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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语权自信，就难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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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 2018-05-12 00:00:00 时代观察 1025

文章强调语权自信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分析国际语权争夺中的问题，指出语权不自信导致的困境，并提出应对方案，呼吁建立独立自主的语权逻辑体系。

　　本文较长，分为以下几个小标题：

　　(一)语权自信不可在国际语权争夺战中轻易放弃

　　（二）从“七五事件”看语权自信的重要性

　　（三）“语权不自信”的人中为什么会有胡锡进等人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美式语权逻辑解释得好的

　　（五）不同领域种语权不自信的现象分析及应对方案

　　（一）语权自信不可在国际语权争夺战中轻易放弃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显而易见且不容否认的，失误同样也是不少的，这同样是难以否认、必然的客观规律。承认失误，并不意味着否定成绩，而是为了直面问题，更好地防微杜渐，更好地取得更大的成绩。因为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在与时俱进的同时，能够确保能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所以，有目共睹的巨大成绩今天可以暂时按下不表，但失误却不能忽视，特别是有些失误已经被忽视的太久太久了，如再持续忽视或者完全无视，必将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有严重的损害。

　　在夏朝之音看来，我们的失误也许有千条万条，但有一条是很关键的，也是最容易忽视和最不易察觉到的失误，却常常使我们在国际上非常被动，在很多问题上也疲于应付却效果不佳。

　　这就是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在国际话语权(简称语权)争夺战中慢慢失去了独立自主，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语权上的自主权却在慢慢地丧失，最后从改开前的自信满满，拥有自己一整套体系完整的语权逻辑系统，变成了改开后语权慢慢失去独立自主，不能自立，曾经拥有的那一套语权逻辑系统濒临崩溃，新的独立自主的语权逻辑体系却并未建立，从而经常习惯性地在西方语权体系的框框里打转，甚至陷入西方语权逻辑体系的陷阱之中难以自拔，难免经常被人牵着鼻子，俯仰由人，非常别扭和难受。

　　语权不能自主自立，自然就无法形成语权自信了，没有自信，哪来的主导？最后只能在别人划定的语权逻辑体系中左冲右突甚至头破血流而仍不得出。

　　建国之后，当时国家虽然还很贫穷，但我们还是在国际上确立了一些新中国的语权逻辑体系。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我们于上世纪50年代初首先提出来的。自它问世以来，不仅在中国同世界各国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中得到确认，而且也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实际上已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中国语权自主自信并主导国际语权的一个很好开端。

　　上世纪90年代之前，虽然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但当时我们在国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因为那时我们基本上还能坚持自己的语权逻辑体系，有一定的主导权。比如，我们高举反帝反霸旗帜，敢于公开反对并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大小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公开宣称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将这些语权原则写进教科书;我们也敢于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和侵害，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的正义斗争(我们当时认为这是正义，今天是如何认识的?......)，支持和声援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语权能够独立自主和语权高度自信的表现，也是因此而占有一定国际语权主导权。那时我们虽然经济上不富裕，但精神饱满，豪情满怀，自信自强，不必看人脸色，也不妄自菲薄，总之从上到下都非常有精气神。

　　请注意，我们这些自主又自信的国际语权的形成与确立是在当时中国国力非常弱或者比较弱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不仅没有因为什么“人微言轻”让我们在国际上失分寡助，反而是得道多助加分的，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拥护以及西方列强应有的基本尊重(虽然未必喜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当时美国经常恳求中国不要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公开批评的太厉害，给美国留点面子，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从未在人权等政治问题上对我们发难。

　　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搞所谓“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频频利用自己语权霸权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个大背景是90年代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不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和霸权行径公开揭露和反对了(这真是好奇怪，美苏两强争霸时，中国敢于以一对二，同时反对美苏两强的霸权主义行径，当世界仅存美国一霸时，中国却沉默了)，国际上很少再像过去那样是非分明了，只要不涉及中国的问题，即便是明显有违国际公平正义或者有违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安理会决议，中国基本上都是投弃权票，从而获得了“弃权国”的雅号。

　　虽然，当时有当时的特殊情况，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从某种程度上讲，弃权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并没有损害中国当时的直接利益。但是，这无疑让中国旧的语权逻辑体系基本上解体了，而又不能及时建立以中国价值观为主导的新的国际语权逻辑体系，成为既成事实，且其不良影响延续至今，同时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以“霸权”和“双标”为主要特征的美式语权逻辑体系的霸权地位。

