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幻想，坦率面对中美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段话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征的故事。千百年来，这句话从来没有过时。眼下，我们不妨再次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几个大节点的历史。

　　新中国的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就和美帝国直接硬碰硬。无论是当年的举国同心、保家卫国，还是几十年后的改开盛世期间对这一战的各种抹黑污蔑，都说明在世界上依旧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敌对阵营的当年和当下，中美间的国家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只不过这种你死我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战场上扩展到了所有的国家关系方方面面。在1954年春夏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帝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美帝国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这一时期，美帝国上上下下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歇斯底里，只有当今的无差别全球监听恐怕才能与之比肩，其毫无顾忌毫不隐讳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政策，就是等同于反犹反苏维埃俄国的纳粹翻版。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论战爆发，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当面就争论过两次。1958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被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施加了压力，但毛泽东冷冷回答：“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道，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打算怎么办?毛泽东说，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讥笑道：“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敬：“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1959年，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后，赫鲁晓夫飞来北京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再中国东北被俘的美帝国空降特务。毛泽东的回答是：“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当场红了脸的赫鲁晓夫坚持要中国释放这几个人，因为他已经在戴维营当面答应了美帝国总统。但显然，毛泽东不会买美帝国总统的账。于是，赫鲁晓夫又转而为印度的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泽东的回答简单明了：中印之间的根本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于是，以为换个社会主义跑道就能摁住毛泽东和新中国头颅的前苏联——已经修正主义化了——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起了杀威棒，先是背信弃义，单方面全面撕毁援华协议、撤回援华专家，而且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中虚报浮夸、超英赶美、大跃进、放卫星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下，逼迫中国归还抗美援朝和一五期间的对苏借债，直到1969年3月公开武装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并炮击中国岸上纵深，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甚至此后的苏军金兰湾海军基地和中苏边境的陈兵百万，都让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的中国承受了不小的战略压力。

　　在苏联解体近24年之后的今天来回顾中苏反目的这段历史，其实比前苏联尚未解体之时的分析更有价值。个中原因不在于分析前苏联的修正主义化，而在于中苏反目之后直至1989年5月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短暂正常化，然后前苏联迅速解体，一直至今的中美关系的45年历史。就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有些文人感慨曾经为反法西斯并肩战斗的中国共产党(注意，此处特别排除了蒋记中华民国)和美帝国，居然会出现美帝国孜孜以求前赴后继要搞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你死我活的局面一样。用声称还要领导地球100年的美帝国总经理奥巴马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共产中国的13亿人都能达到美帝国的生活水平，那将是地球的灾难。

　　从1969年到2014年，这45年的中美关系历史也证明了，无论美帝国是否有、有多少像斯诺、斯特朗女士、杜波依斯夫妇这样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的友人，都根本不足以改变中美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截然对立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敌对、阶级立场敌对、国家定位敌对、国家存续目的敌对。中苏反目和中美接近，无非是一个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事件，和一个彼此都能缓解战略压力的战术性安排——如果放在45年的历史周期来看的话。前者不再赘述，后者则分别缓解了对苏的战备压力、从越南战场的泥沼中抽身而逃——美帝国其实根本没有得到一丁点的体面。但是，当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后，中美两个截然敌对的政治体系立即就从短暂的蜜月期这种不正常状态，恢复了间或暗流涌动、间或剑拔弩张的正常状态。从大的态势上说，美帝国一直都是攻势，顶多在独霸世界后的一段时间内(2001年的911后至今的几场战争)维持着攻势防御，而中国则一直都是守势，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极其被动。邓小平在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应卡特邀请访美之后，短短两个月时间，1979年4月10日，卡特就签署了非法的“与台湾关系法”使之成为美帝国法律。大多数分析都注意到了这个用国内法管理国际法的奇葩之处、自始至终虚伪的第二条第五款“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及美国在台协会的事实外交机构功能，但更应该注意的，是被冗长的外交辞令包裹下的这一条：“第4条(甲)款：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应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美国法律适用于台湾应与1979年1月1日以前相同。”(乙)款则进一步作了详细解释：

