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您怎么不自杀！

　　《杂文选刊》1996年第9期上刊有两篇评论郭沫若的文章。一篇原载于1996年1月24日的《大公报》，题目叫《学术与良心》，一篇原载于1996年4月19日的《南方都市报》，题目叫《郭沫若：没有机会自嘲》。两作者，都象研究郭沫若的专家似的。在对待郭沫若的看法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象为曹操“翻案”的文章，还有《李白与杜甫》那样的专著，那都是为了“迎合”毛泽东，昧着“良心”写的，不是真话。按照他们这样的“判断”，那白纸上的黑字，倒真的成了郭老“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压抑了自己的天性”的例证和“世人印象陈布雷胜过郭沫若”的根据。

　　一日，逛书市，碰巧见着一本关于陈布雷的书，好在是“处理”的，不贵，为了看一看陈布雷到底怎么个胜过郭沫若，便买了一本。读罢，苦想三日，怎么也得不出同“世人”一样的印象。

　　陈布雷是个什么人？只见其早年投身报界，而且写过“力透纸背，横扫千军”那样的文章。这才气，竟受到兵权在握，身价看涨的蒋介石的青睐，谁说蒋介石不重用“人才”？这才气，成了他投靠蒋介石的资本。正当陈布雷通过“后门”攀上了“总坐”那个高枝，投入到蒋介石的麾下，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自此，终生以“为老蒋拿笔杆子”为己任。并博得了“文胆”的雅号。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完人”。而这时候的郭沫若却以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介石骂了一顿，使自己身处险境，如不亡命东洋，便成蒋介石的阶下囚、刀下鬼。相比之下，二人谁的“良心”、“天性”表达的比较充分，更值得人们称道？

　　郭沫若在骂完蒋介石之后，亡命日本，是不是“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如果不亡命日本，让蒋介石及其爪牙逮住，或者就没有郭沫若了，也就不会给后人留下那么多的闲言碎语。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许不该离开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去看“个性”，“天性”。按说，人的“天性”应该是一样的。在陈布雷和郭沫若共同生活的社会，谁个顺应历史潮流了，谁个站在了黑暗势力一边？进而，谁个高尚，谁个渺小，谁的“良心”无愧于历史，不是也很好判断吗？他们之间的年龄仅差两岁，怎么“天性”就那么的不一样呢？

　　扬陈贬郭，以为陈布雷胜过郭沫若的那些“世人”，究竟是哪路人？离开了“立场”，还真的不好判断。像徐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恐怕讳谈“立场”。郭沫若处于口诛笔伐之中，而崇尚陈布雷的那些文人墨客却神气活现，好像得道似的。这是怎么了？是政治生态变了。没有这种变化，他们能得意起来么？起码主流媒体不会配合他们。

　　以陈布雷先生的的才能，如不进蒋家门，不做蒋家人，以文为业，自食其力，说不定也能同鲁迅、郭沫若齐名，成为文坛领袖。但是，人各有志，同是舞文弄墨之人，因信仰不同，立场不同，选择了不同的阵营，各为其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样的实例，还不能说是个别的，不足为奇。陈布雷与郭沫若的可比性在那里？政治之外，作为知识分子，陈布雷的“学术”成就，即对社会的贡献在那里？恐怕就远不如郭沫若了。

　　陈布雷自杀，震惊朝野。从遗书看，自云“油尽灯枯”，对蒋公“无能为役”。陈先生何时产生那想法，不得而知。但是，陈先生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还是有时间，而且拿出了些时间，留下了书面文字，说明了自己那么做的原由。这样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有的“世人”为了“学术观点”的需要，可能猜着他是假的。

　　陈布雷自尽之时，正是“国军”节节败退之际。国民党的江山岌岌可危，蒋家王朝气数将尽。老百姓看的出，国民党高层内的不少有识之士看的出，身为“总统”的幕僚长，“日理机要”的陈布雷焉能看不出其中的门道？说不定他比别人看的更清楚。尤其是当他清醒地看到主子已无回天之力，自己执著追求的信念将成泡影的时候，也许他不愿弃蒋投共，以受“良心”的折磨。也许他更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以“人格”受辱。自杀，无疑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自杀，倒是一种解脱。这，大概是忠奴义仆表示自己“忠诚”、“良心”与“个性”的最佳、最传统的方式。他本来有机会为社会做点有益的贡献，随着他的自杀，成为了不可能。

　　郭沫若作为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与谙通中国历史，信仰马克思主义，践行中国革命的政治家之间，作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在对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上，难道就不兴有共识吗？有“共识”就是“迎合”么？这是什么鸟逻辑？

