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之死：他没有等到黎明到来

父亲之死：他没有等到黎明到来

黎光寿/文

天还没有亮，我刚刚做了一个关于父亲的梦，还沉浸在梦里，手机铃声突然就把我惊醒。 “公（爷爷）不在了。”二哥的儿子（以下简称“二侄子”）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在他声音背后，是二嫂嚎啕的哭声，大约就是哭诉她没有照顾好老父亲，请求离去的父亲惩罚自己。

根据手机上的显示，接到电话的时间是2009年5月11日凌晨4点17分。后来我才得知，在这个电话之前的两个小时左右，我敬爱的老父亲，悄然离世。父亲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距他82岁的生日还有五个月零十天。

我所属的民族是一个极其稀有的民族——仫佬族。本来我们自古以来用的就是“木老族”来称呼自己，1800年以前我们就在贵州凯里开垦荒地建立田园，但后来的民族纷争让我们的民族进入大山。1994年民族归化时，国家民族委员会以我们的语言与广西仫佬族有3.4%相似而归化到仫佬族。父亲是懂得我们民族少数几句话的老人之一，他的离去，让贵州仫佬族文化又凭添了几分珍贵与神秘。

父亲出生于1928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如果还存在科举考试的话，在20世纪的40年代，他也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年少的时候曾经读于私塾，许多书都过目不忘，许多故事都能够触类旁通，也能够把文章写得朗朗上口，但科举考试已经在20世纪初废除。

20世纪30到40年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15岁时在一个私塾当了两个月老师，家里被派了兵役。父亲是家里的老大，被迫中断学业，16岁就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转战大江南北。1947年国共大决战前夕，他作为傅作义部队的一分子，驻扎在北京东北方向的古北口，镇守北平古城。东北解放军入关后，在古北口打了一仗，父亲负伤在丰台住院治疗，三个月后请假回家。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国民党的部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同年10月25日入朝作战，保家卫国。父亲在1951年参加了抗美援朝的铁道兵作战部队，作为一名机枪射手，主要任务就是和副手一起，捍卫铺路架桥的部队，保证不受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的侵犯。战争结束后，父亲还曾经收到过朝鲜姑娘赠送的相片和其他礼物。他放弃了可能安排在城市的工作，回到农村，先后从事了多种工作，最后做了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

也正因为此，从战场归来的父亲才认识了有一些文化的母亲。他们经过自由恋爱以后，确定留在祖先居住过的美丽村庄里定居，通过自己的双手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他们养育了五个子女，并让他们接受了小村里最好的教育，基本上没有留下一个文盲。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喝酒以后有时候会对母亲动手，这让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全部站到了母亲一边。开始他们打架时我们只能哭作一团，在我们逐渐获得抵抗能力之后，父亲成了家里的少数派，只要一吵架就会遭致集体抵制。再到后来，我们发现是喝酒让他有时候丧失了理智，我们就不让他喝酒。他也发现我们逐渐都长大了，自己也很少喝醉酒，母亲终于获得了平安。

尽管父亲的生命中大约有20年在我们兄弟姐妹的抵制之下，但他并没有削减对我们的爱——他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眼神和话语对他，除非我们实在要用武力跟他作对，否则他从来不会辱骂我们，也不会动手打我们，更没有抛弃我们。他每隔三天就要挑着100多斤重的大米，翻山越岭，步行30多华里到集市上去卖，拿到钱就拿回来交到母亲手上。

为民谋利兼济天下是父亲教给我们的理想，但在他培养了我们拥有并追求这些理想之后，父亲陷入了孤独。他每天都在家里辛勤劳作，孤独地渴盼我们能实现自己的理想。2001年，在进城之后，仍然没有改变他孤独的局面。

进入古稀之年后，父亲常对我们说：“自古以来人活到80岁就很少，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生病，生病了你们也不要把我送去医院，去了也不一定能够治好，治好也活不了几天，治不好人也没有了钱也花了，你们不要为我花那个冤枉钱。”我听了心里一直不是滋味。

在母亲离世后，他也产生了自己的理想——2008年春节，父亲告诉我们说所有志愿军老战士都获得了退休的待遇，他拿出一摞文件，可我们翻看了所有文件后，给了他否定的答复。当时，他本来明亮如水的眼睛一下失去光泽。我们劝他不要太在意：“只要有我们在，只要我们还有钱用，就一定会有他的。”他说：“你们给的是你们的心意，我有自己的，他们多给我一点就在里边了。”

2008年8月13日，父亲终于病倒在床上——压垮他的是“退休”两个字——可能他会想——年轻时曾为政权的巩固出国作战，付出过自己的鲜血和青春，复员后响应号召回老家建设大好河山，直到73岁还不停地向国家纳税。他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任何的要求，只是在年老时偶尔表现希望获得退休待遇的愿望，但这个愿望一直都很遥远。

我头脑里出现了他对我说过不要治疗的话，那是他对我们最后的爱——在他看来，已经度过了81岁高龄的他觉得已经享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已经是在等待阎王召唤的人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不愿意给我们增加任何负担，只求自己尽快离去；如果长期卧床不起，或者去了医院花了大量的钱以后才撒手西去，对他来说是给子女造孽。在病痛袭击的最后时刻，他随时都有可能采取他认为对我们爱的一切手段。

面对他的病，我们送他去了医院，但最后选择送回家维持治疗，我们知道，这不是最好的方案，但是最不坏的方案。2009年5月11日凌晨，父亲离开了人世，在他奔向天堂的时候，黎明还没有到来。

父亲突然病了

在父亲离世270天前，2008年8月13日下午三点左右，在北京清华大学旁边的万圣书园，我正在和几个朋友讨论四川地震救灾的问题，发现父亲的电话在手机上闪动，我跑出门接电话。可电话接通了却没有声音，和几天以前遇到的情况一样。这是第一次接到父亲病重的电话。

当时父亲已经八十岁，有些耳聋。在那之前的7年，我离开家乡后，他就跟大哥一起住。几年前开始，我已经发现他从电话里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我也很少跟他打电话，有什么事情都是通过大哥来转达。这次是两天相隔时间很近，打了又没有说话，我担心有意外，就给大哥打了电话。大哥告诉我是父亲那几天身体不好，老是喊头痛，一天前去了一个诊所检查是高血压，输液治疗不见好转，当天可能会突然恶化。

之后不久，我就接到大哥的儿子（以下简称“大侄子”）用父亲手机发来的短信，说“爷爷现在病了，可能……你有时间的话回来看看”。再后来，他用自己的小灵通给我发短信，说我的老父亲右侧瘫痪，希望我早一点回去，否则可能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了。

我的家乡在贵州省凯里市炉山镇，在我所出生的小山村里，父亲16岁时教过一年的书，17岁就被抓去当国民党的兵，平津战役之前的一场战斗之后，他负伤回家，又被推举为家乡小村里国民党时期的最后一任甲长，后来投身了革命，成为小村里第一个出国的人。不过他是去朝鲜打仗。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在朝鲜作战的经历让我充满了强烈的自豪感，从小我就觉得他特别的伟岸高大。他养育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并让我们通过学习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理想，但是在我们不断追求和奋斗之后，他就在家里静静地等待我们的成功归来。只是因为我们的奋斗一直没有成功，他的期盼日复一日，成了极其漫长的等待。

父亲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壮，在我们那个不超过50户人家的小山村，许多人在50岁左右都离开了人世，只有父亲从青年上战场时起就一直为国家做贡献，直到73岁都还在地里劳作，给国家缴粮纳税。在他年老的时候，曾经产生了一个强烈而又无法实现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获得退休或者离休的待遇，至少在生病了之后的治疗上，国家能够伸一伸手，但都没有实现，他为此不高兴，最后病倒了。

父亲的生病让我感慨万千——父亲年轻时一定也有过自己的梦想，那个梦想究竟是什么，至今我也不能明确地说出来，但在他年老的时候，一直希望在儿女们承担他的养老责任之外，国家也能够有所承担。但这个愿望未能如愿。

在获知父亲生病的第二天，我回到了他的身边。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只能用“英雄迟暮”一词来形容我的第一感受。他当时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了，只能躺在床上等待着儿子们的帮助。我走到跟前，给他喂了随身带的八宝粥，完成了他生病以来的第一次进食。

大哥由于过去的下海失败，欠了一身的债，他现在的工作也仅能给他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费，加上一年前他的岳父去世前在医院的恐惧经历，在父亲生病的时候，他不敢送父亲去医院。他也深知我这几年在北京混得并不如意，如果送父亲到医院治疗，我唯一可能做的就是向朋友借款，但这样的借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归还。所以，大哥坚持自己的看法，建议先把父亲送到大姐家看一看，如果能够好转平安，就继续治疗，否则就要准备后事了。

当天晚上，我们将父亲送到大姐家。次日我到镇医院去找医生，发现医生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对父亲的治疗，于是又将父亲送到凯里某医院，发现医院的环境简直对正常人都是一种很严重的折磨，更不用说是对病人了。在医院呆了一天，我对医院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在大哥的动员之下，本身已经陷入动摇的我放弃了父亲在医院的治疗，将父亲又送到大姐家。

此后的几天，我一直在大姐家照顾父亲，心里在极为强烈的矛盾中挣扎。我愿意承担父亲治病的所有费用，但是在医院的那一天成了我的噩梦，我不敢再把父亲送进去。同时，我们也遭遇到一个近乎可笑的问题，就是送到医院去以后由谁照看的问题。我在不停地征求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的意见之后，不得不放弃了去医院的想法。

在放弃了送父亲去医院治疗之后，我们选择将他送回农村老家去。这在当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最不坏的办法。因为老家还有二哥，他捡了母亲的衣钵，做了一个乡村医生。在父亲的治疗问题上，他更好的方法不会，但打针吃药等常规治疗没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父亲在吃饭上能够得到保证，对维持生命和康复更加有利。

二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在1988年结婚后和父母关系紧张，父母常常处于弱势，导致了我和其他兄弟姐妹对二哥的疏离，甚至我在称呼他的时候也不愿叫他“二哥”，而是直呼其名。七年前父母离开家乡后，我和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了往来。这次父亲重病在床，他要求将父亲接回家去，让我感到了内心的一点点暖意。

2008年8月20日，在我阔别家乡整整八年之后，我把父亲送回了老家，许多过去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都过来看望父亲。我发现当时许多的年轻人都已经变老了，而许多当时的老人都已经离开人世。晚上吃饭时，二哥对我说，照顾父亲的事情就交给他，我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北京做好工作，在他困难的时候，能够伸手拉他一把。

我曾经产生过放弃在北京闯荡回家照顾老父亲的念头，但很快发现这个念头根本无法实行。如果在农村照顾父亲，我还需要通过种地养活自己，这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父亲的照顾。如果在家乡的城市凯里工作，从照看病人的角度与在北京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但从经济上来看，我在北京所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的开支，在家乡工作就意味着全部的收入。我发现我回不去了。

8月21日，在父亲的照顾和治疗已经基本上安置妥当后，我又离开了家乡，又继续我的漂泊之路，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减轻父亲的痛苦。

我的英雄父亲

如果还存在科举考试的话，在20世纪的40年代，父亲也完全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年少的时候曾经读于私塾，许多书都过目不忘，许多故事都能够触类旁通，也能够把文章写得朗朗上口，不过当时科举考试已经废除。

更严重的是，当时处于一个混乱的年代。家里被派了兵役，父亲是家里的老大，16岁就被迫中断学业，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转战大江南北。1947年国共大决战前夕，他作为傅作义部队的一分子，驻扎在北京东北方向的古北口，镇守北平古城。东北解放军入关后，在古北口打了一仗，父亲负伤在丰台住院治疗，三个月后请假回家。后来北平和平解放，他再也没有回过他所在的部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同年10月25日入朝作战，保家卫国。父亲在1951年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作战部队，他是一名机枪射手，主要任务就是和副手一起，用一挺机枪捍卫铺路架桥的部队，保证不受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的侵犯。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接触了许多关于朝鲜的故事和传说，而教科书上异常惨烈的上甘岭战斗，我也是在还没有正式读书前知道了个大概，其原因主要是父亲的口传。战争结束后，父亲还曾经收到过朝鲜姑娘赠送的相片和其他礼物，他也放弃了可能安排在城市的工作，回到了农村，先后从事了多种工作，最后做了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

也正因为此，从战场归来的父亲才认识了有一些文化的母亲。他们经过自由恋爱以后，确定留在祖先居住过的美丽村庄里定居，通过自己的双手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他们养育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父亲年近50岁的时候，我来到这个世上。

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高大伟岸的军人，是一个给全家带来安全和荣耀的力量源泉。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父母的催促下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孩子的学习习惯，我希望自己能够像前人一样的优秀，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不过，父亲性格开始极其不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喝酒以后常常有一些对母亲的粗暴行为，这让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全部站到了母亲一边。开始他们打架时我们只能哭作一团，在我们逐渐获得抵抗能力之后，父亲成了家里的少数派，只要一吵架就会遭致集体抵制。再到后来，我们发现是喝酒让他有时候丧失了理智，我们就禁止他喝酒。他也发现我们逐渐都长大了，自己也很少喝醉酒了，母亲终于获得了平安。

我们对父亲的抵制充满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家里做菜的时候总爱放上一小瓢水，我们认为这样做菜不好吃，用拒绝吃他做的菜的方式，反对他这样做，使得他很多年不敢为我们做菜。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他那样做，是对他人生经验的总结。

尽管父亲的生命中大约有20年在我们兄弟姐妹的抵制之下，但他并没有削减对我们的爱——他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眼神和话语对他，除非我们实在要用武力跟他作对，否则他从来不会辱骂我们，也不会动手打我们，更没有抛弃我们。他每隔三天就要挑着100多斤重的大米，翻山越岭，步行30多华里到集市上去卖，拿到钱就拿回来交到母亲手上。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乱花钱，也从来没有冲动地购买什么生产和生活以外的奢侈品。他赶集卖米挣回来的钱都在母亲手上，有多少他也从来不过问。这些钱后来变成了我们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我们书包里的书籍文具，变成了我们的学费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路费，成为我们成长过程中增长知识、增长见识的良好铺垫。

高中期间，一部日本的电视剧让我放弃了对父亲反叛和抵制的心理，当时我想，尽管父亲可能有错，甚至是他曾经有过不可饶恕的错，都不应当成为我粗暴对待的理由。况且一般情况下，父亲并没有什么错，他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尽一个父亲的责任而已。我开始不再抵制父亲，试着用理解的心态对待他。

第一次对父亲有好感，是我考上大学后。当时父亲来送我，在大哥家打背包时，他教我怎样打背包更结实更漂亮。看着他熟练的动作和手法，我第一次感到了父亲的亲切，开始有了跟他沟通的欲望。在我踏上去大学的汽车时，看着父亲的身影，我一直在回味着鲁迅所描写的描写父亲的《背影》。

