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该怎么做？

　　知识分子该怎么做？

　　——《不是我，是风？》读后之二

　　郭沫若先生同徐怀谦先生在政治上不“投机”；在学术上，没有共同的“好恶”，在“人格”上，郭先生“丧失殆尽”，怕是远不及徐先生高尚。由是观之，两先生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却不是一路人，或者说，徐先生耻于与郭先生同路，是不是可以认定，二人不是同一营垒里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郭沫若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的徐怀谦，在他发表《不是我，是风？》之后的2004年，居然获得我国散文随笔创作最高奖项，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辑奖。当他接受这个奖项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有怎样的感想？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一件事！

　　中国的知识分子，到1978年，计1726.7万人，占1.8%。其中还以中专为主。他们的成就和知名度，不要说远没有郭沫若大，或许连后来的徐先生都不如。他们，或者他们中的多少人，想“迎合”徐先生，以博得徐先生的欢心，不得而知。不过，恐怕也不会多。虽然，徐先生想为他们指明方向。毕竟，徐先生的文章，传播的力度有限。

　　知识分子该怎么做？徐先生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什么方向？

　　先看他为知识分子的“定位”。他说：知识分子属于“社会批评群体”。

　　把知识分子定位为“社会批评群体”，闻所未闻。这真叫人纳闷。难道知识分子吃饱了，喝足了，国家为他们提供了较工人、农民更优越的条件，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坐在宽敞的写字间里，或者冬暖夏凉的会议室里批评社会？什么时代的知识分子具有那样的特性？那样的法定职责？即使古代的“谏官”，也未必具有那样的职责。

　　几十年来，看到从政的、从军的、从教的知识分子也不算少，他们大多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就是没有专门吃“社会批评”饭的。也没有听说谁加入了专事“社会批评”的哪一个群体或者组织。

　　在新中国，起码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那样的一个组织。至于是不是有秘密团体，不敢妄说。

　　按照宪法，公民，包括知识分子，固然可以成立一个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如政党、学会等。

　　但是，那个“群体”再大，也不能同“社会批评群体”划等号；那个“群体”的人再多，也不能同知识分子划等号。

　　再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群体，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仅在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这样。这就注定了，任何社会群体，不能站在法律的对立面，除非他们想“造反”，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其实，严格说起来，共产党还真有点像“社会批评群体”。从他成立，就是以批判旧社会的姿态出现。他们是他们生存的那个社会的最激烈的批判者。但是，共产党成立的任务决不限于此，他们不但批判一个旧世界，还要砸烂那个旧世界，之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因此，她虽然像个“社会批评群体”，终究还不是。

　　诚然，知识分子，与没有或缺少知识的分子比，多念了几年书，多喝了几桶墨水，学问深了、知识广了，慧眼独具，视角独特。就算是这样，以“社会批评”为“专业户”者，古今中外，也找不出几个来。象徐先生，大概自以为是属于“社会批评群体”中的一分子了。但是，他在批评“社会”的郭沫若的同时，不是也在提倡、赞扬着“社会”上的其他什么知识分子么？他决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批评者”。

　　徐先生或者是在孤芳自赏。自己想做或者已经从事了社会“批评”这个专业，那是自己的自由或爱好，没有人拦着。若因此便由己及人，以为知识分子都像，或者应该像他似的，做“社会批评群体”中的一个，甚至强行把知识分子都划到“社会批评群体”中去，难道不有些荒唐可笑吗？他虽然著作颇丰，敝人也只看到这一篇。能否判断徐先生就是“社会批评群体”中的一个，还真不好说。

　　就算是自愿加入“社会批评群体”的知识分子，是否都与徐先生持同样的批评武器和批评方法？

　　肯定不。因此，他们不仅选择的批评对象可能不同，就是对同一的“批评”对象，他们批评的角度、力度甚至目的也会有巨大的差异。

　　“社会批评群体”中的知识分子，是不是都是徐先生的“同志”与“战友”？不用思考就可以判断，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断定，并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听徐先生的“教诲”，接受徐先生的“启示”。