　　当然，对于那些涉及中国自身利益的问题，中国争取保持自己的语权逻辑体系的努力和成果也是不容否认的。

　　比如在人权问题上，我们还是很好地坚持了“语权自主”，体现了我们的“语权自信”。因为在人权问题上，我们一直没有被西方的语权逻辑所忽悠，没有在西方的语权体系中打转，这样反而更超脱。我们先是坚持“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这一观点，后来进一步发展并坚持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这一理念。事实上，这些观点和理念得到了除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外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所以，美国虽能挟唯一超级大国之威，联合西方发达国家屡屡提起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但一次也没有在联合国获得通过，就是因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反对，反对的当然是西方对人权的语权垄断，支持的是中国对人权的语权定义和诠释，也就是否定了西方在人权上的话语权，而赞成了中国的话语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所以，200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再也没有在联合国层面就“中国人权状况”提案了。

　　这充分说明，在人权这一国际语权问题上，中国的语权逻辑战胜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虚伪的“人权”语权逻辑。虽然他们至今也没有真正停止利用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但已经是以美国为主、单方面少数几个国家的片面指责，除了贻笑大方之外，在国际上没什么影响力了，别无所为。乃至今天中国还能发布《美国人权报告》(《XX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和《XX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这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客观上也是我们语权自信的表现，因为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完全可以做到语权自主自立，所以，我们很自信，不仅不害怕美国对我们的人权指责，相反，我们还能反过来揭露美国的人权状况，让全世界人民看清美国双标语权的虚伪和霸道。

　　可见，在国际语权争夺中，占据语权主动甚至主导，拥有语权自主，树立语权自信，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二）从“七五事件”看语权自信的重要性

　　不过，关于人权的话语权，是我们改开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国际上尚能自主定义、自信诠释与主导宣传的语权之一。其它很多问题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多数已陷入到西方的话语逻辑框框之中了。

　　比如，2009年新疆的“七五事件”，当时就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共计有1700多人受伤、197人死亡，其中，无辜死亡156人(其它是被击毙的恐怖分子)。无辜死难者中，汉族群众134人、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也有22人遇害，这简直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灭绝人性的蓄意大屠杀;同时，“七五事件”也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有331间店铺被烧，各类车辆计有627辆被砸烧损毁，直接经济财产损失达6895余万元。

　　关于这个事件的定性，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一句话就讲完了。但是，由于我们受西方语权逻辑的影响太深太久，太在意西方对我们的所谓“感受”，结果是用了很多词语，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把这个事件的性质向国际社会解释清楚，加重了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偏见和不合理指责，为以后西方对类似事件的指责留下隐患和口实，充分暴露出语权不自主，不自信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当时，我们对该事件的定性，是第一时间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故意漏掉一个“杀”字)，将之等同于过去类似但后果轻很多的一个恶性事件，然后说这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事件，后又进一步解释说这“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破坏中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问题。

　　无论是新疆地方官员的解释，还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以及当时电视上的各色专家的解读，都在以上三个解释说明框里打转转。可惜这统统都是丧失语权自主，毫无语权自信的表现，基本丧失了语权主导权。

　　虽然表面上看，他们这些回答并没有什么问题，符合我们一贯的表述立场和类似事件的定性，但殊不知这个“一贯”就是跟随西方语权逻辑的“一贯”，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拱手交出语权的自主权和主导权，基本丧失语权自信了，从而完全陷入西方给我们设定的语权逻辑陷阱中了。

　　因为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针对西方国家曾对我们的无端指责而有针对性的回应。问题是，那些西方人关注的问题和逻辑，你看似是回答了，但，我们自己的观点在哪里呢?至今没有人给出明确回答。特别是当时我们虽然明确指明了这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题后，但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却并没有给出一个人人都相信和接受的回答。什么破坏“团结统一”，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更不是事件的本质属性！自然也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几经反复，“七五事件”的问题，我们最后落脚的是“三股势力”问题。所以，当我看到电视上的专家煞有介事的解释什么是三股势力的时候，我就愤怒了。因为，如果连中国普通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三股势力”，你又怎么能让国际社会了解和相信这事件与什么“三股势力”有关呢?

