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徐怀谦先生“自杀”

　　闻徐怀谦先生“自杀”

　　当想把解析徐怀谦先生挞伐郭沫若的《不是我，是风？》这两篇文字放在博客上的时候，想到在网络发达的今日，说不定那一天徐先生能够看到，更想知道他有没有反映。这才想知道徐怀谦是何许人，今何在。

　　网上一看，原来徐先生还真是个人物，堂堂喉舌的一大主编。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业内精英，被称为“著名杂文家”。在灿若繁星的中国文坛，杂文界，还有这样的一颗星。

　　令人沮丧的是，正当年富力强之际，徐先生竟与陈布雷先生一样，于2012年8月22日“自杀”了。是“跳楼”，好像比陈布雷先生更“壮烈”。如此重要部门的一个重要领导，若发生在“文革”中，也得算京城发生的一件“通天”大案，传的沸沸扬扬。

　　当老朽写《郭老，您怎么不自杀》以回敬那些贬斥郭沫若的文人墨客的时候，怎么也预测不到，这个堪称讨伐郭沫若的斗士，居然以自杀的方式谢世。

　　当年，老朽曾经订阅了几年杂文报刊，没有看到谁赞美徐先生的风骨。却看到了他的《不是我，是风？》，似是狭路相逢，引发老朽一通议论。只是写了“无处发”。要不是前些日在微信上看到一篇为郭沫若辩诬的文字，倒也把这几篇文字忘了。翻出来，要在博客上发表之际，才“关心”起徐怀谦先生到底是何许人及其现状。看到他的死，虽然晚了几年，对于老朽，仍然是“新闻”。家居北京，居然没有捕捉到他的死讯。思考良久，还有话想说。

　　当徐先生声讨已经过世的郭沫若的时候，似是正逢文坛“盛世”。像贬斥郭沫若的鄢烈山，老朽是在离京去外地探亲的火车上，从一本大概是《读者》杂志上看到他“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名言之后，记住他的。无论了解他，还曾经买过他的“杂文”。

　　按照这位鄢先生的高论，虽然他是文人，也是人，也就承认或者说默认了自己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文人。他的《学术与良心》焉知不是在拿郭沫若“投机”，证明着自己是个什么人？而选择死的徐先生，那“一跳”，趋的是“利”还是“害”？他演绎的“人性”好像与同是“杂文家”的鄢先生不同。不知道鄢先生对于徐先生的死做如何判断。

　　老朽一篇旧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说郭沫若老先生没有学陈布雷为国民党蒋介石王朝殉葬那样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及新中国殉葬，才引发那么多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痞的非议。老朽何尝不知道，贬郭的那些人不但是与郭老“道不同”，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毛公？他们认识问题的立场大相径庭。有的就像当年的文坛小混混想通过骂鲁迅而扬名立腕一样，实不足为训。

　　当鄢烈山、徐怀谦们大出风头的时候，那文坛是谁人之天下？不好判断，不过，他们容不得老朽的拙文出现却是真的！

　　须知，在徐先生还没有上大学之前，老朽就有了多年“敢写无处发”的遭遇，就领教和目睹过喉舌，包括他供职的那家的独霸天下。像轰动全国的河北省正定县的《拔瓜事件》，就是徐先生后来供职的那家喉舌与另一家喉舌合伙在1979年炮制出来的。不但毁了正定县几十万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三十年取得的声誉，由国务院认定的这个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瞬间成了全国“保守”、“思想僵化”的典型。他们的杰作，成了中国新闻史上大书特书的大事。至今却没有一个字的澄清、检讨。实在是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榜样。什么“实事求是”！说给别人听的。

　　不过，这事确确实实与徐先生无关。再说，那时徐先生即使在职，以他那个级别，恐怕还难以参与此事。

　　对于徐先生的自杀，老朽五味杂陈。一个从农村走向国家上层建筑高端的学子，是多么露脸的事？怎么竟如此想不开？让家中老父老母老来丧子，情何以堪！

　　现在看来，徐先生受教育的年月，国家也是多事之秋。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那样的教授在校园倍受推崇、热捧。“普世价值”大行其道。在那种“氛围”中长大的青年，世界观、价值观本来就容易扭曲。在《不是我，是风？》中反映明显。言辞虽然犀利，似有“大家范”，思想却显得极度浅薄，连老朽这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也看不下去。

　　从他写作的时间上看，发表《不是我，是风？》的时候，是在挂职县委副书记期间。那是“独立思考”，世界观形成的年龄。且不说他关于郭沫若的认识与“体制”扯不上关系，即使是放到社会上，在“体制”外，充其量是一家之言。何况充斥着对郭老的人格的侮辱与人身攻击。远说不上是“真言”，更说不上是那是校正郭沫若研究的标准。他还不具有“一锤定音”的权威。

　　老朽正是因为不敢苟同，才见其文，靠那一时的激情，即兴发挥，对其进行解析。如果发生到现在，恐怕已经没有兴趣和精力去理会了。

　　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听老师说过，“文如其人”。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徐先生名为共产党员，与共产党的思想并不搭调。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投机？还是什么原因？

