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不能有赌徒心态

    一个又一个企业老板的“跑路”与高利贷经营者的跳楼，把温州乃至全国的民间高利贷疯狂之态、凶险后果逐渐清晰地呈现在国人的面前。然而，还有比中国高利贷经济更可怕的，那就是中国政治的“高利贷”赌徒心态。

 

    今日中国的高利贷经营者（这里不包括少数由于金融体制的极不合理的垄断而造成融资困难，不得已以高利贷暂时救急的专心做实业的民营企业老板。笔者对他们充满理解与同情），从根本上讲，抱有的是一种赌徒心态，即拿自己的明天赌一把。在当今中国，有几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等实业，会有年利高达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一百八十的回报？精明的高利贷者一般都懂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为什么仍要不惜豪赌一场呢？首先因为，他们在刚开始放贷之时，都有百分百的信心，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操控能力，能控制得住未来的局面与后果，能在接下来的投机中捞一把就走，或者能在“击鼓传花”中把包袱甩给别人，而不会自此陷入其中，越陷越深至难以自拔的。

 

    高利贷者一般的政治赌徒们，心态几乎与此一样。这类政治赌徒，说到底也是在拿自己的明天豪赌一把。以他们的学历与智商，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叫人伦道德？什么叫党纪国法？什么叫政治底线？他们难道不知道，把民众祖传的土地房产低价强征，派警察扮便衣殴打无辜民众，把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毫无理由抓捕监禁，把说了几句真话的作家记者秘捕秘判……这些恶行会激起民愤？他们统统知道。但是，他们也总是在开始施恶时信心十足：自己会有足够的操控能力的，自己手里牢牢掌控着的政经军警宣等等资源，将可以摆平一切，至少也是可以将社会矛盾“击鼓传花”传给后任的。

 

    高利贷者确实也有很多会在最初的炒房、炒股、炒矿、炒金炒银炒铜、炒外汇、炒期货，乃至参与赌博、开赌场等中国经济高度投机领域的豪赌中赚取一桶金，而这，刺激了他们胃口的进一步膨胀。政治“高利贷”赌徒们最初也几乎都能凭着掌控的绝对“优势”而轻易得手，而这，往往也刺激他们由此更加狂妄至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也总自信自己的操控能力会越来越强。

 

    但是，人算往往不如天算，疯狂的投机至最后，总有一天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报复，高利贷的窟窿于是越来越大。所以，高利贷赌徒在最疯狂的阶段，是尽一切力量，尽一切资源，不惜以最大的代价弥补日益扩大的债务窟窿。

 

    政治赌徒们也一样，最初的压制与欺骗可能会在某时间段有效，但是，民意不是可以永远欺负的。政治赌徒们也要最终付出高额“利息”的，总有一天，被欺压的民意会反弹，而且这反弹更会日益强烈。按照中国社科院 雷颐 教授的说法，压制越甚，拖得越久，要付的“利息”就越大。于是，政治赌徒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以一百个错误来掩盖一个错误，不惜拆民心的东墙补贪腐权力的西墙，剜民心的好肉去补腐烂体制的伤疤：耗费天文数字的血汗钱，封锁网络，监控网民，隔绝信息，培植“五角”，“引导”舆论；动用黑洞般的资金，调用无数的干警阻截殴打几个正常上访讨说法的访民；动用几千万资金，调用几十上百人力非法监控软禁迫害一个盲人、非法监控几个文弱书生；调用神秘力量，把自己的国民像扔垃圾扔出国门……在很多地方，不仅已经赔上了整个体制的公信力，更赔上了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赔上了民族的创新能力，赔上了民族的未来！

 

    高利贷赌徒为安抚债主们的人心，往往喜欢穿一身名牌，开几辆豪车，办一些豪宴，也喜欢时不时做一些“慈善”，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底气。政治赌徒们也喜欢摆弄排场以“安定人心”。他们会搞“访贫问苦”，搞XX工程，搞XX晚会，办X歌演唱会，办“举世盛会”，鼓吹“中国特色”“中国模式”，鼓吹“救希腊”“救欧洲”……