　　至于其它什么破坏国家统一和团结等等，对不起，西方人不感兴趣，因为这些涉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恰恰是西方片面指责我们的地方，我们哪能顺着他们的逻辑往下说呀!语权的主动权何在呀?

　　其实，哪有什么三股势力，从头到尾就只有一股势力----恐怖势力！

　　新疆的“七五事件”是典型的恐怖袭击，是典型的恐怖主义活动！是全球人人闻之色变、痛恨不已、也是长期困扰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问题”。

　　西方国家自身深受恐怖主义危害，如此严重的“打砸抢烧杀”事件，不用“恐怖袭击”而用其它任何理由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也只有恐怖主义才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最能感同身受、最反对和最能理解接受的。我们不抓住这个核心问题，反而顾左右而言它，不亦悲乎!况且，更为重要的是，恐怖袭击这样的解释也是完全符合西方语权逻辑的，也是他们能够接受的。

　　但遗憾的是，此时我们恰恰是应该遵循西方语权逻辑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别出心裁且自以为是的胡乱解释一通，简单问题复杂化，结果谁也听不明白，他们只能认为我们是在找借口掩盖真相，要不为啥遮遮掩掩而不直接定性为恐怖袭击呢?最后难免还是将这个事件定位于我们最不愿意的民族呀、宗教呀、人权呀等问题上，虽然的确不是这些方面的问题。

　　请注意，语权自信和语权自主，不是闭门造车的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很好的整体通盘考虑的大局观，能智慧地把握如何说话才最恰当，清楚什么时候应遵循西方的语权逻辑，什么时候应按照我们自己语权逻辑来说话，这其实正是语权自主和自信的表现。不是说要语权自主和语权自信，就不要管西方的语权逻辑，相反，该遵循西方语权逻辑的时候，却不遵循，这恰恰是语权不能自主和完全不自信的表现，以如此认识，何谈主导国际语权争夺呢?

　　是否需要及如何遵循西方语权逻辑，均由我自主决定，才是真正的语权自信！

　　西方国家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成为真理，何况本身这事就是客观事实而非谎言，重复只能加深印象，突出事实真相，粉碎西方对我们的不实指责，澄清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片面甚至错误认识，只要我们反复重复这是恐怖袭击，自始至终只有这个结论的一个声音，国际社会(非西方偏见媒体)自然不会怀疑这与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有何不同，不会联想到什么宗教、民族、人权问题，即便有人不怀好意非要朝这个方向误导，我们只需重复强调这是恐怖袭击，不受其误导，就可轻松化解，始终掌控好这个话语权。

　　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的问题，我们却曲里拐弯啰嗦了一大堆，始终在西方给我们设定的语权陷阱中转来转去又转不出来，无法触及事件的实质核心，形成自己的话语主导权，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在事情的本质、也是最容易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恐怖袭击”上做文章，而反复强调这不是这个问题、不是那个问题，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可见拥有独立自主的语权自信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各级领导干部从语权自主开始，培养自己语权自信，重现中国全方位自信的风貌是多么富有积极意义。

　　原来独立自主，不仅仅是经济、科技上的独立自主，更是话语权上的独立自主，语权自主了，在内政外交上的很多问题上就会自信了，会更加自主和游刃有余了。

　　没有语权自主，就不会有语权自信，没有语权自信，就不会有大国的胸襟和气度，更不会有大国的高度和格局，相反就只会盲从西方语权，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云云亦云，很多本来很多简单而又清晰不是问题的问题，最后慢慢成了一个个大问题，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因为失去语权自信，必然被人牵着鼻子走，掉进坑里也就是常事了。

　　所以，语权自信，首先是语权自主。自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自己说了算。进一步说，就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而语权不自主的典型表现，就是以别人，特别是西方的价值观为判断标准，以别人的喜怒哀乐作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依据，套用别人的理论和话语逻辑进行解释和自我表白，始终被人牵着鼻子走。

　　这外在表现为语权不自信，内在本质是语权不会自主、不能自主，不善自主，其实说穿了，就是“三无”：无能、无脑、无智。

　　（三）“语权不自信”的人中为什么有胡锡进等人

　　那么，中国最“三无”、最没有语权自信、最不会、最不能语权自主的都是哪些人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数量庞大的洋奴自由派学者、专家、教授，慕洋犬公知们，特别是推墙派、砸锅党及汉奸和他们的粉丝们。