在大学期间，我参与和组织了贵州省各高校的大学生送书到农村去建乡村图书室的活动，并在假期不停地各处走访，进行社会调查。父亲得知后没有责备我，只是给我说我继承了他年轻时候的满腔热血，他建议我尽量避免走他的老路，一定要走一条光明的路。父亲的话，一下子让我感到了父子之间的血脉相通。

20世纪90年代许多人热衷于讨论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我也是其中参与讨论的一员。父亲对我说，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并不能仅仅看他是否给你吃好喝好，关键还要看这种吃好喝好是从哪里来的，吃好喝好以后还有没有。“老祖宗创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大家都勒紧裤腰带干活积累，给每一个人分配的少，慢慢地积累一些东西以后，出来一个败家子，把东西都拿出来给家里家外的人吃，大家当然当面都会说他好，但你要仔细对比一下，究竟是哪一个好呢？”

父亲在过去也被人整过——在20世纪60年代，母亲就曾因在秋收的时候捡了洒在田里的谷子，就被一些很亲密的人举报为侵占集体财产而捆住了双手挂在房屋上整整一天。父亲后来平静对待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多地去追究过往的人和事，只是举报者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因为心虚而不断找他吵架，让他感到心烦。

父亲正直得让所有人难以接受，他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他没有高深的理论和哲学思辨，但却依然有一个明确的是非观念，心中悄悄地藏了一把秤，称量了不同的人和事以后，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顺利地成长。

父亲的心病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经过父母亲共同的努力，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当中除了大姐以外，全部都读到了初中以上，二哥和二姐初中毕业，大哥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高中和中专而获得工作的人。我在父母的监督下努力学习，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正规大学的人，在毕业以后也获得了稳定的工作。

小时候，家里除了父母偶尔因生活琐事发生一些口角外，家里其他的人该干活的干活，该读书的读书，我每天的日子过得快乐自由，无忧无虑。但这样的生活在二哥结婚后戛然而止。二嫂进门后，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很僵，甚至很多时候武力相向，年迈体弱的父母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每个假期总能听到母亲的哭诉，甚至有时候还看到她流血的伤口。

大哥毕业以后到了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但没几年他所在的单位就亏损破产，他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先是开一个小的批发部，到后来受政策鼓舞到农村去养山羊，结果亏得血本无归，倒欠了好几万的债。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哥所在单位亏损濒临破产，他没有收入，也没有住房，处于人生低谷。

父母亲的生活在我毕业工作后经常遇到无力挑水的困难，家里的关系仍然没有缓和，二哥二嫂作壁上观。每次回到家，听到父母伤心的哭诉，自己也心酸，只能在离开的时候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家里的水缸里都挑满水。

2000年，在大哥单位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后，他申请了两间平房，稍为打扫便将父母接进城里。我们的责任分担是，他给父母住房和燃料，我负担每个月的菜钱。而我们全家的土地和山林，除去二哥应有的那一份外，全部通过协议的形式给他承包，他只需要每年给父母提供800斤大米。

在签协议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二哥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认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做儿子的资格，我们在协议里明确，父母的任何事不需要他负担。母亲在进城半年后离开了人世。在安葬母亲的时候，二哥又找了一帮人前来，在发生口角时，我们拒绝他的参与。此后，我计划到北京寻梦求生，大哥答应照顾父亲，我从此开始了在遥远异乡的漂泊。

在我离开家乡后，父亲独自生活了几年，后来大哥买了房子，他搬去跟大哥一起住。但从2006年起，他不愿意跟大哥一家住在一起，又搬回了原来生活的两间小屋子，无论我们如何劝他都不回去。原因一是他嫌在大哥家上下楼要走七层很麻烦，进门出门还要换鞋他也觉得不方便，另外和大嫂之间似乎也有些不融洽。

就这样，父亲在他78岁高龄的时候，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父亲每天吃饭、睡觉在家外，主要的时间都在外边和几个与他差不多年纪的老年人逛街。这些人是父亲从农村到城市以后认识的新朋友，其中不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共同的经历催生了共同的话题，也催生了每一天共同的行动。

虽然同是去过朝鲜的老战士，但父亲和他们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身份的不同。父亲是农民，其他几位老人是居民。而有关抗美援朝老战士的补助政策城乡有别，拥有城镇户口的老战士逐渐获得了退休甚至离休的待遇，而农村户口只能获得政府给予的有限补助。父亲的补助十几年前是一个季度几十元，到2007年才涨到每年2700元，仅相当于退休待遇的一到两个月的退休工资。

而父亲的愿望，是希望政府也能够给他以退休的待遇。2008年春节，我回到家过年，父亲拿出一摞文件给我看，他说听说所有志愿军老战士都获得了退休的待遇，可是我翻看了所有的文件，都没有父亲所说的那份文件。在得到我肯定没有的答复后，他本来明亮的眼睛里一下子失去了光泽，代之以一种绝望和愤恨的神色。

我发现了他眼睛的异样后，和大哥劝他不要太在意。我们说：“只要有我们在，只要我们还有钱用，就一定会有他的。”他说：“你们给的是你们的心意，我有自己的，他们多给我一点就在里边了。”

八旬父亲的爱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身体都非常好，甚至在他79岁以前，极少见他生过病，最多就是做农活实在太累了，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在进城以后，他的身体不像过去那么好了，四年前开始他就陆陆续续地给我说眼睛有时候看不见，我认为他可能有白内障，让他到医院去检查，确诊以后尽快治疗。他说：“不用治疗了，也活不了几年了，治疗起来花费很多钱没意义。”

2007年春节，父亲对我说：“自古以来人活到80岁就很少，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不知道哪一天就会生病，生病了你们也不要把我送去医院，去了也不一定能够治好，治好也活不了几天，治不好人也没有了钱也花了，你们不要为我花那个冤枉钱。”我听了心里一直不是滋味。

在2008年春节结束，我离开家乡前夕，特意给父亲买了个手机，嘱咐几个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子女尽量多给他打电话，让他高兴，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我回到工作岗位后，一次父亲给我打电话来说他经常头晕。我再次让他去医院检查，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他坚决不去，我在电话里最多就是大声地喊，但也无能为力。

2008年是一个大事件集中的年份，年初我发表我的调查报告《沃尔玛，黑工厂的好伙伴？》的时候，满心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巨大关注，结果马上被南方百年难遇的大雪灾覆盖住，我自己到后期也把重点放在了追踪雪灾上，对这家世界最大最无赖的跨国公司的调查和声讨就此搁置。

春天在三月份悄然而至，但在遥远的西藏拉萨，又发生了3·14事件；四月份正准备有所作为，可中国的奥运火炬在法国和英国传递时，却不断地遭遇惊险和难堪。许多年轻人认为，这两个国家并没有改变150年前进入北京城和圆明园烧杀抢掠的嘴脸，从而对他们进行抵制。

五月份本来是最好工作的一个月，可又发生了四川大地震，我觉得无论从公民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的角度，我都不应当缺席，应当尽自己力量去关注，为此去四川做了半个月的志愿者。直到6月份我才又回到北京的工作岗位。

8月12日，我在北京与一位同行交流的时候，就接到父亲的电话，可是接通电话以后却没有声音。13日下午，我正在清华大学门口的万圣书园与几位热心朋友讨论灾后重建的时候，又发现是父亲打来电话，接了同样没有声音。

连续两次打电话没有声音，我感觉一定有问题，就给大哥打电话。大哥说父亲几天前喊头痛，去检查发现血压有一点高，输了一点液，不知道是不是病情没有好转。我让大哥无论如何去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大侄子用父亲的手机给我发短信来说“爷爷现在病了，可能……你有时间的话回来看看”。

我赶快又打电话去问大侄子，希望进一步核实一下病情，他说：“爷爷病得很严重，连话也说不出来，可能想你了一直放不下你，希望见见你，你看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头脑中迅速闪过春节时他拿着厚厚一叠文件问我是不是能够获得退休待遇的情景——他一生中遭受了许多打击，包括在战场上负伤，和平年代里被揪斗、被污蔑，新世纪后的我母亲离世，他都能够很平静的接受，但2008年却成了病倒的最后一关。

我想，不管是什么病，在他来说一定首先是心病，并且有可能是被“退休”两个字压垮的——可能他会想——年轻时曾为政权的巩固出国作战，付出过自己的鲜血和青春，复员后响应号召回老家建设大好河山，直到73岁还不停地向国家纳税；他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任何的要求，只是在年老时偶尔表现希望获得退休待遇的愿望，但这个愿望似乎一直都很遥远。

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大约下午四点钟时，我再次给大哥和大侄子打电话，希望不管是什么病，先把父亲送到医院去检查。但大哥告诉我，父亲不愿意去医院，说是他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去医院也不一定能够治疗，只是花冤枉钱。我还是坚持先送到医院，其他的先不说。但大哥给我的回应是沉默，好一阵才说：“你先回来看看再决定吧。”

我能够理解大哥的艰难，他在16年前因公司亏损而下海，不仅亏得血本无归，还欠了很多债，消沉了好几年。后来到一家私营公司找到工作，任凭公司里人事变动，经过几年的兢兢业业工作，才获得卑微的薪水养活一家人。大侄子已经读到高二，2009年就要考大学，大哥已经为他的学费发愁。如果再增加一个生病了卧床不起的老父亲，他的生活将乾坤颠倒，不是一般的困难。

我头脑里出现了他对我说过不要治疗的话，那是他对我们最后的爱——在他看来，已经度过了81岁高龄的他觉得已经享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已经是在等待阎王召唤的人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不愿意给我们增加任何负担，只求自己尽快离去；如果长期卧床不起，或者去了医院花了大量的钱以后才撒手西去，对他来说是给子女造孽。在病痛袭击的最后时刻，他随时都有可能采取他认为对我们爱的一切手段。

我能够理解父亲对我们的爱，但是我却并不能接受他做出的极端手段。我希望能够尽快到医院去检查治疗，虽然可能花很多钱也会努力争取活的希望，但确实恐惧于父亲长期的卧床不起。虽然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可今天的医疗保障制度确实让我们负担不起，有可能在把我们压垮之后，仍无法改变父亲的命运。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后来大侄子给我不停地发短信，不断地重复“爷爷可能是想见到你，你快回来”。我想，可能回去见父亲，也只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了，如果再稍微迟疑，和父亲的差距，可能就只能是阴阳两隔。我决定第二天，2008年8月14日，用最快的速度回家看看父亲。

美丽的姑娘

在2008年的8月份，我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原因是自从2006年以来，我和一位视为伯乐的朋友一起创办一家杂志，结果一方面是我们不会经营，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确实非常残酷。那位朋友付出的代价是将近40万元的现金和两年领不到高薪，还有损失了朋友200多万元投资的责任。我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是拿了两年我到北京以来最低的工资，付了房租水电费以后就所剩无几；另一方面是北京的开支都是从我手上出，最后仅仅报销了一部分，我极其有限的积蓄就此搭进去。

我们的杂志在2008年一月份以一本杂志的容量发表了我的调查报告《沃尔玛，黑工厂的好伙伴？》，制造了2008年1月份的一个新闻事件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版新的杂志。7月份我才又开始工作，8月份父亲生病的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新单位的第一个月工资。当时我最怕的是父亲生病，但偏偏这个担心就成为现实了。

在决定回家后，我向一个很好的朋友打电话借钱，他告诉我他花的都是妻子挣来的钱，自己没有独立控制权，向我表示歉意。他的情况我清楚，他没有说假话。我盘算了一下，自己手上的钱，基本上也还够我的来回路费，也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支付父亲住院的费用，借款实际上也只是扩大自己手上的准备金，避免紧急时自己无力回天的结局。实在短时间借不到，我也仍然可以回去，路上再给其他朋友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或许就可以解决。

我还在想，应当背一个摄像机，记录一下父亲的最后时光。但距离我比较近，摄像机又有可能暂时不用的就只有一个人——许可。其他人即使愿意借给我，我的精力和时间也不允许自己去取。我当天的活动结束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0点过钟，但还是给许可发了一个短信，告诉她事情的经过。

许可是我7月初才认识的女子，比我小半岁，南京人，北京某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某著名网站高尔夫版版主，长期组织和动员了许多青年朋友在贵州边远贫困的月亮山地区资助孩子和代课教师，还资助建立了好几所学校。在我决定回家之前的两天，她才从贵州从江参加一个学校的竣工仪式回来。

认识许可完全是缘分使然。她和一位已故老友重名——那位朋友1995年发起组织了贵州的乡村图书室活动，在贵州边远贫困地区创建了25个乡村图书室，并开展了一些义务支教、义务放电影和文艺表演等活动，可以说是我的引路人。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2007年在北京安贞医院进行心脏搭桥手术没有成功，于7月17日离我们远去。当天我就写了一篇题为《在天堂里建个乡村图书室》的文章，发表在博客里，因此与许可结缘。

介绍我们认识的是在贵州从江的朋友，那位朋友看到我的纪念文章后，正好又碰到了许可，就把我的信息和联系方式给她。不过她一回到北京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2008年6月底，她突发兴致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看到我的文章非常感动，之后才在我的博客里给我留言。

虽然我一看到留言就知道是她，但一开始我也比较冷淡，她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此后我第二次到四川采访，半个月时间，每天都能从网络上接收到她的关怀。2008年的7月中旬，在我北京的住处，接待了她的来访。

她给我的初步印象——美丽文静、举止文雅、落落大方。她还对我说：“你的朋友不在了，让我来继续你和他之间未尽的缘分吧。”在交谈中我了解到，从2005年以来，她通过动员朋友的方式，在贵州月亮山地区从事资助贫困孩子、资助代课教师工资，还资助建立了一些学校，有一个学校马上就要在从江竣工。当天我们在家里做饭吃，感觉她是我的天然好帮手。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以后，主要叙述各自经历，还谈了对未来的几许设想。最具创意的是我们都希望找一个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地方盖房子，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她提议，我们可以共同盖一栋房子，她挣钱比我多，占90%的出资额，我只需要出10%的资金，建成后共同使用。我推荐了月亮山深处的一个高山湖泊——月亮湖，1998年我作为一个学生考察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喜欢上那个地方了，那湖边有不大的山，山上有树，常常微风吹拂，在湖边盖房子应当是一件很美的事儿。

盖房子的提议和建议都只当是玩笑。第二次见面后，她就去了贵州从江，参加她的朋友捐资建设的学校的竣工典礼。她一去十天，每天我们都保持了短信联系，算是对她在我出差四川期间关怀的回报。她回到北京后，我就结束了每天的短信联系。

