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运动到大学生村官计划--农村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我在乡镇基层已经工作了16年了，深知农村和农民的需要。

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很宏大，但要实现，关键是靠人才。但农村的现实是，各种人才都有，但缺乏有组织、有纪律、善管理、谋发展的领导人才。

我也知道，近几年在这些方面有多种尝试，为了村级发展，我们极力寻找那些在外发了财的能人回村担任主要职务，这些人回来，开始因为自己有经济实力，大多也会给村带来一些变化，但真正为村民长久谋利的人少，因为他们的投入是要有回报的（当然也有做的好的）；我们也极力在村民中寻找有能力、愿意为群众服务的干才，并把他们推到村领导位子上，但这些人，开拓发展的能力欠佳；靠选举出来的人，往往脱离不了宗族房头的影响，因为选举是靠人头表态的。而且，我发现，农民一旦当上干部，马上就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统治者，走到了农民的对立面，他们手段过激，情绪急躁，独断专行，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也不善于跟群众交流，也不善于宣传政策，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他们的手段比国家干部狠毒，所以农村现在的现实是，能担任主要职务的人，财大气粗的和宗族房头拳头多的人居多，这些人，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不是共产党还坚持着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话，这些人恐怕会成为鱼肉一方的恶霸，所以一旦上级派来的指导村级工作的人有问题，这些村马上就会出问题。　　

农村的改变，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光靠农民，要建设新农村，是难以实现的。中国几千年的大国家化的历史，最大的恶果就是取消了基本单位的自治，使中国的基本单位村失去了自治的基因，所以现在给予村级自治权，农民也不知道怎样自治，农民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自己的利益，因为人人都有利益，所以村级决策往往靠民主不能决策，这就是狠人恶人能在落后的乡村当政的文化基因，但依靠狠人恶人的确发展不了农村。　　

农民学会自治，学会站在集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并服从于集体利益，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由国家来完成。　　

中国的村级发展计划，本来1968年就开始了，因为那时就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些被农民讥笑为“五谷不分”的知识青年中的一位，那时，我的家乡，还处于小孩生病，不问医生而信迷信的时代，我记得我只要发烧，母亲就会在午夜到十字路口烧纸，然后回到家里，对着水缸用棍子搅动水，口中喊道：“文文伢哎，哪里吓倒哪里回呀”，而知青老师，会送我们去看医生。那时，我们湾能够释文断字的，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一位老人，还是破落地主出身，每年大年三十，他的门前挤满求对子的人们，知识青年来后，老人的门前开始冷落了。

可惜，这些知识青年后来都回城了，而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被批判，为了丑化知识青年运动，不少电视电影还将“知青办主任”作为利用知青回城权力来侮辱知识青年的主角来写，让人看了就好笑，因为这些作者是白痴，在文革时，作风问题是干部的主要问题，不少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干部，都是被判刑坐牢的，那时的干部，吃百家饭，百姓吃什么，他们吃什么，我亲眼所见，在我家吃饭的干部，鱼肉鸡蛋是不敢吃的，走时还要把钱压在碗底下，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干部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是现在的干部无法比的。我们也知道，现在为找工作，为生存，被领导和有钱人玩弄的大学生，不计其数，也远胜于我们现在谓之“浩劫”的那个年代。

也有人说，那场运动，是为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而做出的荒唐举措。其实，现在大学生村官计划出台的背景，也是大学生就业难，其实也是带有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因素。只是最高抉策人和决策的时代不同罢了。

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向往城市生活，读书的理想就是离开这不是人生活的穷山恶水，在大学毕业后，也没人想回到农村，当时我被分配到乡镇工作，成为了没有门路的嘲笑对象。

当然，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还是有的，主要是上山下乡的目的提得太单一，知识青年接受教育不应该是运动的目的，给农村送去新的血液才是目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要将学生变成农民，而是要让学生带去文化、带去科技、带去新的思维、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建设城市化的新农村！以接受教育来定位，则知识青年是客体，农民是主体，知识青年把自己当作过客，农民则把知识青年当作客人，知识青年对农村、农民的影响有限，而且知识青年也有一种委屈的心理，扎根就只能是一种政治口号。

现在，国家有“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农村培养大学生村干部，国家也在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不少优秀大学村被选派到村任职，这是很好的改变农村和农民思维的计划，我希望这些大学生村干部，不要以官自居，也不要工作久了后农民化，要站在农民的发展上思考问题，而不要用农民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而且要明确，农民需要的是有组织、讲纪律、善管理、会发展的领导人，需要站在大家的利益上考虑问题的为大家谋发展的领导人。

现在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一个“官”字又将这个计划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官”的定位下，大学生是主体，农民是客体，所以不少大学村村官在上任时慷慨激昂，把村民作为了自己统治的对象，农民也在冷眼看待这些强加于自己的来客。其实，农村不要“官”，要的是引导者、指导者、组织者，农民中人才很多，只是他们难以克服农民的局限性，他们缺少组织观念、自由散漫，不关心集体利益，而且公共利益往往是农民刁难国家干部的借口，总之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利益，而且希望公共利益由他人来替自己完成，一旦公共利益妨碍了自己的利益，就会拼命反对和抵抗公共利益的实现，这是由小农生产决定的农民的局限性。但农民的积极性一旦开发出来，没有什么目标不能实现。放下架子，走群众路线，将自己的设想化作农民的蓝图，美好的新农村就会建成。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