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建议国家所有官员和权力必须由人民推选和监督

陈中华建议国家所有官员和权力必须由人民推选和监督

    近三十年来，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政策来了一个大偏移，为了只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就已成了少数人发财欺压普通人民的保护工具，也就有了贪官们肆意贪腐得不到惩处，导至越反贪越贪腐扩大化，已经到了国法已无法遏制贪腐；也就有了无耻缺德的专家学者站在既得利益的门坎下，成为了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看门狗，为既得利益者充当保护的马前卒；也就有了在违犯法规侵犯他人权利后还要大呼“我是公务员”“我是X局长”“我爸是李刚”“叫你跟央企玩不起”等等权势者不可一世的狂言壮语；也就了为了给贪官们、权势者触犯重大刑法后留后路的废除死刑的法律；也就有了……等等只见少数人在无法无天地收取罚款、扣留他人财产、侵犯他人权利、荼毒他人生命的种种所谓的行政处罚和违法行为像温疫一样弥在神州大地上。
 
    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政府机关是人民的管理国家的部门，大大小小的公务员是人民聘选的管理员、服务员，国家企业（包扩央企）是用人民的资本建起来的企业，他们不是人民的老爷主子，更不是像封建时代国家那样的所谓父母官、大老爷，他们不得任意挥霍人民的财产，更不得滥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他们所有的花费支出应该彻底地向人民有所交待，他们是人民的仆人就要由人民来监督，不能一手遮天，无作非为，花天酒地的挥霍乃至侵吞人民（国家）的财产，而把人民看作大傻瓜、二百五地糊弄和欺骗；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国家，就应该明白民主就是人民来主持和监督国家管理者服务者，不该是管僚公务员和央企管理者任意施为，不可一世。
 
    因此，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已处于民怨隐患，危机四伏之境地，在国家的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我对国家和政府有如下提议：
 
    1、各级人大代表应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领导主持下由人民来公开选举，不得由党和政府来指派，更不该只是官员和有钱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像征，而人民选出的代表就要担负起监督政府部门和央企的责任和义务，也只有经人民选举的代表才能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和义务，因为党是人民的党，也就要经得起人民的监督和考验。
 
    2、 各级公务员的选聘权利交给人民，在招聘各级公务员时，他们的考核应该由人民的代表来对他们进行考核，合格者在经人大审议评测后人命到各部门任职，也还得有一个试（任）用期，以五年为限，再经人大考核或留用或辞退；各级管理者的也得有一个任用期限；任何管理者和公务员的任职期限不得超过十年，在任职期满解聘的由人大给他们一个评测，有作出贡献或贡献大给予他们一定的的补贴和奖金回家或务农种植或经商办企业，遭辞退者没有任何补偿，任职平庸者量其在职期间的工作太度给其相应的补贴，而这些补贴只限于他们退职后五年内生活务忧的保障，五年后国家与政府无关，因为只有无能者在无法谋生，因为他们连种天都不会的话，可想而知他们在任职公务员时的工作能力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对工作有了危机感，才能杜绝贪腐和庸政现像。
 
    3、央企部门的管理者和使用人员，也得设立一个任职期限，也如上述聘用政府管理者和公务员一般聘用和解聘的规定。
 
    4、建立全民养老金制度和政策，凡年满六十的都由国家发放满足老人生活所需的资金，让每一个老人在老年时老无所忧，生活安定，养老金设立一个标准，不设任何等级。各级公务员、央企管理、职员工作人员在职的薪酬应该由人大审核评测给予相应的薪酬，央企的收支付出在人大代表的监督下审计下运行，防止他们滥发奖金，自定薪酬。
 
    5、取消任何一级管理者的一切特权，才能根除权力世袭和职务世袭，根除用人唯亲攀关系走后门的现像，也就是国家给人人有一个施展其才华的机会，这样才能给所有有志为国效力，有才之人尽其才能服务于国家，这样的国家才会兴往发展，国家也才会安定和睦，政府也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注释;为什么各级人大代表应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领导主持下由人民来公开选举？

