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破坏因素之三官僚政治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破坏因素之三官僚政治　　

——給老同学的信（23）　　

老同学：你好！中国无产阶级要跨越“卡夫丁峡谷”除了资本这个破坏因素和中国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因素以外，我觉得还有几千年的官僚制度的破坏因素。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对这种破坏因素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卷第七十页）。　　

   一，中国的官僚政治是怎样产生的？中国专制政体官僚制度的产生，第一，以水来说明。把治水或讲求水利与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关联起来。第二，以“外敌”来说明。马扎亚尔认为“这个官僚制度，是因为实行密度灌溉经济的必要，指导这经济的必要，和一方面组织抵抗游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游牧人为农夫的必要而产生的”。第三，以士的创造力量来说明。　吴保安　君的意见“君主集权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来帮助他，这些人便是士”。王亚南认为，以上只是次要的原因根本原因是当土地这种自然力，这种在当时的基本生产手段，以任何方式被把握在另一部分人手中的时候，需要利用土地来从事劳动的农奴或农民，就得依照其对土地要求的程度，与土地所有者——领主或地主——结成一种隶属的关系，把他们全部的剩余劳动，乃至一部分必要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用贡纳、地租、赋税或用其他名义提供给土地占有者。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他以那种控制和占有表现其经济权力；他以如何去成就那种控制和占有的实现表现其政治权力。但无论是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离开了他的官僚机构和官僚系统，都将变成空无所有的抽象。于是，整个政治权力，结局也即是整个经济权力，如何分配于全体官僚之间始得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就成为官僚头目或最大地主们所苦心焦虑的问题了。　　

  二，中国官僚政治的三个特征：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　　

  延续性：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却是一个事实。那个历史阶段是由官吏支配农民，是施行官僚政治。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政治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则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养成的。二千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施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力的转移。　　

   包容性：首先，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而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这显然是专制—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同时却又成为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的原因。再次，我们得讲到比较狭义上的诸文化事象。中国文化中的这每一个因素，好像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  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了。要之，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那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施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且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贯彻性：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为实现那种政治理想的补充物。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布衣可以为卿相”，卿相亦可以变为布衣的事例，并不会把官吏与农民间的社会鸿沟填平。而“从古如斯”的政治局面，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期然而然地把既成的社会事象视为当然，而不论它们是如何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何为稍有现代政治意识与人类同情心的人所不忍闻和不忍见。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收拾残局，重整山河；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三，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杠杆：第一，两税制（田税和人头税）。第二，科举制　　

  当统治阶级中贵族官僚化的成分加重，乃与全部赋税逐渐集中到中央的事实相照应。就被支配阶级的农民说，究是把赋役直接贡献到专制君主于他们有利，抑是以私属的名义，把赋役贡献给强豪于他们有利，他们似乎很不易抉择，因为他们始终就不曾由任一统治方式得到负担比较轻松的好处。可是，在支配阶级方面，那种转变，就关系很大了：门阀或强豪对赋税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央经济权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离心局面的造成。在门阀或豪强越来越和皇帝对立的时候，皇权对这些新历史课题，也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很适当的处理办法的，而是经过了不少的尝试努力，才为自己，也为了此后其他各专制王朝，在经济上提出了两税制，在思想训练与仕途控制上提出了科举制，而在对内对外的武力上提出了府兵制。这三方面的体制。　　

   中国官僚政治在中世分立局面以后的高度发展，在田制税法影响官僚内部经济利益的分配，而经济利益的分配，又影响仕途控制或拔用人材、造就人材的限内，既然田制税法方面已不能维持均田制租庸调法，而采行了以资产为课税对象的两税法，由是而有“丁随粮行”的一条鞭法，乃至“永不加赋”的“丁银摊入地粮”法，那末，在用人方面，也就显然不能再袭用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法或九品官人法。每种新的经济体制，是须得有种能与其作有机适应的社会制度来配合的。由隋唐开创的科举制，正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分别呈现的新事态所形成的结果。　　

   开科取士体制，至唐始大臻完备；而我们在此所当注意的，倒不是它分科规定的如何详密，而是它对于官僚政治有如何的补强作用。考试大别为学馆生徒试，乡员试和诏试，除后者为间一举行者外，其余两者为取士重要途径，而整个科举制对于官僚政治所曲尽的功能，亦存于此两者之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科举限制愈严，竞争愈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愈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愈易卑躬屈节表示忠诚。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　　

四，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中国士宦的政治生活与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殊联系，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延续，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混财，那就会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四，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是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官僚或士宦的政治经济生活形态，已充分地从相反的方面显示出其对极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形态的轮廓。中国传统的官僚生活，既如前篇所述，把经营商业、高利贷业及地产业作为其并非不雅驯，且并非不合法的勾当；而由是在许多场合，甚至视贪污为“当然”，于是，在其对极，农民方面，就不可能把他们的生活形态拘束在欧洲中世及其以后相当长期间的农奴生活形态上。换言之，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由中国官僚封建社会形态限定它具有较包容得多，较复杂得多的内容。　　

中国的农民是以具有极坚强的忍耐性见称的。然而，他们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再再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农民“小人”确实是“学道则易使也”！可是，正惟他们不是天生的“易使”，而是“学道”则“易使”，所以，一旦当做“道”来范围他们的社会组织、伦理教义、政治权力发生破绽，他们即使谈不上什么政治自觉，也将因所受社会经济压迫剥削的过火，而使他们的极度忍耐见机突发为不可抑制的反抗。　　

 以上简单地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对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破坏作用作了介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为了坑害人民。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后，为了消灭这种官僚政治，还不得不采取旧的官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继续采取郡县制、继续采取国家、省、地、县、乡、村这种组织形式、继续采取税收供养官僚制度、继续采取上级委派制度、高考制度等等。但是毛泽东从革命的时候起就和官僚制度作无情的斗争，在革命中官兵一致，在解放以后取消军衔制，一切干部都要参加劳动，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时刻利用整风运动清除官僚主义作风，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工资和工人的一样多、取消高考制度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消灭官僚政治服务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业集体所有制，工业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在全国人民既是生产的主人，也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的主人这个基础上的。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被抛弃，工业全民所有制变成私人资本家所有制，全国劳动者变成雇佣劳动者，生产变成发财致富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王亚南揭示的中国官僚政治全面的恢复了。比起几千年的官僚政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每个中国人民都能亲身体会到的事实！　　

劳动者　2011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