在给她发借摄像机的短信前，我一直在犹豫是否有必要将父亲生病的消息告诉她，担心她用另外的眼神看我。在我上网订了机票选了座位后，想来想去也只有她是我比较现实的求助对象，她曾经给我说过她有一台摄像机，平时不用，我需要的时候可以借给我。并且她的生活习惯和我相近，也是很晚才睡觉，我给她发短信也不会干扰她。

在准备给她发短信时想，如果她对我的短信表示冷漠或者反感，那么我就会把和她的友谊定位在泛泛之交的基础上，无论她对于我，还是我对于她，双方都不互相产生影响，甚至哪天就会彼此相忘。在考虑了半天以后，我终于给她发了短信，简单叙述了事件经过以后，提出了借摄像机的要求。在距离我给她发短信不到二十分钟，她就把自己的摄像机送到了我的小区门口。

正在我拿着摄像机要往回走的时候，她递过来一个信封：“这是五千块钱，你拿着急用。”我感到十分意外，我们才认识不到一个月，难道她不怕我耍赖吗？大多数人肯定也没有勇气这样做。我心潮澎湃，心理距离感一下子从陌生而遥远的天涯海角，拉近到咫尺之距，顿时想多看她几眼，但她坐车很快离开了。

当晚我整个通宵都在写关于父亲的文章，一边写一边想“受人滴水之恩，更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在我遇到困难时帮助我的人，不管对谁，我都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对于许可，如果上天给予这样的机会，我当用一生的努力来回报。

在回家的路上

8月13日凌晨5点，终于完成了一篇对父亲历史进行简单回忆的文章，我特别想睡一觉，但距离飞机起飞只有2小时45分。而此前我看报道说乘客进入首都机场需要经过两次安检，进场时间需提前三个小时。我从住地打车到机场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如果路上再遇上什么堵车，就可能赶不上飞机了，我必须马上出发，否则我承担不了误机的后果。

于是，我关掉电脑，拿了几件衣服，匆匆整理了一下行李，出门拦了辆出租车，大约40分钟到了机场。第一轮安检实际上就是将行李放在安检仪上过一遍，一分钟都不到就通过了，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复杂。第一轮安检后的主要事情就是打印登机牌和机票，登机牌可以在机场的自助终端打印，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打印机票则相对麻烦一点，需要到相应的航空公司柜台去办理。

打印登机牌和机票以后，就进入了正式的进入候机厅的安检程序，这是乘飞机最麻烦的一个环节，最主要的麻烦就是排队，如果人多的话，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机场的安检很严格，行李需要透过安检仪扫描，身上的金属物品也需要取下来放到专门的框内过机，然后是乘客本人过安检门，全部过程一般需要半分钟左右。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我终于可以走进安检门，最后就是等待登机起飞了。

我乘坐的是北京飞往贵阳的最早航班，早上7点45分起飞，经历近三小时到达贵阳机场。如果非常急于回家的话，我回家的高速公路就经过机场附近不远处，可以从贵阳机场直接步行十分钟就到高速公路路口拦车，很快就可以到达家乡。许可借给我的摄像机没磁带，我必须要进城去购买。

在进城时，我向朋友打听到在贵阳购买磁带的地方主要在贵州电脑城，而这个地方距离我下车的地方很近。到目的地后，连续问了好几家店铺，终于问到了我需要购买的那一种录像带，一共购买了六盒，连饭也来不及吃，买了几个包子就急急忙忙地朝长途汽车站赶。一切都很顺利，我很快就上了长途车。汽车开动时，我在车上一边吃东西，一边在想象着两个小时见到父亲的情景。

我已经离开家22年了，其中读书占了13年，工作占了9年。读书的时候每年就是寒假暑假回家去一次，当时父亲还很年轻，每年回去以后倒也没什么特别，在家里就是帮助父母做事。只是在离开的时候，父亲一般不送我，任由我自己走。我也一直不知道我离开时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母亲倒是多次流泪，说我离开了家里又开始冷清了。

在工作以后，尤其是在离开家乡到北京以后，每次见到父亲，他也就一句“你回来了”就表示了自己的欢迎，似乎就像是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光明到来一样，每次和他在一起时他还不停地忙前忙后给我做饭做菜。2008年的春节，我还看到父亲在街上抄来了很多山歌，我让他唱给我听，他羞涩得像一个小男孩，但最终让我在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了他的歌声。我还建议他如果有机会的话各处走走，多抄一些山歌下来我们一起唱，他的眼睛里也显现了一种满足的神色。

我心里想，两个小时以后我到大哥家时能看到什么呢？究竟是睡在床上沉默不语？还是坐在椅子上体格虚弱？他究竟是什么病？为什么会发病？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肯定看不到父亲的笑脸了，也吃不上父亲给我做的饭和菜了，更听不到父亲唱的山歌了。

我无法想像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但给自己确定的基本任务，是无论如何也要劝父亲到医院去治疗，这样虽然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挽救他的生命，但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他活下来。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送到医院去不是最好的方法，但应当算最不坏的方法。

一想到进医院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我就感到头疼——从世俗一点的角度来说，在北京我混得并不好，没有房没有车，存款刚刚被花完，尤其是2006年以来和朋友创办新杂志，领了两年到北京以来最低的工资，还倒贴了将近2万元，让我深深陷于绝境。在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已经是山穷水净，如果不是许可在头天晚上给我拿过来的5000元，我手上确实没有什么钱。

“必须让父亲接受治疗，如果要花很多的钱，没有钱我就去借，暂时还不了以后再慢慢还吧。”我心里想，以后最大的事情是还债，可能就没有机会回去建设家乡了，一下子悲从心中来。因为如果要把承担父亲治疗的责任让大哥来承担，他肯定承担不了，只有我来承担。

回家的大客车还在高速公路上走，我就给我的一些朋友发短信告知父亲生病的消息，给他们说如果万一我遇到有什么自己承担不了的压力和不能处理的矛盾时，有可能向他们求援。这些短信发送的范围很小，就给我的朋友圈里最好的朋友，尤其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朋友。很快就收到了大家的回应，绝大多数回复都是让我有事情及时联系，有困难及时告知，他们的短信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都会让我热泪盈眶。

有时候是天意弄人，坐在车上盘算着几分钟之后能回到家时，居然也遇到了不是自己制造的事件——交通事故。在贵阳通往家乡凯里的高速公路上，一辆迎面驶来的大货车越过了隔离带，和一百米之外回家方向上的大货车相撞，横在路中间，把路堵得严严实实，两个方向都堵了几百辆车。两辆货车均属于重型卡车，交警花了两个小时才让交通恢复，堵在路上的数百辆车才能顺利通过。

在堵车时，我给最早工作的《凯里晚报》同事打电话，告知他们我回家乡的消息。他们很热情，问我是因为什么事情返回，我告诉他们是因为父亲身体欠佳，回来看看。现在市文联工作的老同事陈德祥对我说，到了凯里先去找他。

《凯里晚报》是凯里市委的机关报，我们对它的定位也是一份凯里市民的报纸，对民生的关注使它成为凯里这个小城市的社会稳定器。1999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到这里开始了疯狂的工作。第一年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抢到了报社十大好新闻的七条，第二年“十大好新闻”的奖项就没有再评选。

2003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撤销县市级党报党刊的专项活动中，这份报纸成了历史。我的同事被分流到政府各个部门，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陈德祥，在做了关门总编后被安排到市文联。在父亲生病时他担任了市文联主席。

下午5点，在从贵阳出发5个小时之后，我乘坐的大客车回到了凯里。这天的阳光格外的好，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城市的建筑，显得金碧辉煌，格外美丽。如果是过去我回凯里碰到这样的情景，一定会拿出相机拍下一组美丽的相片，然后感叹一番，可这次我却一点心情没有，只想赶快回到家见到父亲。

陈德祥的办公室在我乘坐的大车回城的必经之路上，下车后到他的办公室大约有三百米距离。我就按照他的建议在他办公室附近下车，先到他的办公室，听取一下他的意见。见面时也没有过多寒暄，他简单地问了问我父亲的病情和我的情况以后，帮助我给民政局的一位副局长打了电话，询问了相关政策，就决定和我一起去看望我的父亲。

英雄迟暮时

凯里城区很小，一共只有25平方公里，而陈德祥的办公室距离大哥家不超过两公里。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开着车几分钟就到了大哥家楼下。很快要见到父亲了。我心里咚咚直跳，心里想：“我终于回来了，父亲还在吗？还能够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吗？”我只想一秒钟都不耽误就直接上楼去。

几位朋友已经在楼下等待，我心里有一种春天般的温暖。他们大多数都我没有直接和我联系过，而是有朋友知道后，相互转告，相约一起来的。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以后，我们一起上楼。我总是尽量控制速度，但总是很快又走到了前边很远的地方。很快，我们来到大哥家所住的楼层。

大哥家住在七楼，这是我几年来多次来过的地方。对父亲来说，在他行动不便的时候居住在这样的高楼里，没有电梯，每天上上下下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楼层太高，必须得使劲才能记住到了什么地方，否则很容易走错了门。我每一次到大哥家，最担心的就是走错门，但也都常常会敲了六楼或者八楼的门。

打开门，我径直走进父亲原来住的房间，我终于看到了仍然活着的父亲。只不过父亲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给我打招呼了。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微闭，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我走近去，揭开被子，他肚子扁扁的，似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喊了一声：“爹，我回来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看着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平日的光芒。他已经不能说话。

他给我的印象，在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词就是“英雄迟暮”——父亲曾经驰骋沙场，先是被国民党抓去转战大半个中国，后来参加了志愿军去了朝鲜，回家后做农民建设家乡，没有向政府伸过手，直到73岁的时候还在向政府纳税，他是一个英雄，但今天年纪大了，老了，病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能躺在床上。

我还感到深深的内疚——作为父亲的儿子，作为他培养出来的写一篇文章感动千万人从而能够推动了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儿子，一直以来，父亲都引以为傲。大学毕业九年以来，我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事业，一直在追求妙笔生花的本领，但我又为父亲做了什么呢？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父亲在过去为巩固政权作出奋斗和牺牲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个梦想？而现在，当他生病躺在病床上没有保障的时候，又是怎么想？我不知道。只是心里酸溜溜的。在我的事业还没有成型的这个时刻，父亲病了，不能再继续给我鼓励，不能再继续等待我事业成功归来，我该怎么办？

在父亲的病床前，大哥给我说，父亲已经有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甚至连水也不喝，也拒绝进医院治疗，只是在等待我回来。听了大哥的话，我打开了一瓶陈德祥买来的八宝粥，喊了父亲几声，他没有睁开眼，嘴巴似张不张。我舀了一勺八宝粥，慢慢地送进他的嘴里。第一勺送进去，他缓慢地动了动嘴，最后还是咽了下去。于是我又给他喂了第二勺、第三勺……一直喂到第六勺，他才摇了摇沉重的头颅。

大哥、大嫂、陈德祥和我的其他朋友都在旁边看，大嫂对我说，这是两天以来父亲第一次吃东西，此前不管谁喂什么他都不吃，而我来喂了他就吃了，是不是父亲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等待我的回来。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安慰我的话，但我看到父亲能够吃东西了，紧张的内心放松了下来。

看到父亲吃东西以后，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我给父亲说想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微微地摇了摇头，表示反对。我当时也认为，父亲是心病导致的生理疾病问题，只要能够吃饭，就还有希望；我还需要一个详细的可操作的方案，包括医院的选择，诊疗的方法，药品的抓取，等等；另外，就是要说服父亲去医院，否则他不配合治疗，送到了医院也不一定有结果。

在陈德祥的邀请下，我和原《凯里晚报》的老同事、老领导和几位来看望的朋友一起吃饭，讨论应对办法。建议主要集中在费用问题上，建议首先看看民政局是否有相关政策，根据政策争取支持；其次是看看父亲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凯里已经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果父亲没有参加，可以考虑怎样去补办；再次是看看父亲是否符合政府的低保政策，如果成为长期疾病，就给他争取低保。

从心底来说，我认为父亲是一位英雄，是一位曾经为国家安全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人，直到73岁还在为国家缴纳赋税，我们是英雄的家庭。既然是英雄的家庭，就应当给予英雄的待遇，而这是国家对有功之臣的一种奖励和保障；我们不应当领低保，因为那是国家专门提供给鳏寡孤独废疾者的一项基本保障。父亲应当享受的是英雄的待遇，而不是低保待遇。

许多人还认为我父亲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希望我能够尽快有一个家，能够早日有稳定的生活，但我却一直在各地奔波流浪，没有让他看到实现这一愿望的希望，他长期期盼、忧心，以致于成了疾病。建议我在陪父亲身边的时候，多给父亲说说话，承诺给他找一个好儿媳，或许他的病能够很快好起来。

这次吃饭没有像以往一样耗费时间，在谈完事情以后，我对大家进行了答谢，就立刻回大哥家。一位很久以前的老朋友王剑峰也跟我一起回去。

先去大姐家

我和王剑峰一起回到大哥家时，大哥和大侄子正在给父亲换纸尿裤。大哥说，父亲大小便自己有知觉，但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仔细观察父亲的床，发现床垫已经湿了一半了。他们收拾完毕，我又继续给父亲喂八宝粥，他又吃了五六勺，然后摇头表示不要吃了。我问他要不要去医院，他又摇了摇头。

我想起2007年春节和他在一起时他说的话，心里一阵心酸。当时他对我说：“我生病了千万不要送我去医院，我已经活了八十多岁了，治也治不好，不要去花那个钱了。”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仍然在坚持不去医院，很显然是为了不给我们增加压力。

在怎样处置父亲的问题上。大哥认为，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拿到医院去治疗也不一定有活下来的希望，弄不好得过人财两空，还不如直接送到炉山镇大姐家去。大姐家在镇上，可以请医生上门诊断和治疗，如果父亲病情能够稳定，再送到医院去治疗不迟，如果病情很快恶化，就需要尽快准备后事。

我内心里反对大哥这样的观点的，因为在父亲病情并没有确诊时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主动放弃了治疗，我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大哥接下来说，他岳父一年前生病时也和我父亲一样，最开始也是不顾一切地要求医院治疗，送到医院以后，医生也一直都说能够治疗。治疗的结果就是想方设法找借口要钱，治疗了整整一个月，在花了八万多元后就死在了医院。

和我的父亲一样，大哥的岳父也是去朝鲜回来的老军人。但他与我父亲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复员以后一直在政府里任职，最高职务是凯里市某个局的局长，退休以后有退休工资，买药治病的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无论怎样住院，对子女来说都没有任何负担；我们的老父亲虽然也是抗美援朝的老军人，甚至入朝的时间比他岳父更早，但因为复员回乡做农民，医疗费基本上没有报销。

“即使政府能够考虑到，即便我们去补办了新农合住院，能够报销的数额也非常有限，绝大部分的费用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他说，如果花去十万八万，他没有任何能力承担。我表示我愿意承担，现在我没有钱可以先借朋友的，以后再努力工作挣钱还债罢了。大哥说：“如果救不活，花去那么多钱，最后还是得慢慢还，落得是人财两空；如果能够救活，也就能够多活上三两年，最后还是要进医院，也还是要花这样多的钱，也还是人财两空。”