 

    高利贷赌徒到最后，绝大多数会沦落到几乎不要底线、不要廉耻的地步。为了弥补日益巨大的窟窿，他们会不管是否亲朋好友，不管是否别人的养老钱、保命钱，只要能拿得过来以填补眼前窟窿，都一概先骗到手再说。政治赌徒们也一样。到最后，他们是不管什么人类良知，不管什么伦理道德，不管什么党纪国法，不管什么政治底线，只要能维持住眼前垄断利益的“稳定”，只要能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击鼓传花”，一概毫不犹豫统统踩在脚下饮鸩以止渴：省委门口可以安排警察扮便衣以方便打人，依法参选的公民可以让他们神秘失踪，依法行使职权的律师可以予以秘捕，对付探访一个理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盲人的无辜民众，可以安排“不明身份”者予以粗暴拦截、搜身抢劫、无理关押、野蛮殴打；依法维权的民众可以让他们“被旅游”、“被失踪”、“被车祸”、“被自杀”、“被精神病”……整个已与黑社会无异！不，盗亦有道，这已经比黑社会更黑！

 

    高利贷赌徒最终都会给自己留一手。“跑路”的老板绝不会“净身”出走，他们在“跑路”之前早已给自己或家人留好后路。政治赌徒也明白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美好的明天”，也早就给自己留好了退路。他们会早早地把自己的家人、财产，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要人们警惕被“演变”的西方国家，剩下做裸官的他们，自己也早揣好了几本西方国家的护照。

 

    高利贷崩盘之时，裱糊匠们给温州等地开出的一个药方是“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继续为眼前的“稳定”饮鸩以止渴。何为“适当”，国有垄断金融企业还具备准确判断的能力吗？让他们“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实际上就是再度纵容资本的疯狂投机。决策高层丝毫不愿治病先治根，及时有力惩治贪腐渎职的银行及其官员，及时真正放开早该破除的金融垄断，以及放开对更多的经济要素、政策资源的垄断，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规则，给充裕的民资更多的投资市场。对此，我认为以那种方式“救温州”，将要亡我中国，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是中小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不务正业”的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政治“高利贷”也一样，面对日益溃败的体制，面对无法有效约束、日益猖獗肆意妄为的公权力，他们也丝毫不肯还公民以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自由与权利，继续以民为敌，继续以人类先进文明为敌。

 

    在中国，经济高利贷赌徒与政治“高利贷”赌徒，真可谓互为榜样，互为基础。

 

    可能唯一不同的是，经济高利贷赌徒最终会“跑路”或跳楼——有些可能还知耻；政治赌徒却不会也不屑，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不会放弃最后挣扎。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自己财大气粗可以对付一切，自己紧握不放的刀枪棍棒能够摆平一切。

 

    温州企业不该救

 

    温州危机，说白了，就是炒房者、官员、银行互相勾结，鱼利百姓的危机，中央若救温州，就是救腐败，就是亡中国

 

    （温州讯）温州警方近日破获的一起13亿元（人民币，下同，2.68亿新元）高利贷案揭发，竟然该笔贷款的八成债主是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据中通社报道，在近期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温州，一起惊人的高利贷案被引爆：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9月21日，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携带这些资金潜逃，数日后被警方抓获。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八成债主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法制周报》报道，“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在施晓洁一案中，施晓洁夫妻所持有的资金中，有8个多亿的出处账户的户主都无法查找，要么身份虚构，要么人已失踪。这从侧面印证了“八成债主是公务员”的说法，更让业界看到了温州官银介入高利贷黑洞之大。

 

    温州官银涉及高利贷此前已有所闻。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

 

    温州80多老板逃跑3人自杀

 

    但是，由于被卷走银子的官员们都是一律低调，宁愿血本无归，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追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被卷走了钱，使得纪检部门调查面对重重困难。在“牵涉者众”的情况下，债主们很可能因此集体逃过一劫，“8亿官银”疑云则可能不了了之。

