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晨：共产主义的文化(兼中国文化正统)

　   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和劳动消灭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在劳动消灭进程中，它首先是为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服务的。因此，共产主义的文化，也必然首先是在这个规定性当中寻找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生产服务的定位。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逐渐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了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定位。

任何的文化，作为上层建筑，都是为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奴隶社会的文化，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服务；封建社会的文化，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服务；资本主义也是一样。一句话概括，它们都是私人劳动基础上为剥削剩余劳动服务的定位。共产主义的文化，也是为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它不再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剩余劳动的生产服务，而是在公共劳动基础上为所有社会成员幸福生活源泉的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服务。共有制、 公共劳动、公共必要产品，这些作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要能持续的生产和再生产，那就必须要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观念的人来主持生产。而有什么样的文化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政治挂帅，必须要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挂帅。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挑唆思想多元，但他们自己就从来不搞什么思想多元，也从来不曾放弃政治挂帅。他们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欺骗群众，但他们自己就没有放弃过哪怕片刻的阶级斗争。他们歪曲嘲笑共产党人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他们自己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哪怕是片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当我们坚持政治挂帅，坚持摆正政治路线和日常业务的纲目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本意），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宣传人人的时候，共产主义事业就无往而不胜，而当我们放弃政治挂帅、搞乱政治路线和日常业务的纲目关系、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真的复辟了。所以，关键是摆正路线和业务的纲目关系，并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塑造众多像吴仁宝、雷金河、王宏斌一样的共产主义领袖和群众群体，用共产主义的文化来引领和教育群众。

共产主义早期的相当阶段上，还存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由共产主义前段依然存在的旧势力旧思想残余、私有法权的合理性残余、私人劳动的合理性残余，归根结底是由私心私有势力同新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公共劳动的矛盾决定的，是由依然残存的生产力争夺决定的。从本质上讲，这个斗争依然是个政权问题。如果这个提法在毛泽东提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得还不够很清楚，那么经过苏联、东欧、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就已经很清楚的人人可以看到了。所以，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就不仅只是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它在共产主义前期的相当阶段内，实际依然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权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在根基上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过去的文化多数都已经被打上了为私人劳动、剥削劳动，总之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的烙印。所以，以私有制文化为根的很多旧文化就要破除。什么破坏传统、破坏文化，该破的就的要破。当然，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从孔夫子、佛陀、耶稣、穆罕默德，到卢梭、孟德斯鸠、孙中山，他们思想中共产主义思想的成分或对共产主义有益的成分——孔佛耶穆思想中实际最早的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的成分，又要充分的挖掘，以充实共产主义文化，为共产主义事业所用。

文化是什么? 如果从根本的讲，真正的文化应该叫文明教化。是哪些人需要文明教化?是动物一样只知道自己吃吃喝喝自私自利的人，才需要文明教化。所以，古代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是在古代共有制和公共劳动（孔夫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解体以后，在私有制和私人劳动（人人为家的小康时代）盛行以后，为了拯救“礼崩乐坏”，为了克制不争气的人类私欲，才产生出来的。所以，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它的核心思想都是有“斗私批修”成分的，都是梦想大同、极乐、天国的，都是宣扬博爱、平等的。共产党人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解放全人类，古代的优秀文化也都讲修齐治平、经世济民、平等利益普度众生。总之是都带有不同程度共产主义成分。只要叫文化，核心的东西都是想通的。