大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父亲一直都希望自己百年之后回家土葬，几年前他就自己带着罗盘在大姐家所在的地方寻找自己的安身之地。城市里已经实行了火葬，送到医院里，如果挺不过去，就只有拉到火葬场。大哥说，火葬的问题是，一方面有一点违背父亲的意愿，另一方面是火葬也要花同样多的钱，或者要花更多的钱。他说，还不如趁父亲还活着，送到大姐家去，如果病情能够稳定，我们就做长期打算；万一不行了，就按照父亲的遗愿安葬就行了。

大哥比我大12岁，他的生活经验比我丰富，他说出的理由虽然听起来很残忍，我也不是全部赞同，但却是事实，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反驳，只能尽量尊重他的意见。我没有对他的话表示明确的肯定还是否定，只是问大姐那边准备好了没有，大哥回答说已经准备好了。

王剑峰表示他可以找一辆车，自己开车送我们到炉山去。他离开后大约半个小时就给我们打电话来说找到车了。大哥将父亲的衣服和被子拿在手上，由大侄子背着老父亲，慢慢地下了楼。把父亲送上车后，我和大哥大嫂一起都上了车。大约晚上九点半钟，我们的汽车开出城，朝黑沉沉的城外开去。

从凯里到炉山有35公里到37公里，前者是现在标示的里程，后者是我小时候坐车多次就已经十分熟悉的里程。过去大客车走完全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现在一般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而开车比较疯狂的甚至创造了20分钟跑完全程的记录。为了安全，我让王剑峰开得很慢。

夜晚行车的危险在于容易疲倦打瞌睡。这次我们遇上了。在我们的车距离炉山还有7公里的时候，我们的车闯出了公路，很快就停了下来。更离奇的是，不知是幻觉还是世间真的有鬼，在汽车冲出公路的那一两秒钟，我居然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影从左前方几米远飘过，是男是女分不清。

这是我坐车历史上最为危险的一次。在十年前的一个冰雪天我坐的拖拉机也翻过一次，所有的人都跳车逃命，只有我一个在车缓缓地倒下去的时候很从容地走了出来，最后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受伤。这次王剑峰的解释是刚刚打了一下盹，幸亏不是悬崖，否则我们五个人都完了。我们花五分钟把车倒回公路以后又继续前进，没有人再打瞌睡，半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炉山。

大姐和大姐夫已经在家里等候，他们整理了一个房间专门等待我们到来。房间里有三张床，父亲睡一张，另外两张床就是我们陪同的人睡。大哥的计划是送到炉山以后马上就返回来，第二天上午还要去公司上班，因为来时路上不顺，我们建议他们第二天再走，以保证绝对安全。我需要一直守在父亲的身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直到康复或者父亲离去。

同意去医院

除了在临近天亮时大哥给父亲换过一次纸尿裤以外，一夜无事。8月15日，我醒来时已七点多了，大哥和王剑峰已经回凯里。我打水洗脸之后，大姐和大姐夫相继醒来。一天的生活正式开始，我独立照顾病人的经历也就此开始。

我给大姐和大姐夫提出，想找医生来给父亲诊断一下，确认是什么病、能不能治疗，然后再决定怎么办。大姐夫说，炉山镇上有两位老医生技术比较好，一位是镇医院的某某医生，另一位是退役军医，自己开诊所，他让大姐带我去找那两位医生。他交代完以后，就出门做自己的活去了。

大约九点左右，父亲醒来，需要换纸尿裤了，我把他翻起来，用了好大的力气才能给他换完纸尿裤，还用热水给他擦了一遍身体。做完以后，又给他喂了几勺八宝粥。喂过八宝粥后，父亲就痛苦地躺在床上哼，虽然每一声都很小，但都让我感到痛在心里，都让我感到英雄暮年的晚景凄凉。

我和大姐一起去找医师。我们先找的是退役老军医，他听了我们叙述的症状以后，便认定是脑梗塞，他说他的条件不足以治疗，并且病人年纪大了，能够好转的可能性比较小。他建议我们将病人送到大医院检查一下。到镇医院去找医生，医生表示医院病人多，脱不开手，不能上门，建议将病人送到该医院检查。听了医生的话以后，我拉着大姐的手就走。

从大姐家到医院，大约有一公里距离，怎么走都不算远，如果是父亲还能够步行，几步路就可以走过去。而父亲已经走不动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要到镇医院也只能通过担架抬过去，或者找车拉过去。不管用担架抬还是用车运，一公里和十公里、一百公里的概念没有多大差别。而从技术上来看，镇医院虽然近在咫尺，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设备上都无法和35公里外的凯里市人民医院和黔东南州人民医院相提并论，医生又不能上门治疗，我宁可将父亲送到市医院或者州医院去，更加有治愈的可能。

回到了大姐家，看着在床上呻吟的父亲，我的心在发抖，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有治愈的可能，但如果不送进医院治疗，等于主动放弃治疗，也等于主动放弃父亲活下去的希望。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是父亲的全部，他四处奔波劳碌都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好的将来，只要我们有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他就要竭尽全力；而在父亲生病生不如死时，我们却只能奋不顾身在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而不能像他奋不顾身那样对待他，多么巨大的差别。

我不知道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怎么想，但我觉得自己很可怜，对自己很不耻。但困难都是现实的、可见的和摸得着的——父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可是我们都混得不好，大姐、二姐和二哥都没有工作，大哥和我虽然有工作，但都是泥菩萨过河一样自身难保。任何人都可以骂我们，但如果责骂能够挽救父亲的生命，我愿意被骂上一万年。

十点钟左右，我又到镇政府查询父亲的医保情况，为他补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手续。有了这个手续，父亲的住院费按比例可以报销一部分，如果父亲住院，在医保报销之外，不管其他兄弟姐妹能够承担多少，我都会承担剩下的所有费用。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年内我都在还债，没有机会结婚建立家庭，但婚姻和家庭是一个愿景，不去碰它，它不会像父亲生病一样成为一个必须承担的现实责任。

办完医保以后我回到父亲床前，他的眼睛一点光泽都没有，似乎只在等待死神的到来，和他年轻时在战场上一样视死如归。我给他说送他到医院去治病，他摇了摇头。我想到了14日晚上在饭桌上陈德祥给我说答应给他找个好儿媳的话，就对他说：“爹，如果你就这样去了，好多事情你都看不见了，我结婚你也看不见了，难道你不想留下来看看你的儿媳妇吗？我求你一定到医院去治病，你一定要活下来，最后为我的婚事再做一次主。”他听了这样的话，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许久，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给大哥打电话说了父亲同意到医院治病的情况，我还说就这样等待我认为不妥当，父亲究竟是什么病我也要知道个究竟，不能糊里糊涂地让父亲就这样离去，在医保报销之外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最重要的是责任。大哥同意了我的建议。我给大姐和大姐夫说，他们也表示支持。

我上街找了一辆车，开到大姐家门前。正在我们准备送父亲上车时，从50多公里外的福泉市赶来的二姐来到父亲床前，她还带来了自己的儿子和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大表哥。没等他们坐稳，大姐夫背着老父亲走了50米，放到汽车上，大姐把父亲的衣服裤子也拿上了汽车。我和二姐、大表哥一起上了车，直奔黔东南州某人民医院。

不许摄像和拍照

经历了一个半小时，我们的车到达凯里，开进黔东南州某人民医院急诊科门外。医院外人很多，选择一个停车的地方都要费一番思量。我到医院里推出了一辆平车，和大表哥一起将父亲抬上平车，推进了急诊科。

凯里城区一共有三家比较大的医院，被公认为技术设备和人员储备最强的就是黔东南州某人民医院（简称某医院），其次是四一八医院，现在改名成了贵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再次是凯里市人民医院，再下来的医院就比较小了。陈德祥给我说市医院院长与他的私人关系比较好，在治疗上和药品上有保障，而从技术上来讲，某医院更加过硬。在权衡了各种因素之后，我很快就决定选择某医院治疗。

我们到急诊科，医生问生病的过程，我回答不上来，只有打电话给大哥。大哥来了之后向医生介绍了父亲生病的整个过程。医生要求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CT检查。我去交了300元后，才把父亲推向该医院的核磁共振CT检查室，按照医生的要求将父亲抬上检查室的床，放平。接下来就是医生操纵机器进行检查，大约一分钟后，检查完毕。

CT检查结束后，受该院一位原《凯里晚报》通讯员的关照，我们很顺利地将父亲送到了该院的内一科病房。管床医师刘宏要过我们手中的CT检查结果看了一下，便让将父亲送到急诊抢救室，抬到一个靠窗的床位上，床位号是13床。我们将父亲放好，刘宏就过来看病人，他看了眼睛、口腔，还拉着父亲的右臂和右腿活动了一下，就给我们说应当怎样照顾病人。

我没有问管床医师刘宏的具体职位，从该科室医生护士对刘宏的尊敬来看，他应当是内一科病房的主治医师之一，可能还是一个领导。在他看过父亲的病情之后，医生给父亲的鼻腔里接上了氧气管，开始给父亲吸氧，接下来拿了一个心脏监测仪，将许多不同的传感器接到父亲的身上，随着心脏监测仪的红心闪动，医院的诊治就算是开始了。

经过了CT检查，看过病人，医生基本上就能够确定是什么病了，再加上心脏监测仪对生命体征的随时监测，医生很容易就知道了病人的情况，并由此决定怎么治疗。在确诊了父亲的疾病之后，医生开始给父亲上药，主要就是一些葡萄糖溶液和氯化钾、氯化钠等溶液。护士输液后，父亲在病床上打起了鼾声。

医生还给我们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说是父亲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一位医生拿出一张纸让我们签字，那张纸上写的是治疗有可能出现的九个方面的风险，主要就是并发症的风险。考虑到能够经常照顾父亲的是大哥，我就把签字的权力交给大哥，大哥签完字后，医生就回收了那张纸。

我看了一下那张纸上的内容，让医生也给我一张，或者让我拍一下照片，让我们自己也明白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可医生不愿意把那张纸给我们。我感到不理解，按道理这样的东西应当医患双方都应当保存，否则出现纠纷，完全就是医院方有理，患者方没有证据，如何进行有效的维权？

在医院安排妥当之后，大哥带着二姐、大表哥等人回家吃饭，留我一个人在医院里照看父亲。不久，大侄子来到医院陪我，他今年17岁，在我从前就读的凯里某重点高中读高三，准备2009年参加高考。他身高一米七，成了我们家里最高的人，身体也比较健壮。据大哥说，这次父亲生病，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背不动，幸亏有他儿子的帮助，才把父亲背上七楼。

大侄子来了之后，我拿摄像机拍摄病房内医生对父亲治疗的场面，希望将医生给父亲治病的场景留下来。结果一位大约30岁的女护士跑过来，恶狠狠地对我说不准拍摄，要拍摄必须征得医务科的同意，否则她有权收缴我的摄像机。她的理由是，医院的治疗细节属于医疗秘密，受到法律保护，没有经过医务科的批准，病人家属也不能拍照或者摄像。

当时是晚上八点，已经是下班时间，医务科已经没有人；第二天是周六，医务科更是没有人上班，我岂不是没有机会拍摄了？我她的指责提出抗议，她威胁说她有权力采取手段将我轰出去。看她这阵势，如果不是父亲躺在床上需要治疗，如果不是父亲病危需要治疗，跟他们交恶对我没有好处，我肯定不会低头，但是这个时候我不得不低头。

但很快大侄子发现医院配给父亲的心脏监测仪似乎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存在技术障碍，屏幕的颜色显示比别的病人用的要黯淡，好在看到心脏图标在不停地跳动，各种曲线和波线比较正常，我就没提什么。可是该心脏监测仪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恐慌——大侄子发现监测仪屏幕上的各项生命体征突然消失，就像我们平常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人死了生命波线变成直线一样，我心里一惊——难道父亲走了吗？

我马上看父亲面部，发现他还在呼吸，鼾声很平静，胸腔也是一起一伏，生命仍然持续。我们找来医生问是怎么回事，一个男医生过来说是监测仪的传感器可能有脱落。他检查了一下，将一个传感器转移到父亲的右胸，监测仪的波形图又开始了跳动。

因为输葡萄糖的实质就是补充体内能量，因此在输葡萄糖之后，我们没有再给父亲喂食。而父亲也在输液之后进入了梦乡，一直在打鼾，显得平静而安详。但有时也有些意外，就是呼吸突然有些急促起来，甚至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

大哥吃完饭以后给我送饭到医院来，他煮的是大姐在七月半给他的鱼，给我带来了五条。我吃饭时他问我晚上能不能一个人照看老父亲。我担心我没有经验，万一父亲呼吸的时候一口气接不过来不在了不好处理，就给他说请大表哥一起来照看，有什么情况好及时应对。吃完饭后大哥拿了饭盒回家，大表哥晚上十点钟来到了医院。

大表哥是父亲大姐的儿子，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在年幼时曾经到我家，和大姐一起在家每天放牛割草。他说，父亲对他好，父亲生病了他一定来看一下。对我来说，如果不是父亲生病，也许直到大表哥在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我都不知道他长的是什么模样。

我和大表哥在病房里陪着父亲，我们需要随时注意的是心脏监测仪上显示的信息和对输液速度进行控制，父亲大小便时我们要把父亲的身体翻过来，用干净的纸尿裤给他换上。十二点以后，我躺在父亲身边的陪护床上，感到非常疲倦，我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当时就沉沉地睡去。而大表哥坐在一根凳子上，离床远远的，一直坐到天亮。

我是动摇主义者

2008年的阳历八月十五日和阴历的七月十五日是重合的，一位朋友翻阅了历法，说历史上这样的重合发生在西周末年，当时正好是国家大乱、天下分崩离析的前夜。从周王朝的结局看，这不是好兆头，但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2008年的8月15日，我送父亲进了医院，窗外月光入水，病房内灯光如织。

一个女医生靠在抢救室的门外，就去向她询问父亲的病情。她给我说，父亲的病很重，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直径超过了五厘米，父亲的病中还有心肌缺血等症状。如果治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医院先做抢救，先保住生命，然后再说其他的事情。

我问会不会有后遗症，医生说父亲的病治疗好了以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偏瘫，具体的表现就是头脑痴呆，走路一瘸一拐的，是最好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头脑清醒，但瘫痪在床，需要专人服侍；第三种是植物人，完全没有知觉，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

我问医生，如果不治疗，会是什么情况呢？医生说，如果不治疗，情况肯定不会好，瘫痪在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治疗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如果治疗了就有可能还要让子女花钱请人来照顾，给子女的负担可能更加严重。”这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结果，我承担不了这样的结果，病房里的灯光，让我看起来有一种凄悲的感觉。