 

    有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3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

 

    在此背景下，温州市委市政府近日与金融机构、公检法等协同维稳，急救高利贷危局。

 

    温州这些私企、血汗工厂压扎的广大雇工的血汗哪里去了？贷的款哪里去了？他们用压扎雇工得来的钱、贷的款国内国外购豪宅、嫖洋妞、海吃狂饮、贿赂官僚、炒股炒房炒宝石炒古董炒农产品，搞黄金文物宝石储备，搞资产转移...储备够了，挥霍尽了，然后一跑了之，哪那么简单。这些私企，贷款时就没打什么好主意，就没打算偿还过。当年为什么把国企搞的资不抵债了就让它破产？一个个资不抵债的私企为何还让它活下去？银行为何把款贷给一个个资不抵债的私企？？对这些投机企业不但不能救，还要严格追查银行的责任，查封私企业主及其亲属的账户，查明资金的去向。既然是私企，企业与家产同属，偿还不上贷款的就用家产、存款、存货折抵。

 

    平时政府对高利贷喊打喊杀，而贪官污吏却低贷高放，现在官银套进去了反要政府资金去救市，这明显是双重标准，是拿纳税人的钱去堵官银的口子，把坏帐留给银行，官银完好回到贪官污吏口袋。要严格追查银行和当地政府的责任，彻查银行信贷的去向、公务人员高利贷资金的来源。

 

    今天救温州，给温州降息让利，允许拖欠贷款，允许高利贷、搞地方银行私人银行集资，给小微型企业扶持政策，明天就会出来冷州、暖州...，就会低效高能耗重复建设小项目遍地，就是鼓励不正当竞争，那干脆来个全国降息、只贷不收、国有银行倒闭、关闭大中型企业得了。

 

    一个泱泱大国，不脚踏实地地做大做强装备工业，稳扎稳打地搞好实体产业，而将房地产、矿产资源无度开采、外资外贸进出口作为支柱产业，拉动主体经济，不谋大国发展之道，盲目学习袖珍之国投机取巧之术，还将其推崇为模式、典型，这哪是举家过日子之道，这哪是治国强国之道？

 

    建议中国政府借机收购民企实行计划经济制度

 

    1.坚持紧缩放贷.决不能放松,

 

    2.防止老板外逃.让依法破产.

 

    3.收购破产民企.由国家经营.

 

    4.安排工人上班.不让其失业.

 

    胡锦涛总书记说;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地去改。

 

    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主观或客观造成的问题和障碍，对政策的落实产生阻力甚至对抗。在这种情况下，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担当，敢于应对，敢于作为，敢于叫真，不等不靠，不推诿扯皮，避免好人主义，全力破解热点、难点问题。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地去改。要充分运用检查、点评、评比、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促进工作上水平。要严格奖惩，对落后的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纠正，对优秀的要旗帜鲜明地进行表彰奖励，培树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

 

    邓小平同志有“坚持共产党领导不动摇”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理论论述，说明了“变”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证明，改革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需要区别什么事项。坚持共产党领导不动摇、不可变，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变。《改革30年：变与不变之间》写道：“小平同志曾多次用“变”与“不变”指明改革的本质和前途，比如，他在1980年指出,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形势下，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再比如，他在1984年分析改革形势时说，“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学习小平同志关于“变”与“不变”的理论，应该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即究竟是“变”好，还是“不变”好？应该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变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变革，就是不正确。究竟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同样也是要看具体事项，不应一概而论。某事项需要变时，对其进行改革，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事项不需要变时，却对其进行改革，就是不正确。所以说，离开具体事项讲“改革”，“改革”无所谓正确还是不正确。对于改革的正确态度，应该首先区别什么事项应该改革，什么事项不应该改革，而不应该盲目笼统不加区别地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这样，就出现了新“两个凡是”的问题，重新犯认识论上的错误。当年“两个凡是”一提出，小平同志就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如今，不区别是什么事项，盲目笼统地一概认为1.“凡是主张改革都是正确的”。2.“凡是继续改革都是正确的”，也就是步当年“两个凡是”的后尘形成新“两个凡是”问题，犯了当年“两个凡是”所犯过的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错误。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今天就是讲“科学发展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随时随地坚持真理，随时随地纠正错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承前启后，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前进，实现普遍民主、法治、和谐的崭新社会。