　　一般说，自杀多有解不开的难言之隐。在俗人眼里，徐先生算是年轻有为。而立之年便任县委副书记，那显然是“镀金之旅”，重点培养。正在喉舌大展宏图之际，怎么就“抑郁”了呢？

　　虽然，徐先生曾经著文说过：“不死不足以引起社会重视，不死不足以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以死作证》）那样的话。其实，他说的“死”，是因为被忽视的“群死”，并非自杀。徐先生以跳楼的方式死，引起“社会重视”了吗？“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了吗？以血醒民？想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了吗？应该说没有。他的死，除了几个熟悉的朋友，发表了一点纪念、怀念的文字，有多少人关注？老百姓知道他是谁？

　　自杀，时刻都有发生，原因各不相同，据说，年自杀的人口要以10万计以上，数字很庞大。陌生人不会留意谁怎样死，熟识的人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能谈论一阵子，以后或许偶尔被提起。只有给家人留下的是难以摆脱的思念与悲痛。老朽虽无鄙视之意，决不把自杀看的多么高尚。

　　常言道，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自杀，是走投无路的绝路。应该是思想、心理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舒缓。在这样的一个“竞争激烈”的年代，谁去关注他人的思想、心理？谁去发现和去做人的思想工作？这样的工作，好像没有人去做了。谁去做，有想窥视个人隐私的嫌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闲着没事找事？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带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前往颐和园 ，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一代享有国际声誉的国学大师，就这样走完了一生，曾让多少社会名流扼腕。影响不能说不大。在当时，他也是倍受尊重的学者，为什么还说“义无再辱”？作为帝师，大概是对大清绝望了，为大清殉节。幸亏没有看到他的学生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8年11月13日，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自杀身亡。生前据说也曾“精神抑郁”。《金陵春梦》一书认为：“陈布雷已感到前途绝望，他忍不住个人所受的痛苦，他决心自杀了”。陈在自杀的前一天，对姑爷袁永熙说：“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一生最大的过错就是投在蒋介石手下，以致今天不能自拔”。他的死，是对人生的总结和了结。他的死，没有改变什么。死人留下的空缺自然有人替补。

　　1996年年12月12日夜12时，曾经以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报道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而广为人知的徐迟，跳楼自尽，年逾八十。由于媒体没有报道他的死，老朽看到这则消息，还是这两年的事。原因虽然有种种猜测，其中主要是因为“他精神上的极端痛苦”。称他“追求理想主义”。这个“原因”倒或许与徐先生相似。

　　追求理想主义而不得，难道要选择自杀？到底什么是“理想主义”？谁说清楚了？“理想主义”水有多深？若“理想主义”是杀人于无形的利器，那样的“理想主义”，只是一种诱惑，不要也罢。理想不可无，陷入“理想主义”就会患妄想症。

　　还有一个人的自杀，虽然广而告之，国人的看法未必一致。那就是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作为政治人物，选择自杀的原因，焉知与政治无关？

　　自杀的原因或许各不相同。无论如何，无论怎么看，外因不起决定作用。

　　在社会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存在。连大人物都是“沧海一粟”，死后一般就无人问津，何况一般人，哪怕是什么学者、文人。

　　作家张宏杰回忆徐先生时说：“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

　　那样的苦，是不是自杀的原因，不好判断。那样的苦，不是普通老百姓的苦，农民工无暇受那样的苦，这个比较容易判断。这是只有文人和想做文人的人才能有“敢写无处发”的遭遇和体验。

　　苦，或许是“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难道那是“寻死”的原因？是，也许不是。像老朽遭遇“敢写无处发”的经历恐怕要比徐先生曲折的多，早的多。至今却没有“抑郁”。再说广大的农民工，苦不苦？他们的苦不仅是心里苦，还有“食粥”不易之苦，他们却艰难的活着。因为他们有对家人的责任，不能死。说明，苦对于“抑郁”，不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促使徐先生一跃而跳的最后那一点动力，或者说，压死徐先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

　　在任何一个国度，“写作”与“出版”，一般都是不同人在做。笔握在作者的手里，写与不写，写什么，怎么写，那是作家的或者说是“公民”的“自由”。至于能不能“出版”，那是握有出版权力的人们的“自由”。这年头儿，谁的地盘谁做主，不忿儿也不行啊！不要说徐先生，很难说谁能改变这种状况。当年鲁迅也曾经有这样的困扰。

　　当年，老朽年在当学生时，作文就发憷，没有兴趣写，自然不去关心什么“出版自由”之类。想写了、敢写了，还是在1976年之后的事。也没有给喉舌少发稿，由于思想上没有“迎合”徐先生、鄢先生及比他们大的多的“大人物”，屡发不中，远没有徐先生、鄢先生那么幸运。还以为是自己写技不高呢。写的多了，也看的多了，对比之下，才悟出，是“道不同”。此后就不为“无处发”而操心。

