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百年‘维稳’”吗？！----必须勇于直面“维稳”理论的“八大缺失”

 中国需要“百年‘维稳’”吗？！

必须勇于直面“维稳”理论的“八大缺失”

作为毛泽东时代，从未听说过什么“维稳”；在毛泽东时代，也从不需要什么“维稳”。“维稳”，绝对是改开一道浓重的“特色”；“维稳”，每年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惊天；可“维稳”，却越维越不稳；而“维稳”，更遭百姓长期诟病。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历史研究。要反思“维稳”弊生何处，必须把握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而将它的来龙去脉搞清，它的“先天不足”就自然显现。

一、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

“维稳”，出自“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其始创者无疑是邓。那么，邓又怎么提出的“维稳”？

1、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又带有批评意味的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重点讲了党的基本路线和经济政策等要长期稳定，“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自此，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主要包括三点：既，“稳定压倒一切”；用人民民主专政“维稳”，并明确交代：“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改开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稳定。

2、邓小平提出“维稳”的三个看点。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里有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观察点：

一是作为阶段性任务有其客观性。1989年，“苏东剧变”从波兰开始，并迅速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而与“苏东剧变”几乎同步，中国绝非偶然的爆发了“六四”动乱。在这样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时值“六四”动乱前后，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由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作为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客观要求。

二是提出的“维稳”对象明确。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落点，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而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坚持一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面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实行铁腕专政，要狠狠打击绝不手软。

对此，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不仅特别强调，也讲得非常明白，非常清楚：“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无数的历史教训证明，不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然是对人民专政！

三是明确指向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赵紫阳推行自由化，要害就是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就此，在西藏、新疆等地造成的危害甚为严重，祸乱至今。在胡耀邦、赵紫阳推行自由化的放纵下，国内外敌对势力推行自由化的活动非常猖獗，都到了明目张胆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程度，都到了要全面颠覆社会主义的程度，这也是酿成“六四”那场惊天动乱的主因。

胡、赵搞“自由化”铁案如山，对此，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特别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28日）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就在小平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次痛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个月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自觉”地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维稳”，这无疑也是有针对性地指向和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3、江泽民正式将“维稳”作为压倒性任务提出。邓小平提出“维稳压倒一切”，这还只是他个人的主张，特别是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已经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对他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观点，过去快三年来了，可党的任何会议都没就“维稳”做出相关规定和要求。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完成过渡后，江泽民不仅最早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更在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全会上，将“维稳”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正式向全党提出。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所做的政治报告，基本内容就是全面肯定、高度赞扬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系统理解和贯彻“南巡讲话”。报告中强调了要抓稳定：“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维稳”，这个意义自然不同一般。

之后，1995年在十四届五中全会，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做的政治报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其所阐述的12个关系，更将抓好改革、发展、稳定摆在了首位，也是要处理好的第一个关系。在这个政治报告里，江泽民将“稳定”、“改革”、“发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个有机统一的组成部分做了定位和诠释: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维稳”，就成了全党奋斗的重要目标，并“压倒一切”的成了全党的首要任务，“必须时刻维护稳定这个大局”。自此，“维稳”，被提到空前重要的，甚至被“神化”的位置；自此，“稳定压倒一切”，被系统地转化成了理论，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

二、提出的“维稳”理论有八大先天性缺失

邓小平高度重视“维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江泽民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相继将“维稳”正式确定为全党的首要任务，并对“维稳”进行了自圆其说的了理论化。可经过近30年的“维稳”实践，重新审视“维稳”理论的提出，它至少有 “八个先天不足”。

1、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有“四大先天缺失”。

一是缺失对“维稳”做出明确的时间界定。完成任何任务，都有时间性，这是基本常识。毛泽东时代的镇反、反右、社会主义改造、三年调整等等，都有明确的时限。可邓小平提出“维稳”，却没有任何时限要求。那这个“维稳”到底是个阶段性任务，还是一直相伴基本路线的执行，也“100年不动摇”，也要“维稳”100年（已经快“维稳”30年了）？

二是缺失对“维稳”任务做出清晰的表述。作为对全党提出一项重大的任务，还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理所当然的要对达到的目标、内容、方针、路线、政策、策略、依靠对象等等，都要有明确的要求，至少也要确立基本原则。可自“维稳”提出之日，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其表述都很笼统，这在执行中就缺乏规定性，就会有很大的随意性，也极易会各行其是，也极易“剑走偏锋”。

三是缺失清理干扰“维稳”的“自由化”。应该说，胡耀邦、赵紫阳大搞“自由化”，对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影响十分恶劣，让他们继续推行自由化，“庆父不死，鲁难不绝”。邓小平将他两个拿下，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十分正确的。在对邓小平的功过划分上，这绝对是大功一件。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只稀里糊涂的让胡耀邦、赵紫阳先后下台，就完事大吉了，而没有对造成“六四动乱”的党内自由化进行思想清理？既没有分清如何避免走胡耀邦、赵紫阳的自由化之路，也没有从思想上理清“维稳”和反对“自由化”的关系？那“维稳”怎能自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七大”的伟大，就在于弄清了历史上的很多重大是非。而改开非正常地下台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位党的最高领导人，却都没有个说法，这不是咄咄怪事。没有明确的说法，就很难将他们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桩，更干扰理清“维稳”的思路！