 

    中国政府应负起责任，领导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国防和人民的需用品,让人民各司其职，让各地因地制宜,不要让农民去干工人的活，不要让工人去干农民的活，不要让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南方生产，不要让南方适宜生产的东西让北方生产，不要让南方人到北方去工作，不要让北方人到南方去工作，人员流动是需要车船飞机的，制造车船飞机是需要矿物的，车船飞机要动是需要石油的。人员流动还导致人们离开父母和妻子去外地工作。使家人得不到常团聚，还易导致社会治安混乱。

 

    中国政府不应不负责任地把什么都推向市场，让市场自由竞争，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搞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存在盲目性和局限性,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导致经济危机；在收入的分配上，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会产生拜金主义等消极现象。也就是导致资源浪费，环境变坏.劳民伤财.贫富不均，民无诚信官无道德，人民为了钱坑蒙拐骗，官员为了钱贪赃枉法。搞市场经济完全是在搞垮中国。如今的中国:武官没血性,文官没德行,国家无主权,人民无尊严.

 

    人们不要认为政府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使企业和劳动者不能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了劳动率，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认为;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以道德教育的引导和赏罚分明的制度解决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作了许多研究，也提出了不少理论,主要如下十点：

 

    1有限理性，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消费者和厂商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这使得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作出最优决策。

 

    2不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资源配置再次扭曲，劣货驱逐良货。为此，人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进行矫正。

 

    3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决策经常失败，造成世大的损失。

 

    4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环境破坏

 

    5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完全失去调控效力。

 

    6在宏观上，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干预。

 

    7从动态来看，市场经济不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总会发生波动。

 

    8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在供过于求，大量资源已经用于生产超过市场需要的产品时，价格才下降。此时已经形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9市场调节是一种成本巨大的调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下降，生产减少，这意味着许多的工厂要破产，工人要失业。

 

    10市场调节是一种迟缓的调节。在价格下降之后，生产并不立即就减少，而是还要继续维持以往的生产势头，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候之后，生产才能减少。在这个生产逐渐减少的过程中，又有大量的资源浪费了。具体到我国，也许还应加上无序竞争带来的浪费和低效率

 

    实践证明中国还是搞计划经济好

 

    在这里，先通过一个例子比较一下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一个班有100个学生上课，现在要给学生们排坐位。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进行呢？有两种选择：第一，抓阄，抓着什么位置坐什么位置，但是这样一来，矮个子的、视力不好的学生可能就坐在了后排，他们的听课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第二，由老师按身高和视力排位子。不过这样在高个子和视力好的人眼里就未必合理了——长得高是错误吗？视力好是错误吗？

 

    抓阄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如果嫌抓阄不过瘾还可以让学生自己解决，自由抢坐，包括武力），这样一来，可以充分的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因为身高和视力不好而又坐在了后面的学生的听课效果又如何保证呢？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看，他们是活该自己倒霉。不过，他们听不好课，他们就有可能就直接不好好听课了，自暴自弃，在班上交头接耳，坐小动作，影响课堂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别人听课，这个恶果谁来付？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颓废主义盛行的原因。因为真正的公平没有了，某些个体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整体利益最大化无人管，人人只管个人利益最大化了。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整体利益最优，所以才会有雷锋，才会有助人为乐，人们才会追求精神享受和精神满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得到了多少物质利益，所以，陪陌生人聊天都要收费，还美其名曰“心理医生”；给人指个路都要收费，因为“信息值钱”。回家陪自己的父母聊天要不要收费？为教育孩子学好打他两巴掌要不要让孩子给自己打欠条？当我们眼里只有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兽性的社会——甚至连野兽都不如！野兽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杀死同类，它们会为了争夺食物、配偶、权利和地盘而争斗，但谁都不会去杀死失败者。而人类呢？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于同类的黑枪之下，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死在自己曾经的朋友手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个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所谓的法律只是为了防止过度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既便如此，违犯法律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为什么？制度使然。让人们首先考虑如何实现个体最优的制度本身就是在放纵人们的贪欲，而所有的经济犯罪行为都是由贪欲而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是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自然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努力让人们去控制自己的贪欲、让别人生活的更好。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犯罪行为自然要少的多。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优势。举个例子，一家私营企业可以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去偷排污水，一家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集体企业却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相比之下，哪种企业对社会更有利？