　　徐先生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群体”，应该“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同样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都是徐先生的拥戴者，那么，他们怎样做，才能够做到“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一定”的距离是多么大的距离，起码应该有个“幅度”。过或者不及，都悖于徐先生的要求。徐先生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为知识分子划道杠。事实上徐先生没有。非不想也，实不能也。这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会误人子弟。

　　知识分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形成的很早，而且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春秋之前，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积极的拥护者，而不是什么批评者。春秋时期开始分化，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冲破了周公制定的“礼制”，属于旧制度的破坏者。也是新制度的建立者。与“时代”岂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拉开了距离。而在中国历史上被历代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儒家祖师孔丘，却在竭力维护着旧的传统制度，时刻想的是“克己复礼”，回到“周公”，与旧制度、“旧社会”“保持一致”。而孔老夫子，在当时已不是什么“权势”，算不上知识分子的主流。谁是徐先生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

　　“权势”能不能与“时代”相提并论？任何时代，都有“权势”。这是“制度”使然，用不着争论。“权势”又是谁呢？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是特指还是泛指？看的出，徐先生是特指。因为，在中国，上至中央，下到村、镇，有“权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恐怕还不入徐先生的法眼。若是泛指，人们就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也就不知道该同谁保持“距离”。那个关于“和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启示”就成了空话。

　　徐先生所说的“权势”，实际指的是有资格代表“时代”的当权者，至少是可以制约徐先生，影响徐先生成败的当权者。恐怕也不只限于此。

　　徐先生究竟要知识分子们同哪个“权势”保持距离？在徐先生生活的一个时期，所谓的“权势”，毛泽东够格算一个。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与毛泽东保持着多么大的距离，不知道。毛泽东是不是以权压迫过徐先生这个不过是几岁的少年，应该说他还不够“资格”。毛泽东已经去世了，也就没有了“权势”。在毛泽东去世二十多年后，“权势”已经换了几个。徐先生已经成年，他要知识分子保持“距离”的“权势”，是谁呢？他没有勇气说出“权势”的名字。说明他的胆子还不大，有所畏惧。从这个意义上说，还算不得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就算是人们知道了“权势”是谁，还有一个无法把握的问题，就是，保持多么大的距离。是五十步，还是一百步？他没有说。五十步可以笑百步，这回是不是该百步笑五十步了？

　　“权势”者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对于“权势”者的言论、决策，符合了谁的利益，谁就会拥护、紧跟。触犯了谁的利益，谁就会反对、拆台。是拥护还是反对，与是不是“社会批评群体”无关。原因是，“社会批评群体”也是由人构成，他们的利益未必一致，甚至都有各自的个人利益。

　　徐先生不要忘记，“趋利避害”毕竟被某些知识分子奉为永恒的信条。对于他们，同“权势”是否“保持距离”和保持多大的距离，那是由“利害”决定的，不是由“权”和“势”决定。

　　“不伤害别人”，这是徐先生为知识分子规定并要求他们遵守的“道德底线”。

　　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与谋。官场上你倾我轧，战场上兵戎相见，文坛上笔墨相讥。包括产生“人权宣言”的那个国度，争斗的各方，谁曾经遵守过“不伤害别人”的“道德底线”？世界上难道真有什么共同自觉遵守的“道德底线”，或者说“普世价值”么？那大概是中国“公知”的幻想。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幻想衡量现实。衡量的结果是，一地鸡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圣人”的千年古训。

　　郭沫若先生与徐先生是不是有过笔墨官司？生活上是不是有过“过节”？政治上是不是伤害过徐先生？大概没有，肯定没有。因为郭沫若去世的时候，徐先生不过是个毛孩子，是不是知道郭沫若其人，都是未知。若郭老生前与你徐先生无仇无冤无过节，为什么在郭老先生死后二十年，却要给他戴上那么多肮脏、恶毒，让他受到极大侮辱与伤害的大帽子呢？国人尊崇“死者为大”的理念，徐先生遵守的是什么“道德底线”？

　　徐先生对郭沫若尖酸刻薄，如此蔑视、污蔑，一提笔便冲破了自己规定的“道德底线”，重重地“伤害”一个死而不能复生，不能申辩的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老人。却又主张“不伤害别人”。难道郭沫若老先生就不是人？如此出尔反尔，言行不一，能在知识分子中获得多少信誉？