三是缺失提出有关“维稳”的名分。老子《道德经》开篇之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实，春秋战国就是诸子百家争鸣一个重要的观点，“名不正，言不顺”。邓小平既然已感谢全党同志，感谢全会让他“全退”，那这个“南巡讲话”，既不是在中央会议上的正式讲话，也不是中央红头文件的传达，还不是中央机关报刊的发布，却被一个小报以《东方风来满眼春》为题，先捅了出来，这是正常的“组织活动”吗？而如果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中央提建议，却又让中央全面贯彻“南巡讲话”，包括“稳定压倒一切”。如果“全退”还能遥控一切，那又算什么“全退”？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这样缺乏名分的要求“维稳”，要求无休止的“稳定压倒一切”，到底符不符合实际？

由于这“四个缺失”，“稳定压倒一切”虽作为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因其理论指导上的“先天不足”，在后来的贯彻、理解和执行中，就可不受限制的、不断地，甚至被任意的理解和无限放大。而真理向前多走了一小步，也能变成谬误。

2、江泽民提出“维稳”更有“四大先天缺欠”

江泽民对抓“维稳”极端重视，但他对全党提出要首先处理好的“维稳”关系，在理论指导上更有“四大缺失”。

其一，缺失对“维稳”面临的形势进行分析。形势和任务紧密相连，形势决定任务。到底面临什么严峻的形势，才需要“压倒一切”的“维稳”？才将“维稳”“压倒一切”的摆在全党的首位？对此，党中央可曾有过深入全面地调研？可曾做过全面的形势分析？若有，为何总书记在党的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却只字未提。若没有，那这“压倒一切”的任务，又是从何而来？ 仅凭感觉，仅凭小平的一句指示？这不能说是错误，至少显得太草率。

其二，缺失对“维稳”任务的具体安排。作为一个压倒性的任务，作为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提出，只提需要这样做，却不讲为什么这样做，更不讲怎么去做，既，没有对“维稳”这个“压倒一切”的任务，到底依靠谁、打击谁、达到的目标等，做出任何具体交代，更没有对“维稳”的工作路线，遵循的政策，做出任何要求和说明。而没有这方面界定清晰的表述，只笼统和空洞的提出极端重要，就向全党提出如此重大的“维稳”，在后来的实践，又如何遵循？又如何不出现偏差？

其三，缺失对“维稳”时限的界定。任何物质都在时空中运动，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基本条件，对这个哲学小常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应该不会陌生。如果说，邓小平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维稳”过于原则，没有交代是否是阶段性实践，那作为正式在全党作为“极端重要”任务提出的“维稳”，是在党的最高会议和全会上正式提出，原本和当然应给与界定和补充。可结果对时限问题，也是只字未提。儿这绝对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讲清，那“维稳”到底是多长时间的任务，难道是整个改开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坚持的头等任务和长期历史任务？

其四，缺失对“维稳”方向的明确。方向，决定一切。邓小平提出的“维稳”，特别强调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要达到的目的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要打击敌人。可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做的政治报告中，对全党虽提出了极端重要的“维稳”任务，却对小平特别强调的，也是“维稳”必须要坚持的，更是“维稳”灵魂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坚决镇压敌对势力，竟然只字未提。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对本应重点打击的藏独、疆独等分裂分子、恐怖分子，更应坚决打击的帝国主义的颠覆和煽动，却为何只字未提。只说“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话地球人谁都能听明白，这无疑是将“维稳”的方向和重点，放到了被改革的对象上了，这无疑改变了小平提出“维稳”的初衷。而“维稳”失去了方向，或者是改变了方向，那到底“维稳”要维什么？特别是广大的工人阶级为改革已经做出了极为悲壮沉重的牺牲，6000多万工人下岗（包括大集体、商服业、公共事业的职工），有的一家祖孙三代被下岗，却被改革者当成了“维稳”的主要对象，天理何在？！

至于一些御用学者“捧杀”的说，江泽民这个“论十二大关系”的政治报告，堪称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媲美，可毛泽东写《论十大关系》，那是亲自深入各地视察，搞了几个月的调研；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亲自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更自己亲自动笔写了两个多月，那是关在屋里“床上床下”的呕心沥血。看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对如何处理好每一个关系，界定的何等清晰，交代的何等清晰，阐述的又何等清晰？这能比吗？这同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三个亲自”，“这差距咋这么大呢？” 还能媲美？