 

    本来，当人类解决了生存需求之后，更多的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在贪婪的追求物质满足，结果是越富有就感觉越不满足。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财富就象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越富有却感觉越忙碌，越没有时间享受生活。这又是何苦？人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受罪吗？正如老子所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物质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人们会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而暴发无尽的冲突（极端形式就是战争）。这与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金钱只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有钱和幸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钱代表的是物质满足，而幸福代表的是精神满足。有句话叫“助人是快乐之本”，这句话有道理吗？有。助人之后可以获得“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本身就是需要别人来承认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工作当中。但是，站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站在追求物质满足的角度看，助人为乐无疑是错误的。获得物质满足不代表幸福，幸福产生于工作的过程之中。当所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手段就异化成了目的，真正的目的却达不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放纵自己的需求的时候，就意味着要透支地球的供给能力，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环境恶化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追求来追求去究竟是为了幸福呢还是为了自杀呢？

 

    1、水资源枯竭：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不也在2007年12月3日说洁净水资源短缺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间发动战争的“有力诱因”吗？

 

    2、海洋被污染：赤潮频发、石油污染严重、废弃物过度排放……

 

    3、臭氧层被破坏：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是在20亿年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可是仅在一个世纪里就被破坏了60%。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都将消失。

 

    4、土地退化和沙漠化：现在，地球上每分钟就有10多公顷土地被沙漠吞噬，也就是说沙漠正以每年7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日趋严重的荒漠化正威胁着10多亿人的生存；与此相关的粮食危机也逐渐表现了出来。

 

    5、温室效应：导致病虫害增加、海平面上升、气候反常、海洋风暴增多。如果地球表面温度的升高按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2－4摄氏度，南北极地冰山将大幅度融化，一些岛屿国家和沿海城市将淹于水中，其中包括几个著名的国际大城市：纽约，上海，东京和悉尼。

 

    6、大量物种消失：2007年４月，第三届世界植物园大会在武汉开幕，从大会上传出的消息是：全球目前已有34000多种野生植物被列为濒危物种；每年1000个物种消失，物种消失的速度明显加快。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地球上近1/4的物种在未来50年内将遭受灭绝之灾。地球是一个大生物圈系统，如果它的平衡被严重打破，人类绝对不会独善其身。

 

    7、森林面积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人得肺癌活不了，地球得了就能活吗？

 

    8、至于其他的废物质污染、核污染、基因污染、噪音污染等等就更不用提了。

 

    企业不该救的原因如上，有人担心企业破产. 工人失业. 我认为可以由政府组织一下干别的工作. 也可以组织一个沙漠改造队，把剩余的劳动力组织去沙漠搞植树造林，政府印点钱发工资就行了.