　　他们一向唯洋是举，唯洋人马首是瞻，没有语权自信就是自然而然的，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今天就不必举例细说了。但有很多冷静清醒或自认为冷静清醒的爱国人士，却也常常在不经意之间，忽视了语权自主，也就难言语权自信了。

　　比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是其中一位清醒的却又时常丧失语权自信的爱国者。

　　其实，我本不想以胡锡进为例子，因为这容易给人以是在借机攻击胡锡进的口实，与推墙带路党公知们一样。但正是因为胡锡进经常被推墙带路党等慕洋犬公知们攻击，所以，胡锡进们丧失语权自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语权自信不足才更可怕，更有必要指出来，让所有真正的爱国者们提高警惕，进一步树立语权自信，只有更多的人能自觉做到语权自信，我们整个社会舆论环境才会有充满语权自信的良好氛围，国家对外表现也就有充分的语权自信把握。

　　所以，爱国者所忽视的问题，特别是竟然不被慕洋犬们所攻击的问题，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防微杜渐应首先由此入手，搞好内部团结统一，才好一致对外嘛。

　　这里仅举最近的一个例子，胡锡进在评价中美贸易战时，说“与美国打贸易战可不属于高调。中国的态度一直是不想打，但不怕打，如果美国落实一项制裁，中方必须回敬一项制裁，这没什么说的。如果美国的制裁导致中兴休克，中国势必多角度报复。中国政府可不像一些公知那么软骨头，幸亏中国没被那帮软骨头控制。但中国在主动展示实力方面要注意恰到好处，文化输出要克制，追求好效果，照顾外部世界感受。”

　　他这话乍看说的提气、冷静、客观、自信，一点都不偏激，所以点赞者甚众。但是实际上，最后那几句话，却暴露出与当初官方评论新疆“七五恐怖袭击事件”一样，字里行间透露的还是围绕别人的指挥棒打转，以外人(美国等西方人)的标准作为我们的判断和标准，以他们的喜好作为我们的价值取向，这哪里还有语权自信的影子呢?根源当然还是在语权无意之中失去自主所导致的，但却又表现的貌似如此冷静睿智，可见有些思想意识早已深入骨髓，根深蒂固，不经意之间陷入别人的语权逻辑陷阱而不自知自觉。

　　什么叫“文化输出要克制”?什么叫“照顾外部世界的感受”?这显然是在迎合西方对我们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之所以要迎合，无非是认为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罢了。

　　但请问：

　　中美贸易战与中国文化输出有何关系？

　　美国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文化战都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美国何曾照顾过我们的感受？我们还要如何做才可以照顾好美国的感受？

　　为什么美国的感受那么重要？

　　我们的文化输出又是如何没有克制？如何没有顾及外部（所指为何？仅仅是西方吗？）的感受的？

　　况且，美国及西方国家文化输出的时候何时克制过?

　　基督教扩张的时候何曾克制过(看看中国遍及城市乡村各个犄角旮旯的基督教堂吧)?

　　美国一向我行我素，对外何时照顾过外部世界的感受?

　　西方国家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何时照顾过外部世界的感受?

　　西方国家将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政治化，这可是照顾外部世界(当然包含中国)的感受?堂而皇之将和平奖授予中东战乱始作俑者美国的刚上任的新总统奥巴马，这照顾到了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人民的感受了吗?

　　......................

　　以上问题并不是钻牛角尖的意气偏执，更不是咬文嚼字的强词夺理，而是不能无视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不是太多、太猛影响到中国语权的确立，影响到中国良好形象的树立，而是太少太不够了，少到根本不够支撑起树立我们自己的良好国际形象的地步，甚至还经常被妖魔化，这又何来需要克制之说?

　　而胡锡进之所以认为中国文化输出需要克制，不过是认同并接受了西方(政客而非人民)对华的部分偏见和双标而已。他虽非故意，但这显然是内心的真实感受。当然这也并非是他第一次丧失语权自主陷入西方语权陷阱当中，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此前胡锡进也曾多次陷入西方语权舆论的腔调之中，多次用西方的语权逻辑来观察判断朝核及半岛问题，本质上还不是语权不自信吗?

