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容歪曲

——历史演变中的周总理与“帮周会议”

郭伏生

　　鲁迅有言，“因为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字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下一笔整数。”然而，就此今看来，此言差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脱颖而出了一些精研细作的高雅之士。深谋远虑，度衡得当，把毛主席的功过按比例分成，想当然地冠之以“科学”与“实事求是”这样的大名。遗憾的是独此一举，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也难享这样的殊荣。

　　“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这是人民群众对总理深情爱戴的表达。人民共和国的国父是毛泽东，所以，有人把总理称之为共和国的母亲。缅怀历史，在主席建立那“七分业绩”的征程中，在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长征的中央“三人团”里，主抓军事的总理作为三人之一是有一定责任的;抗日战争初始，总理并不赞成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一度倾向同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在王明的一些错误问题上，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了王明的。“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不是说总理建国没有功劳，而是要说总理最大的功劳就是在为共和国总理的二十六年三个多月时间里，在主席犯“三分错误”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家，文学泰斗郭沫若说他们的合作是“同心，协力，共命”;美总统尼克松则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烧起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从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到镇国之器的两弹一星;从工业上的独立与完整到人民公社的日新月异，总理殚尽竭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称得上是诸葛亮的独称，可人民又把这份荣誉披到了周总理身上。有人说“总理对主席是封建社会的愚忠”，这就有些“实事”不“求是”了。忆往昔，在党与军队的创建者中，几乎都与主席有过意见分歧，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九死一生的峰火岁月中，主席一次又一次把党和军队从生死存亡的边涯拉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在和平建设年代，主席高瞻远瞩，“所有权力归人民，”劳动果实人人共有。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共和国从胜利走向了更大的胜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正是以出现了毛泽东和以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睡狮猛醒，中国的历史才出现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遵义会议上，总理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中，个人作整风检查，光是提纲，总理就写了两万多字，是讲得最细，检查最长的发言。当时，总理参与党的核心领导时间最长，资格最老;1975年6月16日，自知来日不多，体重只有六十一斤的总理是最后一次与主席写信，“恳请主席”“早治眼疾”，最后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误，真悔愧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据有关人士回忆，癌症的病痛最厉害时，总理与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一块低声吟唱《国际歌》。苍天含泪化作雨，大海生情起歌声。后来，对总理的评价即没有如“撤销悼词”，“逐出八宝山公墓”式的新版“伍子胥之怒”，也没有“不计较个人恩怨式”的“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又有了一个新的发明——“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做了许多违心的事”。也许是没有经过“四千名高级干部”的酝酿品议罢，或许是对“老工人，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以及“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的呼声考虑不够吧?无论何种说法，都很难称得上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但“发展就是硬道理”，于是，总理一生的镏金岁月从此也就演绎成了“故事里的事，说是不是也是，说不是是也不是”。

　　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几次开会，批评总理在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周恩来……做了检讨”，表示自己“做得不够” ①。 “在所有的人都发了言以后，邓小平……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了周恩来” ②，史称“帮周会议”，然而，就是时间如此之长，规格如此之高的会议，连被主席誉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和总理情谊一向深厚的军委工作主持者的叶帅都参加了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在主席去世后的宣传资料中都变成了主席听了“不正确”、“不可靠”的汇报，才有了“帮周会议”。如此清楚明显的事情，以常理逻辑，是不应该成为历史悬案的。然而，竟然成了。现在看来，也就必须“不正确”，“不可靠”，要不然，那些参加主席功过评议的“大家亲身遭受的苦难，痛犹在心;大家所见所闻的灾难和暴行，景犹在目，声犹在耳”的人情何以堪?要不然，何以有人信誓旦旦地 “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振振有词地“中美夫妻论”?要不然，时至今日，还有人无视事实的存在，零丁洋里寻零丁地在为总理喊冤叫屈，在竭力淡化、歪曲评《水浒》的真相?