在这点上，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点，是在周代以后就基本贯彻了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甚至从火的应用，到农业的产生，从各种工具的发明，到文字历法典章制度甚至国家的产生，把人看做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这条唯物主义路线一定程度还是古代世界唯一的最早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这是中国文明所独有的。相对其它地区到今天还在笼罩的浓厚的宗教传统，这才是可以代表古代人类水平的真正的文明。它对大同世界的理解是基于上古共有制公共劳动社会的历史记忆。而井田制则是土地私有化前的共有制残余，并被后世儒家作为土地私有制替代方案的理想共有制解决方案对待的。各为其家的小康社会，也是基于古代共有制公共劳动解体后对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私人劳动社会的现实描述。所以，作为儒家社会理想的大同（更具体：“井田”——不管这个共有制方案有何缺陷），不像西方的极乐世界和天国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状态。这种远古记忆中天下共有的大同状态，被中国人视为有生生之达德的天道秩序（天地有达德，曰生），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人，只是想在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和不断兼并中，维护和不断的返还回归到过去那种共有公共劳动状态的天道秩序而已。“替天行道”和“回归天道”，也就是回归大同的公共劳动秩序，是中国古代深刻的革命历史传统的思想基础。而我们之所以说这种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此。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对劳动的否定这样的条件，纯粹建立在劳动和劳动争夺基础上的社会，即使发生革命，其成果也至多只是农民起来重新的分配土地和皇令上纸面的“均田”“绝兼并之流”而已。实际依然是小块土地私有的人人为家的小农小生产而已。依然会土地兼并、集中、民生凋零和周而复始的战乱革命。所以，如果没有新的条件，天道、大同，在过去实际是回归不的。儒家的这种理想，自王莽失败以后，甚至就再没有人敢于尝试过。不是没人想尝试，是根本没有尝试的可能。这种状态直到工业革命和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

我们今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的发展，是和古代的那些优秀文化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我们今天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这个历史条件。只有有了这个历史条件，才具有了重回大同时代的现实性。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的产物，只有机器大生产，才具备了最终消灭私有制，和把共产主义由空想转变成科学的最终可能。

由此可见，只要是真正的文化，它和共产主义就绝对不是决然对立的，他骨子里的东西和共产主义就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共产主义，中国民族从骨子里就天生具备这些东西。并且从秦汉土地私有化，中国进入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和革命怪圈的这两千年来，中国急迫产生了解决土地私有问题的需要。所以，工业革命和现代共产主义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立即被中国的优秀分子所接受，并立即改造成中国新的历史传统。所以，如果有谁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破坏了中国自己过去的文化传统，实际是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中国过去真正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其核心实际正是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统一着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它的独特处，不过是在不断的向过去的历史寻找着建设新世界的素材而已。或说，中国的现代共产主义，正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和大同政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的历史结果。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传统上的区别，在共产主义的基本点上，世界其它文化大体相似。

因此，今天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建设新世界，就更要善于借助传统文化来丰富我们的共产主义新文化，让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为今天的共产主义服务。共产主义文化革命不是一般的要破除一切旧的文化，而只是破除旧文化中被旧的统治阶级利用夸大了的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成分。

除了维护巩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共产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还是与劳动的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相适应的。首先与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相适应，然后与劳动的已经消灭相适应的。

　　前者，不用多言。我们说劳动最光荣，是因为劳动是达到最终消灭劳动——人解放的唯一手段。只有人类劳动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才可以最终消灭人的劳动本身。人们的一切德行，再高不过为人从劳动、资源、社会中的解放和共同解放服务。努力为人的这一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人类道德的终极内容。

后一点，既然是劳动在逐渐的减少和已经处在消亡进程中了，既然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在不断的延长，那么共产主义文化，就一定也是要与这种发展着的人们劳动外的自由新生活相适应的。这个自由新生活，当然也必须有它的物质基础，长远也还是要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本身服务，不管是否已经自动化生产，人们的生活基础总要围绕物质生产展开的，然后才可以谈到越来越多的向广度深度延展着的科教文卫等等劳动外自由生活或活动(一定阶段上还表现为非生产性劳动)。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不单劳动要向生产的广度深度延伸——这与劳动的消灭进程不矛盾，人们劳动外的科教文卫等自由生活或自由活动，也要向它的广度和深度延伸。这个时代，由于每个人大脑从生存斗争中的巨大的解放，由于人们普遍的即时交往的实现，人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的认识能力和对物质运动的驾驭能力，迎来了一个空前的跃进。人作为历史实践主体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客体世界的自由，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这里，除巩固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发展人类丰富多彩的科教文卫事业，推动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