　　而胡锡进一向被认为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反共反华的推墙公知，而他居然也有这样的糊涂认识，折射的还是内心深处的自信不足，但像胡锡进这样的爱国民族主义者其实并非少数，比如局座张召忠，也非常习惯用美式语权逻辑来观察和判断很多的国内国际热点问题，显然他们都是深受西方语权逻辑影响的潜意识在起作用，而自己可能还没有感觉到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可见，能够语权自主，并培养出语权自信并非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很多意识一旦形成，就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所以，培养语权自信，抵御西方思想逻辑的侵袭，真的应该从娃娃抓起，而且应常抓不懈，不是成人就一定有敏锐的判断力和免疫力。

　　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和价值观扩张时不顾及外部世界的感受，我们也要和美国一样霸道才是政治正确。而是说，首先要独立自主建立我们自己的语权逻辑体系，而这个体系也一定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诸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等这样原则的语权逻辑，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而不是单纯片面迎合西方的胃口)，凭借的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的善意和诚意，而绝非西方的霸权和双标逻辑，凭借的是以力“服人”，以钱“俘人”的强权和霸权。

　　只有在我们自己主导的语权逻辑体系下，才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以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国内外是非曲折的判断标准，在如何顾及外部世界(注意，绝非仅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是更广阔地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感受上就会更游刃有余，就不会落入西方语权的双标逻辑之中。中国“和为贵”的文化内涵、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相信不会给真正热爱和平、渴望发展的外部世界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自由贸易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包括除美国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对我们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也好，提出中国主张和方案也罢，我们更应该心安理得有底气，根本不必要太在意某些人的片面指责和所谓感受。换句话说，不要把戴有色眼镜人的感受太当回事了，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对我指手画脚信口雌黄，我不怼他已经算是风度了，难道还要尊重他的感受，这不是明明自己被强奸了，还要关心对方有无快感吗?

　　所以，我们不是不需要顾及外部世界的感受，而是不是谁的感受都要去顾忌，更不一定非要去克制我们的文化输出，相反，越顾及，我们就应该越输出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认同、接受和喜欢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外部世界的感受才会更真实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国的真诚和善意，这也是我们国际语权确立的过程。

　　即便由于少数西方国家或其媒体的偏见，一时感受“不好”，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坚持，就一定会得到世界所有热爱和平、渴望发展国家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迟早会有良好的效果，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毕竟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输出既不是过去简单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革命输出，也不是当今美式自私自利的霸权和强权的输出，更不是贫穷落后或动荡和难民的输出。

　　今天，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输出完全是基于人类的普世价值（请注意，这个词也是我们失去语权自主和自信的词，我们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定义和诠释什么才是普世价值，我们反对的绝不是普世价值观，而是反对将虚伪的西式民主自由宪政视为普世价值观并强迫他国人民接受的霸权做法），完全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文化和价值观输出，显然与西方的霸权和双标逻辑不一样。西方不喜欢、感受不舒服是正常的，但是难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不舒服，我们就不应该输出吗？或者大力克制输出吗？

　　不输出，或者有克制的“输出”，又如何在国际上树立我们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良好形象？如何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语权逻辑体系呢？

　　建立不起自己的语权体系，所谓国际上的话语权就无从谈起，更别说主导国际语权了，没有国际话语权（请注意，不一定是话语霸权），又何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

　　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不被西方语权所左右的，并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新的国际语权逻辑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现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美式语权逻辑解释得好的

　　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伟大构想，无疑是中国有能力建立并主导国际语权体系和语权高度自信最好最新的证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语权自主和语权自信的体现，是我们成功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又一个新例子，并被写入多项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安理会及一些国际会议的重要文件中。这是对过去美国主导和定义的国际秩序的重新解析和诠释，是针对过去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变相否定和有力反击，因为它高屋建瓴，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为整个人类未来描绘出美好蓝图，指明了全人类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是我们掌握国际话语主导权并取得成功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我们有能力掌控国际话语权并获得成功的证明。

　　显然，中国声音和中国解读而不再是美式思维和逻辑下的美国声音和美国解读来定义和诠释这一个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本质的特征。

　　但很遗憾，在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我们有的专家习惯性的又一次交出了主导权，习惯性地双眼看着美国的脸色，不敢语权自主，严重缺乏语权自信。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外交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叶自成今年3月21日在参考消息11版发表长篇整版文章《中国提升塑造国际格局能力》（简称《叶文》），该文经过多方论证，得出如下一个结论：

