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王忠新：“文革”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好的历史时期--有6大标志铭刻在不朽的历史丰碑

　　“文革”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好的历史时期

　　有6大标志铭刻在不朽的历史丰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一个“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无疑至关重要。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有6大标志证明：“文革”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好历史时期。

　　1.“文革时期”人民主体性凸显。马克思揭示了人民创造历史，才成就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人民主体有明确界定，主要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而最广大的基层劳动群众，无疑是社会基本成员。马克思主义还特别强调人民性的阶级性。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内容，是相对敌人而言的，它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关系。可以说，没有没阶级对立的人民，没有人民没有阶级对立。毛泽东创立了关于人民的理论体系，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为人民服务的理论!

　　“文革”时期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兵，也是人民主体的工农兵，那是则非常受到尊重，“劳动光荣”受到极大推崇，“干部参加劳动”更是时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扬眉吐气，工农联盟得到充分体现。那时的工人绝非是打工仔，那时的公社社员有社会身份和组织，绝非是只顾个人温饱的个体农民，那时绝不允许看不起劳动和劳动人民，那时的“贫贱者最高贵”。

　　改开以后，人民变成公民了，领导阶级变成人力资源了，工人变成打工仔了，为人民服务变成为民生服务了等等，在一系列的偷换概念中，人民的主体性已经是大打折扣，人民的主体性受到削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2.“文革时期”人民性在国体凸显。国体是国家性质，表明国家根本性质的国家体制，是由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所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和各级最高权力机构；“文革时期”各级人代会工农兵代表占到60 %以上。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农兵比例占67.95%，工农占51.1%。那时当选人大代表，更绝无金钱贿选一说。

　　改开后，工农兵占人大代表比例日趋下降。到2003十届人大共2985名代表，工农不足4%，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某省全国人大代表共160名，仅有4名基层代表，还是农民企业家。衡阳贿选案中的93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企业主就有44人几占一半!靠贿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则是改开后的司空见惯，以致连辽宁省的省级人大因贿选都垮掉。

　　3.“文革时期”人参加管理国家凸显。政府是指国家进行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关，是国家表示意志、发布命令和处理事务的机关。广义的政府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 狭义的政府是指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无论广义和侠义，“文革时期”以《鞍钢宪法》为蓝本，从政府到企事业单位，人民全面掌握执政权。

　　《鞍钢宪法》核心的一条，就是保障工人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工厂，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文革时期”有无数工人，被提拔成企业管理者和国家领导人，其著名代表人物有：倪志福，北京永定机械厂钳工曾任厂长，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吴桂贤，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直至国务院副总理；张百发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一工区青年突击队队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李瑞环，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工人，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部书记，北京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等。也有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农民，进入各级政府管理国家。类似如此，多如繁星，不可胜数。

　　改开后，干部变官员了，相当一个时期当官“唯文凭论”，并以“外行论”、“直升飞机论”、“造反论”等，迅速扫荡了各级政权几乎所有的工农干部，卑贱者要管理企业和国家，那已成痴心妄想，而受资本家压榨不敢吭声，却成了新常态。以致“文革”时期，普通的工人、农民能大批进入各级政权管理国家，就成为一个永远不死的“神话”。

　　4.“文革时期”人民的监督权凸显。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宪法中，在总纲加以确认的“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并保障公民运用这种形式。“四大”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文革时期”中国人民有全世界最充分的民主和监督权。

　　相对以往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大鸣给人民主体更大的话语权，人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大放”是放开所有错误历史观念和陈旧规则的束缚，把人们从陈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把人们从数千年剥削社会造就的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字报和大辩论，则是实现大鸣大放的基本形式，“四大”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在世界范围开花结果。

　　人民有“四大”的权利，就有主人翁权利，公仆只要犯了错误，老百姓就可以进行揭发批判，“要充分动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文革”时期人民监督领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特殊公民，没有森严的等级划分。这样的历史，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5.“文革时期”人民安居乐业凸显。“文革”浩劫的10年，全国无一个职工失业，也没有打“白条”，全国工人的工资一元钱不少发，还没有通货膨胀，人民币币值直逼美元，这简直就是人间奇迹。

　　而且，江青还为全国200万“临时工”转了身份，并废止了“临时工”、“外包工”。1969年之前，企事业单位存在一种没职工编制的“临时工”、“外包工”制度。临时工、外包工在单位做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但工资低、没医疗、退休、住房等福利待遇，与单位固定工同工不同制、同工不同酬。文革中，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造反司令部”根据宪法请愿自由的条款派代表赴京情愿。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与劳动人事部长接见，在听取代表叙述后，江青流着泪当场表示：由劳动人事部解决。后经毛主席批准，劳动人事部发文，全国工商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外包工，一律转为正式职工，享受无限期职工待遇，为集体所有制编制，工资有所提高，医疗、退休、住房享同样待遇。

　　改开后，全口径7000多万工人下岗，拖欠农民工工资成鲜明的中国特色，同工不同制、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外包工”，甚至“包身工”等，都粉墨登场，还成了改开盛世的成果，并固化成为一种压榨底层廉价劳动力的用工制度，有多少悲歌如泣？！

　　6.“文革时期”人民的自我教育凸显。新中国建国之后，“文革时期”人民当家做主达到历史新高，如何让组织起来的人民，自觉作为主体阶级存在，当主人管理好国家，无疑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接受无产阶级文化的洗礼，更多地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文革时期”不断地“斗私批修”，大力宣传大公无私、无私奉献、“两不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等，整体提高了社会道德修养，空前广泛地提高了人民的整体素质。那也是崇尚英雄，造就英雄辈出的时期。那时，评学劳模和战斗英雄，都注重从人民的主体中选拔，领导干部极少参评劳模和战斗英雄。人民英雄辈出，英雄激励人民，人民英雄引领社会和历史发展潮流，“六亿神州尽舜尧”。

　　改开后，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几亿农民变成个体户和农民工，他们找不到集体，找不到组织，又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何谈管理国家，何谈群众自我教育。在一切向钱看中，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水准大幅滑坡。以致邓小平都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

　　结束语：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信：“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家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要论这个“伟大创举”，当然，应该包括曾经创造性地让人民当家做主，那时，没有拐卖儿童妇女、没有黑恶势力、没有特大恶性案件、没有妓女泛滥、没有毒品成灾、没有无孔不入的骗子、没有课外补习......，那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好历史时期，并成为一个不死的“神话”，传颂在岁月的长河！

　　（文中配图，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