    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国为例，其政治体制不过是准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国和日本甚至仍然是君主立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历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建议中国共产党设立主席职位并任中圉全国人大委员长独揽大权。

    最近中国大陆很热闹，大江南北到处出现“乱象”，要么是老百姓一起起来围攻政府，要么是外地人一起围攻本地人，要么是老百姓联合起来围攻城管警察。不排除这里面有外部势力在搞鬼，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自己有问题，外部才会有可乘之机。这还仅仅是部分区域老百姓自发的混乱，如果出现出现某些很严重的事情引起全国性民愤，并出现外部势力全国式的串联，并且政府机关，军队，武警等等都出现被收买等等，那事情就大了，不排除现在外国某些势力正在谋划此类全国性的事件。　　
 
    现在中国得的是改革开放综合症，是全局性的，系统性的病变，不是某些部分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改革开放综合症就需要从全局入手进行解决，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延误时机，造成错觉。　　
 
    现在“乱象”如此之多的原因，其主要矛盾不是不同地域人之间的问题，也不是政府与老百姓的问题，更不是城管与老百姓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主要矛盾使然。现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要生存发展与西方资本势力要剥削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个矛盾在国内的表现就是民族爱国势力与汉奸买办的势力之间的矛盾。　　
 
    正是中国大部分的资源与财富被经济金融领域的汉奸优先的供养给西方势力了，结果造成国内如此多的老百姓来分国内所剩不多的财富与资源，因为本身就不多了，而有些人又希望自己多分点，于是就出现了种种事件，本地人的利益不愿意分给外地人，政府的油水不愿意外流，国企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只愿意为自己谋福利，等等。正是财富分配的领域的问题直接造成今天中国的种种乱象。最后中国人省吃俭用来供养西方人，最后中国人自己乱了，西方人在吃了酒足饭饱之后又来装和平使者。难道我们傻吗？不是我们傻，君不见，现在移民的人都排着长队，这些都是所谓的精英，有钱人，看看要出国的这么多人，就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出力还不讨好的事情了，原来是那些屁股坐在西方那里，一群吃里扒外的家伙住主导了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住主导了社会经济的运行，这样经济运行的结果就是大部分利益被外国人拿走，中国人自己打得不可开交来争那少的可怜的部分。所以说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表现在国内就民族爱国力量与汉奸买办的矛盾。　　
 
    从某种程度说，现在中国连封建社会都不如，例如封建社会科举取士是全国统一的，录取在规则上也是统一的，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而现在中国高考把名额都集中在了少数大城市，存在严重不公。在封建社会君王是国家的主宰，他不会允许大臣吃里扒外，把国内的财富都倒腾到外国去，现在中国一些人在国内做官，子孙老婆却拿着外国国籍，拼命的往外弄钱，帮着外国人谋福利。例如古代皇帝安排流民，就给这些流民安排好了户口，而现在中国人在异乡生活打工却不能享有自己该拥有的权利。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乃天朝上国，而现在中国成了瘪三，去添美国人的屁股。　　
 
    据说中国现在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宋朝时期，现在人均生产力水平还不如唐朝时期，何况那时吃的都是绿色食品，现在吃的大部分都是有毒食品。这就让人郁闷了，我们这怎么连万恶的封建社会都不如了？　　
 
    原因就是中国现在是个没有主人的国家，这个国家就像一个肥肉，谁有本事抢的多，谁就分的多。古代帝王是国家的主人，是家天下，就是说国家的产权归帝王，于是帝王就肯定会对自己的国家上心，会认真治理自己的国家，起码自家的东西。有大臣投敌卖国，全家抄斩，灭九族。而现在不同，这个国家的以前的主人没了，被革命了，新的主人本来是人民，结果大权旁落，于是这个国家似乎就没人管了，谁想捞就捞，捞完了，就拍拍屁股跑到外国去。国家的管理者似乎也不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美国人想捞点，就给你，3万亿美元够不够，不够，再央企分红给你，实在不够，我就补贴出口产品给你。那些政策的制定者似乎自己成了美国人，中国是他们手里的殖民地，丝毫不在乎中国人自己的利益，却只在乎美国人的利益，因为美国人有权有势。
 