　　对中国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有两个关键。

　　第一，优先处理好中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体开始。

　　这里《叶文》将“优先处理好中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一个关键，即最关键决定性的因素。

　　所谓“优先处理好中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是“优先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另外一个说法。也就是把中美关系放在中国外交关系中的领导位置，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要服从服务于中美关系，这自然是十分荒谬的。同样，将“中美命运共同体”凌驾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成败系于美国一国身上，这是用美国的语权逻辑来定义和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同样是大错特错，非常荒谬的。

　　我认为错就错在叶先生犯了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的错误，就是有意无意之中坠入以美国利益为全球最高利益的这种崇美（恐美惧美）意识的逻辑陷阱之中，将美国视为全世界的主心骨，本质上是四个自信不足，特别是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不足，再外加一个语权自信严重不足，所以总是不由自主地首先站在美国立场，试图用美国的语权逻辑来审视中国的主张、方案或利益诉求，并机械套用美国语权逻辑来解释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原创观点或者理念），这难免陷入所谓“中美国”的尴尬。

　　本来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原创并主导的、对国际社会有巨大贡献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景，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在同一个目标和梦想下，为人类社会多样化发展和治理增添了新的希望。

　　过去，我们讲要打破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现在我们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其实是对过去说法的一种更高层级的智慧浓缩和提炼，使之更具有普适性；过去的说法立足于斗争，维权，现在的理念则着眼于合作、共赢，显然后者格局更高，包容性更强，也更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因此，此理念一经提出，便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和高度赞赏，多次写入国际文件中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叶文》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问题，它们在中美两国关系中有所体现并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点，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突破口”，把构建“中美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突破口”，这是婉转的说法，其实这相当于就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置于中美关系之下的“中美命运共同体”之下了，生死由美国来决定，换言之，“中美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最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不先解决这个这个有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人类命运给共同体必然是画饼充饥、空中楼阁。

　　为了不至于如此，所以，要想建设好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先建设好中美命运共同体，要想建设好中美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先搞好中美关系，为搞好中美关系，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因为特朗普已将中国确立为主要竞争对手，中美关系面临“不好”的境况，为了顾全大局，中国就绝对不能将美国也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因为这是美国的错误，中国不能同样犯错，结论：中国绝不能违背美国意志，更不能与之对抗，否则中美关系就不会好，就会发生灾难性后果，中美命运共同体尚未开始便会遭夭折，一旦中国不能“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而坚决不受美国要挟，中美就会冲突对抗，中美命运共同体必然泡汤，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更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了。

　　这就是“优先处理好中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的语权逻辑，有些话，叶先生没有这样明说，或说的很隐晦，但上述逻辑，《叶文》的字里行间其实能轻松看出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中国提出方案，处理国际问题，还是先要征求美国同意，以美国意志为中国的决策依据。用很多公知官僚们的话就是“中美夫妻关系，最好不要常吵架，更不能离婚，要吵架也只能关着门吵”，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更是主动拱手交出国际语权的主导权，骨子里是语权自信严重不足。

　　的确，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美国的参与，难说可以完美建成，但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甚至连主要问题都不是。因为这只是一个美好愿景，是世界人民大力争取的方向和奋斗努力争取实现的目标，这一伟大构想能否实现，取决的因素很多，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更非是美国一国可以决定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中美建不成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其它国家和民族间的命运共同体就必定建不成，不知道“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的道理吗?

　　在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构建好之前，在中美命运共同体建成之前，可不可以先把中国56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好，可不可以先把中国与亚洲(如先中亚、东亚、东南亚、后南亚、西亚，或同步、或先易后难)或其它区域国家和人民(如非洲)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好，也就是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慢慢一步一步推向全球，大不了最后才构建中美命运共同体好了，这杨不是也很好吗?中美命运共同体实在构建不成，能和其他很国家构建成也不错呀，有一个算一个好了，慢慢来嘛。好比一桌好宴席，该来的都来了，就一个该来的没来，为啥要因这一个人的缺席而让其它都来了的嘉宾散伙不吃呢?