　　后来发现了博客，现在知道，那属于“自媒体”，以为那是“言论自由”的场所。即使是在博客上，也常常不是发不出，发出了的，站不住，就是被删除就是被“私密”。找谁去说理？小编？找哪位法官主张和争取“权利”？这种状况，个人无力改变。法官不管审稿，不管“出版”，没有看出法律对于作者的出版有什么帮助。在这个问题上，法律似是形同虚设。

　　不过，余一生自以为得意的是，想了，敢说、敢写，写出来了，就没有遗憾。不管是不是有处发表，也不管什么人怎么看。坚持的那是信念，一直坚持到现在。如果说“苦”，在写作的时候常感学艺不精，力不从心，刹是费些工夫。也常为不知道怎么写，写的不好而伤脑筋。那是由于年轻时不爱读书，知识积累不够，且懒于动笔练习的缘故。也体会到“学无止境”，“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与社会，与他人无关。这样的苦，是苦中求乐。

　　看古人流传下来的著作，哪个是在写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想着迎合什么人，纠结着能出版还是不能出版？古人没有那么功利，或者说，没有功利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写，完全出于本心。在中国，据说，专业作家，靠写作吃饭还是近代之后的事。那个年代，作家中，文人中，寻短见的或许有，原因肯定与徐先生不同。

　　人生的路，是自己的选择。现在是“自主择业”。一个堂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社科院的研究生，生逢“改革开放”，谋生的路很宽。十年中，攀登上了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八路一生都攀登不上的“位子”，说明“能力”很强，或许也施展一点小手段。要谋生，难道非要靠写杂文？那样的“文痴”未曾与闻，就算老朽孤陋寡闻吧。

　　如果才气足够，别人能以写杂文谋生，成为“自由撰稿人”，如果自信，思想上的自信、能力上的自信，怎么就“无法脱离体制”？怎么“脱离体制”，“就得举家食粥”？这是什么逻辑？什么思维？看中国的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那个是“体制内”？谁个是“铁饭碗”？其中虽然有“举家食粥”者，毕竟，还不能说是多数。

　　徐先生流露出的真情实话，说明“体制”对他不薄，让他不必“举家食粥”。“体制”外的人，即使是他在农村中的发小，又有多少人过着“举家食粥”的日子？

　　为了“理想”与“抱负”，“食粥”又如何？在死亡与“食粥”之间，选择死亡难道是上策？不怕死而怕喝粥，这虽然也可能是一种境界。

　　徐怀谦到底年轻，陷入所谓“理想主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恐怕也没有读过毛泽东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在个人得失的思考上陷入“盲目性”。通俗一点说，或许是叫“钻牛角尖”。是不是把杂文或者说他的文看的太重，超出它自身的能量？

　　记得一邵姓著名杂文“大家”，可能写过几篇反腐的杂文，究竟有多少人看过，有多少贪官看过，有多少当权派看过，相信，不会太多。腐败现象没有因此而改变，现在看来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这，其实是怪不得杂文家的。这位“大家”却生气了，耍起了大家脾气，立誓不再写此类文章。老朽看后忍俊不禁。他好像不知道“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贪官污吏、腐败分子不怕杂文，不怕“咋呼”，甚至不怕上街、游行，相比之下，有的可能怕“铁拳”、怕“枪子”。时下的“前腐后继”，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枪子”缺位，是法律对贪腐分子的宽容。这或许也是在与西方“接轨”，“废除死刑”，从贪官开始。或许有别的什么隐情，“理由”可以找出一堆一堆的。这，难不住那些“立法者”，反映的就是“立法者”的意志，而不是民众的意志，也不是毛爷爷的意志。

　　毛爷爷早就说过，谁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这振聋发聩的话，早已经被丢到爪哇国去了！为什么现在不敢“割脑袋”、不“割脑袋”了？而把他们关进豪华的监狱里“养起来”？其中又有什么隐情？毛爷爷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忘记这个“真理”，不！是常识，十分可怕，后果十分严重，已经很严重。小民只能看在眼里，最多议论几句。

　　鲁迅不相信“文艺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当代的杂文“大家”居然指望自己的几篇杂文，能够一扫腐败的阴霾。几本自以为得意的作品，扬名立腕可以，指望它能够改天换地，不过是某些自不量力的文艺家的幻想。徐先生的灵魂深处，大概也陷入了这样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至少，是太“书生气”了。他的死，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或许就是“轻如鸿毛”。

　　中国有一种人，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在文人中虽然不多见，但是，也不少见。那种人，总是在做婊子与立牌坊之间纠结。不过，那种人的脸皮厚，是不会寻短见的。

　　因此，对于徐先生，老朽宁可相信，是他青年时的梦醒了。醒了，觉得无路可走。于是，他“仿徨”；于是，他“焦躁”；于是，他“抑郁”了；于是，他毫不犹豫的走向了天国。那里是他灵魂的寄托处，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得到安宁。

　　安息吧，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