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混蛋最保护的秘密

　　中国混蛋最保护的秘密

　　小偷互相对骂打架，但绝不反对偷窃，相反，它们会保护偷窃的秘密。而一切回避反偷窃的，一定都是小偷，一定都有偷窃之心。

　　因为一提出是国人有缺点，那就要开始接二连三曝光，那自己的毛病也要曝光，可这是自己法宝，比吸毒还爽，所以绝口不提。当事人、记者、媒体、几乎所有人都回避真正的因素，五花八门的胡说八道纷纷扬扬，甚至攻击政府，政府也是国人组成的，也绝不揭示真相进行反驳。

　　也就是谁也不良，但是都要掩盖，都要保护自己的不良，结果恶性事件真正的因素就成了共同的秘密，一切表面因素也就五花八门了。

　　如果说出真原因，那自己的毛病也要暴露。比如，如果反对别人凌驾于人的梦想，自己凌驾于人的梦想就会受到阻碍，已经凌驾于人的更不愿意反对凌驾于人的思想，只是虚伪的平易近人给自己添彩。

　　这种情况，其实都有迹可循。有的老百姓就很离谱，它自己却觉得不离谱，就是恨不得当官的都是比雷锋还要艰苦朴素还要多为它服务，最好把饺子包好放在它嘴里，它还要品评一番，随心所欲满足口味。让它认识自己的缺点，认识自己的坏处，它不干了。恼怒这是让它放弃占便宜的法宝，本质的因素让它极其不愿，而且越来越如此思想离谱。

　　中国是现实高于文学，如果以为阿Q的革命梦想是虚构，那么现实中真构更膨胀。

　　邪恶成为一切邪恶者共同的法宝，共同的秘密。

　　一切乡愿城愿文愿都会因为共同愚劣臭味相投。学生的这些报复杀人案，投毒案，公交车纵火案，从来不指出真正的国民性原因，从来不把全面事实搞清楚。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胡编乱造，绝对不讲劣根性和愚劣的原因。

　　桂林落石致7名游客身亡，导游称央求游船施救遭拒。为什么桂林的见死不救，哪怕是举手之劳。难道是因为绝对钱眼一个因素?为什么?从来不敢面对真正的为什么?都在说鸡毛蒜皮的原因顾左右而言他。

　　不仅仅是有钱才救。实在是人与人之间互相鄙视。许多人下三烂。这些人更是小人同而不和。

　　存在这个因素。所以，有利可图，才考虑救自己深恶痛绝的国人，这样的人也有不良思想念头，否则也不会如此做法，钱只是一个表面原因，鸡毛蒜皮的也是一些表面原因，也不想暴露真实的想法。

　　为什么引起香港一些人那么大的反感，肯定有原因，难道都是拿钱被收买的?

　　“香港这等弹丸之地令人惊奇地出现‘港独’，中国应该检讨主观上的原因了。众所周知，香港在各方面都完全依赖大陆，甚至可以说没有大陆的支持根本就活不下去。就是在这样的地 方居然能闹出‘独立’，而且似乎是大陆官方与香港官方对此还都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看着，这其中的结症值得深刻反省。”

　　香港占中的人，害自己，害家园，连国家是自己是香港的依靠都认识不到。给害自己害香港害国家的敌对势力当炮灰。

　　为什么?从来不敢面对真正的为什么?互相之间双方都不说自己真正的想法和错误。都在说鸡毛蒜皮的原因顾左右而言他。

　　国人互相算计，还各种把戏花样明里暗里给人添堵，取乐，让自己有高明能玩人的恶劣虚荣心的满足。这些心眼多的愚劣，只能恼怒别人，结果小人同而不和。文愿和乡愿就互相死磕。孔丘都极度反感乡愿，不相往来，极度贬低。何况乡愿对乡愿的态度。

　　孔丘孟轲都痛恨乡愿，乡愿之间更是激烈憎恶，结果殃及国家和民族认同。

　　就在四川岌岌可危之时，国民党广播电台还在说小股共军流窜入川。小股的还是流窜的，那国军是干嘛吃的?这是证明共军不足为患呢还是证明国军无能透顶?

