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认为暴力截访就是;l欺下瞒上,知法犯法

    陈中华认为暴力截访就是;l欺下瞒上,知法犯法

    一位名叫赵志斐的河南洛阳男子进京旅游，只因与上访者同住一室，被当地派来的“追访者”当成上访者而遣返并打伤。日前，洛阳洛龙区政府已作出回应，对相关6名责任人进行处罚，其中涉事乡信访办主任被撤职，有关负责人向被错抓的赵志斐道歉。

    如此做法，也算是对“误抓”的及时问责与补偿。但，假如赵志斐是一个真的上访户，不存在“误会”一说，难道就可以“押回打伤”吗？上访群众的合法权益该如何保护？

    并非杞人忧天。当洛龙区警方提醒赵志斐父亲“你儿子要吸取教训”，“这次是被误抓还找到了，下次找不到咋办”，无意中也披露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一些地方的非法截访甚至是暴力截访，看来并非“偶然”。

    在我国，信访是由法律法规予以保障的公民权利。在司法救济尚不到位的国情下，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是利益协调的重要通道，对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中央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作为加强群众工作、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信访制度，更成为重要一环。

    也正因此，中央领导才多次强调要“切实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积极地回应群众提出的合理诉求，更加主动地解决好群众的现实困难”。

    然而，至少从赵志斐事件中展现的当地强大的“截访能力”可以看出，中央的要求、群众的利益在某些人眼中，远不及自己的位子与帽子重要。有些地方官员既不愿积极从源头化解矛盾，更害怕越级上访乃至赴京上访失了自己的颜面，想方设法掩盖问题、阻截信访通道。源头治理变成了源头堵截甚至“暴力截访”，社会管理中的这种野蛮做法，既是对中央精神的异化，也是对公民权益的践踏，还可能因此引发恶性事件。

    就在日前，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联合对今年上半年发生的１１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严肃处理，问责了57人，其中副省级１人。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央对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禁止违法拆迁的坚决态度，另一方面，案件中拆迁户多有数次信访却未果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当信访无法成为调解利益、化解矛盾的渠道时，许多问题就可能上升到对立、对抗乃至致人死伤的极端状况。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维稳任务艰巨，但这不是治理者暴力截访、侵犯公民权利的理由。只有治理者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中，真正做到中央要求的“执政为民”，真正维护好群众的信访权利，让信访制度切实成为“通道”，由此，才可能化解矛盾、避免激化，从而减少转型期的社会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就是维稳。

    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诸如进京上访人员被关“黑监狱”等广为社会舆论诟病，然而制度空洞下，“被误抓”、“被殴打”的悲剧仍在继续。之于“黑监狱”遭遇，赵志斐是万幸的，因为“他被找到了”，正如当地信访办工作人员的“忠告”一样，而下一句“下次找不到咋办”，威胁甚于告诫。权力张狂背后裸露的是制度保障缺失，更是百姓深深的无奈和艰难“维权”的心酸。

    赵志斐的蒙冤是他自身不可预见，也是不明人士“宁可错抓，不漏一个”的硬性规定所致。这个荒唐“不成文”的规定现实广泛存在基于控制上访量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干部提拔任用相挂钩，因而对上访者“严访死守”、“蹲点跟踪”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部分官员“维权”、“钻营”的潜在动力。这也是“黑监狱”生根的土壤及其一系列“野蛮”遣返不法行径的衍生。从这种意义上，地方维稳和群众维权则需要辩证对待。

    上访群众“维权”是初衷，地方政府“维稳”是借口，背后“维权”才是真目的。然而两个“维权”相悖，前者重点在于需求承认，从而解决问题；后者基于“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百姓疾苦”，更多意味否定。在承认上访群众理应享有公民人身自由与合法诉求权利的大前提下，“野蛮”遣返就成了“刚性维稳”的非法手段；加之，“官员维权”所施加的行政干预是对公民合法诉求单方便的否定，止乎于理更有悖于民主法制精神。故，基层官员在高举“维稳”大旗的同时，应高度警惕“稳定压倒一切”的片面认识，切莫将其当成“尚方宝剑”成了非法行政的借口。

    这也是当今官场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的一个危险谬论，不少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殊不知，“稳定压倒一切”背后隐藏着一种务必人治的思想，在制度空洞下，判断一个地方稳定与否，目前仍无法可依，相反完全取决于当地党政领导的主观意识。结果有些地方在这种思潮主导下，对上访群众“野蛮”遣返，把公民合法诉求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试图掩盖矛盾、强压民怨，以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

    这是对人权践踏，民主法制的侮辱，有悖于和谐社会精神。这种“维稳”治标不治本，逞一时之效，换来的是民众对制度保障的失望，公权部门公信力的严重受损。久而久之，更会加重民众焦虑情绪以致强烈不满、激化矛盾，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然而，解决“维稳”难题的关键在于：要求我们的官员与时俱进，勇于冲破旧有的思想禁锢，正确把握执政为民的“维稳”观念；相应制度建设方面还得给力，防止权大于法，用法制精神和人文主义关怀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才是真正的王道之举而不是野蛮霸道之风。

     我建议;国家信访局对上访案件应转交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法院及中纪委和监察部直接查处，决不能转回原地查处，如果当地能解决的话，谁也不愿冒着被精神病和被非法拘禁之风险，千里迢迢来京城上访的。希望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法院及中纪委和监察部不要犯官僚主义。要负起责任,依照党纪国法从快从严解查处上访案件。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另外;中国政府领导人应向公众公开电话号码，每天17点-18点用一个小时时间亲自接听人民的电话，各省市县区政府领导人也应如此。畅通民意渠道和尊重民意是党执政的基础。是国家稳定之根本。是解决官员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最好武器，也是从根本上治疗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和中央政令的不畅之良药。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