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精神救不了小岗，也救不了中国农村！

我一直在认真看《永远的忠诚》，每天都看。《永远的忠诚》终于看完了，却看到很失望。很遗憾，“大包干”精神救，不了中国农村！　　

下派干部到村，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做。一般需要下派干部的村，都是乱泥扶不上墙的村。这些村，村民自私，宗族房头势力猖獗，弱人难活，矛盾众多，上访告状不断，靠选举选不出干部来，就是勉强选出了干部，也干不下去，所以只能靠上级派人来改变。没想到，小岗村也是这样的村。

经过30多年的“单干”，农村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家庭分化及其厉害。

一个家庭也发展，第一要有资源。农村改革开始，安人头平分土地，一般人平也就1亩多（据说小岗生产队要划到人均5亩多）。刚改革时，一个家庭就5到10人（五保除外，那时还没有3口之家），分到的田也就是5到10亩，几亩田的产出，确保一个家庭的粮食供应是可以的，要发财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第二是要有人。一个家庭有人，这个家庭也能浮起来。5到10亩的种植规模，既然不能让人发财，那财路就只能在其他的地方找，有人承包水库、塘堰养鱼，有的承包荒山植树、养猪、养鸡，但这些资源要承包，还得有一定的实力，一是要村级给你，二是要有银行贷款（刚改革时大家都没有钱），这些就不是一般人能承包的。靠这些发财的人，本人要有胆量，外面有社会关系，如给村领导有关系，跟信用社有关系，跟上级有关系。但靠这些承包发财的人，在80年代，大有人在。小岗村先富起来的人，能够建葡萄园的人，就是有权的人。能够开车子的人，就是有关系的人。中国其他农村，也不外如此。

家庭有了人，还可以抢占集体财产，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般的村集体，都有拖拉机、榨油厂、加米厂、砖厂、养猪养鸡厂等一些集体财产。很多人开始跑运输，第一台拖拉机就是村集体的。

老实百姓家庭，同样要有人，有人才能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在农村种过3年多的田，有一年干旱，我一个人在一口塘里用水车子车水，田处于我下面的一家弟兄几人跑过来不许我车水，因为我只有弟兄一人，斗不过，只好让开，由他们去车水，车完水还把我的田里的水放到他家的田里。

老实百姓家庭，有了人，你才能靠读书去改变命运，你才能去打工，到外面去寻找一片天地。

但是，30年才发现，读书你也难以改变命运，除非你当了官，发了财，你在城市也是异类，你只靠你唯一的工资过生活，没有房子，没有福利， 省吃俭用别人也未必看得起你。打工吗？不断是低工资，而且真是是用命在赌明天，做工的逼不了工伤和职业病，做楼的经常有人掉下来失去生命，造就了不少的特困家庭。

发了财的村民，就不在是村民了，他们大都迁移到了城镇，但还霸占着村里的资源在为自己创造财富。剩下的，都是勉强为生的农户，还有即将倾覆的家庭。

先富带后富，走到共同富裕，其实就是一个空话。

30年“单干”，将中国农民的固有的自私性发挥到了极致——农民维护个体利益的顽固性，发展到了你不可想象的地步。

南部的大旱，我们还记忆犹新，因为在6月8日前，我所在的地区，就还是大旱中。对于当前的旱涝急转，也看的明白。

自2010年11月份开始，我就没有见过老天下过地上动流的雨水。尽管府河澴河水位很低，野猪湖、王母湖的水位也低，但并不是没有水。水库也有水，如八汊洼水库。实际上，同样是旱灾，八汊洼灌区就好一些，因为八汊洼灌区的渠道系统依然能发挥作用，所以八汊洼灌区不仅早稻没有受影响，中稻也没有受影响。这一回干旱，主要问题在于很多提水泵站不很快能发挥作用，一是机械老化，很多设备，是1960年代的设备被。二是进水渠淤塞，多年没有清淤，水进不到泵站。三是渠系废弃，很多渠道没有疏浚，杂草杂树丛生，泥土淤积，失去走水功能，还有的被农户填平，做了菜园，种了庄稼，或者建了房屋。还有的因为城镇发展，渠道变成了城镇。

抗旱设施不能发挥作用和旱涝急转，跟现在的政府放弃农田基本水利建设有关，但跟农民对集体时代的水利设施的破坏有很大的关系。在集体时代，水利设施齐全，配套合理，不仅有大道几万亩到10几万亩的灌区，小到每个大队有当家塘堰和小水库，每个生产队有自己的10几口小塘堰，建设有无数的小渠道，小提水站（排水站）。但是，现在不仅塘堰小了，浅了，装不住水，村内部的小沟渠甚至大的灌渠，也被农民挖和填得差不多了，不能进水，也不能排水，农民早30年内极力的扩大自己的责任田，却没有顾忌到公共水利设施的重要性。现在要开出一条新的渠道和挖一口新塘甚至改造一口旧塘，阻力太大了。