　　一个政权到了如此地步不灭亡都是不可能的。

　　穆公万分讶异，就问道：“中原华夏国家治理，靠的是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即使这样，尚且时有动荡，不能救世于混乱，戎夷没有这些，要治理好岂不是更加困难?”由余笑道：“礼乐法度，正是中原乱而不治的根由。恰是中原华夏有诗书礼乐法度所以才难以治理，自上古圣人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小的太平，效果也不过是‘小治’。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压服民众，臣民则炮制出‘仁义’概念怨望于上。结果上下互相怨恨，相互伤害。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于礼乐法度这些东西啊。而戎夷却没这么多内耗花样，在上位者怀着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运用自如，无须了解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也”，意思是说野蛮人只有暴力统治，没有精神文明;可是由余却理直气壮地说“华夏之有礼乐，不若夷狄之无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华夏文明的礼乐法度这一套。礼乐法度这一套，耗费社会成本巨大，却完全没把劲用对地方，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和纷争，倒不如野蛮人那套简单质朴的规则好使。

　　由余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从黄帝时期{进入中原后}开始发明的假与伪的把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可以说中国总是痴心妄想发明鼓捣假与伪的把戏，以为能骗人玩人。最是鼓捣假与伪，最是排斥真与实。

　　清王朝自大，马戛尔尼访问团的小孩子以后愤恨。有的人在内陆觉得感觉良好，跑到香港还是愚蠢自大。

　　其实社会生活中，一切臭味相投一起愚劣，比比皆是。愚劣的事愚劣的话错谬的话很有市场，就是这样。

　　鲁迅先生1925年就指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不要以为这是政权政党的事情，这是社会大多数造成的。国民性决定了由本国人组成的政党政府会出现什么问题。民族出现危急存亡，并不是政权一个因素，并不是少数几个奸臣就能葬送国家，必然有社会基础。

　　近代日本人发现大清全民腐败，外国人写出中国人性格。历史上，一个谣言就让赵国上上下下沸沸扬扬，结果用赵括换了廉颇。

　　现在官员非正常死亡，特别是自杀，说什么是抑郁症。在中国当官会得抑郁症?抑郁症到了要自杀的程度他家人看不出来?自己就不想治疗?众目睽睽看不出来他已经不适合再工作了?拿谁也不相信的最明显的谎言胡说八道。

　　出现恶果，却还在隐瞒真相，还在互相隐瞒，五花八门胡说八道，是必然没有好结果的。

　　互相隐瞒，甚至反对真相，只能自欺欺人，必然在客观发展中自食其果。只有说出真相，都洗心革面，都要真与实，清除假与伪，才有希望。

　　新中国建立，并不是劣根性就灰飞烟灭了，反而继续发展。小说红岩本来有70万字，其中大量揭露敌人对革命者的罪行，但是让作者被迫删除，说什么太黑暗。红岩烈士八条不敢公之于众，幸存者写的报告不敢公之于众，竟然把重要之处丢失两页。

　　刘文彩更严重罪行是官商勾结，本来是提高群众觉悟水平的好机会，却自作聪明放大刘文彩如何收租和水牢。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境遇并非孤例，越发现与现实的距离，回头向往昔寻求支撑就越成为习惯。3年来，周海滨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胥晓琦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往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编撰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资料，另一部分的资料则被人用手挡着，禁止观看。

　　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

　　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

　　陈人康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两人会争论起“文革”。几番争论，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和责任。

　　但在向儿子的观点屈服后，陈世榘总会说起某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但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你们年轻人要更全面看问题，不是几个人在整人。”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鲁迅：外国也有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斯惠夫德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以为我们的“上峰”雪耻。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

　　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外国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