　　写到此，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看来，徐先生还真是这种人。在今天，以徐先生的名望、社会地位及号召力，恐怕还阻挡不住他们营垒里的战友们“伤害别人”。那个“不伤害别人”的“道德底线”，他自己都守不住，对于他自己，那不过是一条虚线。想让别人遵守，那就太天真了，简直是痴心妄想。

　　“学术不必指责政治，政治也不必强奸学术”。理由是“学术与政治永远是一对对立的范畴”。这是徐先生要求知识分子恪守的又一条定律。这肯定不是徐先生的发明，似曾相识，一时想不起在那里见过。

　　无庸否认，学术与政治是一对矛盾。但是，他或许不明白，二者的对立，在构成了一对矛盾的同时，它们之间难道就不存在着同一性么？它们之间的对立，难道不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的吗？徐先生关于学术与政治“永远”对立，不可转化的认识，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同徐先生信奉不同哲学的人，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怎么可能取得共识？与这样的人讨论“政治与学术”，岂不是与聋子的对话？

　　如果让“学术不必指责政治”。这么一来，岂不是要知识分子，至少是搞学术的知识分子统统脱离“社会批评群体”？知识分子难道因为搞“学术”，就可以把自己区分为“学术”人和“政治”人么？难道就可以因此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人，没有政治身份吗？这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脸么？

　　其实，知识分子，并不都是研究“学术”的。也有好多研究“政治”的。政治在他们的研究领域，难道不是“学术”么？就算是搞“学术”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离开社会，不离开地球，他们的思想里也不可能只有“学术”，没有“政治”。像对郭沫若的研究，不能不说是“学术”的。正是因为指导思想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才会有不同的结论。

　　事实上，研究学术的知识分子是否就能把学术与政治分的很清楚？从实践看，有人很难，至少在有些问题上很难。这，一般说来都是认识问题。因此，学术研究才需要政治为它营造“宽松”的环境，不能动辄就扣上大帽子。

　　不仅如此，学术研究在事实上，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要求和接受这种政治或者那种政治提供的指导思想。而有的知识分子，如认为“学术与政治永远对立”的徐先生，对学术与政治能分的很清楚吗？还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常常装糊涂。有时把政治当成学术，有时把学术当政治？

　　明明自己在那里正在指责着一种政治，一种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同时，为另一种政治鼓骚、呐喊。或许是自知“底气”不足，“实力”不强，才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认。才给自己披上“学术”的外衣，以掩人耳目。徐先生拿来自己玩玩也就罢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都傻乎乎地紧跟着徐先生玩“学术游戏”呢？

　　昨天的政治，可能是今天的学术，应该是今天的学术。由于政治的原因，有的却不能像研究“学术”那样“自由”研究。今天的学术，有的本来就同今天的政治有着扯不断的联系，某些“学术”成果，也为政治所容忍，并非一概拒绝。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中，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政治，常常需要“学术”上的支持，需要培养自己的学术队伍。有的政治问题甚至是从学术问题转化而来。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和谐，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政治与学术，焉知不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因此，它们之间的对立具有相对性。对于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或者说“统一性”，徐先生显然没有看到。在思想方法上，就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学术”研究，说到底，不是政治，也代替不了政治。任何政治都不允许“学术”凌驾于政治之上，对政治指手画脚。在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学术”也必然是“多元化”。政治与学术作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代表的利益有所区别。相比之下，学术，不过是“局部”，甚至是局部中的局部。如果需要改变，只能是“学术”研究者自己。怨天尤人，毫无用处。如果有那么一种“学术”，总想与政治“对着干”，以为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独立性”，不足以显示学术家的“清高”与“卓尔不群”，那样的“学术”且不说到底是不是“学术”，就算是“学术”，受到主流政治的压制，也不奇怪。一方面与政治对立，甚至对抗，一方面想从政治那里得到好果子吃，那不是做梦么！

　　按照当时和时下的标准，鄙人不算是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事，也不怎么格外关注，更没有研究，自然说不清楚。但是，不会拘泥于徐先生的“道德底线”。拙文如果真的使徐先生受到了“伤害”，我知道之后，会偷着乐。

　　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