    我认为中国急需要一个大权独揽的领导人，不要搞什么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我们现在的领导体制是“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我认为这一体制存在很大弊端。
 
    集体领导是权力制而不是责任制。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结果由集体承担。集体领导说明集体有很大权力，集体领导的权力是由每个集体成员的权力构成的。也就是说每个领导集体成员都有权力。但是，集体领导的责任是由集体承担的，责任不可能落实到个人头上。常言道；法不责众。所以，一旦集体决定出错，责任也不可能由哪个个人承担；即便是有人承担，也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特别是在本地方范围内，都是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容易形成“内部事务”，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三种约束和制裁方法，就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一样。1、党纪约束和党纪制裁。党纪约束和党纪制裁只适用于党员干部。2、政纪约束和政纪制裁。政纪约束和政纪制裁只适用于政府官员。3、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主要是真针对老百姓的，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很少用法律约束和法律制裁。
 
    即便是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特殊和个别情况下违法违规了，但由于是集体领导，责任由集体来承担。虽然说政府是首长负责制，责任可以落实到人，但是 ，地方政府都是在同级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地方政府的首长一般都是地方党委的二把手，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集体领导。普通官员做的事情如果是部门领导同意或默许的，其结果也是集体领导的。这样法律法规就不可能直接制约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首先是党纪处分，其次是政纪处分，最后才是法律制裁。这就形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这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有了个别官员违法违规而最终得不到法律制裁的事实，从而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这就是集体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
 
    我们国家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体制。党委和政府构成了二元权力结构体制。党委是领导者，政府是被同级党委领导者。党委具有重大事情安排和重要人事任免权，政府只能听命于同级党委,政府是做具体行政工作的。从业务上看，党委、政府和人大是三个单位，党委决策、政府执行、人大监督。从组织和人事角度来看，党委、政府和人大是一套人马，地方党委书记一般都兼任人大主任，地方党委第一副书记一般都兼任政府首长，地方党委主要成员一般都兼任纪委书记、政协主席、政府主要官员等。
 
    地方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员任免都是地方党委“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集体是个“众”的概念，常言道；法不责众。再这说，“集体领导”不是自然人和社会法人，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集体领导”不受法律法规制约和监督；不受国家监督机关制约和监督；不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制约和监督。
 
    在决策方面，即便是某个领导的个人意见，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在用人方面，即便是党委书记和管干部的副书记有“初使提名权”，最后也要走“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不管是什么人的决定，一旦用“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决定就变成了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地方党委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员任免都是公共权力，但是，地方党委却没有责任，责任是由政府来负的。权力和责任不是由同一个主体来行使和承担的，权责不统一。例如，到目前为止，查处了那么多腐败分子和违法违规案件，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党委因为“集体决定”错误而承担责任，也没有一个地方党委成员因为“集体决定”错误而受到处罚。即便是政府负责，政府也是班子“集体决定”，责任不能落实到个人，最终没有人负责。这就说明“集体领导”是没有责任的。
 
    一个不受制约和监督并且没有责任的权力，在不能自律的时候，腐败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所以，反腐风暴将如何面对“集体领导”不受制约和监督的问题？
 