　　如果因为美国不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无从谈起，只能搁置，这不是把人类这一伟大愿景的成败完全系于美国一国身上吗?这将中国及中国方案和世界各国的期望置于何地呢?将联合国及诸多国际会议的文件又置于何地?难道这些都是美国的附庸陪衬吗?

　　所以，《叶文》中提到的“对中国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有两个关键”这两个关键的次序非常重要，排序不同，所折射出的内涵完全不同，如果颠倒过来，对中国来说，就是语权自主和语权自信，反之，就是丧失主权自主，没有语权自信的表现。

　　可见原创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语权自信的良好形象，但是，究竟如何定义、解释和落实这一伟大愿景，还是要立足于中国自己的语权逻辑，发出中国的声音，也就是要拥有语权自主，培养语权自信，否则有些人总是习惯用西方语权的酒瓶装中国方案的新酒，这无论怎么装都会让人觉得别扭。

　　针对《叶文》的某些观点，这里顺便多说几句，对中美关系，应该重视，高度重视也不为过，但一是中美关系不是凌驾或超然于中国与其它国家外交关系之上的，中美关系在我国对外关系中，不具有领导地位;二是我们不应无原则片面追求中美关系的所谓“好”，“好”是相互的，所谓你好我好，大家好，而单方面的所谓好，都是非常不自信，不自尊，甚至不要脸的行为。在一般普通问题上，中国可以也应该尽量不与美国冲突和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丧失原则，在涉及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涉及违反联合国宪章和有损国家利益的问题上，要看问题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有时中美冲突或对抗肯定是避免不了的，甚者是尖锐的对抗，但绝不能因害怕冲突对抗而无原则、无底线地屈从对方的淫威，甚至充当其棋子，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因为你越害怕，人家越是可以利用你这个害怕的心理，得寸进尺。

　　所以，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既要自主，又要自信，既要强调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这也是我们语权自信和语权自主的又一个例子)，又要做好冲突对抗的准备，在冲突对抗中坚持“有利有礼有节”的原则，在国际上团结大多数，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始终做到不卑不亢，如此才能真正将中美关系维护“好”，无原则无底线的对美让步、乞求和委屈，是绝对不可能将中美关系维护“好”的。

　　（五）不同领域种语权不自信的现象分析及应对方案

　　总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需要坚持一条：以我为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既不片面追求中国一国利益而损害世界或者部分他国利益，也不为了所谓世界利益、他国利益，而损害或牺牲中国利益，更不可以片面为了经济利益，丧失很多政治和道义原则，如淡化睦邻友好政策，背弃“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原则，我们强调并主张合作共赢，但也不惧怕个别国家挑起的对抗与冲突，只有清醒认识到这些，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团结世界人民，实现语权自主，展现语权自信，提高和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但由于历史和其它原因，导致目前我们经济总体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我们还不是一个语权强国，语权自主还很不够，语权自信也在很多时候严重不足。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之外，类似的我们有意无意之间忽视自己语权自主，没有形成或者丧失语权自信的地方还有很多，最明显就是关于民主、自由，宪政之类的话题。

　　其实民主、自由也是我们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并非西方国家专有的，宪政我们也一直都有，这些虽是西方国家经常攻击我们的地方，但却并非是我们的软肋，相反应该是我们的优势和骄傲。

　　建国短短几十年，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到今天工业门类齐全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工农业经济大国，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比西方更好更真实的民主自由和宪政制度，并调动了全民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不过舆论上因受自由派公知们的影响，过去我们老是在西方的话语逻辑中打转，一提到民主自由，特别是宪政，好像理亏似的，特特别没有底气，这明显是信心出了问题。

　　好在18大之后，中央明确将包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在内24字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就是强调宪法宪政的作用。19大修宪更是进一步加强突出宪法的作用，强调宪法的重要，这就是宪政。公知们鼓吹的宪政，中国早就实行了，我们从来就不是反对宪政，而是反对西式宪政，反对将美式宪政照搬照抄、全盘西化于中国，更反对外人来对我们指手画脚，教我们怎样做才是宪政。

