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皇民”该吃药了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小英教育基金会创办的“想想论坛”，最近出现一系列讨论“终战70周年”的文章，高分贝地宣称中华民国和中共的“抗日史观”皆不符合台湾人的二战历史经验，并企图用日本帝国投降时的字眼“终战”来取代“抗日史观”。“台湾终战”的说法，与主张“台湾战败”看似有别，实则是同一种论述的不同变形。接下来我将分析“终战”论述中的两篇文章，揭示此论调的盲点及背后所隐含的右翼意识形态，并阐明为何我们必须从“抗日胜利”的角度纪念二战。

　　“抗日”的，和作为“帮凶”的殖民地台湾

　　史努比的文章标题〈“皇民”纪念对日抗战70周年，该吃药了〉，很清楚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文章主要论点是，二战时的台湾人是日本帝国统治下的“皇民”，台籍日本兵是“国军的敌军”，台湾又遭受盟军的轰炸，所以“旧中华民国史观”的“抗日”角度，对台湾人而言是荒谬且不符史实的。台湾的战争纪念不应该是去庆祝“抗日胜利”，而是不要遗忘“无数命葬南洋丛林与中国大陆的台湾英魂”并且“省思战争对台湾的历史意义”。文末的结论写得模糊不清，说台湾难以归类为“战胜国”或“战败国”，但整篇文章却又分明是藉着否定“抗日史观”，将读者引导到“台湾终战/战败”的立场。

　　史努比的文章的一大盲点，是对日据时代的理解过于片面，他把“台湾”和“台湾人”打包成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整体，彷彿台湾既然是日本殖民地，就理所当然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而台湾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本“皇民”和中国人的“敌人”。然而，除了少数勾结殖民者的买办阶级，台湾人民从来就不曾如此认命地接受日本的侵略和殖民。从乙未割台之际全岛各地的誓死抵抗，到之后20年间前仆后继的武装抗日行动，1920年代又出现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共产党等带有左翼色彩的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即使是日本为动员台湾人投入战争而发起的皇民化运动时期，也有坚持抗日的作家杨逵写下〈怒吼吧!中国〉，以及许多像吴思汉一样奔赴大陆抗日救国的台湾青年。一心想把殖民地的“台湾人”和对岸的“中国人”切割开来的史努比，却解释不了台湾人民面对日本的政治高压、经济掠夺、民族歧视、文化同化的暴政，“抗日”不辍的决心，而这个“抗日”的集体心态所蕴含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恰恰是和1945年抗战胜利、光复祖国的喜悦之情相互连贯的。

　　史努比的论述最吊诡的地方在于，他试着提出一个不同于抗日史观的“殖民地台湾的二战历史”，却给了我们一个既没有“殖民反思”也没有“二战视野”的台湾观点。首先，1937年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后，在皇民化运动铺天盖地的洗脑下，确实有些台湾人自认是“皇民”，有的台籍日本兵官拜飞官、有的参加神风特攻队，有的犯下屠杀、虐杀罪行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处以死刑。问题是，难道我们就这样接受台湾存在“皇民”的事实，而不加以反省和批判吗?所谓的“皇民”，绝非一个值得自豪的身分，台湾作家陈火泉在皇民化时期写下的长篇小说《道》，描写一个生来没有大和民族的“血液”而痛苦不堪的台湾人，他自问，“做为岛民的我，终究会成为皇民吗?终竟也是个人吗?”膜拜殖民者的民族文化，厌憎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把自己贬低成不是人，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人内心所烙下的深层扭曲，在史努比“不抗日”的史观下，都成了无关紧要的问题。

　　另一方面，史努比举出盟军轰炸台湾和台籍日本兵的战争经验，将中日双方的悲情等量齐观，却刻意不提日本作为法西斯侵略者的角色，企图混淆战争的前因后果。究其根本，若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向外扩张，哪里会有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而若不是日本法西斯势力从1930年代开始疯狂地向中国东北、中国全境、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又哪里会产生志愿参战和被强制征调为军伕、军属、军人的台湾人，以及因应而生的抵抗日军入侵的盟军和亚洲人民?当殖民地台湾在战时成为日本的南进基地，为日本侵略全亚洲的战争暴行流血出力时，史努比不但不促使我们去追究日本的殖民行径和战争责任，还要我们莫忘“无数命葬南洋丛林与中国大陆的台湾英魂”，试问，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所有为了保卫家园而死于南洋丛林和中国大陆的当地士兵、被拐骗到亚洲各地慰安所的慰安妇(包含台湾在内)，以及被屠杀、残害的千千万万个无辜民众?

