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系统学报不许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吗?

尊敬的襄军主席：您好！

我是工会管理干部学院的学报副主编。尽管深知您事务繁冗，但有一事仍急需向您禀报，并亟盼得到您的指教。去冬今春的寒假期间，我在为救治病危的小女而四处奔走、劳累不堪的同时，仍不忘工作，辛辛苦苦地组织、编改学报今年第一期所需稿件。但近日在最终确定学报第一期采用搞时，分管副院长、学报主编王炳起同志对我之外的其他学报副主编说：“这两篇文章（我组织编辑好的）就不要发了。”今天，我闻讯后特向其电话询问，答曰：“是我定的，不要问理由了，也无法向你说理由。我现在分管这摊事，在我分管这摊事期间，这样的文章就是不能发！你不要操心了，也不要着急。”

我很不懂这其中的原因，故而将这两篇被宣判为属于在王炳起同志“管这摊事”期间“不能发”范围之内的文章给您寄上，请您百忙之中抽暇审阅。此外，尚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一、就这两篇文章而论，我不知其中有什么政治原则、学术理论或文字方面的严重问题？为什么有人要采取非常绝对的态度不许刊发？

二、为什么在我们党所领导下的工会系统所发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不能发”、“不许发”如这两文之类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指导思想、是不是还要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还要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职工群众立场上说话？

三、仅就这两篇文章来说，一是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畅论作者观点的，这些观点都符合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则是通过苏联剧变历史教训的反思来谈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重要性的，亦有理有据。这两篇文字不长、观点却甚鲜明的文章，为什么会遭拒？并且此类文章都一律要遭拒呢？您是中央候补委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解得一定比我这个非党专业技术人员深刻，故而很想得到您的赐教。

由此事而联想到目前正积极进行中的欲将我们学报与职工技协联办，使之成为一个赢利性的实体，并将我排斥在外。我不知这些事情是否存在着内在有机联系？是否意味着市总党组和您本人已决定在市工会系统不再允许一个理论较强而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学术刊物或者意味着只能允许不一定坚定地从工人阶级和广大职工群众立场出发，却可能通过采取种种举措而赢利的刊物存在？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事业实践中应该出现的现象吧？

给您写了上述这些，多有搅扰。其实，很多事、如我此信中多之事，本不应由我操心，如王炳起同志所说“你就不要操心了，也不要着急”；但是，我深知“位卑未敢忘忧国”，故而还是想到了上述诸点，并写出了这封信。不当之处，还盼批评、见谅！

致

礼

2005年3月17日晚

关于如何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有关问题的思考

陈 寒 鸣    陈 春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江苏镇江市文联 镇江市  212003）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份纲领性文件。而要将这文件精神落到实处，就必须在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等上狠下功夫。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是党执政的根本前提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明确认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我们为谁执政，执的是什么政，也就是说，我们执掌的政权的性质是什么?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应该明确，我们执掌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权，加强执政能力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是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讲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不是抽象地、一般地讲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是讲党要牢固地为社会主义掌好权、执好政。对于共产党来说，离开了社会主义，执政地位就会丧失；或者即使执政，也违背了原来的意义，再谈论加强执政能力就是另一种涵义上的事了。

然而，有的党员、干部对为谁执政、为什么执政这个问题淡漠了，仿佛只要能够掌握住政权就可以了，至于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似乎不必过问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夺取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的行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主张，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理论在我国的泛滥、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情况，一概漠然视之，无动于衷。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领导权，只要掌握了警察和军队等国家机器，执政地位就是稳固的，至于这个政权是什么性质的，可以置之不理。戈尔巴乔夫曾经设想，在苏联取消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以他为总书记的苏联共产党还能执政。实际上，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不仅不能执政，反而落得被解散的下场。退一步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共产党保住了执政地位，这个党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因为不愿为社会主义掌权的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叫做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是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尽管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思想，但总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指导思想总是一元的。统治阶级都利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服务，决不允许指导思想出现多元化。美国一贯标榜思想自由，然而一旦出现某种思想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情况，就立刻撕下“自由”的假面具，露出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目。例如，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5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品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美国共产党党纲上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其领导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所以，指导思想多元化是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决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有人鼓吹的所谓指导思想多元化，其目的也不是真的要实现什么“多元化”，而是要求资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并让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消解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抽掉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支柱，进而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共产党丢失政权并顷刻瓦解，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上理论上出了问题。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意识形态是突破口。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时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社会上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在这方面，我们也存在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着重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经过多年的工作，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伟大成果。但是，应该看到，党内、社会上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随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有之。漠视甚或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十分重视的倾向问题，绝不是细枝末节。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公有制经济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党要长期执政，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必须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巩固和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只有不断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的政权才是稳固的，党的执政地位才是巩固的。这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的根本原因。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要积极开拓，勇于进取，但决不搞私有化。这是一条大原则，决不能动摇。”如果“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还需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是，应该看到，决定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是公有制经济。没有了公有制经济，或者公有制经济丧失了主体地位，上层建筑会相应发生变化。那时，政权就要靠私有制来养活，就不得不为私有制经济服务了。

然而，我们相当一批干部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态度是不平衡的，他们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热情非常高，千方百计地给予扶植，提供种种优惠；而对发展公有制经济则不感兴趣，有的地方公开要求限时出卖国有企业，把消灭国有企业作为自己的政绩，刮起了一股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如果不纠正这种思想和做法，让它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这个地区政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一个一个地区这样变了，全国就危险了。

