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日思考：釜底抽薪，废掉鬼庙、天皇制、终战论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可耻日。但即便是在亚洲尤其是中朝韩举国纪念胜利日、万众谴责侵略者的今日，日本国政府还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边在所谓的安倍谈话中继续狡辩、继续抵赖、继续颇不服气地用文字来反击——只要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死光了，日本就再也不用为侵略战争道歉了，日本的侵略历史就不存在了，日本也就可以彻底放下历史问题的“麻烦”成为能与中国平视的正常国家了;一边呢，则“行胜于言”，根本不用外交部的什么人来跟中日韩打嘴炮，而是用实际行动向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日示威、向朝鲜半岛的光复纪念日示威——不但安倍送上了钱纸，真正的日元祭祀费，安倍内阁的法西斯右翼阁员特命担当大臣有村治子(女)、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政策调查会长稻田朋美(女)、前绑架问题担当相古屋圭司、复兴政务官小泉进次郎(前首相小泉的儿子)等一早就到靖国神社拜鬼，而长期存在的日本超党派议员联盟“大家一起来拜靖国神社之会”的多名国会议员组团拜鬼，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套用一句影视台词：这说明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只要天皇制存在，只要靖国神社存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就断然不会承认二战战败，更断然不会认为值得正视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尊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只要“终战”二字存在，只要原子弹“受害者”存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就会顽固地认定其主动结束战争，更会继续原子弹搭台、“受害者”唱戏，继续有声有色地扮演21世纪和平模范、和平导师、和平捍卫者的角色，继续通过完全有可能赢得的最佳男主角奥斯卡奖，来随心所欲地炒作中国威胁，维持对中朝韩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压制、战役牵制、和平封锁、道义扫荡。

　　我们当然不能用过去的政策来翻现在的案。我们承认，在当年的冷战大背景下，在当年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败亡小朝廷非法窃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大背景下，中日建交的系列文件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已经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的整体利益。我们需要正视的，是近30年来尤其是中日经济总量逆转以来对日友好政策的实际效果，认清对美政策对对日政策的负面影响，找到破题的战略思路。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时和其后的一段时期，由于中苏关系维持僵局，中美关系持续升温。今天，我们不少中国人当然终于清醒了，所谓的中美关系升温不过是美苏冷战大背景下，美帝国接触待变的一石二鸟战略，不仅孤立了苏联，而且利用合法的外交关系和中国的改开政策作掩护，有组织、大规模、成体系、全方位地渗透中国。但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升温刺激了中日关系的升温。无论是政治领域的建交，还是经济领域的协力基金贷款，或是高仓健和排球女将带来的民间交流，彼时尚在现代化指数上大幅度落后于日本的中国，让日本政府和民间在面对中国的时候都自信满满，也比今天相对真诚一些。但还是今天，我们不少中国人当然也清醒了，所谓中日关系的“升温”，其实是在被包庇的头号战犯昭和“天皇”至死未被清算、数百万法西斯“皇军”至死未被改造、包括14个甲级战犯牌位在内的法西斯侵略军牌位越供越多的同一时间里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日本，大东亚战争是日本帝国带头反西方的圣战、日本没有战败只有终站、日本才是二战的受害者尤其是原子弹的唯一受害者、“皇军进入中国”其实是在解救中国、没有南京大屠杀、“没有30万最多20万”......等等等等，这些才是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的主流。而长期以来，我们普通中国人都被不当的内部宣传告知：这些不是日本的主流，是一小撮右翼分子在捣乱。

　　借用一些中国的亲日派和通过各种方式跑到日本谋生的一些新日本人、面貌模糊的所谓华裔华人的句式：中国人的确是长期误读了日本和日本人。善良的中国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大爱无疆，以德报怨的中国人民足以让日本人感恩戴德、感激涕零、涌泉相报。善良的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相信只要时间足够，一定能感动剩下的这一小撮右翼分子，一定能让友谊之花开遍东瀛。但30年来，东瀛回馈给中国人民的噩耗一个接一个：拒绝承认慰安妇和制度性军妓的存在，顽固坚持匪夷所思的所谓东海日中中间线，非法挑衅中国在中国东海、中国钓鱼岛、国际水域和空域的合法权利，公开支持台独，到了近五年，则变本加厉，不仅非法“国有化”中国钓鱼岛，驻军西南离岛、高强度抵近挑衅解放军海空军，明目张胆修改宪法扩军备战，而且有恃无恐伙同越南菲律宾插手中国南海、伙同印度插手中国藏南，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安全、民生、社会各个领域对中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围堵、拆台、攻击和挑拨离间。可以说，新中国伪善的亲日派和天真的“和平鸽”们一厢情愿臆想和鼓吹的中日友好，早已丧失了存在基础，早已因为自欺欺人而变得丑陋不堪，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正常中国人看来根本无法理喻的日本，却上上下下理直气壮地自认和平国家、大言不惭地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年累月地举办荒谬绝伦的所谓“北方四岛日”、振振有辞地质疑中国有关抗日战争的一切史料。而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道歉问题，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成为日本用来跟中朝韩尤其是中国角力的武器。中国政府和民间花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所谋求的目的仅仅是日本首相一个人公开表态的“道歉”二字——他的内阁成员，甚至可以根本没有这一压力，随时可以去拜鬼。道歉的话，今天说了，拿到中国的实惠，明天翻脸不认了，又可以要挟勒索中国，可以说，道歉二字已经成了日本政府耍弄中国最廉价、成本最低的工具，而且屡试不爽、毫无风险、大大的管用！

　　试问，这还能仅仅用一小撮右翼分子来自欺欺人吗?

