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事件综述

郎咸平事件综述

郎咸平教授简介：
郎咸平教授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郎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

    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与世银经济学家Stijn Claessens和 Simeon Djankov合作，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该项研究成果标题为"East Asian Corporations: Heroes or Villains?"曾被作为世界银行编号409号(2000年)研讨论文发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录编号: ISBN: 0-8213-4631-8)。该论文曾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郎教授与世银经济学家针对一此课题于美国最富盛名之‘财务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年)‘美国财务学会期刊’(Journal of Finance, 2002年)将世银研究成果发表。

    郎教授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并且成就斐然。他曾经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经济和财务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如"美国经济学会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芝加哥大学政经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财务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美国财务学会期刊"(Journal of Finance)等。郎教授的论文被大量引用，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普遍认可。众多的知名媒体报道了郎教授的观点，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商业周刊"、中央电视台, CNBC电视台和TVBS等。而且大多数世界通用的财务管理教科书均引用郎教授的论文。

　1994年至2003年初，历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正教授、讲座教授。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现任《太平洋财务》期刊(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国际财务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的副总编辑，也和计量经济学大师邹至庄教授一起担任总编辑合编过《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 。

据统计郎教授在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有约20篇的论文。

一、炮轰格林柯尔
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客座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明确指出格林柯尔及其董事长顾雏军以“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6亿”，“巧取豪夺”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四家公司。郎咸平分析顾雏军的手段为“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个步骤。

顾雏军在主流经济学“国退民进”的宣传下趁科龙、美菱等企业暂时陷入困难，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进驻目标公司，入主董事会，或成为董事长，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为目标公司的总裁。此后后上市公司在与原来控股的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数额动辄数以亿计，交易内容多为对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债务的安排，公司的商标、土地使用权等往往作为抵偿债务或者交换上市公司应收帐款的条件。郎咸平推测：每次成功收购的背后，总隐含着某些与原来控股大股东之间的默契，那就是柯林克尔通过作出某种承诺获得购买原来控股大股东所持法人股的优先权利，甚至获得对格林柯尔较为有利的交易条件，在顾雏军入主上市公司后，通过和原来的控股大股东进行债务豁免或者其他关联交易获得好处。如此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如果真是这样，受到损失的仅是中小股东。

接着这些格林柯尔收购的公司业绩连年下滑。郎先生分析财务报表和股市表现得出结论，顾雏军大幅拉高收购当期的各种费用（如管理费用、经营费用），形成巨亏，一方面降低收购成本，另一方面为将来报出利好财务报表和进一步的资本运作留出腾挪空间。

等股权转让完成之后，各公司的费用又锐减。郎分析：收购前后毛利润率基本持平，但是由于费用存在巨大差异，净利润变化却很大。顾雏军运用费用的一提一降制造出虚假的“扭亏为盈”。

郎先生用“借鸡生蛋”解释顾雏军的资金问题。科龙电器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为61.7亿元，科龙的经销商都是先付款后提货，而在供货商和广告商那里，科龙可以拿到30天到90天的账期。因此有充裕的现金用于投资。显然,收购科龙给顾雏军带来了产业收购扩大效应，他动用了科龙的强大资金流来帮助他对冰箱产业的整合。

郎咸平认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现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

8月10日，《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对其发言刊出采访摘要，此发言立刻受到内地媒体关注。

二、郎咸平受到威胁

8月13日郎咸平接到了由顾雏军委托的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英文信件，指出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新浪的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毁谤。

郎咸平说，顾雏军透过律师要求他做如下的行动。
 1.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record)我的演讲。
2.如果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没有正确地记录其演讲，那么顾雏军要求我完成下列行动。
1)要求新浪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2)要求东方早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要求香港商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
3.给顾雏军一份他的演讲稿件。

郎咸平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对于格林柯尔律师函所要求的三点，自己将不会满足任何一点。并且针对上述三点要求，郎咸平自己也发表了三点声明：
1、绝对而且充分地尊重媒体，媒体只要对演讲公正且负责任地报道，因而不必与演讲者内容完全相符。因此很清楚地告诉对方不会要求新浪网、东方早报和香港商报以及其他媒体做任何形式道歉。
2、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自己的演讲稿，请对方有空的时候自己去找。
3、绝对不接受律师函所表达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与自由的口气。

律师函中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法律程序”暗示，这个必要的手段也包括了非法律程序。而“不再通知”，则暗示秘密行动。对此，郎咸平指出，如果他本人、家人、以及朋友受到顾雏军非法律程序的秘密行动伤害的话，他将完全而且充分地采取法律程序回应。

随后记者见到了郎咸平所称的律师函原件。而郎咸平所称的威胁原话为
“if any of the requests are not compolied with ,our client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protect his reputation ,including commencing legal proceedings against you without future notice。”

格林柯尔系科龙北京地区新闻召集人8月15日联络北京诸媒体，表示科龙公司副总裁严友松来到北京，并约定下午2时30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见面。但严友松并未出现。不久媒体被科龙通知：取消了此次交流活动。

郎咸平8月16日下午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来自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并发表了《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所有人缺位而在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缺位——我国的MBO事实上是MBI》一文。

他认为国有企业并不存在所有人缺位问题，作为专业学者，他知道公司治理课题中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他用事实数据说明包括欧洲在内的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显著。

我国国营企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国家不存在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大部分的国企老总是没有信托责任观念的。