　　的的确确说，总理是冤枉的。这里所说的“冤”是指那种分裂主席总理，以拉虎皮做大旗的，违背老人家意愿的那种“冤”。与那种你好、我好、他也好式的，贪官遍地，污吏横行还“盛世和谐”式的新版儿童剧《皇帝的新装》的“冤”，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差别。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二字，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对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不断地进行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是极其平常的事。“延安整风”如此，“帮周会议”如此， “批江”会议亦如此。的的确确说，总理不是投降派。主席批评总理的是“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这是“帮周会议”的主因之一，另外，还有两件事， 73年6月，针对美苏的核协定，外交部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讲勾结，不讲争夺”的文章，与总理对国际问题上的重要讲话如出一辙③。主席认为其“看表面，不看实质”，曾言简意赅地批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因影响不大，且只有少数人知道，也就没有传达。但为了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所以，张春桥根据主席的指示在周总理所作的十大报告中，特意写道：“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主席为此频频点头示意。另一件事是，“林彪事件”后，总理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中，过多地批评了林的“极左”与无政府主义，而把林的“极右”的一面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次之所以要传达到中央军委、国务院，不仅仅是因为总理在三极四方异常关注的这次会谈中忽视了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与美方利用的企图，更重要的是作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无产阶级导师的主席，深感将“不久于世”(主席语)。而要用这件义利取舍的事例让更多的高级领导人明白，我们所奉行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结合起来，反帝反修，“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行动是正义的。为此，“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与美的交往，仅仅是战略上的一个策略，但我们绝不拿原则做交易。毛主席在书房里与尼克松的握手，宣传成是“历史性”的这个“可以有”，但宣传为“开辟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时代”这个 “真不可以有”，更不能“终于是奴才”，一“受招安，便替皇帝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在当时，“帮周会议”仅有少数的高级干部知晓，可会议刚刚结束，与此相关联，形成映衬的另外一件事想必就家喻户晓了。那就是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④。1972年5月，“鉴于中意两国的友好关系和之前访华的意记者对中国作出了客观的报道，为了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往来，中国政府同意了意政府的意愿而发出了邀请。然而，安东尼奥尼，这个以“掘弃现实叙事，注重性格刻画”，以及以“含义隐晦的隐喻风格”而著称的“天生悲情主义者”，另辟蹊径，在解说词里曾洋洋自得地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掩盖了我们的摄影机”，禁止拍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他们又不感兴趣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中文的随行人员进行了干涉与制止。并向我外交部新闻司反映了情况，新闻司领导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新闻的“猎奇性”、“趣味性”、“自然主义”，并没有要求采取特别措施。

　　天安门城楼与广场是新中国的象征，是当时国人心目中的圣地，可安东尼奥尼不去反映它雄伟壮丽的全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⑤;上海是新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有着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可他们“却视而不见，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凌乱镜头”。新中国最讲究“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可“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上的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并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是国人颇为自豪的南京长江大桥，可安东尼奥尼“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宏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另一是“人工天河“红旗渠”。河南省林县祖祖辈辈缺水盼水，我们的母辈，祖辈，“勒紧裤腰带”，流血、流泪、流汗，一锤一钎，历时十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挖出了一条“生命渠”。“水流村头千户喜，风吹稻谷万家香”。劳动人民纵情高歌：“红旗渠水天上来，源头就在中南海，毛主席亲自归划亲手开，手捧渠水喜泪洒满腮。”可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晃而过，既看不到‘人工之河’的雄姿，也看不到劳动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后的兴旺景象，不厌其烦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当他们突然闯入某山村时，从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农民第一次目睹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其中还有安东尼奥尼的那位描眉画唇的女秘书，这是在旧中国才有的景象啊!当有的人表现出好奇不解时，他就称之为“有的恐惧，有的害怕”;当有的人不卑不亢时，他就诬蔑为“经常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犹为可恶的是黑猪街头撒尿的那一幕，偏偏被他们捕捉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镜头对准，拍了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大喜过望的安东尼奥尼纠缠黑猪于不放，不依不饶，几乎与之同进退了……这还是客观报道吗?文化就是这样交流往来的吗?这是对林县人民人格上的莫大侮辱!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感情上的最大亵渎!

