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浩然同志书

致浩然同志书

浩然同志：　　

给您写这封信，在我是很费踌躇的。自从一九六五年同你进行了几次难忘的通信以后①，七八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动荡。在这动荡的每一个曲折中，我每每不时地想起您来。最近看到报纸上，尊名赫然列在欢送廖承志一行名单中，思念您的心情就更迫切了。　

我对您的仰慕是从阅读《艳阳天》开始的。我热爱这部作品，并自然地拿它同本国的外国的作品相比较，更让我看出了它具有许多同题材作品所缺少的长处。肖长春的高大形象，使我的心为之深深激动。我曾经下决心要好好地研究它一番，写出一篇为它欢呼的评论来，让它在文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我的评论文稿曾经奉寄给您看过，后又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他们已经将这篇稿子送去排版，批判《海瑞罢官》的热潮的到来，把这篇稿子的位置挤掉了；后来杂志又奉命停刊，他们便将这篇已经送去发排的稿子退给了我。同时，《文艺报》也将我一九六五年写的批判赵树理的《卖烟叶》的稿子退还给我，说这篇稿子几次准备在杂志上发表以引起讨论的，但由于周扬一伙的阻挠，始终没有办到。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爱好文学，关心文艺界的斗争。为了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我认真地学习了一些马列与毛主席的著作，坚定了自己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当初写信给您，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良好的导师，争取能在这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的斗争中做一个新兵。而对您，通过对《艳阳天》的仔细的揣摩，我深信是真正革命的。因为我从这本书中，深深地感到了一颗革命的红心在搏动。——然而，今天再写信给您，在我心中却有另一番不可名状的苦恼。　　

一九六六年二月，我们学校开始了社教。我在帮助学校某个领导人“下楼”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其意是为了帮助他整风，却不料引起了他的不滿，在毫不令人觉察的情况下，整了我的材料。六月，文化革命开始，他与工作组勾通一气，突然抛出大字报，把我打成了“黑帮”。当初宣布我的十几条罪名，后来已经被事实证明纯粹是捏造。他们又对我进行了抄查，把我几年来学写的诗词、寓言、散文与评论，来往书信，以及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十年间的日记全部取走，其中包括您的几封我最为珍贵的来信，以及我写的关于《艳阳天》《风雷》等等的评论文稿。六六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洪流滚滚而来，学校中一大批红卫兵小将要我为平反，但遭到当权派的阻挠，对我的评价一时成了学校中斗争最激烈的焦点，而且从学校波及到了社会，甚至成了全县突出的矛盾之一。处在斗争漩涡中的我，时刻意识到这不是关于我个人问题的争论，而是一场大是大非的路线之争，所以就积极地参加到里面去，写大字报，进行辩论，出版了油印小报，说明问题的真相，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丢开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想念党和群众会了解我的赤诚之心。我们的斗争得到了许多群众的理解和同情，我在这场斗争中，也向广大群众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大风大浪中磨炼了自己。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关于我的谣言却越来越离奇了。什么我是这一派群众组织的“幕后指挥”，什么我是历次武斗的“策划者”，什么我以金钱粮票收买学生与社员参加武斗，等等谣言，不胫而走。我因其荒唐而洞见其虚弱，奋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殊不料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我突然被淮阴县公检法拘留审查；更不料，拘留审查期限会如此之长。二十个月以后，于一九七○年四月二十日方开始第一次审讯，两个多月后又搁置下来，复又经过两年多的漫长时光，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开始了第二次审讯，到七二年八月宣布释放，整整达四年之久。我被拘留的原因，据后来宣布是因为文化革命与日记两个问题。四年中，我始终怀着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坚定信念，愉快地接受党的一切审查与考验。在审查过程中，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复申明了自己下述基本观点：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一切言行都是光明正大的，没有搞过任何阴谋诡计，更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所谓“幕后指挥”、“策划武斗”，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第二，关于我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间所写的日记，其本质与主流是好的。从纵的方面看，日记中反映出我对五七年的整风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五九年的反右倾，六○年至六二年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六二年的蒋介石窜犯大陆，六三年的反修，六四年的社教以及六六年的文化革命等重大政治运动和重大政治关节，都是抱着正确态度的；从横的方面看，日记也反映出我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努力学习的，是积极工作的，是敢于开展思想斗争的，是要革命的。虽然其中在六一年因被误认为贪污而产生了一些委曲情绪及在困难时期一度有某些模糊认识，但并不占主流地位，有的且已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纠正与克服。经过四年的反复审查，问题已经十分清楚地摆了出来，许多疑点已经逐步得到澄清，正当我期待得出正确结论的时候，突然在七二年八月七日，以我书写的日记中有为反动家庭喊冤叫屈与攻击领袖、党和社会主义两条为理由，宣布定为“现行反革命”，到淮阴县棉花庄公社梅庄大队合心生产队我爱人下放处劳动，拘留期间工资不发，回来也没有分文安家费用。这个结论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半年多来，使我内心一起蒙受着极大的痛苦。所谓为反动家庭喊冤叫屈，不过是一九六一年某一天日记中流露出的一种背上家庭出身包袱的情绪而已，况且这一问题我已通过四清时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而得到了彻底的纠正，这在日记中是反映得很清楚的。至于所谓攻击领袖云云，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因表达方式不同，容易使人发生疑问的几句话，也应该说只是属于认识上和理论上的问题，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并不是什么错误的。我从出生到现在三十一年，在淮阴的十五年，几乎占了个人历史的一半。回想自己当初怀着革命的热情，主动要求来淮阴，勤勤恳恳地工作了这么多年，对党对人民也做过一些好事，并没有干过任何问心有愧的坏事，却不料因十二年前日记中的片言只字被误解而成了一个“反革命”，真是痛心已极。许多能够正面证明我的耿耿忠心的材料却被置之不顾，而且到今天也未曾归还给我。我爱人今年初已上调回大兴中学工作，但她的党籍问题，却因受了我的牵累而至今仍悬在那里，未得解决。　　