在父亲住的病房内，一共有4张病床。父亲床边是一位患了脑出血的妇女，大约六十多岁，能说话，就是活动不方便。她的儿子、儿媳妇抱着孙在在医院来陪护她。其儿子正在凯里市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的某房地产公司开工程车，每个月能够有两三千元的收入。他对我说，他把母亲送到医院来一个星期了，开始送进来时是什么样，一个星期了还是原来的样子，他很失望，准备16日就把母亲接回家去，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都只有默默承受。不过，他的妻子不停地朝他眨眼睛，并一再声明说，治疗一个星期还是有效果的，老母亲的病还是有好转的可能。

与父亲相对的一张病床上，有一个同样80多岁的老人，患的也是脑梗塞，不过那位老人的病明显要比父亲的病要轻，15日上午送到医院治疗时，不能说话，也不能活动，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做坐起来了。那位老人与父亲相似的就是他们同为80多岁的老人，都是共和国早期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不同的是他拥有国家干部的身份，医疗费可以得到全额报销，而我的父亲是农民，医疗费的报销只能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标准解决。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我们的病房里来了一个年轻的病人，在离开该病房时我还不知道他患什么病。他在病房里一个劲喊头疼，护士给他打针时大呼小叫，嗓门又大，似乎还有逃跑的可能，他的家人也很难控制他。他的大呼小叫让我晚上多次醒来，我不知道在病中的父亲，头脑是否会受到严重的刺激，不知道别的病人是否感到头皮发麻。

我还了解到，在我们呆的这个病房里，一个星期以来住的基本上都是脑血管病人，大部分没有好转。拥有国家干部身份的病人，就有机会转到其他病房治疗，而自费的病人，多数在病情没有好转的时候就已经出院或者转院。这让我感到了作为一个老百姓的无奈，一般来说，在他们的年轻时代，都或多或少地为国家政权的稳定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再到后来他们也都为国家提供了税收，可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却要他们自己承担自己的保障，他们差不多都已无法承担。

16日一大早，大哥给我打电话，他说，15日刚进医院的时候他听了管床医师和我的朋友的对话，管床医师说他一定尽最大努力，如果实在不行了就只有转院。“转院是医生的术语，一般来说就是在某个医院治不好了，转出去，对于有经济实力的人来说，就是到更好的医院治疗，对我们这样没有钱的人来说，转院的意思就等于出院，就是让家属拉回家去，赶快准备后事。”

本来医院对我摄像行为的阻止就已经让我心烦，再到旁边妇女在医院一个星期没有变化的情况，让我感到失去信心，还有病房里极其嘈杂的环境，让我感到绝望。而医生对我说的话和大哥在电话说的内容，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大表哥希望早上能够回家去，二姐虽然说服从我们的安排，但从她的表现来看也希望尽早回家去，让我的信心更加动摇。

早上我看着父亲的呼吸，常常有气接不上来的情况，并且越来越严重。父亲完全是昏迷状态。医生对我说的话，大哥对我说的话和晚上在医院的整个过程让我有一种进入漫漫长夜的感觉——父亲是可以治好的，但治好以后有百分之百的后遗症。

治疗父亲的钱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们不能承受的是治疗以后成为长期瘫痪在床或者成为植物人的父亲，很难想象有哪个兄弟姐妹能有时间和精力抛弃自己的家庭，专心照顾长期卧床不起的父亲。失去父亲的内心是痛苦的，有可能会因此内疚一辈子，但如果治疗父亲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或者成为植物人，则让更多活着的人更痛苦更疲惫。

我成了一个动摇份子，我要给父亲治病的心，在可能出现更多困难的情况下，渐渐地动摇了。

吴耶咪难题

本来想，有朋友的支持，再多坚持治疗几天，看看情况再说，但一想到医生的话，想到大哥打来的电话，想到医生阻止我摄像的举动，就不寒而栗。上午九点多，管床医生刘宏来了，我问他治疗之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他说能够治好，许多人进来的时候都是这样，最后都能从病房里走出去。

我最想知道的是后遗症的情况，刘宏说，完全恢复生病前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了，最好的可能是偏瘫，头脑可能有些痴呆，走路一瘸一拐的；另外两种可能就是头脑清醒但长期卧床不起，或者成为植物人睡在床上，这两种情况都需要人照顾。我问他三种结果各有多大比例，他表示很难说，要看恢复情况。

刘宏的回答，让我想到了我一篇被许多人阅读过的新闻作品《一生只有八小时》。在这篇文章中，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只有八小时的小男孩吴健智，是一个七个月的早产儿，出娘胎时吸入羊水过多而窒息，本来是可以救活的，可是救活以后有60％到70％的可能是一个痴呆，他奶奶吴耶咪放弃了对他的治疗，这个小生命在来到人世间八小时后嘎然而止。

《一生只有八小时》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荣誉，2005年北京的《中国新闻周刊》评选2000年以来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领域最佳新闻报道的时候，这篇文章获得了全票支持，而投票的都是北京的媒体大佬。这篇文章主人公之一的乡村医生李春燕，更是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5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许多人只看到了我们身上的光环，却无法理解我们心中的恐惧和痛苦。

让我到现在一直不能释怀的是吴健智的奶奶吴耶咪所遇到的难题，后来我把它称作“吴耶咪难题”，她的孙子是可以救活的，可是当面临可能是60%到70%是痴呆的情况，作为一个农村的家庭，是无法承担抚养一个痴呆一生的责任的，她不得不选择了放弃。“难道我要像吴耶咪失去孙子一样失去我的父亲吗？”我在不停地问自己。

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亲人，我也是这样。许多被千夫所指的人，或许更是这样，只是由于他们对生存的恐惧和对自身的天然保护心理，做出了令人可恨的违反人类的行为。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自私自利，主要还是我们的社会让他们没有安全感，不停地让他们感到恐惧。

我在反复思考放弃对父亲的治疗和继续治疗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放弃治疗的结果是生的希望比较大，但活下来会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偏瘫，一种是头脑清醒卧床不起，另一种是植物人；如果放弃治疗的话，失去父亲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很侥幸地活下来，用民间草医，同样也是三种可能。

不管是在医院治疗也好，还是回家治疗也好，只要是三种可能，就有可能形成长期的问题。大表哥和大哥都告诉我，一般老人到了这个年纪，出了这样的病，如果三个小时没有问题，就要活三天，如果三天不出问题，就要活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不出问题，就要活三年，如果三年不出问题，就有可能活到十年以上。他们的主张是，把父亲接回家去，做两手准备，一手是按照医生的诊断继续买药打针并请医生治疗，一手就是准备后事。

我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跟刘宏探讨转院的事情，他只是说就这样出院了很可惜，但他并没有很坚决地劝阻我把父亲留下来继续治疗。我终于下了决心，让父亲出院——这是一个辜负很多希望的决定，是一个和我所写的所称颂的所谓“人文精神”相违背的决定，一个令人失望和令人愤怒的决定。

刘宏让医生给我办出院手续，但是具体办理出院手续的罗医生——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却推说周六不能办理出院手续，硬是不愿给我办理。她说本来是可以治好的，为什么要出院。我注意到她的眼神，是一种不满的眼神，是一种不屑的眼神，也许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尽量阻止我让父亲出院的决定。

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她的心里充满了善良。如果在这个病房呆时间长的话，说不定会和她有某种美妙的感觉。但是在大哥的坚持下，在我的动摇下，我们让父亲出院了，她给我表达的是一种可惜，一种哀叹，一种不屑，让我此后一想起她的眼神和怠慢，就感觉心里不安。

但是，我还得尊重现实。出院的时候，我们自己把父亲抱上医院的手推车，从电梯送到一楼。大哥已经找了车停在医院门口，我们出院的时候天下起了雨。我们把父亲的衣服、被子全部放在车里，我和大表哥夹着父亲坐在后排，二姐坐在前排。

在车上，我给黔东南州的一位领导发短信说：“……吴健智是可以救活的，但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是痴呆。我的老父亲、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共和国的自由战士也是可以救活的，但会有百分之百的后遗症，可能终身瘫痪。而自从父亲1954年响应中央号召回家建设家园以来，虽历经一声辛苦，但最终保障不了自己。我的五个兄弟姐妹虽也历经努力，但也常常在艰难地挣扎。吴耶咪放弃了对吴健智的治疗……”

我在车里不停地流泪，觉得我自己对不起父亲——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共和国的自由战士，而我是苟活者，是懦夫，是一个失败的人，是一个连自己父亲都解救不了就想解救全世界的人，是一个疯子。我甚至在想，我还没有结婚，做任何的决定，都不会拖累任何人，如果哪一天父亲不在了，我也有可能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像许多推动了这个时代前进的同行一样——渐渐退隐出这个世界。

二嫂要接父亲回家

汽车在公路上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又回到大姐家，又回到15日离开时睡的床。他在床上仍然鼾声雷动，只是眼框上布满了眼屎，嘴巴里也满是青苔，显得疲惫不堪。我想跟他清洗一下，但不知道怎么下手。正在犹疑不定时，二哥带着儿子来到父亲床前。

在我们的五个兄弟姐妹中，二哥从小就对治病非常感兴趣，在他长大以后，尽管没有考上高中，最后留在家里种地，但他在治病方面一直有着天然的兴趣，母亲就把自己治病的本领教给他，加上他后来又拜访附近比较有名望的医生，使他后来也成了一位乡村医生。

他走近父亲的床前，搬开父亲的嘴看了看，说太脏了，应该清洗一下。他问我要棉花，我说没有，他就自己出门买药用棉回来。只见他用筷子裹了一卷棉花，蘸了水，放进父亲的嘴里，轻轻地抹掉父亲嘴巴里的污物。一共来回涂抹了好几遍，终于将父亲的口腔清理干净。然后让我用一个小勺舀水，一勺一勺地灌进父亲的嘴里，水里还放了少量的盐，算是给父亲喂水，也算是一种清洗。

我们再次把父亲送到大姐家的原因是大姐家在镇上，要买东西和找医生都比较方便，但不利的地方是大姐和大姐夫都不懂治疗方法，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处理。并且这里的风俗是女儿出嫁以后不参与家产的继承，在有儿子存在的情况下一般都不参与家庭事务，在照顾父亲的问题上，大姐和大姐夫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兄弟来处理，他们只提供后勤支持。

在父亲出院的时候，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们说不能让父亲吃含糖的东西，尽量给他吃一些带有淡盐味的食品，多吃一些绿色蔬菜。我就利用大姐家的电磁炉，给父亲煮稀饭，并且还在稀饭里放了小白菜。稀饭煮好后端到父亲床前，一口一口地喂他。这是父亲生病以来第一次吃到我们自己做的饭，他吃了小半碗就摇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姐和大姐夫，他们都说男性老年人在病重时能吃不一定是好事，说不定是回光返照。

下午，二嫂和她的女儿女婿也来到父亲的床前。他们买了一些营养品。但我一看说明，均含有糖分，是医生禁止给父亲吃的。我让他们自己吃掉，没有人愿意动手。让我感动的一点是，他们来看了父亲以后给我说，父亲在大姐家终究不是办法，照顾也不方便，还不如运回家去，打针吃药都能够有保证，吃饭也能够有保证。

二嫂说母亲去世后，他们的生活一直都不顺，每年全家人差不多都要遇到一件大事，不是病就是伤，子女也不听话，他们觉得生活很不顺，就去找鬼师。没等她开口，鬼师就已经猜出她生活不顺，主动问她是不是有亲人埋在外地。她把母亲埋在外地的情况给鬼师说，鬼师就说是母亲埋葬的地方是傍亲戚，开始一两年母亲的魂灵生活得还好，后来没有吃的用的，就去帮人家喂猪，人家也不要，只有沿街乞讨。

鬼师建议她选一个良辰吉日，把母亲的魂灵迎进家，让她有个归属，在阴间有饭吃有钱花，一家人的生活才能过得顺顺利利。她开始还不相信鬼师的话，一次偶然来到大姐家说起母亲，大姐说母亲离世七年来，每当她梦见母亲，第二天她的猪怎么也不吃食，后来她发现要烧香点烛，把母亲的魂灵请走以后猪才又开始吃食。

因为多年来的不信任，我对二嫂说的话半信半疑。不过她说的生活不顺倒是不假，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2006年二哥带着女儿一起坐车，中途翻下20多米的土坎，侄女脑部受伤严重，肇事方在支付了第一天的住院费之后强行出院，结果侄女回家第二天就疯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二哥才又把侄女送到医院治疗半个月才恢复，否则就有可能成了植物人。

不用说受鬼魂干扰，光是从兄弟之间的关系来说，二哥家生活的不顺利是显而易见的。在父母离家进城以后，我就没有再回去过，大哥也只是最近一两年的清明节回去看看，我们也不主动给二哥打电话，他们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过问不关心。在崇尚兄弟实力的老家，我们这样做给欺负他的人留下了很多空间，一些人欺负他以后他也找不到反映的地方，时间长了不能不说是悲剧。

对她的提议，我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因为父亲能够有这样的结果，与他们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如果不是他们和父母关系紧张，如果不是父母无法种地没有水吃，我们也不会把父母接到凯里城内居住。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到他们以及和他们一起来的人的善意。这次二哥二嫂要接父亲回家的要求，我觉得是一个新奇的提法，但无法确定他的真实用意。

在二哥二嫂来了之后，陆续有其他的本家兄弟姐妹来看望父亲。一个小屋里一下子挤满了七八个人，甚为热闹。从我进城读书的时候算起，我很多年没有和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了。大家都在从治疗或者护理的角度谈父亲的疾病，几个小时才纷纷散去。在二哥二嫂离开以后，让他们的儿子（以下称“二侄子”）留下来陪我，他们自己要回家伺弄烤烟，否则就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在16日下午三点钟左右，二哥再次检查了父亲的身体，给我说，他要回家去弄烤烟去了，父亲就由我来照顾，“他现在的药物作用能持续24小时，今天就不用给他输液了，明天你把药买好了，给我打电话我再过来给他输液打针”。

一只犹斗的困兽

在二哥离开之前，我看着床上的父亲，横竖不是滋味。我觉得父亲不应当就此走向生命的尽头，觉得作为儿女的我们不应当就这样放弃治疗，我给二哥商量，医疗费用我全部负责，再次送父亲到医院去，他们四个哥哥姐姐轮流陪护，每家一个星期。二哥表示同意，他说，决定了就通知他。

二姐在我给父亲喂了稀饭以后就和大表哥一起回家了。她离开前我没有跟她讲再次送父亲去治疗的想法，我想她一定会赞成。我给大姐和大姐夫说这个想法的时候，还特别提到父亲在世时我们不努力，他不在了再怎么操办，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儿。大姐和大姐夫都没有说话。让我再跟大哥打电话。