 

    建议中国开展一次新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指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以及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三反”运动进入高潮。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续批转了各级党委的报告，阐明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总结并推广了各地经验，为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等方针和政策，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信的现象，误伤了好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问题在甄别定案时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结束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的报告，“三反”运动宣告结束。“三反”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这场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很显然，和平演变是和党章、党纲和党的性质和宗旨不相容的，也就是和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不相容，更不说和今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了。所以，我建议：

 

    1、 在说“三个代表” 时必须以“在坚持党的纲领和建设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题；

 

    2、 调高所得税的起征点的同时，建立申报个人财产的制度；提倡致富济贫，投入社会公益事业；

 

    3、 解决纪委因在同级党委管理下不作为，有的甚至和领导层同流合污的问题；

 

    4、 加强互联网的与论阵地，针对各种错误倾向进行有力的批判。最近有个新动向，敌人利用互联网抓住“民主”、“贪官”和“两极极分化中贫困阶层”展开反共宣传，即信息战，很多网民受其毒害，发生共鸣，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种危害不亚于公开上街反共逊色。所以，我们一面应组织力量予以反击；另一方面也必须认真解决被他们利用的确实存在的上述现实问题，加速党内外的民主改革，加强全民监督机制。腐败导致亡国亡党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已不是先前那种警告的事了。他们宣扬的民主之所以会有起共鸣，认为贪官除不尽源于缺少民主，所以兜售西方式的民主就有了一定的市场。

 

    5、 开展党内的新三反和外部的新五反活动，其内容是：

 

    新三反：在保证党员权利的条件下反对：一、反对忽视党的理论学习，动摇信念的倾向；二、反对只顾自己致富，脱离群众的倾向；三、反对借故浪费、假公借私、挪用受贿、贪污腐败，做社会上一切非法活动的保护伞和代言人。

 

    新五反：在保证市场经济合法经营致富的条件下反对：一、反对贿赂腐蚀干部，营造官商勾结，混进党政队伍，窃取经济情报，变国有资产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图非法经营，获取暴利；二、反对偷工减料，渗假制假；三、反对只图赢利，不顾环保和回报社会；四、反对各种形式的欺诈行为，损害公众利益；五、反对结帮拉派，组织黑社会，欺行霸市。

 

    6、行贿和受贿同是有罪，但有区别，被迫行贿，重治受贿；主动行贿过于拉干部下水，重冶行贿。

 

    7、实施赦免期，法制健全前从轻，自报属实，表现好的，可据情赦免；有了法制后，坦白从宽，立功有奖；制定从严期限，期限前表现好从宽，期限后严惩不贷。

 

    8、官员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均与官员腐败有关.这我就不多说了.

 

    惩治腐败对执政者是意味着利益的巨大损失甚至生和死的选择对于怎么惩治腐败,我认为要有切合实际和稳妥的措施，要以“既往不咎，未来是天”为方针扫除惩治腐败中的障碍, 以免造成官员恐慌国家混乱.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以身作则，在腐败积重难返的韩国闪电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中，数千名官员受到惩处，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部门长官、空军和海军总长等高官显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中国如果经历这样的反腐力度，政治和社会能不能继续保持稳定的局面，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严惩警察腐败，三年间两百多名警员入狱，最终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冲击廉署。在此压力下，港督当夜颁布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港督为了让廉署这个重要机构生存下去，做出的一次艰难但正确的让步。既要破除官员的心理抵触又要避免社会动荡的现实考虑。

 

    领导干部腐败之风有越演越烈之势，腐败之风多年来无法根除，与反腐手段没有创新及制度缺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惩治腐败要有切合实际和稳妥的措施,给贪官出路就是给我们国民自己的出路.其实以前的贪官污吏.大部份还是因以前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谁也不会天生就会贪污受贿的.如果不让中国以前的贪官污吏放下包袱，他们天天担心被查处，无心执政，国家怎么发展呢.如果外国手里掌握着贪官污吏把柄，他以公布来威胁，中国的贪官污吏们怎么对外国强硬呢.如果没有切合实际的办法，天天只喊惩治腐败的口号，中国腐败问题怎么能得到彻底解决呢.

