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呵护“民族国家观念”这个易碎的“瓷器”？

看过谢晋执导的电影《鸦片战争》的同胞不会忘记，就是英国的议会讨论要不要给清政府以严厉打击这个问题时，有一个场景对动员与会议员向清政府宣战绝对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是侵华头子义律派满身前科的鸦片犯子查顿回国游说议会，力主议会投票同意对中国作战，查顿没有苦口婆心地用语言文字对与会议员们宣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向与会者展示了两件中国的宝物，一件是周代的青铜器，任查顿怎样击打，就像这次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几千人击缶一样，它就是丝毫无损，而且焕发出了激越洪亮的声音。另一个是一个硕大无朋的景泰蓝，看起来豪华瑰丽，仪态万方，八面玲珑，可就是不堪一击，查顿轻轻向地下一贯，它就变得粉身碎骨，查顿想告诉各位议员，当时的清政府就是这样一个表面光鲜，其实“内囊却也进了上来”的色厉内荏的家伙，你只要打他，它就会甘拜下风。不幸的是，我发现现在国人心目中的民族国家观念，也就像这个瓷器一样，变得非常脆弱，这是叫人忧虑的。盛世危言，不能不讲！

国家观念谈话的证据，就是以郎平为代表的“海外兵团”回桑梓后的一系列表现，网友们群情激愤，骂为“吃里爬外者”有之，斥为卖国贼者有之，甚至于有的网友提出了让这些吃狼奶和自己同胞过不去的人交纳赔偿费，因为他们泄露了中国的商业机密和体育竞技诀窍。这种情感是可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强人一个个都淡化了民族国家观念呢？窃以为这就需要作出具体分析，只有分析了问题之所以然的原因，那么，就不愁找到解决问题的秘方。

说到这里，我倒非常同意前些年王小东先生的一些分析。即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的洗礼下，国家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中间范畴，而中间范畴首当其冲的是要做出牺牲。有一个电影叫《无间道》，不管佛教经典中对之有怎样的诠释，笔者以为，从字面来看，就是“否定中间环节的道”。王小东先生认为，以往的世界地图是工业化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产物，但在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历史阶段，于是，就形成了在许多国家内都会看到的一个现象，这就是一个一个的“高科技孤岛”。比如，在印度，IT产业就非常发达，那些在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大公司上班的白领，可以坐在自己的纤尘不染的办公室里思考未来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他们拉下窗帘，关上大门，将外面的失业，黑社会，卖淫，嫖娼，暴力犯罪，吸毒，恐怖活动等等拒斥在大门之外，但散布于各个国家的这些技术精英们并不孤独，连接他们的是一条条信息高速公路，通过这些后现代的“利器”，可以使不同国家的精英们连成一体，换句话说，不同国家内部的精英集团，他们在技术，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甚或在时尚品味上可能彼此间更为接近而互相欣赏。这样，这些率先全球化的集团和个人可能就会程度不同地对本国草根阶层表现出疏离的态度。王先生由此得出结论，强者在什么地方都会生活得很好，因而在他们的骨子里，就是倾向于国际主义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草根总占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如何呵护他们的爱国情怀，保证他们不受到伤害呢？我以为这就是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解决这一问题难度很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家族主义传统的国度，爱国情怀不能说是一种舶来品，但仅仅也是在近代历史的屈辱中被迫接受并强化的，不像西方的国家，众所周知，英美等列强以及他们的国家都是在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并强大起来的，虽然在他们的历史上，国家概念相对于社会概念是比较晚出的，和公民社会的强大比较起来，国家力量一直是比较薄弱的，但经过一二百年的强化，到了现在，民众中有关国家的意识比我们自觉得多。正因为如此，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里，才把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之，但放归放，却不能掩盖民众中间国家情怀淡漠的事实。

其次，本来我们通过“掀三山，求解放”，中华民族凤凰涅磐，绝处逢生，新中国凯歌猛进，一路走来，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可是，又遇到了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这个巨无霸，在信息革命到来后，一切中间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到挑战，比如，就管理而言，原先的三层蛋糕模式就开始变为两层，即中间的协调层受了冷落，由决策层直达作业层。所以有人认为，考虑全球问题嘛，国家这个概念显得太小；但考虑家庭问题嘛，国家又显得太大，国家就这样陷入一个不三不四的尴尬境地。

再次，从现实情况来看，那些率先搭上全球化的列车，执意要做“世界公民”和“地球村”村民的人士，他们的言行，实际上就是对国家概念的解构。前些年邓设计师有句名言，叫“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我们老把这个“自己”一厢听愿地，天真地定位为民族国家主体，而不是个人主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走出国门的海外兵团，首先实现和发展的是自己的家族利益，民族国家对他们来说是抽象的。而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即便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祖国和人民培养了你，你也应该在“交易”有一个公平的交割嘛，但是，并不是任何行为都可以通过市场能够来解决，那些墙内开花，有负育花人的辛劳，而让墙外的人白白嗅闻花的芬芳的“经济外部效应，”必须要受到制约，而跳出经济的思路，采取超经济的政治法律的办法，窃以为比较管用。这就是我极力主张制定《爱国法》的理由。

回到文稿的开首，即一句话，呵护民族国家观念的第一人，依然是我们国家的政府人员和相关的强势集团，为了使这种呵护收到实效，就要进行相关的立法。平心而论，广大的草根从来是爱国的，只有那些强人和“猛人”，才有卖国的机会和能量。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与时俱进，不应该抱着老观念如“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关”的思维定势不放，而应该重新整饬身段和角色定位，做社会弱势群体的最大同情者，否则，如果国家机关本身就嫌穷爱富，跟着全球化的脚步亦步亦趋，到头来，在上下离心离德中也就会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扭曲为美国的世界和美国的梦想，我们就只能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小伙计。到头来，遭殃的还是广大的草根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