　　至于有人或砖家煞有介事说宪政不是这么回事，中国依宪治国不是宪政等等之类的话，根本无所谓，因为这些人所谓宪政是怎么回事的说教，不过是按照西方的理论和语权逻辑想在中国照猫画虎而已。这种机械、静止、脱离本国实际的空洞说教，是“幼稚病”的一种，所以我们只能对不起，我们不可能用这些鹦鹉学舌的西式说教和毫无营养的舶来品定义和解释中国的宪政，我们只会使用中国声音和中国语权逻辑，独立自主地定义和解释我们的宪政，美国和英国、德国等国的宪政制度都不一样，连和台湾的都不一样，凭啥要中国的宪政和美国一个样？这不是幼稚是什么？所以，当有人指责我们没有宪政或者不是宪政的时候，我们还有啥心虚的呢？自信多么重要呀！

　　要知道最后的结果，不是概念的比拼，而是国家发展道路和前途的比拼，只要中国发展的越来越好，西方国家长期停滞不前(这是必然的，因为西方体制的局限已经充分暴露，现在已经不具备先进性，相反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语权逻辑下的宪政才更具有普世价值。

　　所以，民主也好，宪政也罢，我们都要用自己的语权逻辑来重新定义它们，用中国声音来告诉世界，根本不必跟在在西方民主宪政的语权逻辑的屁股后面，被人牵着鼻子走。而我们自己的定义和诠释，应该通过更广泛的方式，通过事实比较，高调、自信、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宣传，甚至输出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此时需要注意输出方式并尽力做到恰到好处，反正绝不采取美式的输出方式。

　　在经济上的语权，更不用说了，西方经济理论的语权几乎完全占据领导地位了，几近垄断了。吴敬琏之所以发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错误的感叹，就是他认为这违反了所谓的市场原则，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原理，有悖于其毕生所知所学，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这完全是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后，比较优势理论完全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压榨发展中国家，使其永远充当帝国主义的低级打工仔这一客观事实，这一理论早已经失去了最初时期的活力和积极意义了，现在还在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相信不是水平问题。

　　至于吴敬琏们经常指责中国是政府干预市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是错误的做法，则更恐怕不是水平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因为要说政府干预市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那也是美国政府干预市场和违背市场规律在先，先是违背WTO原则和规则，用国内法搞单边主义，搞贸易保护，继而强令美国企业，对中兴封锁芯片及电子原器件的出口，连早已签好的协议，美国政府硬要逼迫美国企业将其撕毁，以禁售华为手机，我都不好意思再提美国带领西方先成立“巴统组织”对新中国搞封锁和禁运，冷战结束后，又是美国带领西方国家签订《瓦森纳协议》，继续联合封锁中国，这哪一件事不是美国政府带头干预市场的行为，哪一桩不是美国政府带头违反市场规律的行为?吴敬琏这些经济学大佬们有捧着对照着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质疑过美国政府的行为了吗？难怪有网友称这类经济学家为洋奴经济学家。

　　可悲可叹的是吴敬琏们这些洋奴经济学家至今还在死抱这些西方经济学理论至上的人，如果排除立场问题的话，究其根本，就是他们早已陷入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语权逻辑中不能自拔，不会反省，反而还洋洋得意，自己没有半点原创，从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他们看不起的)，却以能鹦鹉学舌、会邯郸学步为荣为傲，反过以祖师爷的面目，刻舟求剑、指手画脚，能不可悲可叹吗?

　　意识形态领域也不例外，甚至是重灾区，很早就同样失去自主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难言自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提了，四项基本原则弱化了，共产党的领导被质疑了，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历史英雄烈士一个个被否定殆尽，汉奸卖国贼则一个个被纷纷正名，标新立异的反共反华专家教授公知们是网络媒体、电视甚至政府的宠儿(看看中央党校及很多高校的教授们的表演就知道了)，意识形态的网络阵地官方几近全部失守，只有民间的网络义勇军还在坚守意识形态的网络上甘岭，如此等等情况，不一而足。不过好在18大之后这个状况在改变，最近央视推出的大型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开播即引发强烈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推出的《提问马克思》，以及《英雄烈士保护法》全票通过，等等则都是我们再次树立语权自信，确立语权自主的大胆尝试。

　　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堵心的事，如“精日”事件屡现，将美国制裁中兴归结于中兴没有“契约精神”而爆炒西方所谓的“契约精神”等，而很多知名人士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这不是无缘无故的，相信最初他们未必是这样是非不分，荣辱不辩的，而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今天这种公然挑战国人良知底线的地步，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能不说，与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语权自主和自信的丢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