 

    如果人民不放过一次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严重，这些大量的资本转移到它国，肥了敌国，当然他们情感上也不愿意流落他乡，愿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愿意坐牢，就是他们坐牢，也只能增加人民的负担，更何况谁会傻到坐以待毙，如果人民不能原谅，就这么对峙下去，腐败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伤，其后果就是经济趋向崩溃，最后受伤的还是老百姓，重新积累资本，还有消耗多少资源，多少环境的代价。如果人民原谅了，那么资本留在国内，或者流出的资本重新流入国内，无论怎样，他们的后人都会生活得很自在，这是现实，有钱哪里不能过好生活。我和大家一样恨贪官污吏，但不能意气用事，应当考虑到最有利于百姓着想，他们坐牢与不坐牢，我们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如果这些资本都留在国内，自然有利于人民，所以，我认为人民原谅更有利于人民，不过要有个条件，他们必须退回非法所得，希望大家理性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赦免以前的贪官污吏，才能惩治以后的贪官污吏.在法律上实行赦免制度：对之前的贪官污吏在规定时期内退还不法收入的，不论干部职级，不论问题大小，一律免除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法律责任，原政治、经济、生活待遇不变；对没有按期退还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开除公职，并存档备案，永不叙用；经济上，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高额罚金；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

 

    总归一句话;不管什么问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总比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好.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一般总是两败俱伤的。目前中国的官员可以说是贪官污吏比清正廉洁的多，解决办法无非二个，一个和平的方式一个暴力的方式。难道我们非得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吗？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就会引起贪官污吏带着贪来的财物逃向外国，还可能造成国家混乱的严重后果，遭殃的还不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自已吗？

 

    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出通告;对以前的贪污腐败.违纪犯法的官员.采取不惩处的办法.让他们30天内自首.交出以前的不法收入[可以设立一个公开退款帐号.让他们向公开帐号退款]，不追究任何责任.不撤职.不公开,还要为其保密.解除他们的顾虑,对不自首的一定要严惩.其实现在这些贪污腐败分子,大部份还是因以前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谁也不会天生就会贪污受贿.违纪犯法的.给他们一次自改的机会.以免他们携款逃跑[出国].迫急了还可能给我们国家带来混乱的.为了国家的稳定及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样做会得到全国人民及党政官员拥护和理解的.让现有的贪污腐败.违纪犯法的官员放下包袱,专心地执政，否则，他们天天担心受怕被查处,他们还可能天天只想怎么不被查处。那里有心执政呢？官员无心执政，国家怎么发展呢？政府怎么为人民服务呢？另外，他们不自首,查他们是不容易的。若不这样做.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永远得不到彻底解决的.赦免以后要制定新的制度预防腐败.新的制度应遵循以下八点。

 

    1.期限过后，号召全国人民检举揭发。要激励人民群众举报.按贪污受贿官员被查处金额的百份之五十奖励给举报人，[也许有人说奖励太多，我认其实不多，如果没举报人的举报，大部分贪官污吏是很难被发现的，且举报人是担着被打击报复风险的]，另外,做好保护举报人工作.对保护举报人不当的司法人员要从严惩处.

 

    2. 规定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应直接去查处.不能当中转站.转到当地去查处.转来转去往往又转回到被举报人手里去了,接受举报的司法机关一定决不能犯官僚主义.

 

    3. 立法规定.按贪污受贿一万判刑一年计算，二十万以上包括二十万的判死刑。只有严厉的刑罚,官员才能望而生畏，不敢贪污腐败。做到清正廉洁。

 

    4.司法机关还要主动出击.不能在机关里等着举报才去查处.另外，以后不要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实大要案都是从小变大的.这和一个人生病一样.小病不治变大病就不好治了.

 

    5.立即更改法律法规.对自首的行贿人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不要定罪.按一般的举报人对待并给予状励.对不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行贿人要与受贿人同罪对待。此举是解决行贿受贿问题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贿人就是行贿人！现在对行贿人的处罚比受贿人还严厉，简直就是逼着他们结盟！行贿若无罪，受贿人就会自危，怕行贿人过河拆桥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就无处行贿了.行贿受贿问题也就解决了。

 