我再次给大哥打电话，告知我还想把父亲送到医院去治疗的想法。我说，把父亲送到医院以后，如果能够活着出来，那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幸运，如果出不来就算了；我只管活着的时候，他的治疗和生活我都可以来负担，如果人不在了，怎么办就由大哥来定，我只承担我应当承担的部分就行了。

大哥听了我的话以后，似乎没有感到意外，平静地对我说，父亲年纪也这么大了，去医院有可能死在路上，那时候根据地方风俗，我们还得要给人家开车的赔上一辆车，或者少说也要赔上几千上万元，没有一点必要，还不如先在大姐家观察两天，做好两手准备，如果能够度过危险期，再考虑怎么办，如果过不去，就为父亲准备后事。

我觉得大哥说的也有道理，决定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就是我再次到医院去询问病情，并拿到病历，看看医生怎么说，再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二侄子也把摩托车放在大姐家，我让他载我到凯里，直接去到某医院，根据刘宏的嘱咐，找到姓罗的女医生。

罗医生拿出病历本，上边是她已经填好的症状以及治疗的方法。我再问她父亲的病治疗的前景，她还是重复原先给我说的三种可能，并且她说，如果不治可能什么都没有了，继续治疗的话，有可能还需要请人来专门给父亲做护理工作，每个月怎么也得花费2000元。“治还是不治，就看你们兄弟之间怎样看了，愿意看着老父亲活着的样子，也有能力承担护理的费用，那治疗起来也可以。”

一个医生告诉我，一般像父亲这样的病，“一直坚持在医院里治疗的一般都是离休干部或者退休干部，医疗费政府全额报销，每个月还有五六千元的退休工资，继续治疗对子女来说不会有医疗费的压力，他们付出的就只是时间，或者花一两千快钱请一两个人护理，这样扣除吃饭和照顾的钱，每个月从老人身上留下来的还有几千元，对子女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只有老人是子女的摇钱树，子女才会要求医院不顾一切地治疗，尽量用进口药高价药治疗，实在不行了也要通过药物维持生命，因为每维持一天都会有一天的收入”。

我又找到刘宏，希望跟他探讨将父亲送回医院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他表现得并不热情，只是说三天以后再检查看看，别的什么也不说了。这让我想起了大哥给我说过的转院的事，莫非他根本就不看好？不管怎样，我请他写了三天左右采用的药方，想拿回家去让二哥根据他的药方进行治疗，有什么效果了再来做决定。

离开医院，到了大哥家，他问我医生怎么说，我如实告诉他。他说：“所有的医生都说是可以治疗的，老外公（岳父）生病的时候，从凯里到贵阳，没有哪个医生说不能治疗，最后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花去了八万多块钱，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医院只是用药物维持他的生命，实际上已经不能治疗了。”

大哥说，他的岳父治病时，费用全部是政府报销，如果是大嫂他们五姐妹出钱，他们都只是领工资的人，不管怎样都出不起那个钱，“像老父亲这样的情况，医生一看也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但他们不能告诉你不能治疗了，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都只能说尽量治，最多他们就只能说转院，但实际上你没有钱，你能够转到更好的医院去么？”

罗医生的话，刘宏的态度和大哥的话，将我打入无边的黑夜，让我的脊梁骨阵阵发冷。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极力推崇都是那种不离不弃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直都在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进百分之百的努力”，许多这方面的奋斗故事，让我们深受感动、泪断肝肠。

但我们很少思考，我们的父辈曾经也充满了理想，他们从年轻时就开始了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为什么在最后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只能获得孤独、病痛和死亡？为什么他们和别人都作出了同样的贡献，到自己困难的时候不能获得同样的结局？难道人天生就有高贵和卑贱吗？我感觉自己就像囚笼中的困兽一样，很希望将这个世界撕开一个大口，但我左冲右突就找不到这个冲出囚笼的方向。

大哥留我在他家里吃饭，我一点心情也没有。临别时，他给我说，可能我们需要考虑持久作战的问题了。我和二侄子骑上摩托车，向安放病重父亲的黑暗处进发。

那根压垮我的草

17日，又该给父亲打吊针了。我拿着刘宏开的药单到镇卫生院去开药，给二哥打电话，他当天晚上乘坐摩托车来到大姐家，给父亲打了吊针，就往回赶。临别时他给我说，给父亲输液时，有一种药需要用很慢的速度来输，让我整个晚上多加注意，负责调节速度。

他给父亲输液的是用右手背，当时的想法是父亲那只手不活动，利于输液。大约晚上11点左右，第一瓶液体输完，我换上了第二瓶，继续输液。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父亲突然翻了一个身，正好动了那只正在输液的手。我赶忙起来查看，没发现什么问题，又继续输液。

18日凌晨一点，我睡在床上始终感觉不放心，起来再看父亲的手背，发现有一个一厘米大小的肿泡，我觉得问题不大，平时输液出现小小的肿泡很正常的。看到药液下滴的速度很慢，我又放大了液体的下滴速度。再过半个小时起来看时，液体的下滴速度又变得非常慢了，而父亲的右手背肿块已经扩大到2厘米左右，我觉得很异常，就把针头拔了，这次输液就此终止。

在父亲的右手背扎针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5日在医院，一个护士过来扎针，结果针一锥进去皮肤就肿了起来。那位护士处理不了就换了一个护士，新的护士选择在左手背扎针，才顺利输液。二哥扎针时，最开始选择左手背，发现针锥进皮肤后就流血，才被迫选择在右手背操作，不想却到后半夜出现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旧病未愈，又添新伤。

18日上午，我给父亲煮稀饭，他能够吃去直径10厘米的碗装盛的大半碗稀饭，和过去两天吃饭的量相比，吃的一次比一次多。但大哥还是警告我，吃饭多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只是回光返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更多的朋友知道了我父亲生病的消息，纷纷打电话来问候。一位关系很好的朋友对我说，他父亲在2000年生病，当时大哥是农民，没有钱，他和弟弟刚刚步入社会，也没有钱，他们三兄弟作出了一个让自己一生内疚的决定——放弃对父亲的治疗，结果父亲很快撒手西去。他告诉我，如果我需要帮助就给他说，他会动用自己的一切关系，不让我留下遗憾。他让我又燃起了送父亲去医院的愿望。

我的想法是，父亲住院的医疗费用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是大头，可以由我个人来承担，而照顾父亲的责任，就需要哥哥姐姐来负责，每家负责一个星期，一个月就过去了。二哥是这个方案的最早赞成者，大姐和大姐夫也没表示反对，我还没给二姐说，觉得她应当不会反对，只有大哥一直持反对意见。

8月18日上午，大哥来到大姐家，跟我讨论了是否送父亲到医院治疗的问题。我对大哥说，医疗费完全由我来负责，虽然我没有钱，不管是十万也好，还是二十万也好，我去借来都行，最后就是我慢慢工作来还债就可以了。大哥对我说，他理解我的心情，虽然我答应解决最大问题，但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小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可能克服不了的就是这些小问题。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小问题呢？大哥说，就是谁来陪护的问题。我想出这个主意的目的就是希望尽快把事情安排妥当以后，自己尽快抽身回到工作中去，尽快多挣钱还债。大哥提出，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如果他多请几天假，公司一定会把他辞退，会让全家的生活和大侄子的学业受到影响，因此他不能全天24小时照顾父亲。

大姐家能不能去照顾呢？大姐在现场也表示，马上就是农忙，如果不赶快将地里的庄稼收回来，明年就有可能饿肚子。大姐夫则在忙工程，如果中途中断，损失也很大。二姐有没有时间照顾呢？当天上午我给她打电话说了我的设想，平时作决定很果断的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说是要和二姐夫商量，到下午4点多钟，她打电话来说没有时间来陪护。

为什么大家表示没有时间照顾父亲呢，是在推托吗？不，是因为父亲大小便不能自理，要不停地帮助父亲换纸尿裤，不断地给父亲擦身子，女性难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男性。而大哥、大姐夫和二姐夫更多时间不在工作岗位上，就会失去工作，而失去工作的结果就直接对家庭造成影响。大哥和二姐可能因为自己或者家人失去工作而陷入困顿，连带孩子也一起遭罪辍学，大姐和二哥会面临庄稼烂在地里第二年没有饭吃的可能，这些都是他们不能承受的实际理由。

大哥还表示，他最近身体不太好，背父亲背不动。如果在照顾过程中有谁只要有一点事情不能到医院去，全部都是他的事情，他体力又不行，最后什么事也做不好，出了问题就大了。他还说，如果大家为这件事情闹上法院，判决下来也还是无法执行，也还需要大家来协商，也是一样的解决办法。我这时才真正感觉到，在父亲康复的问题上，钱不是主要矛盾。真正压垮我们的，是没有人能够长期照顾在医院住院的父亲，是这根看起来似乎是轻如鸿毛的小小稻草。我终于全面败下阵来，不再坚持送父亲到医院治疗。

打一场持久战

既然决定了不送父亲去医院治疗，我们就得像大哥所提议的那样准备进行持久战，就是找一个地方，找一个人来照顾父亲，这样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甚至是十几年。而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人是谁呢？

从城市的便利角度来看，最方便的就是大哥。接下来是二姐和大姐。条件最差是二哥。我呢，至今没有结婚没有成家，还处于无根的浮萍状态，根本没有接待和照顾的条件，否则父亲可能很早就会同意我的邀请，跟我一起到北京来了。

大哥住在凯里市内，而凯里作为黔东南州的首府，无论从医疗条件还是从其他物质条件，都要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但不利条件也有，第一是大哥住的地方是七楼，上下不方便，大哥身体不好，还要上班，如果请假多了会失去工作；其次是大侄子要上学，2009年要高考，需要一个学习的环境；大嫂也要上班，同时她作为女性，要护理父亲也很不便，也有些力不从心。

二姐居住的地方，距凯里有70公里的一个县级市，购买物资和请医生都很方便。但二姐一家人是租房住，没有自己的房子。另外就是他们没有稳定收入，二姐每天靠卖菜维持生活，二姐夫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挣的钱还不够自己抽烟。他们有两个孩子，读小学五年级。如果让父亲跟随他们，第一要扩大租房的面积，第二要二姐夫每天花费差不多全部的时间来照看父亲，大哥要前往探望也很不方便，去二姐家显然也不现实。

大姐家住在炉山镇上，这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小镇，购买物资和药品也非常方便，大哥来往照看也很方便。但大姐夫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照顾父亲如果花去他大量时间，能否同意都成问题。

最后剩下的选择就是去二哥家。二哥自从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凯里市区做建筑工人，1988年结婚后就一直在家。2000年底父母离开农村的家后，就将他们一生辛苦建造的房屋交给二哥他们看管，但并没有移交产权。二哥他们就继承了原来我们六口人的耕地，一直在农村生活。

如果从物质条件和便利条件来看，在农村肯定比不上城市，但是从个人的具体条件看，二哥本来是乡村医生，虽然技术不是很高，但是简单的打针、输液和病情的诊断他都能做。并且家乡的空气远远比凯里和炉山的要好上很多倍，对父亲的康复效果会更好，把父亲送去跟二哥一起，是一个相对理想的方案。

从地方习惯来看，儿子和女儿的区别，在于儿子继承父母的遗产，同时对父母拥有监护权；女儿一般不继承父母的财产，也不具有对父母的养老保障发表言论的机会。一般的家庭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会教育儿女：“以后你不管你的兄弟对父母怎样，你都要对兄弟保持友好。”从我家的具体情况来看，照顾父亲的人主要就从大哥、二哥和我三个人中间来选择。

我们三个兄弟中最理想的顺序，是先二哥，后大哥，最后才是我；如果他们都不能承担父亲的照顾问题，我作为父亲的儿子，无论有天大的理由，都只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到父亲身边照顾父亲，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只要二哥同意，将父亲送回去跟他一起无疑是最好的方案。我担心的主要是二哥提出要接父亲回家并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包含了其他目的。最后我就让大哥无论如何打一个电话确认一下，避免我们作出错误的安排。

和大哥商量的结果是，不管父亲跟谁一起住，我们都不会一推了之，而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载体上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团结合作，让父亲能够安静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具体的方式就是我每个月出一定的资金，大哥也出一定的资金，按月交给二哥，在保证父亲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他愿意怎么使用是他的事。治疗期间所花费的药，则由我来全部支付。

从现实的可能性来看，我每个月需要支付多少的费用呢？大约在1000元左右，这些钱当中有每月生活费500元，另外就是医疗费，我的心理预期是500元以内，超过了这个数目，我个人也难以承担。这样来计算我每个月的支出，加上我在北京的房租、水电费、交通费和在北京的吃饭以及人际交往费用，每个月的最低支出是4000元，从萧条的经济形势来看，能不能挣那么多钱还是问题。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给父亲治病的费用我必须得勇敢地承担下来，否则没有人可以承担。我预算每月在父亲身上支出1000元钱，占我每个月支出的四分之一，但却接近大哥一个月工资的总和，是二哥全家连本带利两个月的收入总和，是二姐两个月卖菜挣钱的总和，是大姐一个人五个月种地收入的总和。这些钱如果我不能承担，将没有人能够来承担，而没有人承担的结果，是我那没有国家保障的抗美援朝的英雄父亲、共和国的自由战士、新中国的建设者将会在贫困和痛苦中了结残生。

大哥是否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费用呢？他从2000年以来就一直负担照顾父亲的责任，我只是每个月出一点生活费。他每个月有1200元的工资，到年底可能有一部分的奖金，但奖金部分要年底才能知晓，平均下来大约每月的收入最多也就是1500元，甚至拿不到奖金也有可能。他要负担大嫂和大侄子三个人的生活。父亲的事情，即便他不愿意袖手旁观，但能做的事情都比较有限。

18日下午谈论了许多话题后，大哥赶最后一班车回凯里。

回家的最后准备

19日上午，大哥给二哥打电话确认了将父亲送回家照顾的事情后，给我打电话，要我准备购买一些设备，比如冰柜、电磁炉等等，保证食物能够保鲜，保证能够顺利方便地煮饭吃。大哥说，购买这些东西算是我们送父亲回去给二哥的一些必要设备。我计划20日下午再把父亲送回家去，买东西的时间放到20日上午。

接获大哥的电话后，我当天下午就到炉山街上去查看商品质量和价钱。炉山原名清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乡镇，明洪武初年置清平堡，明弘治七年五月〔1494〕置清平县，民国二年〔1914〕清平县改为炉山县，1984年1月，凯里市成立后，炉山成为凯里的一个乡镇。这里是凯里市最为繁荣的一个乡镇，街上大约有一万多人口，市场也不小，物资丰富，品种多样，要想购买一般的生活必须品应有尽有。