　　毛泽东替曹操说了几句好话，并没有强加于谁。难道郭沫若非要学着弥衡骂曹操，才算对得起“学术”？李白，人称“诗仙”，其诗豪放，深得毛泽东喜爱。于诗，毛泽东自称“兴趣偏于豪放”。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趣相同，有何不可？为李白作传，怎么写才算对得起“学术”与“良心”？有客观标准么？

　　郭沫若真的想“迎合”、“盲从”毛泽东，那么，当他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之前，为何不先去毛泽东那里摸一下底？倘使如此，毛泽东不仅可能留不下“僧是愚氓犹可训”那样的诗句，恐怕连《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那首诗能否创作的出也难说。二人一唱一和，虽然思想有高下，对于二老，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事，一段佳话。像毛主席那样的领袖，那样的诗词大家，能与郭沫若和诗，足见郭沫若的诗词造诣已经把徐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甩出了几条街。他们鄙视郭沫若，污蔑郭沫若容易，要超越郭沫若，哪怕仅在诗词，怕也是一件让他们望尘莫及的事。

　　还有，当年郭沫若在国民党政权的陪都重庆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后来被毛泽东拿去当了延安整风时的学习材料。似乎还没有证据表明那是郭沫若为了“迎合”共产党，“盲从”毛泽东而作。而毛泽东“拿来”，作为共产党人的“警钟”。如此的“敲钟”人，在党内外可再找出一个？

　　郭沫若，是一个跨越朝代的文坛宿将，多才多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面对文艺界错综复杂的情况，他的表现可能令“世人”，不，某些“世人”失望。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偏说“我自己一直是超脱的”，没有照顾“世人”的情绪，没有按照“世人”的要求“自嘲”。这便更为“世人”遗憾，不！应该是不齿。但是，他们却仍然固执的认为郭沫若应该“自嘲”，只是“没有机会”。那不是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与郭沫若吗？谁有那个资格和权力？谁也没有。要求郭沫若那样做的人，是自不量力，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小丑。

　　他们的说法很让人纳闷。为什么陈布雷先生有机会自杀，有机会在自杀前写遗书以表心迹，而郭沫若在几十年中，特别是在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毛泽东去世后的好多日子里，就找不出“自嘲”的机会、时间和方式？如果郭沫若真的认为自己应该“自嘲”，恐怕早已做过多次了。看来，说没有“自嘲”是对的；说“没有机会”，是错的。

　　琢磨了几日，真琢磨不出陈布雷在哪方面胜过郭沫若。想来想去，猛然间，想到了郭沫若的死。他死的太平静了，太平常了。老耄之年，因疾而终，哪里有人家陈先生死的“烈”，死的轰动！倘使你郭老在晚年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分道扬镳，趁毛泽东还有口气的时候，找上门去，指着鼻子痛斥一顿，或写一篇《请看今日之毛泽东》的讨毛檄文，以表明同毛泽东公开决裂，以表白自己的“个性”之存在，“天性”之不泯之后，自知在劫难逃，且又不能象当年那样亡命他国，于是，学着陈先生的榜样，于深更半夜，吃安眠药而死。在“世人”眼里，肯定能落个“死谏”的美名，恐怕就留不下陈布雷胜过郭沫若的印象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象郭老那样的经历远比陈布雷坎坷，经过风风雨雨的人物，总不至于为了在“世人”面前的那点“面子”与为蒋介石“尽忠”的陈布雷“争名”，而愚蠢地效法他去死吧。

　　从一个人的著作中，拣几篇文章或几个观点，通过自己的“正确”理解，再加上“合理”的推测以定人是非。这大概是某些“世人”研究历史人物的常用方法。若按照凡是毛泽东赞成过的，就要反对，否则就是“迎合”，就是丧失“天性”就应该“自嘲”的逻辑，那么，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共产党人中，有“良心”而不该“自嘲”的人，恐怕是不多的。在中国有“良心”，有“天性”的，大概也就剩下那些说“陈布雷胜过郭沫若”的文人了。他们所谓的“良心”、“天性”，到底是什么？

　　不过，笔者有一个疑问，那些轻易就给别人冠以“迎合”之类的坏名声，诬人丧失“天性”的正人君子们，在昨天和今天，在毛泽东及毛泽东那个级别的人物面前，又是如何展现自己的“良心”和“天性”的呢？不过，没有听说哪个崇拜陈布雷先生的“世人”为了“良心”和“天性”而自寻短见的。或许他们同某“世人”一样，深谙“毕竟趋利避害是符合人的本性的”的信条。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的“良心”和“天性”究竟是什么玩艺儿，不说，人们大概也明白了。

　　19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