　　(甲)款应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情况：

　　(一)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二)凡当美国法律授权或根据美国法律同外国或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的实体实施计划、办理交易或进行其他往来时，也授权总统或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根据本法第6条并依照有关的美国法律同台湾实施同样的计划，办理同样的交易和进行其他往来(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同台湾的商业实体订立合同为美国提供服务)。

　　(三)(甲)迄今或今后台湾根据美国法律所取得的或与台湾有关的任何权利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涉及合同、债务或任何财产利益的权利或义务)，都不应因同台湾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和承认而被废除、侵害、修改、否认或受到其他任何影响。

　　说白了：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一回事，让台湾问题符合美帝国的国家利益则是另一回事。美帝国仅仅把中美建交作为一个孤立事件来处理——即便在当时因为越南战争失败、金本位解体、石油危机而内外交困的窘境下。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独霸地球的美帝国更是把中美建交作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孤立的战术安排，一个孤立的战役铺垫，即便是10年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而无力独霸地球的当下，美帝国也绝不可能把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当成一个战略课题来看待和对待。实际上，到今天为止，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一直是中国自己在呼吁、在好言相劝、在晓以大义，而美帝国根本不会接受在这个地球上有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大国存在，根本不会承认中美之间有中国想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帝国没有那么热衷于国事访问之类的面子上的兴趣，即便有也是在演戏——比如911前后的表演——美帝国的出发点和归宿200多年来一直很明确，那就是：建立，并永远维持美帝国独霸地球的唯一大国地位;建立，并永远维持符合美帝国自身需要的唯一利益规则。

　　如果说炮制与“台湾关系法”还是在使阴招下绊子小聪明恶心中国的话，那么，试图亡羊补牢的中美联合公报(一般简称《八一七公报》，于1982年8月17日签署)则再次证明了美帝国坚定的反华反共政治基因绝不可能改变。本意在于着重解决美帝国非法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签署至今马上届满33年，大家都看到了，美帝国售台武器不仅从未降低质量、递减数量，而且是数量越卖越多、质量越卖越好!这已经说明，在声势浩大的引来送往、鲜花仪仗、媒体报道、温情攻势、暖心段子之下，美帝国是何等清醒。

　　八一七公报之后，中国境内的早期自由派开始逐渐冒头。那个时期，中美经济差距悬殊，美帝国以接触渗透待变的对华策略按部就班推进，河殇等自轻自贱的自我否定思潮开始从中国西化精英逐渐向大众传播。尽管1985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美，但85、86年的自由化事件已经是一个目的明确的政治信号了。1989年2月，老布什对中国工作访问，6月的暴乱事件就让美帝国和中国的自由派看到了里应外合政变得手的可能性。1991年12月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对美帝国再次启动对华强硬的政策而言可谓恰逢其时。再看看22年前写的文章——即便那时已经过去了2年时间，美帝国和中国的自由派彼时是何等意气风发，银河号事件被美帝国登船检查(1993年7月23日)就足以反映出美帝国这种胜利在望的感觉，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奇耻大辱。之后的台海危机(1995年7月-1996年3月)、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精确炸毁(1999年5月8日)和南海撞机王伟牺牲(2001年4月1日)，则是所谓中国努力融入“世界”——美帝国定义和主导的“世界”过程中留给地球人最惨痛的记忆。虽说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强烈的反应措施，但从李登辉“私人访美”到陈水扁“过境访美”再到马英九“返校访美”，蒋记伪中华民国败亡小朝廷的种种“访美”擦边球，就像美帝国的对台军售一样，成了要挟、勒索中国无本万利的筹码，屡试不爽——而这其中也贯穿了中国领导人的数次对美国事访问(1997年10月26日-11月3日，国事访问，克林顿政府;2002年10月22-25日，工作访问，小布什政府;2006年4月18-21日，国事访问，小布什政府;2011年1月18-21日，国事访问，奥巴马政府)，以及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的对华国事访问。可见，访问是一回事，根本矛盾是另一回事，除非中国彻底放弃宪法和政治路线，像忠实的日本一样甘当美帝国的当代殖民地——也注定要被主子监听，还无可奈何。