在电器商店，我发现冰柜都很大，买了也不好带，就没有买；而电饭锅、电磁炉等，我给二哥打电话问了一下，他说都有了，不用再买。我想一般生活的设备可能他已经买到了，具体缺什么我应当回家去看了以后再做决定，否则直接购买的结果就是乱花钱，就在市场上转了一圈，什么也没买。

二哥的女儿听说我们要把老父亲送回家里去，还专门从她住的地方煮了稀饭带过来给老父亲吃，她见到我的时候羞涩地笑了一下，嘴巴笨拙地说：“你要送公（爷爷）回家了。”她一口一口地给老人喂稀饭，动作小心翼翼，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从心底涌出来。

侄女小时候，很喜欢跟我父母在一起，老人有什么好吃的也总会给她，但这样的交往总是被二哥二嫂反对，如果她被发现和老人在一起或者从他们手中拿到什么东西，就会被打得哭天喊地。在老人离开老家以后，她就只能从梦里想念自己的爷爷奶奶。母亲去世，二哥和我们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我们没有让母亲回家乡安葬，侄女就再也没有见过疼爱自己的奶奶。

看到侄女这样对待自己的爷爷，我觉得她是真心的。她已经多次给我提出要把老人接回家去，二哥二嫂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大哥也跟二哥进行了沟通，把父亲送到二哥家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从我们兄弟姐妹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最后，我给二哥打电话说了回去的日期，他说在我出发之前给他打电话，他找人修路，方便我们的车过去。

但是，在联系车辆的时候遭遇了无比的困难。从炉山镇通往我家的路，在我成长的时代都只是崎岖的山间小路，大约1997年前后修成了公路，但因为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夏天雨多，没爆发几次山洪就把路基冲毁了，一般的汽车不敢走那条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政府联系支援。

炉山镇的党委书记曾经是我原来在《凯里晚报》的领导，我进报社工作是他做的决定，而我离开报社到外地发展，曾经让他很被动。后来由于工作都忙，几乎没再见过面。这次父亲生病以后，我找到了他的电话，给他打电话说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军人，已经年老生病不能动了，找不到车回去，希望政府能支援一下，他说车比较紧张，但尽量安排。

其实找政府领导帮助解决困难是我们家乡的习惯，一般老百姓有什么事自己解决不了，就可以去找政府。而政府只要确认没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一般都会帮忙。龙告诉我，一个姓文的副镇长专门负责帮我协调车。我给文打电话以后，没超过三分钟，司机就给我打电话说车已经到大姐家门口了。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按照政府工作的节奏，我计划上午找车下午出发。在车子来临之前，到街上买上一点东西回家。这下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买，政府的车一般来说都比较忙，如果上午能来的话，下午可能就比较忙，如果我现在说是下午才用车，就有可能没有车。我只有咬咬牙，决定先把父亲送回家，别的事情再说。

当时在大姐家的人除了大姐和大姐夫之外，还有二侄子。我请大姐夫帮忙，先把父亲用的衣物以及几天以来我们为他购买的日用品、营养品等送上车，再把父亲背上车。安排座位的时候，我们把父亲放到第二排座位的中间，大姐夫坐在父亲的左侧，我坐在父亲的右侧，我还在他面前放了一床棉絮，避免因为急刹车造成他往前倾。二侄子在副驾驶位置上。

安排妥当以后，我们开着车到市场转了一圈，匆匆忙忙地购买了5斤猪肉，一只公鸡，还有三斤豆腐干，两斤红糖，还到一个小卖部买了三条烟、一件啤酒、两瓶橙汁。这些东西主要用于款待来帮忙的兄弟姐妹。东西买好后，我们的车就直接朝回家的路驶去。

离别八年回山寨

汽车从炉山出发，慢慢地沿着乡村公路开进大山深处，就距离家乡越来越近了。如果不是这次父亲的病情加重，如果不是我们决定把他送回乡下的家，我这次也还没有机会回家，也还不知道小村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跟二侄子换了位置，为的是能够把路上的风景和变化了的村庄拍下来，留下难得寻找到的影像。

从炉山镇出发到我的家乡，要经过五个村庄，前三个村庄处于比较繁华的城郊，有一条年久失修的国道连接，道路两旁的房屋墙壁上都是泥巴。后两个村庄是在偏僻的农村，很早就通了汽车，但公路并没有给这两个村带来巨大的改变，那里的房屋绝大多数还是八年前我离开时的黑乎乎的木房，年轻人似乎都出门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更多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家所在的地方叫平旦。小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平旦”是什么意思，在2008年的春节，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告诉我“平旦”两个字的来历是村中有一颗大石头，就像初升的太阳，因此先祖就取“太阳走出地平线”的意思，为这个至今仅有19户人家的小村庄命名。从广义来说，“平旦”还包含了另外两个寨子，三个寨子加起来也没有超过60户。

平旦的地形是中间一个狭长的田坝，四周都围了很多山，一层一层往外边扩散。这里是一个福地，不管夏天有多干燥，这里始终有很清凉的泉水滋养人的身体，始终有汩汩流动的小溪灌溉稻田；无论外边的世界是丰收还是干旱，无论外边的世界是洪涝还是灾役，那里都是春天种下种子，秋天收获金黄色的谷子，这里的人只要勤劳，始终不会为生活发愁。

因为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培养了家乡人独立自主、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性格。在分田到户改革以前实行集体生产，父亲担任过我们小生产队的一任队长，当时寨邻之间，兄弟之间互相帮助，关系很好，很和谐。而分田单干以后，父亲担任了小队的会计，但寨邻之间关系紧张，大家经常为一些田边土角的事情大打出手。

这里有至少20棵以上超过100年树龄的古树，还有一棵树龄可能在500年左右每个月都要开放的桂花和一棵大约有一千年历史的银杏树，成群的白鹤在古树上做了好几个窝，大白天总能看到成群的白鹤在山间飞舞。田坝上到处都是早上开白花下午变成大红花的变色木芙蓉，山上总有数不尽的野果和其他物产，四季里空气中都会四处飘香，让我沉醉、流连忘返。

寨子里本来没有信教的人，可大家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进出到镇上都要步行上三个小时的路程，要想找到一块钱也必须付出十分艰辛的代价，20世纪的90年代，一种号称不用吃药不用打针的宗教传进了小村子，村里的穷人开始了每天念经做礼拜的过程。母亲和二哥也属于教众之一。由于村里固有矛盾和信教不信教群众的矛盾，终于在1999年我毕业前夕出现了一次总爆发。

那次事件的导火索是一个堂哥的儿子患了脑膜炎没有钱治病，死了之后全寨的人为了争一个是非曲直在堂哥家发生了肢体冲突，加上信教和不信教的问题，加上寨子里固有矛盾的问题，父亲成了这次冲突中的目标人物，差一点在混乱中被打死，后来才在其他人的保护下安全脱险回到家。事件后，这种宗教在小村里彻底消失，换来了部分人的团结。

大学毕业以后我曾经回过两次家，一次是回家过年，另一次是二叔去世。后来父母离开了家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究竟家乡变化成什么样，我一点概念都没有，至今已经离家整整八年了。我也曾经想回去看一看，家里只有二哥二嫂，但每次想回去时，就会想起他们和父母的矛盾，心里就不是滋味，都取消了行程。但不管怎样，家乡仍然是我梦萦魂牵的地方。

在我彻底离开家乡以后，村里为了修通通往镇上的公路，将许多矿山承包给私人老板开采，结果后来发生纠纷，私人老板扬言要用一车炸药将我们的小村炸平，小村里的人第一次团结守法起来，马上派人到镇上报案，结果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处理，村民当时起就不再缴税，官员也不再到村里去。2006年4月26日，村里一辆没有合法手续的黑车翻车，二哥和侄女都在车上，侄女伤得比较重，后来通过治疗康复。

这些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惊，一直很希望能够为村民做一点什么，但因为父母离开了，与二哥二嫂的心理疙瘩没有解开，也就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再后来，村里发生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家乡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就是古树、桂花、田坝上的变色木芙蓉，还有村里与世无争的人，集体时相互帮助相互爱护，分田单干以后邻里关系恶化等等。而随着我离开家乡的时间越来越长，距离越来越远，家乡逐渐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回忆。

过了最后一个叫“伟勇”的寨子，就快要到我们的寨子了。从伟勇到我们小村子的路早在1975年就开始修建，挖了一道宽宽的路基，就因为多种原因掣肘，停了下来。后来遭遇分田到户，公路必经之路上的一个田坝全部分到户，协调成本过高，修建公路的计划就只有后延二十多年，直到1998年前后才正式贯通。这条路有多处险坡，如果不熟悉路况，开车上路可能就回不来了。

最后的一段路是最危险的一段路，我们经过之前的一个多星期里，下了很长时间的雨，路面的砂石已经冲跑光了，道路的中间已经成了一条沟，两边唯有裸露在路面上的大块石头，整条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幸亏司机有十年的乡村开车经验，对这样的路驾轻就熟，每过一个重要的关口，他都能够安全度过。

我已经离开家乡八年了，对我们的车走的危险路段，过去我没有给每一个地方都录像，造成了对家乡信息的缺失。这次每过一个危险的路段，我都会下车，一是协助指挥汽车的操作，二是将那些困难的路段录下来拍下来。我想，不管以后怎么变，这些资料可以作为家乡留给我的一个记忆吧。

在离家一公里的地方，我看到了二哥和一个堂哥正在平整路面——堂哥应当算是我仍然在家的最大的堂哥了，今年已经接近70岁，他们到半路来给我们平整路面。看到他们，我感到格外亲切，我让他们一起上车，继续朝家的方向走。

进寨子最后一道关口，是一段斜坡，汽车怎么也上不去。正好有几个本家兄弟在附近，我请他们帮忙。我们所有人又是挖路，又是往路面上垫石头，又是推，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才把汽车推上去，我们才得以进入寨子。

寨子很小，八年前我离开的时候只有14家人，后来虽然也有分家，但如果把死亡的和搬迁出去的和出生的人口相抵，户数增加了5家，但人口数没有变化，热闹程度不如过去。我看到的变化就是差不多每家有一辆摩托车，但小村又黑又老的古朴面貌没有改变。

家的感觉不一样

我家门口没有通公路，汽车就开到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堂兄家门口停了下来，二哥背着老父亲就往家中走，一个堂哥过来拿了公鸡，在父亲进门的时刻割断了鸡的喉管，用鸡血洒在屋内屋外，表示驱邪。许多本家哥哥、嫂子、侄子、侄媳妇七手八脚地帮我们把车里的东西拿进了家，小孩子也呼啦啦地跟着进了门。

老父亲是我们的小寨子里最年长的人，他虽然已经病重，但他的回家还是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欢迎。父亲的兄弟或者他们的家属、我的叔叔叔妈也都过来看他，都到床前来喊他，问他哪里不好，让他好好休息。完了，大家在父亲睡的屋内围坐一圈，讨论父亲的病被治疗的可能性。

二哥给父亲准备的屋紧挨着父母原来的卧室，床是一张新床，垫上了两床棉絮，铺上了新洗的床单，枕头还是父母用了好几十年的老枕头。父亲睡在床上，精神似乎好一点儿，眼睛也有一点晶莹的亮光，清澈如水，不像我刚刚回到凯里大哥家所看到的那般浑浊。

我家的房子建于1964年，一共三间正房，两间厢房，是父母经历了多年的艰苦劳动以后的成果。在父母离开家前，每逢天下雨或者农闲时，父亲都要自己动手装修房子，他把四壁都装上了木板，可以保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和八年前相比，房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家里的变化就是添置了彩色电视机、电磁炉、电饭锅，二侄子买了一辆摩托车，他可以很自由地往返于家和炉山之间。家门前的院坝也从原来的泥地板变成了水泥地板，在上边晒粮食比过去更加方便。

我家门前有一棵很大的梨子树，从前在家时每年都可以吃上许多梨子，每次上树都是看哪个好就摘哪个，可惜2008年遭遇了特别大的雪凝灾害，在我送父亲回家的时候，梨子比乒乓球还小，让我失去了爬树的欲望。门前还有一棵桂花树，我们回家的时候还没有到开放时节，感觉不到花香。

我是同辈当中差不多最小的人，从10岁起就一直在外地读书，每年回家只有暑假和寒假各一次，很难有跟兄弟们一起说话的机会，父母离家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次回到家，在家的哥哥嫂嫂全部都到齐了，还有他们的儿子儿媳妇也都来了，也都是一家人的感觉——孩子在打闹看和电视，妇女在烧火洗菜，男人在做饭切肉炒菜，没有谁安排，全部自觉行动，只留下我在照顾老父亲。

因为所有人都进行了很好的配合，在我们回到家半个小时左右，饭菜很快就做好了。中午时分，我们就开始吃饭。一起吃饭的人正好有两桌，喝酒的坐一桌，不喝酒的坐一桌，大人坐着，小孩站着——这已经形成了这个小村寨很多年的老规矩。我是八年来第一次回家吃饭，要给前来帮忙的兄长们敬酒，便坐在喝酒的一桌。

我们喝的酒是二哥自己酿的红薯酒，偏苦，有些锅巴味。我邀了所有喝酒的兄长各喝了一口酒，叙述了自己这么些年来在外边闯荡的经历，讲述在外边工作和生活的快乐与困难。当我讲起四川地震期间到灾区去做志愿者的经历时，我发现大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兄长们也不停地问我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告诉我他们会帮助照顾我父亲，让我安心在外边工作，为他们争光。

嫂子们和侄媳妇们坐在一桌，他们不喝酒，甚至也很少说话，只管埋着头吃饭。小孩一般都在他们身后，夹了菜就到处跑。吃完饭以后也同样没有谁来招呼，就大家一起来收碗，甚至有的人还三下五除二就帮助洗完了碗。

这样的家庭气氛很浓，从小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小的时候还曾经因为被要求站着吃饭而不高兴。在我离开家以后，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了，常常想起这样的氛围，也想念在家的父母兄弟们。现在回到这样的环境里，我发现自己还是和过去一样很容易被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所感染。

吃饭时我发现了一个变化——在我小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主要是老一辈的人，而二十多年过去了，饭桌上所见到的基本上都是和我同一辈的人和小一辈的人，兄弟们和侄子们也大都成了家，我在人群中的辈分越来越大了，感觉时代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就是这样悄无声息。

吃完饭后，因为还要采购药品和其他生活物资，还要把大哥托别人捎来专门给父亲用的纸尿裤带回家，我和大姐夫、侄子一起又坐政府的车返回炉山。一位年近70岁的堂哥也因要去煤矿上班而上了我们的车，路上他对我说，从炉山通往家乡的路实在太危险了，随时都有翻车的可能，希望我能找一找自己的关系，给公路硬化一下，让大家出行坐车更加安全，不要动不动就翻车。

