动模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尚在讨论中时,有人为确保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性质,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釐定私有企业的性质和私有企业主的阶级属性,在力主私有企业主不能当选劳动模范、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又就如何团结、利用私有企业主,有效调发其积极性,从而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议和主张。诸如此类,难以尽举。但结果如何呢?《真理的追求》、《中流》遭停刊冗运,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边缘化,“非毛”以至否定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的所有革命成为时尚,“告别理想”、“远离崇高”而“回归世俗”地“一切向钱看”成为一些人鼓吹的主要价值取向。
这种状况使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们在思考社会主义中国政经改革问题时,能否先形成一个基本原则,而不要再“摸着石头过河”了。毕竟近30年过去了,足够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原则来了。
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原则呢?我想起了“主权在民”的观念。这虽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并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逾益流于形式,但作为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主权在民”的思想观念是有普泛意义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毛泽东同志宣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亦明文规定我们是一个以工农劳动民众为主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虽没有出现“主权在民”的字样,但相互间的精神是贯通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实践更主要集中于如何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换言之,他是否期望在社会主义中国真正全面并且千秋万代永不变易地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从而使其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就如何打破中国历史周期率对话时所提出的断论成为现实?哲人已逝,晚生后辈不敢轻下结论。
如今,胡锦涛同志提出建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在社会主义发展路向上,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将“主权在民”观念和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制度化,并使之更具有积极建设意义的技术操作性呢?如果我提出的这问题尚有些意义,能否在这方面多做些探索工作,以期形成一些具有前提性的原则意见来。我想,这方面的工作应是于国于民皆有意义的。笔者孤陋寡闻,见识短浅,谨以此短文,抛砖引玉,期期以待方家。
很赞哦! (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