工人阶级是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任何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代表，都有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阶级基础。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确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按照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要求来建设自己、巩固自己、加强自己。工人阶级始终是我们党最坚实的阶级基础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制定政策、处理问题，都应该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执行政策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点不能丝毫动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有的干部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淡漠了，他们站在私营企业主一边考虑问题，替私营企业主谋利益而不惜牺牲工人阶级，为了个人私利而“傍大款”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经济学家更是拿了私营企业主的钱，宣扬“富人有钱是因为他聪明，穷人没钱是因为他笨”这一类掩盖剥削、诬蔑工人阶级的无耻谰言，这种言论在媒体上一度比比皆是。据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有所下降。对于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纠正和制止，听任其蔓延，我们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从而失去自己的阶级基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党需要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协调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需要满足各个阶级、阶层的合理的、合法的利益。这是执政党管理全社会的公共功能，这种管理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公共部分”。但是，政党是阶级的代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的公共功能是服从于、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不能离开了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离开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把党的执政能力笼统地、一般地理解为管理社会的能力。

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增强阶级基础的同时，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党的群众基础，就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包括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农民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也是我们党的主要群众基础。但党的群众基础不限于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而也是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前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全体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但是，不同阶级、阶层还有自己的独特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间还会发生矛盾。例如，私营企业主是靠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的，他们和工人之间不可能不发生矛盾。私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政治上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会与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党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明确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前提下，正确处理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全民族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作者简介]  陈寒鸣（1960——    ），男，汉族，江苏镇江市人，现任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学报副主编。  陈春鸣（1957——   ），男，汉族，江苏镇江市人，现任江苏镇江市文联副主席。

苏联剧变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费 荃 玲

(天津市第三中学  天津市 300122)

 [摘要]  科学总结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深刻启示着我们: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保持其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必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由此亦可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性。

[关键词]  苏联剧变; 共产党; 人民群众; 执政党建设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执政党失去广大群众的拥护就必然垮台

在十月革命和其后的卫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广大人民群众与苏联共产党水乳交融,血肉相连,使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但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路线、方针、政策的偏差损害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对党的执政能力有怀疑,对党的执政效果不满意。随着这种怀疑和不满的积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冷到热,最终发展到离心离德的地步。

在苏共被宣布解散、遭到取缔的日子里,大多数苏联人民,包括大部分党员、干部和军人,都无动于衷,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行动。相反,不少人站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边。

在剧变发生之前,一些机构和媒体就民众对苏共的支持率进行过问卷调查,《西伯利亚报》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认为代表官员和机关人员的占85%。就是说,多数群众不认为苏共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党面临危险的时候,人民群众不像过去保卫苏维埃政权那样去保卫党,就不足为怪了。

1989年3月,苏联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苏共中央寄希望于选民、尤其是占较大比例的共产党员选民不投叶利钦的票,但叶利钦却以89%的高票当选。在党内出现叶利钦这样的“民主派”并不奇怪,令人深思的是他却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叶利钦公开反共之后,在一系列重要选举中又连连取胜,说明苏共当时的群众基础已经十分薄弱。

群众、党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军人不支持自己的党,而是站在“民主派”一边。正是党群关系的疏远甚至对立,导致苏共亡党和苏联亡国的悲剧。对长期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个论断的科学性在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值得我们深思与警惕。

二、执政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就会使改革走向歧途,使党失去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要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加强“民主化”、“公开性”。“公开性”演变为“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了一些人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舞台。报刊、广播、电视空前活跃起来,有的以批评党和政府为时尚,有的理直气壮地为“民主派”说话,有的热衷于鼓吹“西方文明的天堂”。有些党的机关报成了“民主派”的“机关报”。“民主化”演变为“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苏共1990年7月召开的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提出了修改苏联宪法中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系、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的条文。修改这一条文的目的是取消一党制, 向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过渡,这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涉及到党的生死存亡。但代表大会竟然通过了这个决议。

1991年苏共中央召开了“七月全会”。这次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抛出了一个“新党纲”决议案,主要内容有:“不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有现实可能性”;“放弃原有的纪律要求,允许党员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 ;“全面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等。这个背弃了党的纲领的“新党纲”被全会通过,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共的性质。这时的党已经没有任何先进性可言,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瓦解了。

苏共亡党,主要是亡于制定和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路线。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三、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威胁

导致共产党在苏联失去政权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证明,“民主派”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威胁。

叶利钦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大多出自共产党内,有的还是苏共高层领导。正是由于叶利钦的特殊身份,其迷惑性、危险性远比党外摇旗呐喊的那些人大得多。

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般都有着共同的政治运行轨迹。大多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他们主要进行党内斗争,打着改革的旗号,抓住党的缺点错误大做文章,不断损害党的形象,增加群众对党的不满情绪。反官僚主义、反党内特权是他们的旗帜;用维护社会公正、争取民主自由号召人心。他们的目的是削弱党,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党的性质。第二个阶段,资产阶“民主派”往往是党内斗争和体制外斗争同时并举,体制外斗争为主。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必须会公开成分反对派组织,斗争手段也会升级,游行、示威、罢工、学潮,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制造更大的困难。待到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会向党摊牌,公开宣战,这时就不是改造共产党,而是要消灭共产党了。同时,他们会提出一整套彻底改变现存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

上述描写实际上就是在为叶利钦画像。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禁共令”。这给一切善良的、对“民主派”抱有幻想的人们上了一课,让人们记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共产党执政的最大敌人。对“民主派”决不能放纵、退让,否则,就会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直至被打倒。

[作者简介]费荃玲(1952-    ),男,汉族,天津人,现任教于天津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