　　历史地来看，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抗日”不是也不可能是专属于中华民国或中共的史观，而是亚洲人民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自然发展出来的政治共识。如果我们真的有心“省思战争对台湾的历史意义”，就必须承认殖民地台湾在二战期间，既是日本帝国主义极尽所能地剥削压榨控制的殖民地，也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帮凶。而战时的台湾人的处境或许其情可悯，但若是以此去合理化日本帝国对台湾人在战争上的动员和利用，那就是为法西斯的侵略暴行擦脂抹粉。

　　纪念抗日胜利是为了反制右翼势力的复甦

　　如果说“抗日”是战时亚洲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共同立场，二战胜利作为这个立场的结果，自然也就是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共同解放，换言之，也就是殖民地台湾人民的解放。然而，傅星福在〈二战70周年，台湾要有新思维〉一文中，却表明台湾不应该以“战胜国”的姿态纪念二战，因为这既不符合“台湾本位的历史逻辑”，也不符合“人类追求和平的普世价值”。他指出，相对于欧洲已不再和德国计较二战恩怨、美国已不再强调打败日本，中国和韩国碰到二战责任问题或日本自卫队的扩权行为，却还是严正抗议，中国方面无非是要藉此煽动民族情绪来获得人民支持。在作者眼中，各国“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故应以“战争受害者”为本位纪念战争的结束。

　　傅星福诉求的新思维是什么呢?除了和史努比一样把殖民地台湾割离于中国历史脉络之外，其主要特点是将亚洲目前的局势去政治化，空谈廉价的和平，掩盖二战当中不同意识形态力量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如何持续到现在。举例来说，美国之所以不谈日本的二战罪行，还在最近公然支持日本扩大自卫队权限，就是因为这有利于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利益，而美国的庇护和纵容，不但阻断了日本社会对二战侵略暴行的全面反省，更明显威胁到当下亚洲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福祉，这个事例却被傅星福当成一个普世价值的典范。而“人人都是受害者”的说法无异于主动放弃了对二战本身的思索，例如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反共”本质，日本军国主义寻求扩张背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动力，等等。唯有深刻地、批判性地讨论这些问题，才可能阻止以进犯他国土地、压迫他国人民为动机的战争再次发生。但显然，傅星福的“终战”新思维，是终结而非开启了思考的契机。

　　总的来说，我们之所以有必要纪念二战的“胜利”，而非日本帝国角度的“终战”或“战败”，乃是因为在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在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之间，在侵略者与被侵略的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二战的胜利不仅止是同盟国的胜利，更是当时所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阵线的人民的胜利，战后从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解放出来的台湾人民，没有理由不和过去被日本铁蹄蹂躏的亚洲人民站在一起。更何况，在日本政府仍不承认诸多证据确凿、令人发指的罪行，日本右翼人士依然故我地参拜供奉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此刻──我们如何能够以“终战”一词粉饰太平，而不去彰显“抗日胜利”的进步意义?

　　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今年(2015)4月受访时，呼吁安倍政府向二战时侵略的邻国道歉，“日本需要一直道歉，直到这些国家说，『我们无法完全忘记过去，但你的道歉足够了。我们让它过去吧。』”身为日本人的村上春树尚有此等歉疚之心，持着“终战论”和“战败论”的台湾人，却抢着为前殖民母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白开脱，真是何等悲哀。这也证明了，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彻底清理自己身上的殖民情结和帝国欲望，如果我们不能坚持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复甦的一方，那么右翼的亡灵恐怕将在台湾的上空盘桓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