　　就是这样的一幅恶作剧，竟然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国门，一经放映，反响巨大。当时，香港、日本、乃至欧洲的许多国家，许许多多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真理，模仿中国的“造反有理”，“反传统”，“反秩序”，与政府进行街垒斗争。当他们看到把世界革命的中心拍成此等模样“十分失望”。看到此片的华人、华侨更是通过所能表达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愤慨。而美国，这个以新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天敌、代表剥削阶级、垄断资本家的政府，立刻重金购进。回波余震波及到我外交部时，外交部新闻司的负责人看后向部领导报告说，是近几年来，外国人拍的“最差的一部”，“不再提正式交涉”。在适当的时候向意大利表示，对此片“我们不能理解”。中央广播局的一位干部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激，七天之内连续两次投书中央，全体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看后“非常愤慨”，“简直不能看下去”的，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拍摄林县的镜头。

　　其实，总理知道的比外交部还要早半年，“73年5月，来华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向他反映了此事，他要在场会见的工作人员查查，此事也就过去了。然而，在场的纪录人员不是熟手，并没有纪录下来总理的这些吩咐，这就给总理带来了说不清的麻烦”。但当了解到中央调查组的行动后，总理主动在当时的纪录上写下了这些情况，并表示此前“不识此人，不知此事”。

　　出现这样的情况，犯这样的错误，总理作为(长期)主管领导，很难说没有一点责任，外交部的敷衍塞责更是不容否定。调查组套用政治局对总理的批评，加重口吻转批外交部、广播局，“丧失阶级警惕性，……不抓路线，不抓大事……”处理结果是：“我驻意大使及相关人员被调回国，办学习班进行批判。外交部部长与新闻司长被点名批判并作出检查;在已经放映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国外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对影片进行批判;在国内，特别是安东尼奥尼所到之地，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口诛笔伐运动”。

　　我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交涉后，在1974年举行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原计划安排的最好影院被重新安排，正要进入影院的安东尼奥尼被一大群崇尚正义，崇拜中国的抗议人群所包围，他在自己的国度里，也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亡羊”也已“补牢”，应当，也可以就此画上句号了。但就是因为主席在一些人眼中的“错误”可以州官沿山放火地顶在头上，大吹大擂。总理的错误不可以袖筒点灯地批评与自我批评。说行，主席的设典上史，大讲特讲。不行也行。说不行，总理的闭门议过，点到为止，行也不行;说是，外交部的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塞责，不是也是，屁股挨板即喊总理“冤”。说不是，“四人帮”的履行职责，参与进行，是也不是，恪尽职守就是“错”。如此这般，也就为形成“冤”加“错”案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仅仅几年后，居庙堂之高的老爷们翻案为：影响极坏，对外进行过多的交涉，强加于人，给外国人以不良影响;在所谓批判这部影片的问题上，有冤案、错案的应予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呜呼!何也?

　　的的确确说，安东尼奥尼是诬蔑了新中国的，是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与尊严的;的的确确说，人民是爱党、爱国、爱集体的，外方的正义之士是支持我们的;“四人帮”在其它方面的可恶可另当别论，但就这件事而言，中央政治局还是想人民所想，及人民所及的，这里包括“四人帮”。可这些口口声声要为总理“申冤”的老爷竟视而不见，不仅拿住“不是”当“理”说，而且帮助恶人说恶理。如此的长外贼之威风，灭人民之志气;这样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难道就是人民的总理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这件事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安东尼奥尼从此也就看到了希望，执着地等待着他的这部影片能够重新进入中国。三十年后——2004年9月的北京，他终于如愿以偿。“许多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前来，想解开这个“从《人民日报》到各种报刊、各级干部群众，口诛笔伐，一年又半的‘谜’。 10元一张的票价，被炒到200元以上，仍一票难求……许多观众席地而坐”——不必说曾经在这块大地上的振臂挥拳，群情振奋了;也不必说法兰西“十分失望”的群众了;更不必说威尼斯抗议政府，围堵、谴责安东尼奥尼的人民了——在安东尼奥尼处心积虑丑化了的国度里，“几乎所有人看完后，仍然没有解开这个‘谜’”……

　　呜呼!何以至此。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劳动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只有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才会赢得历史的尊重;以阴暗之私，变阳嫁众，视人民如草芥，为剥削阶级服务，必将为历史所抛弃!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好在我习总威武，敢于直面矛盾。向腐败宣战!向虚假的繁荣宣战!向颠倒的历史说不。

　　历史愈久远愈清晰。

　　注释：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2639页

　　②《党史博览》2000.05《拨开帮周会议的谜雾》

　　③《党史博览》1998.07《王海荣、唐闻生在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④《党史博览》2006.06

　　⑤1974.01 .30《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