三、改开中进行“维稳”的重大实践特点

改开要以邓小平的“特色”理论为指导，“稳定压倒一切”就不能动摇；中共的政治报告又将“维稳”，明确为全党的头等任务，“维稳”就在改开的历史舞台登台表演，风云际会了。“维稳”也成为改开的重大实践，其具体体现为五点：

1、“维稳”的位置极为突出。“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成了中共推行改开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成了各地推行“维稳”的重要口实，“稳定压倒一切”，也成了改开最响亮的十大口号之一。如此这般，还层层加码，“维稳”，被各级党委、政府、政法等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甚至“神化”到神圣不可动摇的崇高位置。可以说，什么都可以给“维稳”让路，“压倒一切”吗？只要是去“维稳”，那是咋干咋有理！

2、“维稳”的指标特别刚性。“维稳”，还是中央考核地方推行改开的首要指标；而且，还被细化成很多硬指标，诸如，上访人数、越级访人数、进京访人数，聚会规模，“法轮功”信徒多寡等等；“维稳”成了衡量各地改开成果的关键，还有一票否决之功。各地党委和政府怎么能不绞尽脑汁的“维稳”，怎能无所不用其极的进行“维稳”，甚至怎能不荒唐可笑的“维稳”。

3、“维稳”的时间跨度太长。“维稳”，一维就是将近30年，执行“维稳”任务时间之长，不仅国内外罕见，在中国历史也绝无仅有。而且，“此情绵绵无绝期”，“维稳”的时日，还遥遥不见尽头。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若一个社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靠“维稳”来维持，若一个对百姓有利的改革，老百姓原本应舍生忘死毁家纾难的支持，如何要来个百年维稳？如何要“稳定压倒一切”？

4、“维稳”投入的力量巨大。为了“维稳”，不仅党、政、军齐抓，工会、共青团、妇联齐上，还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中央维稳办、综治办、应急办的三整套“维稳”机构，包括成立了一支百万武警大军，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为“维稳”，那是投入了惊天的财力、物力、人力。公知精英们老讲和“国际接轨”，可咋看不见外国有这几套“维稳”的机构，可咋看不见外国有百万武警“维稳”？

5、“维稳”的效果并不理想。“维稳”了将近30年，可从实际效果看，很多地方越“维稳”，反而是越不稳，因很多地方都是借“维稳”之名，行弹压百姓之实，不仅剥夺百姓的正常和正当诉求，甚至干了很多伤天害理，更丧尽天良的事情。其中，光勾结黑社会“维稳”，就出了多少人命？以致“维稳”付出的最大成本，也是动摇国之根本的成本，那就是不断消耗毛泽东的共产党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那就是在加速度的让中共脱离群众。人心，这远远不是金钱能买到的；而失去人心，离失去江山还有多远？越失人心越“维稳”，这不成了极为恶劣的恶性循环？

“维稳”，就这样如影相随的相伴改开进程；“维稳”，就这样成了改开不断加重的一道“特色”。由于提出“维稳”理论的先天性缺失，由于后天指导“维稳”出现的扭曲，又怎能不招来百姓的质疑、愤怒和诟病。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大文章！”而要“敢于直面问题”倒逼“自我革命”，那就应敢于直面百姓对“维稳”的质疑，就要勇于直面“维稳”理论指导的重大缺失，就万万不能以再老百姓为“维稳”对象!

王婆卖瓜（184）

对写作本篇博文，有三点体会和博友交流。

一是要敢“说破”。写文章首先要有胆，见解和见识紧紧连着胆魄，不然，如何叫“胆识”？“皇帝的新衣”谁没看到，却为什么谁都不敢说?没有“舍得一身剐”，很多文章根本不能写，不就是没胆写。说破“神主牌”一样的“维稳”，这样的文章发出来，自然不会风平浪静，所以，当然要有肝胆。或者说，作为一个文人，首先要有骨！

二要能“说破”。对“维稳”的质疑声，那是不绝于耳，但全景透视它的来龙去脉，这样的文章至少是极为罕见。而将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说清，这绝不是写个随笔那样的简单。它需要占有大量材料，它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它需要理清脉络和要点。尤其，要有能力驾驭这样一篇文章，有能力将它“说破”，这决非易事。笔者每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几乎就是从胸腔中吐出的一盆血

三要善“说破”。要“说破”，但绝不能泄私愤。而要善于“说破”，要把握三点。首先，就是站对立场。我深深地热爱我参加的共产党，“说破”是为习近平抓党治国去“直面问题”，更希望中共能尽早结束这不招百姓待见的“维稳”，早日赢回人心。其次，就是依据事实。要客观的陈述，要全面系统的运用事实说话。坚持善于说破，就一定要忠于客观事实，力避片面性；再有，就是讲理。讲理，就是做辩证的分析，要讲清这里面的内在逻辑，才能以理服人。不是讲有理走遍天下吗？共产党不是服从真理吗？

如果说，本篇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探讨“维稳”，那下篇笔者研究的重点，就是《对“维稳”本身的十大质疑》。希望能上达天听，希望我们的党能认真反思“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