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居易:孙中山与袁世凯,孰轻孰重?
黑居易:孙中山与袁世凯,孰轻孰重?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举办得很热闹。关于孙中山与袁世凯的评论,也有不少非主流的看法,我觉得这种不同声音的出现是件好事。但是,讨论任何历史事件,都应该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不能脱离地空谈。而且,谈论某个人,不能仅仅从那个人的想法和举动出发猜测,更要结合当时的大背景、不同利益集团的整体谋划来推断。
我以为,从国父,到国贼,这个弯转得太大,不妥。从卖国贼,到首义元勋,这个轿子抬得太高,也不妥。老子有云:其进者锐,其退也速。就算是对的,国人难以一时接受,必须徐徐图之反思孙中山很必要,但矫枉过正不妥当。介于其间,恐怕更合适吧。
其实,李敖和他的儿子李戡都曾写过书,批驳孙中山的一些出卖国家利益的文章。其实,处在一个和平年代,我们很难想象末世之人的心境。在那样生灵涂炭、内欺平民、外丧主权的时代,那些激进的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只要能救国,什么手段都敢用的。这其实好不奇怪。不要说出卖国家主权,不要说出卖海关税收,就是建立独立王国,那都是人之常情。孙中山在革命之前,还对李鸿章抱有期望,还通过盛宣怀的弟弟找关系,想见李鸿章一面,坦言治国方略。可是,每每失望,终至绝望,遂立志革命反清。在反清斗争中,孙中山还曾有过奇怪的念头,接受英国帮助,联合李鸿章,在南方建立民主共和国,分裂大清国土。真正到了穷途末路的份子上,什么国家利益都是浮云,有什么不能出卖的?只要能有条活路,只要能有试行民主共和的乐土,哪怕小点,孙中山都是愿意的。这些,也用不着后人那么大惊小怪。国家,本来就是分分合合的事儿,哪有千年不变的金刚不坏呢?
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的确有许多出卖主权获得日本、英国、法国等强权的支持的愚蠢言行。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为之的无奈之举。实际上,孙中山也没多大能力去出卖内蒙古。从孙中山归国到勉强当了3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他一直处于无钱无实权的地位。应该说孙中山的个人魅力和民主共和思想,给沉闷的帝国吹进了清新之风。
孙中山回国前,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确实有推选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打算。从当时的情势来看,革命党和袁世凯都很清楚,如果要收拾残局,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赶走清廷,真的是非袁莫属。袁世凯对武昌起义军,既打又停,完全是从自身利益考量的。当时的北洋三狗之一的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心腹之心腹,都对袁世凯的意图拿捏不准。
但是,一定要说孙中山搞了推选临时大总统的把戏,我不太赞同。武昌首义是10月10日,次日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就得悉了这个消息,但是孙中山拖延了2个月,迟到12月25日回到上海。期间,他周游世界,游说世界各国政府承认新政权,并且想尽办法募集善款。但是,一事无成。所以,他回到国内声明,身无分文,只是带回了精神而已。
之所以搞推选临时大总统,不能说是孙中山一个人的意志,而且孙中山如果得不到大多数革命党人的认同,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事情。当时宋教仁等人强烈反对。同时,定首都在南京还是北京,仪式在哪儿举行等问题,都反映了革命党和袁世凯的政治角力,是双方充分考量利益平衡的结果,不能说成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个人斗争。在政治历史关口,个人总是被群体利益牵着走的。
另外,袁世凯自此不再信任革命党,这句话表述也不太准确。袁世凯在清廷为官多年,深谙官场之道,没有十分把握,是不能放心的。他对革命党,有所图,当然也有忌惮。孙中山回国之前,袁世凯难道一定对革命党放心吗?如果真的放心,袁世凯早就和革命党达成默契了,也就没后面一出戏了。
袁世凯是有重大功绩的,唐德刚先生早有的评。我也采访过袁世凯的孙子,他说:孙中山应重新评价,呼吁为袁世凯正名。只有孙中山从神坛走下来,袁世凯才有可能得到更客观的评价。当然,这些话都是没法发表在报纸上的。不过,袁世凯主政时期的一些败绩,的一些人生污点,包括称帝闹剧,民国时人是有目共睹的。
鲁迅曾在杂文《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中明确讥讽:“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最近,我看王树增先生就自己新书《1911》接受媒体专访,就曾对袁世凯的投机主义不太认同。尽管,他认同袁世凯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就觉得这人动机不够纯,显然未必尽善尽美了。
附:远征军题材的火热,好像是从去年开始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烧了第一把火,但是这部电视剧好像不是很成功。《血战缅甸》,在同类图书中是不错的,原因在于立意高远,视野开阔,从整个二战全局大背景下来看待中国远征军的成败得失。这有别于那些就事论事、就国内谈远征军的那些书的促狭短浅。此外,这本书,叙述很流畅,故事讲得很有条理,让一般不太了解和很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首先能有个大致的印象。如此,深读下去,必定受益匪浅。
黑居易 2011年10月11日 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