    6.撤销各地纪检和监察部门. 只留中纪委监察部作钦差 .目前各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作用实在太小，很多都与地方行政官员同流合污。比如市纪委书记要受到同级的市委书记管理。市监察局要受到同级的市长管理. 各地纪委与被监督对象联系密切，纪检人员与查处对象低头不见抬头见，纵使不直接认识，想托点关系也不难。毕竟真正的黑脸包公还是少数，况且历史上那位也未必就像戏台上演得那么好。既然如此，中纪委就应该考虑推广异地办案的路子。虽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什么都不熟悉，但不要忘记了，举报人是群众，只要真心办案，并不缺少支持力量。钦差就是巡按，唐天宝五年（746），派官巡按天下风俗黜陟官吏，巡按之名始此。明永乐元年（1403）后，以一省为一道。派监察御史分赴各道巡视，考察吏治，每年以八月出巡，称巡按御史，又称按台。巡按御史品级虽低（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但号称代天子巡狩，各省及府、州、县行政长官皆其考察对象，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即时处理，事权颇重。清初亦有巡按御史，其好处有。增加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力度，防止地方上山头林立，对中央指令阳奉阴违，对加强中央的权威有巨大的作用。其次可以有效的缓解百姓对地方政府的对立程度。让百姓有可以控诉、申告的地方。对换回百姓对党的信任有重大的作用。中美创新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建议;撤销各地纪检和监察部门. 只留中纪委监察部作钦差.成立一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以执行.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也就是真正人民监督官员。上级监督下级才是真正的监督，无权的人民群众监督有何用？人民要借中央的权力监督党政干部行为.中央要使用人民的力量监督党政干部行为.才是真正强有力监督党政干部的。另外;中纪委和监察部应公开办公地址电话和网站邮箱，方便人民群众申诉，接到人民群众申诉后由中纪委和监察部直接派人去查处，同时要严惩捏造事实乱告者。

 

    7.加强党政官员的思想教育及法律教育，让他们有执政无私为民的思想及知法守法。决不能让官员有做官是为了名利的思想，犯了法才知犯法的法盲。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期等制度。加强人事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约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

 

    8.以后的司法机关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真正独立.不受地方任何干涉.也许有人会反对司法机关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正独立.那如果最高司法机关出现贪官污吏怎么办？陈中华认为;司法独立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独立为好.司法机关官员的权力不但要有人监督还要有人领导才能清正廉洁的。

 

    注：在新三反和新五反中，方式方法不能重复过去搞运动的一套，而要有创新，并制订有关的政策。自查自纠和群众性检举揭发相结合，结案以法律为准绳，以实效为绳。

 

    中国政治改革刻不容缓;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份，也是早已定下的国策。政治改革的总目标，不仅仅是巩固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是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政治改革，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社会预期的复杂性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不能成为政治改革停顿不前的理由。试验性地进行政治改革，恐怕是唯一的选择，就象摸着石头过河，总得下水去摸。

 

    今天的中国得益于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GDP重新恢复世界第二的位置，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生活较30年前有了极大的提高，国力军力较30年前有了巨大的增强。但是、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也触目惊心，诸如：贫富二级分化极其严重；环境污染相当厉害；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下层民众普遍存在对现实社会的不良现象的不满情绪强烈；社会道德缺失民众没有信仰；国家周边的安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东海、南海争端中国没有显示威严的方略；受美国牵制、围堵缺乏针对性的长远战略等等。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中国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 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胡锦涛总书记集权，让胡锦涛总书记任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当然，民主还是需要的，但民主是要有序的。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无序的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无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无序的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无序的民主还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无序的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

 

    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要有个主持的领导人，这个主持的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群众有什么建议可以向国家主席提出，国家主席把人民群众个人的建议在网络及各新闻媒体公布出去，让大家讨论，或开会讨论，从中吸取受到多数人赞同的去做就行了。这就是有序的民主。也是真正的大民主，对于下任国家领导人由谁来当，也可遵循这个办法，在国家主席主持下实行有序的民主选举，由国家主席指定几个接班人，把指定接班人的理由及接班人的情况公布于众，从群众的意见中择优录取，这样的权力移交会顺利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