来到农村以后，我曾抱定一种达观的想法，认为这样倒反可以使我更好地接近劳动人民，更深刻地懂得农村的情况，而这个在过去对我来说，是太缺乏了，谁能说坏事不会变成好事呢？所以回家以后第二天，就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投入了紧张的劳动，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党表明心迹，改变群众对我的看法。我和贫下中农一起，顶烈日，冒严寒，披星戴月，参加了秋收秋种、兴修水利等一系列劳动，终于因身体没有得到调养与恢复，劳动负力过度，几次病倒。去年冬至，又一次身染重病，经医生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炎，且兼有高血压、严重浮肿，卧病几个月，仍未见好。我爱人的工资几乎全部用来为我治疗疾病，更伤脑筋的是链霉素异常缺货，我们都是异乡人，无亲少故，到处托人，买到寥寥数支药水，打打停停，甚难奏效。处于这种状况，我才决意向上级机关申诉，要求对我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作出新的结论，但至今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养病期中，颇富时间，读读马列著作，也想看一点文艺书。但我过去购买的书籍，已经在几年中大部失落。前不久在新华书店中看到您的《艳阳天》第三卷已有发售，另有新的巨著《金光大道》出版，颇想一阅。然不怕您笑话，我现在连买几本书的钱也没有，只好望洋兴叹。说心里话，我相信问题终有一天会弄出一个眉目来的，现在的一切，都应该看作是对自己的更为严峻的考验。不管如何，革命的方向不能迷失，青春的朝气不能颓丧！我写这封长信给您，倒不是企图博得您的怜悯和同情，而是因为内心积了许多的话，却没有人可以倾吐。因为我意识到必须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信而不能随意乱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您，但从您的作品，从您的两三次来信中，却仿佛很亲切地了解您的为人。当然，从您的角度看，对我却可以产生种种的质疑，尤其面对我目前的境况，更应该提起应有的警惕。但我想，您可以从我在文化革命前对文艺界某些问题的看法，推测出我并非什么连一点革命气味也没有的人。对我的信，您可以不作答复，因为我没有权利要求您一定这样做。但是，如果您从我的来信中看到一颗要革命的心，而愿意如过去那样给我以教诲的话，那真是我最大的欣慰了。顺便再说一下，如果上一点愿望能得以满足的话，请您能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全作寄一套给我②，我老早就想重新仔细地阅读一下您的作品，而现在我在养病期间，又获得了如此充裕的时间。　　

书不能尽意。谨祝　　

著安！

   欧阳健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日于梅庄大队　　

①1965年11月19日，我曾将评《艳阳天》的文稿分别寄给《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浩然本人（托作家出版社转的）， 12月28日收到了浩然从北京来的信；1966年1月14日与23日两次写信给浩然，1月28日收到浩然春节从北京寄来的长信；3月19日写了一信给浩然，且把关于《风雷》的文稿寄去。——见《大兴日记》。　　

②1973年6月，我在梅庄收到了浩然寄赠的《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