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认为放宽社团登记是乱世之源

    陈中华认为放宽社团登记是乱世之源

    中国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说放宽社团登记是维稳正道,我认为放宽社团登记才是中国乱世之源

    希望大家要以国家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幸福为重,不要盲目追求不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与言论自由

    苏联开放党禁导致了解体;曾经掌握「一切权力」的苏维埃沦为橡皮图章;一切政府机构都成了执政党的工具，不再有任何独立自主性。一党制不但造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代谢不能正常进行，而且导致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开始苏联改革的大背景。由于苏联社会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扭转苏联发展的秃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规定：苏共的职能应当是政治先锋队，而不是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党不能作出直接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团体直接指示的决定」。这就意味着苏共放弃对国家事务的决策和领导地位。这次会议之后，苏联政坛上各种非正式组织如过江之鲫，社会上要求修改确认苏共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掀起的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和标准的全国大讨论中，更突出地强调了政治多元化、党政分开和三权分立原则。这一切为建立多党制、从法律上取消苏共的执政党地位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而苏共领导一切的地位的丧失，也预示了苏联的解体。

    在东欧剧变的冲击和党内外反对派日益强烈的多党制要求的压力下，苏共开始退让。1990年3月，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向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建议。经过修改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它政党，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其它社会组织和群众运动通过其被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它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参加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第七条规定：「一切政党、社会组织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规定的职能时，均应在苏联宪法和苏维埃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苏联宪法的上述修改补充，改变了苏共法定执政党的地位，确立了思想自由和多党制原则。1990年10月通过的《苏联社会联合组织法》，进一步使多党制宪法原则具体化。与此同时，苏共经历党内派别斗争、党员大批退党和「8‧19事件」后被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禁止活动的打击，内外交困，趋于瓦解。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宣布苏共自动解散;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非常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形势的决议》，决定「暂时中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至此，苏共作为一个在苏联独掌政权，呼风唤雨，为所欲为近七十年的唯一合法政党丧失了活动能力，苏联一党制正式宣告终结。这离苏联解体刚好四个月。

    苏共丧失政权与组织瘫痪，为各种反共组织和党派营造了空前广阔的活动空间。《别洛韦日协议》7 之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摆脱苏共控制的各共和国纷纷效仿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至少在形式上也「全盘西化」。俄罗斯国内一时间党派林立，政坛斗争起伏跌宕，从极右的民族主义自由民主党的崛起，到俄共的兴衰沉浮，再到「政权党」──「团结」运动(后译「统一俄罗斯」党)变戏法般的脱颖而出，政局变化每每出人意料。这一切正应验了十九世纪俄国诗人费奥德尔·丘特切夫的名言：「单凭才智不能理解俄国，对它不能用常理推测，它具有独特的性格，你必须相信俄国的一切。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搞新闻和言论自由及开放建党派。

    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国内改革的倡导者，可是过了五年，它却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来，1989年国内政治局势起了剧烈的变化。夏初召开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召开的。在代表大会炽热的气氛中，与苏共的活动相关联的一切重大问题全被“遗忘”了，却提出了许多针对它的批判和严重指责；他们自己还对自己开展公正的批评，揭露党在社会活动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苏共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国内随之开始出现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它们在苏联解体和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持不同政见者、杂牌军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们的活动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初，从事的基本是维权活动，他们不同当局合作，但也拒绝使用暴力。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希望中共中央从中吸取教训。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