这次回炉山的主要目标是购买药品和物资将大哥购买的、上午还没有送到的纸尿裤带回家。我购买的药品是二哥根据州某医院医生开的药方要求指定的药品，其他的物资主要有二哥根据鬼师提出的接母亲的灵魂回家所要购买的红伞一把、红盆一个，还有大哥指示要给父亲做的老衣，等等。

另外的物资主要还是买回家待客需要花费的部分，二哥预计父亲回家以后会有比较多的客人回家去探望，让我做一些准备，我就买了两瓶果汁、一件啤酒、五斤肉、两条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五点多了，我打开果汁，装了小半碗，用勺子舀来喂父亲，他吃得津津有味，小半碗很快就没有了。二哥煮稀饭给他吃，他居然能够吃了比在炉山大姐家吃的还多。吃完饭以后，他躺在床上神态安详。

兄弟种的那片林

看着父亲比较安静地躺在床上，我就拿着摄像机到村子里其他地方走动，希望看看我离开8年来寨子里究竟发生了多少变化。——我发现寨子里多了一栋砖房，我家门口的一块菜地被挖成了地基，有一个堂兄要在我家门口建房子，除此之外没感觉有什么变化。

我们的小寨子原来有14家人，其中有两家后继无人，有两家独子进城成了居民，有四家有五个年轻人外出谋生，留在家里的原来的小伙子们结婚娶媳妇以后分家出来，增加了6家人，有的父母和子女不和，又多分开了几家人，一共变成了19家人。小寨子比较分散，分为上下两片，我家所在的上半片区聚居了12家人，占据了我们小寨子的绝大部分。

小村的房屋以木结构为主，十多年前小寨子开始有了第一栋砖房，现在那栋砖房变成了二楼，房主就是2006年导致侄女受车祸而又想逃避罪责的肇事黑车车主。第二栋砖房是一个堂兄兴建的，他2008年担任了村委会主任，他的房屋看起来修了大约一两年。潜在的第三栋砖房，估计就是我家门口的已经打好地基的房子。

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块地里，我回访小时候种的树，全部都长成了参天的大树。那是我家原来的一块陡坡地，也是我们种树的若干地块之一。在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二十年多前，大哥和二哥在1980年就开始在家里比较陡峭的地里种上了自己喜欢的树，大哥种了一棵银杏和若干紫木、松柏，二哥种了紫木和枫香；与他们种的落叶乔木不同，我在十年后种的是差不多全是常绿乔木，比较多的是杉树和枇杷。

大哥和二哥种树是同一年，他们的树早在十年以前就长大，浓荫蔽天。很遗憾的是二哥种的树中没有一棵能够成才，几乎都只是长到了直径十公分左右就被虫子咬死了；大哥种的树十年前就已经长大了，不过现在我看和十年前相比差别不大，只有银杏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点都不长，现在发疯一样往上长；我种的杉树和枇杷都是长绿阔叶的树种，也死去了不少，活下来的逐渐蚕食着有限地盘上的空间。

我还去了小时候专门看太阳落山的一个山岭，听着四周的林海涛声、村庄里的鸡鸣狗吠，看着太阳缓缓地落下去。那个地方原来只长了一些很小的灌木，现在都长高了，还零零星星长了一些松树，如果再没有人关注，两三年内也成了一片不小的树林。那里原来可以看到我们村庄里长长的田坝，现在长高的树木已经将良好的视线遮挡，看田坝需要另寻佳处了。

村里从前有很多荒山，因为近年来人们活动的减少，现在许多都已经长了密密麻麻的松树，一片片的森林正在形成。20年前，我们在山上放牛时，就特别注意不在山上放火，也相互阻止不让砍山上的松树，经过多年的呵护，现在终于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森林。

当天吃晚饭时就是我和二哥、还有当了村委会主任的堂兄一起，一共三个人。此前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应当追溯到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转眼之间我们都长成了大人。这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点啤酒，大家相互之间叙述了这么多年以来各自的经历，相互安慰，还提到了未来各自的发展。过去我们之间曾经有许多恩怨，有的来自家庭，有的来自个人，但这天晚上，我们谁也没有提及。

二哥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说，他会在家好好地照顾父亲，他能够负担父亲正常的治疗和生活起居，至少可以保证每天给父亲打针吃药，每天煮稀饭给父亲吃，让我不要操心，让我和大哥安心在外边工作，多挣一点钱，在他困难时伸手拉他一把。

在这次回家看望父亲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最多的是继续留在北京工作还是回到家乡工作的问题，我曾经想，如果照顾父亲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可能会选择留在家乡工作，或者直接留下来种地。但在有了二哥的承诺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在家乡苦苦挣扎了，因为在家乡工作即便我拿出了全部的工资，对父亲的帮助也都是杯水车薪，而回到北京我的岗位，虽然生活和工作一直都还飘摇动荡，但更高的工资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让我能更好地为父亲的康复出力。

我们吃完晚饭，村寨里许多人陆陆续续来到父亲的房间，他们有的是幸存的老人，有的是我的堂兄弟，有的是侄儿侄女，他们来到父亲床前，都大声喊他。大家在谈论父亲的病是否能够治好，有什么药可以治疗。一个堂哥给我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治疗父亲的病，建议我使用，我不懂医药，将这样的权力交给二哥，不管是好是坏他能够判断。

大家坐了一个多小时，我看到父亲有些难受，似乎需要换纸尿裤，就上前去检查，在屋里坐的一大屋妇女都纷纷起身离开，只留下我和二哥。我们打开一看，确实是需要换的时候了，就拿来新的纸尿裤给父亲换上，把他放平，他又恢复了正常。

8月21日起床后，我和二哥帮助父亲换了纸尿裤，给他洗脸、擦完身子，就煮稀饭给他吃，他的饭量比20日又有所增长。我给他喝果汁，他居然喝去了两小半碗。看他的眼睛，充满了光亮和期待，他已经在康复中了。二哥说希望三个月能治好老父亲的病，好让老父亲能够去放牛。

给父亲喂了稀饭后，我就带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到村里各处走访了一遍，看看在我离别八年之后村里的变化——村里的变化确实很大，不过这样的变化令人感怀神伤。

我小学时最早就读的学校——平旦小学教室非常破烂，几张缺胳膊少腿的桌子凌乱地摆放在满是污物的教室里，已经有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村里请不起老师，孩子们需要步行30里到炉山镇上去上学。二十多年前，父亲焦虑于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课，就专门做了一块黑板，并请来了老师，让我从混沌懵懂的少年逐渐开化，读了初中高中，最后读了大学，离开家乡，走上了兼济天下的道路。令人伤感的是，在我走后，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再也没有出过大学生。

在田坝看了村里历史最悠久的桂花树，父亲曾经给我说过桂花树的树龄：“现在桂花树有多大，我小的时候就有多大，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爹，他说他小的时候也是那么大，他爹告诉他说，他小的时候桂花树还是那么大。”算下来，这棵桂花树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过去每个月农历的十五都要开放，这次我看到时已经有90%枯萎了，已经没有桂花，只有几根小小的枝丫还带着绿色，在几个巨大的树桠上，一些嫩绿的新芽刚刚长出来。

他没有等到黎明到来

家里缺少冰柜，肉食品无法保存，21日中午吃午饭时，二嫂发现20日买的猪肉已经有异味了。我还发现，在父亲回家后，洗衣服床单的重任势必要落到二嫂的身上。二哥二嫂两年前欠了我一些钱一直没有还。我就对他们说，老父亲已经回家了，可以先用欠我的钱购买一台冰柜和洗衣机，如果能够平安地护送老父亲直到最后一刻，冰柜和洗衣机就算我送他们的了。安排完家里的事情后，8月21日中午，我离开了家乡，继续了在北京的漂泊。

我到北京漂泊已经有六年了，2005年以来，为了追求所谓的更好的发展，结果是自己所在的杂志在2007年以陷入困境，2008年彻底停止运转。我希望它能够起死回生，2008年没有去找其他工作，到八月份父亲生病的时候，恢复还是没有着落。这次有了二哥的承诺，我更需要努力工作，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条件，以保障父亲在人世间的基本治疗和基本生活。

在回到北京后，我开始联系工作，一家号称以“聚焦民生，关注财富分配”为宗旨的杂志接纳了我。不过这份杂志领导总是想一口气吃出一个胖娃娃。我在那家杂志呆了半年，工作有时会因家里的事情分心，加上另外的一些非个人因素，2009年4月杂志社裁员，我选择了离开。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回味父亲生病的整个过程，我陆陆续续地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九月底找到新工作之前，我将父亲生病以及我回去给他看病的过程写成了文字，2008年底又进行了修改。在父亲过世后进行了最后一轮修改，终于让这些文字呈现了今天的结果。

父亲的病一直反反复复。2008年国庆节，我回到家乡看望父亲，发现在我给他换纸尿裤的时候，他居然能够用原来已经瘫痪的右大腿将自己的腰撑起来，我当即很高兴地给很多人发短信告知：坐起来可以作为老父亲接下来的一个选项了。所有人都很高兴，纷纷回短信表示祝福。

在治疗老父亲的问题上，二哥曾经表现得最为乐观，他曾经希望老父亲在卧床三个月之后能够下地行走，帮他放牛。他主要采取的方式是用药物控制和营养调理。结果第一个三个月过去了，父亲还是没有起来，仍然只能每天躺在床上需要他的服侍。

过去我一直没有问父亲在年轻时有没有自己的理想，但我想，在他那一代人的身上，最基本的理想就是让让全家吃饱饭，让自己年老的时候有一个保障。在我年幼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曾经讨论过像他们这样身份的人，在年轻的时候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家做贡献，年老的时候会不会由国家来承担养老，他们最渴望的就是“生养死葬”。

在父母年老之后，这样的愿望仍然只能是一个愿望。他们的养老问题和治病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我们做儿女的来解决，如果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不光是我们自己很难受，更严重的是父母受到连累。父亲的生病，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悲剧，对兄弟姐妹来说也是一个悲剧，我们都继承了父亲的闯劲，但在我们还没有取得成功的时候，父亲就病倒了，让我们无能为力。

这让我不得不去关注古代中国的养老，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老人的地位很高。《北京晚报》2009年4月份的一篇《汉代养老：年过七十就享受处级待遇》就提到：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皇帝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老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待遇。汉高祖诏曰，凡五十岁以上的子民，若人品好，又能带领大家向善的，便可担任“三老”职务，由乡而县，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尽免徭役，每年十月还赐予酒肉。汉文帝诏令：“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到了成帝建始年间，又将享受这种法定待遇的老人最低年龄降到了70岁。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对高龄老人进行登记造册，举行隆重的授杖仪式。如《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饰。鸠者，不噎之乌也，欲老人不噎。”从这个记载来看，汉代的养老敬老，不仅务实，而且还有良好的健康祝愿。

不仅流传至今的汉代典籍记录了汉代养老敬老的历史，新出土文物还印证了当时记载的属实——据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咀磨子18号汉墓内出土的一根鸠杖杖端系着的王杖诏书木简，以及1981年在同一地点汉墓中出土的一份西汉王杖诏书令册木简记载，汉朝的养老敬老法规始终一致，没有间断过，而且每隔一段时间皇帝就要诏告天下。

文章还提到，西汉诏书中明确写道：“高年赐王杖(即前文中的玉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当时的“六百石”官职为卫工令、郡丞、小县县令，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那也就是说，汉代的七十岁老人在“政治”上享受处级待遇，持王杖进入官府不必趋俯，可以与当地的官员平起平坐。另外，汉代老人的“政治”待遇还体现在可以“行驰道旁道”——驰道是专为天子驰走车马的，绝对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许。

诏书还明确规定，各级官府严禁对高龄老人擅自征召、系拘，也不准辱骂、殴打，违者“应论弃市”。其中记载了汝南地区云阳白水亭长张熬殴辱了受王杖者，还拉他去修道路。这件事影响很大，太守判决不了，廷尉(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也难断决，只好奏请皇帝定夺。皇帝说：“对照诏书，就该弃市。”张熬被判处死刑。

漫长的中华文化给后人留下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经典名言，而汉代的养老制度对中国历朝历代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后来各朝各代对老人的待遇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天朝上国”这个过去饱受批判而又和自大、狂妄、无知、愚昧联系在一起的词。

我不知道“天朝上国” 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充满自我陶醉的名词是怎么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词语的起源，不会离开强汉和盛唐时期。汉将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自信，已经初步显现了天朝上国的雏形。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仅仅靠武力，而是要靠人心的向背。而强汉和盛唐，在朝廷出面解决了老人的养老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的想见，青壮年为了保卫自己的父母妻儿，勇于上阵杀敌，就不愁国家不强大。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想，如果父亲在年老适龄退休的时候能够获得政府的保障，住院的费用能够有政府来承担，并且住院以后能够提供哪怕仅仅一个人的生活补助，我的兄弟姐妹都会相当卖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但遗憾的是，中国的退休政策城乡有别，医疗保障制度干部和群众有别，在我们还不是成功人士还在每日觅食是时候，我们付不起父亲的住院费，我们更无法放下自己找食的机会去照顾病床上的父亲。

道德家们可以依此大加鞑罚攻讦，但我更加相信人世间这种苦难的现实。我相信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重压下的普通人，根本就无力承担这种赡养老人的事实——在可以想见的时间里，各种关于老人的悲惨故事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再现。我相信，虽然许多人很爱这个生养自己的国家，但身上的压力太大，压退了激情。

2009年春节，我回到家看到了父亲。走在回家路上，心里感觉极其不是滋味——父亲已经无法迎接或者送我离开了，甚至一句话也不能对我说。在给父亲拍照片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因为我突然发现，十年来我所拍摄的近5万张照片中，拍摄到父亲的不超过30张，而当时给他拍照片时，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更谈不上眼睛永远炯炯有神清澈如水的过去了。

春节结束，我返回北京时，心里一直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就是希望父亲能够活过2009年，在五一和国庆的时候我再回家来看他，甚至到2010年春节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当时心里也在担忧：会不会这一别就成了永别？2009年5月11日凌晨，当手机铃音想起的时候，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了好几个月的事情成了现实。

我打开电话听到，二侄子的话速度很慢。我也听着非常平静。听完了，掐指一算，如果父亲再坚持5个月零十天的话，他将迈过自己82岁生日的坎，可惜他再也不能坚持了。父亲一生中的许多故事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翻滚，我想用一副对联来概括他的一生，想了半天想出了“忠心卫国两朝征战安四海，劫波历尽激情期盼黎明来”这几个词，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接获父亲死讯的当天晚上，我就辗转回到父亲的遗体旁。我看到他眼睛没有完全合上，就去拂他的眼皮，可是怎么也合不上。一阵悲从心中来——无论年轻时还是年老时，父亲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在他离开的时候，会不会是自己的梦想没有实现而没有把眼睛闭上？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父亲是一个老战士，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黎明还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