　　当然不能!实际上，中超韩与日本在如何对待抗日战争史、二战史和殖民侵略史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巨大差别，恰恰是由自私自利的美帝国人为造成的、被一心反共打内战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一手造成的、被新中国亲日派及和平鸽们有意无意造成的。这也是当下的安倍政权在经济增长乏力、人均军费暴增的情况下，仍敢于扩军备战、海外派兵的重要原因!自己都是个软蛋，侵略者怎么可能主动化身为天使?!要扭转在此问题上的全面被动、无能为力、疲于应付、毫无成效的糟糕局面，从眼下开始至少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重新审视并适时调整中日宣布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条件。可以明确宣布：在法西斯天皇体制不废除、靖国神社内的所有日本法西斯战犯(包括所有旧日本帝国军人)的牌位不废除(而不是移除到他地继续供奉)、“终战论”历史不重写的三大前提下，中日业已建立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就不能代表中日邦交的全面正常化，这个大使级外交关系也就仅限于两国的外交事务领域，并且中国随时保留单方面调整相应级别的权利。

　　第二，外交关系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外交无小事，但外交工作不能被神话。通俗了说，内交和外交同等重要，内贸和外贸同等重要。外交工作需要具备相应的外语知识，但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丧失独立自主精神者，顶多就是个鹦鹉学舌的传话翻译，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外交官，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官。中文是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之一，办外交的人不能办成了狐假虎威的假洋鬼子，前恭后倨。不能因噎废食，在拓展和维护外交关系上画地为牢、心虚气短。不能为保持关系而保持关系，更不能为保持关系而丧失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只要是有必要，必须敢于对挑衅和侵犯中国整体利益的国家给予明确的外交制裁。

　　第三，在国际交往中学会并大力制造议题、主动出击。老好人要不得，八面玲珑只是一厢情愿。建交至今，为什么没有中国的涉日研究机构——现在的时髦名字叫“智库”——主动提出废除靖国神社问题?为什么没有像日本非法控制中国钓鱼岛那样执着、那样年复一年行胜于言?为什么没有公开研讨天皇体制的存在，对日本法西斯复燃——根本不是死灰，也从未熄灭过——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什么没有公开揭露美帝国的法西斯化及其在日本法西斯卷土重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美帝国一边大肆造谣中国威胁论，一边嘲讽中国30年没放一枪不堪一击;日本法西斯一边气势汹汹“巡航”中国南海，一边在广岛长崎卖力扮演“受害者”，却还总是能占领道义高地，总是能博得现实同情，总是能陷中国于不义，中国的政治家和士大夫们难道就不能从中学到一点东西吗?!

　　第四，回应社会正义呼声，正视并严惩汉奸。当年，从旧中国一路走来的中国两弹一星先驱们，在艰苦卓绝的研制过程中曾痛定思痛地说过——平衡来源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这句精辟之言。这是几代中国人用民族血泪才学会的科学原理、生存法则。现如今，居然有中国亲日派和“和平鸽”们鼓吹的所谓“中国忍30年不惹事成世界第一”，这种荒诞不经的言论宛如当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样不值一驳，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种谬论何以能在所谓改开盛世中出笼和传播。俗话说家贼难防。因此，为国家民族计，尤其要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亲日派汉奸，以及类似朝鲜战场上黄皮美帝军之流的“华裔华人”、盘踞湾岛的日台杂交种等等非我族类予以剥皮曝光、迎头痛击，坚决锄奸不手软。

　　第五，筑牢军魂，继续加大并保持解放军质量建设尤其是海空军建设力度。八一招待会上讲话的民间反应，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丢弃、弱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编造、创新所谓新的军事思想，是不得民心的，相信也不得军心。岩里政男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敢于挑衅大陆，除了有解放军叛徒刘连昆内应之外，恐怕也有蒋军上下对经商办企业不择手段搞钱的解放军的蔑视。过去10年郭伯雄徐才厚在军内的恶劣影响，想必也是洞悉内幕的五角大楼和防卫省蔑视解放军的重要原因。丢掉毛泽东思想的军魂，必然贪生怕死。而贪生怕死的军队，绝不是我们熟悉的一往无前的人民军队。只有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人民军队，才是威慑敌人、捍卫和平的强大力量。

　　2015年8月15日这一天终将过去，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大阅兵的这一天也终将过去。如果说，前辈们在他们必须要承担起历史责任的艰难岁月里，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而担起了各自的历史责任。那么，在新世纪一十年代正好走到一半的当下，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工作者、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应当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应当勇敢地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思考和决断，无愧于自己走过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