    集体负责可防一人独断，也是一种制衡，这东西在国内战争中起到很大作用。例：在国内战争时全国有各大军阀，除共产党的军队外其他各派有反水的，有拉部下单干的，有拉队伍离开一派投另一派的，还有暗中投敌做内应的，为保实力对上奉命令出人不出力的，还有暗中于敌方通信息合做的，等等。这一切是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共产党的军队向这种事基本没有，原因就是制衡，也就是决定什么不是一个人说啦算，得有关人员开会决定，而开会内容围绕上奉指令转，没上奉指令开会谈别的也通不过，反而于会者马上通告上级，也有特殊情况开紧急会，决定后通报上级，如没有特殊情况，也没开会决定，有没上奉指令，或和以布属的事情又不贴边，突然拉队伍就走有关人员不问你干什么？第一个问你的就是和你平级的政委，离你最近的副职，副政委，参谋长，这一干人你说不清，下边你也说不清，说不清少数服从多数向上请示，队伍别动。在加上以形成的集体决定，和党委决策铁规定，所以说想把队伍拉跑啦，不可能，不执行上级指令不可能。而这种组织关系是毛泽东创建的。这就是集体决策好的一面。现今是国家发展时期，全国上下齐努力打造中华强国，还用集体决策盯谁？防谁？打造强国靠的是政治精英，科技人才，不是人多力量大，更不是一帮愚人决定如何如何，选国家贤才谋国谋社稷，而人家有本事就应该亨受，谁也没怨言，相应也得给人权力，不给权力让一帮愚人左右还干吗？有权力相应也有责任，权力越大相应责任越大，这就形成主管责任制，干不好谁也不找，就找你主管追究你的责任，这就是问政制。如还采用集体决策精英就无用武之地，例：三国演义中刘备无孔明，累战累败，无立身之地，得孔明大展宏图，如集体决策灵还请孔明干什么？如不给孔明权力，万事还大伙说啦算，还把孔明请来干什么？如孔明脑袋里想的什么，其意图是什么，大伙都能猜出来还要孔明干什么？所以集体决策是不灵的。强国还得靠精英，精英责任制，精英问责制。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更好些。中国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胡锦涛总书记集权，让胡锦涛总书记任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当然，民主还是需要的，但民主是要有序的。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无序的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无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无序的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无序的民主还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无序的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
 
    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要有个主持的领导人，这个主持的领导人就是国家主席，人民群众有什幺建议可以向国家主席提出，国家主席把人民群众个人的建议在网络及各新闻媒体公布出去，让大家讨论，或开会讨论，从中吸取受到多数人赞同的去做就行了。这就是有序的民主。也是真正的大民主，对于下任国家领导人由谁来当，也可遵循这个办法，在国家主席主持下实行有序的民主选举，由国家主席指定几个接班人，把指定接班人的理由及接班人的情况公布于众，从群众的意见中择优录取，这样的权力移交会顺利及稳定，而且也是真正的民主的。
 
    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是十分容易的，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要有个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就应该集权，统管中国的党军政法。并主持民主制定法律，严格依法治国,实行政权责任制。国家主席只要把军队.国务院.检察院.法院及各省的领导管好就行了，有权对干不好的军队.国务院.检察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随时撤换，国家主席要知道军队.国务院.检察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干的好不好，可以自己亲自或派自己的亲信出去明查暗访.设立国家举报中心，时刻关注并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直接查处举报问题。军队.国务院.检察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区县乡村的领导也遵循国家主席的管理办法就行了，一级一级地下级对上级负责，比如一个村出问题就追究村的领导人责任，一个乡镇出问题就追究乡镇的领导人责任,一个市区县出问题就追究市区县的领导人责任,一个省出问题就追究省的领导人责任,可以细化规定一下省市区县乡镇村领导人的责任制度，这样的政治结构可以做到;民主有序。权责分明，司法独立。
 
    省市县区乡镇村领导人应实行有序的民主选举制度，村长在中国共产党村党委主任领导主持下由村民选举产生，乡镇长在中国共产党乡镇党委书记领导主持下由村长选举产生，市县区长在中国共产党市县区委书记主持下由乡镇长选举产生。省长在中国共产党省委书记主持下由市县区长选举产生。国家主席由原国家主席推选，在原国家主席主持下由各省市党委书记和省市长选举产生。省市县区乡镇级的政治制度应实行司法独立，建议设立司法院，与国务院平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公检法独立执法。以后的司法机关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真正独立.不受地方任何干涉.但中国国家主席要大权独揽，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及军委主席应由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或主席一人担任，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