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斗争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俄国反动派对革命运动的迫害大大加强了，同时，在农村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富农经济发展的改革。革命运动陷于低潮。但是，列宁指出，由于俄国革命的客观任务没有解决，一九○五年革命所由产生的深刻原因并没有消失，它们会推动群众重新进行革命斗争，因而新的革命是必不可免的。列宁规定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目标仍然是推翻沙皇制度，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列宁指出，在反动统治加强的条件下，不可能立即举行总政治罢工或武装起义，必须用迂回手段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必须采用防守的策略，即更好地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聚集力量，从而准备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以进攻的策略代替防守的策略。列宁指出，党必须“竭力有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聚集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帮助无产阶级集合和团结起来，学习斗争的本领，伸展自己的手脚，——同时要不屈不挠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党的组织，首先和主要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组织，学会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指导合法组织中的一切工作，才能使这些工作具有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257-258 页)。

　　为了实行有秩序的退却，重新积蓄革命力量，以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必须一方面反对崇拜资产阶级合法性、主张取消党的“取消派”，一方面反对拒绝利用合法机会的“召回派”。

　　1.取消派崇拜资产阶级的合法性

　　孟什维克被反革命的暴力所吓倒，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了取消派，提出了建立“公开的工人党”或者“为公开党而斗争”的口号。他们企图取消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组织，而代之以一种不定形的团体，并且主张这种团体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来换取合法地位。

　　列宁指出，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有思想上的联系，然而，取消主义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把党引上了资产阶级的错误的道路，引上了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背弃自己的党，也不取消它。取消主义则是走到了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137-138、148、142页)取消派为了实现这种投降政策，采取了分裂党的行动，他们脱离党，退出党，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群众集会上反对党。列宁在《几个争论问题》一文中说，取消派的“公开的工人党这一口号，按其阶级根源说来，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里面除了改良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137-138、148、142页)。取消主义“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毁坏)工人阶级的旧有政党，而且是要毁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败坏无产阶级的意识”(《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137-138、148、142页)。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派成为取消派，在当时俄国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危机、瓦解和崩溃的情况下，工人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作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5 卷，第423页)

　　在对待合法活动的界限上，列宁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界限。他说：“我们希望巩固能够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公开活动的机会的社会民主党，取消派则希望在斯托雷平的统治下把党的存在限定在合法的、公开的范围内。我们争取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斯托雷平的专制制度，为此而利用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这一活动的无产阶级基础。取消派则争取使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统治下获得公开的存在。”(《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列宁全集》第16 卷，第 85 页)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和统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

　　2.“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和随风转舵的托洛茨基

　　列宁在反对取消派的同时，还反对了以波格丹诺夫等人为代表的“左”倾空谈家——召回派。这些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

　　一九○七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三届杜马，是反动透顶的、黑帮——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召回派要求从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们还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认为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的机会，无论如何要进行秘密活动。

　　列宁指出，由于处在革命低潮时期，因而不存在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社会民主党应当参加第三届杜马，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同沙皇政府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宣传社会主义。为了准备革命而利用议会讲坛，这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所产生的必要的策略。社会民主党参加杜马，“不是想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想替农奴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决心和各方面的组织性。”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每个活动“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409 页) 召回派拒绝利用合法机会进行革命活动，就会使党脱离工人阶级，在秘密组织里闭关自守，使秘密组织失去利用合法掩护的机会。他们事实上拒绝党去领导广大非党群众，妨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列宁把召回派称为“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认为反对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同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一九○九年六月，召回派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

　　列宁后来在论及反对召回派的斗争时说道：“在所有被击破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他们的骨干保护得最多，党内的分裂最小(就其分裂的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穿并且驱逐了专事空淡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到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的工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10 页)

　　当时，托洛茨基完全采取了取消主义的立场。他宣称：“我们革命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只有按其思想和目标来说，才是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它不过是引导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组织。”(转引自《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环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342、344 页)列宁在《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中指出，“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主义和取消主义的论调，事实上是一种否定党的导言。”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环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 20卷，第342—343、346、326 页)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二年间，组织了八月联盟，联合了取消派、召回派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和派别，来反对列宁。但他又标榜“非派别性”，说什么“所有的派别都在采用同样的斗争方法和建设方法”, 并且污蔑列宁“高喊我们工人运动中有自由主义的危险，就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现实进行粗暴的讽刺。”(转引自《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环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342、344 页)托洛茨基这种自欺欺人、装腔作势的叫喊，不过是公然替取消派辩护。列宁揭露了托洛茨基一贯随风转舵、左右摇摆的不光彩的历史。托洛茨基忽而是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忽而又主张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昨天同“经济派”合作，今天又同取消派结成联盟。他自命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今天‘借用’这一派别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环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342—343、346、326 页)，实际上是一个“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环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342—343、346、326 页)。

　　注释：彼得·斯托雷平，1906年任沙皇俄国首相兼内务大臣，因镇压农民起义受尼古拉二世宠信。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1905年革命)被镇压之后，斯托雷平于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建立军事法庭，残酷镇压工农群众，从而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11年，斯托雷平被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