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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小说”答刘德隆先生

火烧 2011-04-04 00:00:00 文艺新生 1025
本文围绕‘时新小说’与‘新小说’概念差异、第一次小说革命提法、是否改写小说史及《晚清小说史》修订等问题展开讨论,结合历史背景与学术观点,提供深入分析与见解。

“时新小说”答刘德隆先生  

  

德隆兄:  

年前曾往兄的邮箱发邮件,均被退回。托林骅兄代发,仍不奏效。昨日信手点开“中国古代小说网”,见《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留得》有兄3月26日来书,不禁惊喜万分。  

承下问《清末时新小说集》,我至今未得寓目,仅能据报刊介绍,说一点粗浅看法:  


    一、“时新小说”与“新小说”是否同一概念?

   

  

“时新小说”与“新小说”,虽都有一“新”字,但不是同一概念。“时新”即“时鲜”,上海人所谓“时鲜货”,辞典解作“应时而鲜美的东西”。傅兰雅之所谓“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现象上似乎触及若干时弊,但并没有提出解决的根本良方;况且那头一弊——鸦片,恰是他的祖国强加给中国人的。而梁启超“新小说”的“新”,源于“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认识,萦绕着作者心灵牵引着读者情感的,多是与民主富强相关的理想,在本质上是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是广大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吾国长进之机”的形势下所交的一份爱国主义的答卷。  


    二、“第一次小说革命”的提法是否合适?

   

  

关于传教士,前三十年,人们多在意其文化之渗透;后三十年,人们又多颂扬其文化之启蒙。但真正的革命,不可能由外人导演而成。我不认为傅兰雅的征文比赛,是“第一次小说革命”。  

  


    三、《清末时新小说集》是否能“改写中国小说史”?

   

  

“时新小说”的发现,可以作为酝酿“新小说”传媒的补充材料,但不能“改写中国小说史”。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创刊、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及他创作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是晚清新小说正式降生的标志。

   

  

四、《晚清小说史》若再版是否准备有所修订?

   

  

浙江古籍出版社自萧欣桥、陈庆惠时代后,好像不太注重小说史,不闻《晚清小说史》再版的信息。我对馀生时光的分配,也不大可能为晚清小说多花气力,况且对于晚清的改革,也少了当年的激情,眼下尚没有修订《晚清小说史》的打算。  

  

这样的回答,不知是否合格?  

  

馀不一一,祝  

大安!  

  

                                          欧阳健    

                                              201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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