　　但在中国，总有些研究中美关系的人，喜欢用一些温情脉脉的情绪化修辞手法来抒情中美关系，比如说破冰建交啊，战略合作、曲折起伏后雨过天晴啊，深化合作、平等相待啊，加深了解、战略互信啊，却从来不愿正视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与一个至少是宪法中还写着社会主义字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根本、全面不兼容现实。或许，他们也知道，美帝国反华反共的政客和官办五毛们的立场，比如前布什政府官员和国家安全事务专家斯蒂芬·耶茨(Stephen Yates)就说：“一次会晤几乎不可能解决根本上的差异，这个设想中的声明成为三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是一个奇怪的假设。”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表示“非常希望能够有双方军事之间的合作，并使这种合作更加透明开放，并更好地理解双方正在做什么，或至少理解彼此的意图而不至于产生误判”，“两国国防部长的会晤并不如预期中的成功，但我认为可能的是双方领导人都有意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他们可能会寻求军事方面合作的方法，使双方都更加克制”。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弗莱认为：“(中国)无意合作对抗全球共同威胁引起了美中长期利益很难真的一致的问题。遗憾的是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美国跟中国的问题是一样多的。”

　　2015年5月21日晚，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美帝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美帝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写信给国防部长卡特，希望其取消邀请中国参加在夏威夷举行的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以此作为对该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其他地方“采取挑衅行动”的惩罚。信中写道：“鉴于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我们的政府应该对让中国为其破坏行为付出代价的政策选择加以考虑。”同日，美帝国国防部和国务院高官都表示，将继续在中国南海进行军事巡逻。第二天，5月22日，美帝国副总统拜登在安纳波利斯对1070名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说，未来5年将有60%的海军部队被派驻到亚太地区。他声称，“公平地解决争端以及航运自由等原则正受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的挑战，而美国需要海军保护这些原则。”亚太的和平繁荣“取决于并将继续取决于美国的海军力量”。难道是拜登真的听不懂中国对于南海九段线的说明吗?难道是五角大楼真的忘了二战后中国政府是如何收复南海领土的吗?当然不是，但看看中国钓鱼岛和琉球群岛的今昔就知道了——这就是美帝国的逻辑。而布热津斯基们的表态呢，则像是京剧里面的红脸——当面净捡中国人喜欢听的话来说。

　　比如2011年1月2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如何与中国为友》的文章，他说“当时正是苏联扩张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侯，邓小平的访问缔造了中美联手抵制苏联扩张的共同努力。当时也正是中国30年经济转型的开始，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推进了这一改革。”“有些中国的评论家对中国国内转型和国际地位的宣示充满了幼稚的胜利主义的气息。(那些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领导人应该重读一下斯大林1930年写的一篇题为《在成功面前头晕目眩》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不要自负和狂妄)”“应该承诺中美伙伴关系应该有一个比国家自身利益更大的使命。这种合作关系将由21世纪史无前例的全球相互依存所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来指引。......应该启动定义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的程序。”“这样的联合公报应该可以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框架。这个框架不但可以避免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引起的敌对竞争，也可以进一步加强中美之间真正的合作。这样的公报不仅可以保证中美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身份和文化的国家可以公正地对待对方，也可以使得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历史性的重要角色。”

　　基辛格则说：““中美两国建立永久性的磋商机制非常重要，这样双方可以保持经常接触，而不至于等到危机产生才开始对话。”“其实两国现在已有相当多的互信，出现的困难很多时候都是被夸大的。有人说担心中国发展，但中国必将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只是中国的发展会带来变化，而美国也在发展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时刻准备，不断调整，以应对新问题、新情况。”他认为，要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关键在于双方能坦诚交流，频繁对话，并共同意识到中美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他说：“冲突不是国家崛起中的固有因素”，目前的关键挑战是“面对一个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技术剧变的全球化的世界，两国还没有共同的概念性框架”，由此他建议构筑“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

