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左派的三个理由

我成为左派的三个理由　　

我1973年高中毕业，回乡劳动了5年，等到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上了大学。十年等一考，金榜获题名，在当时可以说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四年学习，我享受着国家助学金和免费医疗。当时家里穷，能给我提供几件衣服已属不易，根本没有钱给我。尽管如此，贫寒出身的我很多时候没有觉得手头太拮据，甚至在毕业离校整理行装时发现，四年中我居然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陆续买到了价值一百多元的书籍。要知道当时的书很便宜，一般都是几毛钱一本。一百多块钱能卖不少呢。大学毕业，根据当时的分配政策，我丝毫不费心的被分到了一省级媒体工作。虽然我23岁才考上大学，27岁毕业，但毕竟搭上了末班车，走上了一条比较辉煌的路。直到今天，我有稳定且不低的收入，有一定级别的职务，高级职称，衣食住行的水平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均属上乘。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一个时代骄子，甚至应该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弄潮儿，我应该感谢文革结束，感谢改革开放。说实话，在这三十多年里，很长时间我都真诚的为改革开放叫好、呐喊、鼓吹。再说一句实话，如果我让自己糊涂一点，这样度过余生也算是比较幸福的。　　

但是，我没有选择糊涂，我选择了另一种清醒的活法，所以，我成为了今天的一个的左派。　　

我成为左派有三个理由。　　

首先要感谢美国，因为是它唤醒了我对真理的认知和追求。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讲道理，比如许多中国人都经常说这麽一句话，“总得有个讲理的地方”。正因为中国人信这个，才致使许多人在生活、工作中明理、讲理，懂规矩，守纪律。但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我逐渐发现世界性的没有地方讲理了。随着“苏东波”发生的巨变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所谓深水区的谨小慎微，原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性的走进了低谷。没有了对抗和制约，一极独大的美国狂妄自大、为所欲为达到了极点。它在全世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收拾谁就怎么收拾谁，它一张口就是规则，它一动作就是正义。它举着各种光怪陆离的标语口号，肆无忌惮的杀人放火。灭人家的国家，审人家的总统，轰炸人家的大使馆，堵着人家门口军演，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所谓“联合国”成了他手里的一个玩偶，甚至一个面团，想怎么捏吧就这么捏吧。国人也跟着亦步亦趋的唱和。有的无赖甚至在公开场合高腔大嗓的说，“告状？随你便，你可以去联合国告，我撑着你。”是啊，正因为他知道联合国不会给弱者主持正义，他才会如此放肆的胡说乱唚。由此，我忽然想到，连联合国都不讲理了，这个星球上哪里还找得到说理的地方呢？任何地方都不讲道理了，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么可怕，它要往哪里去，它会往哪里去，人类的明天在哪里？未来在哪里？一个显然没有明天和未来的世界是个合理的世界吗？当然不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在冥思苦想。终有一天，我想明白了：是因为美国人在全世界强力推行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是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是一部分人天经地义的就要骑在他人的脖子上过日子。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可是，谁愿意长久的被他人骑在自己脖子上呢？除了精神不正常者之外，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小反抗升级就会成为大反抗，结果是世界性的你杀我我杀你，天翻地覆，直到永远。千百年来人类所追求的那种“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式的、乃至“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将永远不可能实现。这对于人类来讲，是何等的沮丧。既然这个制度不行，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改变它、打碎它，才能最终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具体一点就是说，要打碎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的丑恶制度，要阻止中国正在向美国亦步亦趋的学习。这是我之所以成为左派的第一个理由，也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重要醒悟。　　

第二个理由可以说是由第一个理由生发出来的。　　

其实，想明白了“美国是万恶之源”的道理之后，曾有一段时间我又陷入了迷茫。既然这个道理并不是很难明白，连我一个小老百姓都能想到，况且又有总设计师时时提醒，为什么我们国家会有那麽多的人疯了似的向着美国奔跑呢？思考明白这个问题是个比较艰苦的过程。　　

我一直认为，小平同志在中国搞改革开放的初衷，肯定没有恶意。他目睹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状况，他明白政治大国只有与经济大国并驾齐驱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所以，他希望找到一种方法，能够使中国迅速走上富裕的道路。农村改革的基本成功鼓舞了他（现在看来当时也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促使他又把改革的目光转向了其他领域。请不要忘记，小平同志主导改革的初期，非常清醒，他始终都没有忘记中国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他不断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除精神污染，不断地提醒人们，中国不需要百万富翁，不能搞成两极分化。甚至，他不惜亲手废掉两个中共中央总书记。可惜，他不是理论家，他根本没有想到市场经济这头魔兽一旦出笼，其力凶悍，难以驾驭。他不明白在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根本不可能自发的按照人的主观臆想而出现“先富带后富”，当然“共同富裕”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还是出于最初的原因，90年代初他又进行了一次“南巡讲话”，许许多多的魔兽就是乘着这个讲话的东风插上了翅膀，一发而不可收。很多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开始了围剿社会主义的行动。由于向着美国疯跑，社会主义制度受到致命打击，民众的利益无人顾及，腐败盛行，官民矛盾愈来愈凶险等等现象也都尽在情理之中了。　　

骤然间的改革开放，让许多人登时眼花缭乱。面对美国的花花绿绿，许多人馋涎欲滴。南巡讲话之后，小平同志实际上的淡出管理中枢，更给群魔乱舞提供了方便。随着官商结合，权力寻租的盛行，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不断涌现，发了财的官员们反过来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制定更加荒谬的政策。于是乎，中国人民几十年含辛茹苦积累下来的公有资产堂而皇之的被侵吞，结果是损了国家、坑了民众，肥了少数这时候应该成为坏人的人。请注意，想到这里，我从迷茫中走了出来：这一帮高智商的、被称为精英的人，干了亏心事，发了不义财，他们总担心有那么一天，人民来找他们算账，让他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并且被押上人民的审判台。于是，他们开始死心塌地的投靠美国人，套着红色的光环替美国人谋划，献策。他们希望中国这艘大船沉得越早越好，沉得越深越好，沉得越彻底越好。到这里，我导出了一个程序：欲救世界，必反美国，欲救中国，必反中国精英。如今的精英们无论在以何种方式说话做事，都是在忽悠老百姓，都是在为他们的美国主子效力，都是在只对他们的天文数字的财富负责。这是我之所以成为左派的第二个理由——要救中国。　　

还有第三个理由，那就是我出生在五十年代，我见识过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生活，我有真社会主义的参照物（虽然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我深深的怀念那个时代。虽然那个年代生活物质相对匮乏一点，但人民的精神状态何其高昂，社会何其清明，人民何其扬眉吐气。那是一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那是一个涌现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的时代。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那是一个代表了世界潮流的时代，那是一个引领了人类走向阳关大道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了美好希望的时代。我愿意在我和更多人的共同努力下，帮助中国的这艘大船绕过暗礁，剔除蛀虫，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彼岸，为全世界人民走向美好和幸福做出探索、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河南铜豌豆　　

2011、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