我总强调一个观点，小农经济离开了大水利，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总是破产，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天灾盛行的国家。小农经济是靠天吃饭的经济。一旦自然灾害发生，没有大水利做保障，小农经济就会自然破产。而小农经济又是和大水利建设相互矛盾的，因为小农经济不足以支持大水利建设。

近30年中国小农经济之所以能够丰产，是有从解放后开始建设的大水利做保障，这些水利建设，是集体时代的产物。

下派干部救得了小岗吗？救不了的。除非象沈浩一样，是财政局的干部，否则你无法面对小岗的问题，如修路，救济穷人，修建大包干纪念馆。开纪念馆落成典礼时，音响、凳子都是财政局的，别的单位是做不到的。你说组织部派人到小岗，能做什么？给每个小岗人都一个副处级待遇吗？也要财政局给钱才行。

这就是沈浩的前任搞不下去的原因。这也是全国到村级任职的国家干部的普遍疑难。湖北的“三下乡”，活动的重要内容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钱，单位不给村里钱，什么也做不了，做不成。这一次湖北的抗旱，活跃的都是国家干部和村干部，水送到农户的田里，农民还不一定感谢。各地农民是不出抗旱的钱的，都是单位和财政拿钱，这也是这次湖北“三下乡”活动的一个插曲，我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时“抗政治旱”了。

所以，在现有体制下，能救小岗村的不是沈浩，只能是安徽财政。就中国农村的，也不是下派干部，而是中国财政。

否则，沈浩就不会把忠魂留在了小岗，应该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他的忠诚。可惜了一位好干部。

为什么说“大包干”精神救不了小岗呢？“一年跨过温饱线，20进不了富裕门”，小岗人的话，就是很好的总结。

小岗村是安徽凤阳县小溪河镇的一个村，据说，“大包干”前小岗村隶属于梨园公社，当时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　　

也据说，“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而1978年时，小岗村拥有517亩耕地和10头牛。　　

根据以上资料，“大包干”第一年，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1955年到1970年这15年间小岗村总产量为13.3万斤，年均每亩耕地生产粮食却只有17斤，这就是集体时代，小岗村的生产水平，小岗村生产了15年，每年却连种子都不可能收回。这样的村，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的粮食亩产量是多少呢？13.3万斤/517亩=257.25斤，这种生产水平，也没有达到当时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水平。1978年，我是有记忆的，早稻记得是500到70斤的样子。　　

在集体时代，小岗人可能是不做农活的，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亩产只有17斤。在大包干时，小岗人也可能是长期磨洋工中不知道怎么种田，尽管积极性很高，但没有种田技术，所以亩产也只有257.25斤。我们生产队是1982年单干的，我家水田有3.1亩，产早稻是26袋子，每袋子是100斤，共计2600斤。我记得，这是使用了化肥的结果（碳酸氢铵）。　　

“大包干”救得了小岗吗？257.25斤的大包干生产水平，就是做好的回答。

沈浩给小岗带来了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小岗自身的进步带来的。3年过后，小岗不断没有诞生出自己领导核心来，而且更加依赖沈浩。听说沈浩死后，安徽省财政厅又派了一名干部到小岗任职，至少从基层组织建设的角度上看，小岗人没有一点进步，这可能是在集体时代，15年每年每亩只能生产17斤粮食的小岗人养成的依赖性，其实就是小岗人固有的自私性阻碍了小岗的进步。

实际上，沈浩到小岗村任职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不是“大包干”精神的体现，而是集体主义的再发挥。如修路，按照“大包干”精神，就是由贾治国一包了之，但沈浩却组织了全村人来修路，在集体精神下，小岗村的弱智人物，也有了超越于贾治国的水平。

“大包干”是跟规模化生产背道而驰的。沈浩是知道这一点的。中国的所有农村干部，都知道这一点。下到村里去，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没有规模效应，想靠种田发财，是不可能的。一亩地，只能解决一个人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一个人的致富问题。“一年跨过温饱线，20进不了富裕门”，不仅是小岗人的写照，也是全中国农民的写照。

土地的规模化，实际就是土地的集约化。但在现行的“大包干”体制下，解决土地的集约化，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是沈浩在小岗所推行的模式：引进农业公司，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二是目前推广的成立专业合作社。如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这两者的实质，即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他们尽力要使农民成为一个实体去与公司或其他组织进行联合，而极力排除农民自身的联合，要回避的，就是集体化。目的是淡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用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代替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变相实现土地的私有化。

失去了组织化的单个农民，就是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这种拥有，也是短暂的，因为这种所有权，是不可能抵抗私人资本的兼并的。私人资本会对他们进行各个击破，最终失去土地的，依然是农民。小岗村1500亩土地出售给GLG公司，2000亩土地出租给GLG公司，就是最好的说明。私人资本喜欢的是劳力，而不是给无关的人创造利润。

大包干，救不了小岗，也救不了中国农村。一些人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可能放弃“大包干”，作为下派干部的沈浩，始终苦恼的恐怕也是这一点。

所以，共同致富，只有在集体制度下，才能实现。也许，大寨、华西，才是对于农民有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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