　　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说：“自奥巴马2009年访问北京以来，这次访问是为两国政府如何看待今后几年的美中关系确定参数的一次机会。”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说： “举行会晤的目的与一些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无关，而是为了启动一种不断加深关系的长期进程。必须强调的是，世界上这两个最重要国家的元首之间的会晤是所有首脑会晤中最为重要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道格拉斯·帕尔((Douglas H. Paal，包道格)说，冷战结束已经20年，911事件过去也将近10年了，美国必须“适应一个拥有二十国集团的世界。就为此确立基本规则而言，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

　　看上去很对一些中国人的胃口吧?但正是布热津斯基，至今都念念不忘消灭共产主义。基辛格几年前来重庆参观之后回到帝国，也做了他该做的事情，更有趣的是，不知道主张构建太平洋共同体的基辛格能否解释美帝国主导的TPP为何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太平洋国家中国排除在外?为什么TPP明确针对中国?而包道格、李侃如们的反共反华基因，则根本无须掩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检索出他俩的相关言论，就像同样被中国台湾省的很多反共反中者膜拜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的言论一样。这些大而无当、虚情假意的正面表态，根本不是美帝国对华舆论的主旋律、对华政策的主旋律。挑明了说，这个所谓全球化的世界如今面对的各种问题，包括最时髦的所谓恐怖主义问题，无一不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造成，而背后的罪犯正是美帝国为首的西方统治阶级及其各种帮凶。在贼喊做贼的过程中，贼对于自己是什么、要什么，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是非常清楚的，真正危险是的被贼盯上的人，要么真傻，要么装傻，这才是最要命的。

　　中美关系，不是互相不了解的问题，不是交流不够全面深入的问题，不是战略误判的问题，甚至不是能不能彼此惺惺相惜、相互尊重的问题，而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基础、理论基础、最终目标根本不兼容的问题;是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截然相反的问题;是“依靠谁”、“为了谁”迥然不同的问题。45年来，中美之间的各种互访不胜枚举，但美帝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挑拨离间、上门挑衅的行动从不曾有丝毫收敛。45年来，中美之间的各种协议数不胜数，但美帝国历来是择其有利而鼓吹胁迫之，避其约束而狡辩无视之。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能确保美帝国因此而容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和壮大。实际上，所谓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过是一种脆弱的不平衡不平等的“依赖”，主要表现为美帝国主导制定、主导维护、主导更新不公平的尤其是对华不公平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美帝国固化、强化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封锁和高技术产业的压制，迟滞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追赶和壮大;围剿和破坏中国在美帝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突围和另起炉灶，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对华金融战争。如果一定要说“依赖”，那就是美帝国越来越依赖通过盘剥中国劳工而维系其奢侈的生活方式，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把污染留在中国，通过垄断的定价权延续其高额的剩余价值红利，通过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支撑其富者更富的消费地位。这种有量无质的“相互依赖”，正是中国表面上PPP全球第一却至今拿不到话语权，得不到尊重，立不了威严的一个原因。可见，试图通过所谓的经济上加深相互依赖而逐步获得美帝国的接纳和承认的想法，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美帝国绝不可能与中国在经济上建立起一种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有美帝国的帝国属性和政治路线决定的，是不以某个总统某届政府任期内的战术、战役计划而改变的。由此上溯到反法西斯抗日战争时期，即便是深得中国人民好感的罗斯福，也毫不掩饰自己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蒋记中华民国拉进联合国的目的——一个弱小而亲美的中国，才是最符合美帝国利益的。一个强大而反美的中国，则将是美帝国的噩梦。看透了这些根本矛盾，我们大可以抛弃幻想了，也只有抛弃幻想，我们才能养成战略定力，才能坚定目标、轻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