对于MBO他认为国内MBO并不是国际意义上的MBO，真正意义上的MBO应该是溢价收购在外的股份，即Management Buy Out (MBO)。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现在国内所谓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

格林柯尔系参控股上市公司股价开始全面下挫。

顾雏军董事长18日下午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

不久，最近遭到郎咸平炮轰的TCL,海尔等开始回击郎咸平。

三、主流经济学集体失语

似乎道理与道义都在郎咸平一方。媒体的报道褒贬不一，甚至在《和讯网》，《南方网》一度出现对郎咸平尖锐的批评，如《科龙中报赢利1.59亿元证明国企改革成就击退郎咸平谣言》。虽然由于他鲜明的维护中小股民以及公众财富的立场，得到了普通百姓的支持，然而，平时屡屡在媒体面前出现的主流经济学家却一度集体失语。许多名人沉默无语，一些表明态度的也都是大加批评，诸如说郎咸平不老实做学问，不了解实情的攻击一度出现于网上。郎先生只身面对利益集团，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17日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现在我惟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军奋战。”

四、经济学届开始响应

到8月23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发表声明《警惕中国的贝卢斯科尼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称郎咸平为“有良知的金融专家”，认为“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本计划今年冬天开始以大量精力展开系统的‘秋后算帐’，不想郎咸平先生先我而发起了辉煌的讨伐。本人在此向郎咸平先生表示由衷的致敬和致谢，表示全力的声援。 ”

2004年8月28日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7号长安大厦召开了《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到会的有一个是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张文魁、长江商学院郎咸平、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原国家计委退休干部杨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韩德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主持者在郎咸平的要求之下邀请了主要的经济学家来到会场，而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吴敬涟、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则没有出席。

会议出现一边倒的情况。除了张文魁，其他发言的学者都支持郎咸平。

张文魁承认国企改革中的阴暗面,但是他认为旧体制不可持续,所以国企产权改革不可停止。认为国资流失问题可以通过合适的政策解决。他举了德国、英国私有化的例子，认为应当大胆私有化。但事实上他也不倡导“内部型改制”，与MBO，但他认为对MBO，对“管理层想以优惠的价格来取得拥有企业全部和部分产权的欲望”要一分为二地分析，认为有合理性。通过一点好处来取得管理层对改制的配合、来消除改制时的“内部人抵触”，并称之为“杯酒释兵权”。

郎咸平认为私有化、自由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缺位，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保护普通人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受少数寡头与外国资本侵害，而国有企业是完全有可能做大做强，并且是中国大企业的唯一选择。

杨斌认为国有企业在市场体制下可以搞好，一旦廉价私有化就搞不好了。如果对资本主义有深刻了解，都会支持郎先生的观点。他举了乌克兰、匈牙利的例子证明自己观点。

左大培肯定张文魁是所有批评郎咸平学者中最讲道理的一个。他也深入分析了国外的经验，指出文化对于经济体制的重要性。英国国情与中国不同，英国的的私有化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而两德合并，西德政府在东德大搞私有化，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最后东德反而成了西德的拖累。而在日本，企业家都是国家主义者，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企业内部对工人是有名的终身雇佣、按年头涨工资，所以才有战后日本的崛起。而中国做的恰恰相反。台湾经济的崛起，根本上也是国家背后对高科技产业的强力支持。

韩德强认为事实上国有企业在改革前是好的，能够有盈利，上缴利税、发展高技术，还能够提供就业岗位，正是在改革过程中被搞砸了，搞死了。一些人所说的国有企业的问题本来并不存在，其实是在改革过程中改出来的。当初厉以宁为国企改革开的药方——私有化，最终的结果造成癌细胞的繁荣昌盛，抢占了正常细胞的营养，而原来国企创造的财富从全国人民手中转移到少数人哪里。新制度经济学的文化教唆国有企业老总贪污腐败，原来共产党的文化被破除，使我们陷入困境。出路在于制度与文化并行，当下特别需要认识到文化的作用。

杨帆谈到了国内经济学界被新自由主义垄断学术，打压不同声音的问题，这次主要的经济学家不理睬郎先生就是他们一贯采用的手法。他认为中国要搞高科技就必须要国企。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就是一种教唆，叫做吐痰。国有企业要变成你的的，你要先把它搞垮了。即使国企私有化搞好也不能分。历史的负债，社会保障基金不解决会造成社会的危机。

张维迎2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演说，呼吁社会应当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还表示经济学家应当保持学术独立性，有勇气面对公众舆论的非议，经济学家不应当为某一个利益集团说话，认为郎咸平“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

郎咸平回应了张维迎的批评，表示研究公司治理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增加中小股民的利益，这是该专业的基本目标。这个研究在美国就不会成为问题，美国大部分都是保护中小股民利益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一发就不一样，不让保护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

五、争论还在继续
“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张维迎是唯一的经济学家，张就是站在这里批评郎咸平没有独立性，为中小股民说话。并据说赢得了企业家的大量喝彩。张维迎的言论果然引起他所谓的“大众舆论”的热烈反应。甚至连鄢烈山都忠告张教授不要一味地“站”在某一个阶层
继张维迎的攻击之后，主流经济学界对郎咸平的批评回应增多起来。

吴敬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没有研究科龙的问题，无法作出回答。他认为如果出现权力的腐败，应该进行斗争。他认为不能说民营企业整体都不好。他不赞成郎咸平教授的一个背景思想国有企业挺好的。他表示自己没有收到“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又表示即使邀请了也不能做到有请必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