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行易知难”给我们的启示

孙中山“行易知难”给我们的启示　　

——探讨孙中山主义（15）　　

    孙中山认为中国能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但是，人们却认为孙中山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这些人错在哪里呢？孙中山认为这些思想来自“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　　

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为了打破这种顽疾，要把“知易行难”改为“行易知难”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为了论证“行易知难”孙中山从十个方面进行说明。　　

　　 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乃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也，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于是以予构思所得之十事，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以供学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 　　

第一，以饮食为证。　　

   夫饮食者，至寻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类、物类皆能行之，婴孩一出母胎则能之，雏鸡一脱蛋壳则能之，无待于教者也。然吾人试以饮食一事，反躬自问，究能知其底蕴者乎？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来亦尚未能穷其究竟者也。人身之奥妙，尚非人类今日知识所能穷也。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人之生活以温饱为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为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为用之于燃料，一二成乃用之于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为煖体，是犹人之升火以御寒；二为工作，是犹工厂之烧煤以发力也。是以作工之人，需燃料多而食量大；不作工之人，需燃料少，食量亦少。倘食物足以供身内之燃料而有余，而其所余者乃化成脂肪而蓄之体内，以备不时之需。倘不足以供身内之燃料，则生元必取身内所蓄之脂肪，以供燃料；脂肪既尽，则取及肌肉。故饮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者此也。材料乃生元之供养料及身体之建筑料，材料若有多余，则悉化为燃料，而不蓄留于体内。虽然，饮食之物审择精矣，而其分量亦适合乎身体之需要矣，而于饮食之奥义，犹未能谓为知也。饮食入口之后，作如何变化？及既消化之，而由肠胃收吸入血之后，又如何变化？其奥妙，比之未入口之物品更为难知也。惟食物既入血之后，尚多种种之变化，此非专从事于生理学者则不能知之；而虽从事于生理学者，亦不能尽知之也。此饮食之事之关于体内之组织者，为天然之性，吾人本属难知；则就饮食之未入人身之前之各种问题，如粮食之生产、粮食之运输、粮食之分配及饥馑之防备等问题纯属人为者，亦正不易知之也。括而言之，食物入口之后，其消化工夫、收吸工夫、淘汰工夫、建筑工夫、燃烧工夫，种种作为，谁实为之？由此观之，身内饮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终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货问题，人人习之，而全国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证明行之非艰，知之实惟艰也。或曰：“饮食之事，乃天性使然，故有终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至于其他人为之事，则非可与此同日而语也。”　　

   第二，以用钱为证　　

   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视为自然，惟知有钱用，则事事如意，左右逢源；无钱用则万般棘手，进退维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钱是求，惟钱是赖矣。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裁制；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于钱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钱也，又如此其惯熟。然则钱究为何物？究属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几人乎？吾今欲与读者先从金钱之为物而研究之。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独具此万能之作用也？曰：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吾今欲与读者再从金钱之为用而研究之。按今日未开化之种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于深山穷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风气与吾古籍所记载世质民淳者相若。其稍开化者，则居于河流原野之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利便，于是部落与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证古，可知古代未开化之时，其人无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足以自给，无待外求者也。及其稍开化也，则无不从事于交易，虽守古如许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实为买卖之导线也。或曰：“交易与买卖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货易货也；买卖者，以钱易货也。未有金钱之前，则其便利于人类之交易者，无过于日中为市矣。故曰：日中为市者，金钱之先河也。考中国钱币之兴，当在神农日中为市之后，而至于成周，则文物之盛已称大备矣。前后不过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为我国后代所不及，此实为钱币发生后之一大进步也。由此观之，钱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类自有钱币之后，乃能由野蛮一跃而进文明也。钱币发生数千年而后，乃始有近代机器之发明。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金钱之力有所穷，则不期然而然渐流入于用契券以代金钱，而人类且不之觉也。契券之用为何？此非商贾中人，自不能一闻则了解也。世之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由此观之，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钱，而不知钱者也。此足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一证也。　　

　  第三，以作文为证　　　　　　　　　　　　　　　

中国数千年来，以文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贼海盗，无不羡仰文艺。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此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也。盖一民族之进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圉，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兹世界无两之巨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夫前章所述机器与钱币之用，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　　

文理为何？即西人之逻辑也。作者于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逻辑者，非以此为适当也，乃以逻辑之施用于文章者，即为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学用于推论特多，故有翻为“论理学”者，有翻为“辨学”者，有翻为“名学”者，皆未得其至当也。夫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中国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为文，诚有如扬雄所云“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者矣。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必待外人输来，而乃始知吾文学向来之缺憾。此足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也。　　

  第四，以七事为证　　

前三章所引以为“知难行易”之证者，其一为饮食，则人类全部行之者；其二为用钱，则人类之文明部分行之者；其三为作文，则文明部分中之士人行之者。此三事也，人类之行之不为不久矣，不为不习矣，然考其实，则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而间有好学深思之士，专从事于研求其理者，每毕生穷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是则行之非艰，而知之实艰，以此三事证之，已成为铁案不移矣。今更举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为证，以观其然否。　　

夫人类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几何年代，而后始有建筑之学。中国则至今犹未有其学。故中国之屋宇多不本于建筑学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而外国今日之屋宇，则无不本于建筑学，先绘图设计，而后从事于建筑，是知而后行者也。由此观之，知之易乎？行之易乎？此建筑事业可为“知难行易”之铁证者四也。据《明史》所载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外国之机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为何如？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造船事业可为铁证者五也。　　

中国最有名之陆地工程者，万里长城也。秦始皇令蒙恬北筑长城，以御匈奴。东起辽沈，西迄临洮，陵山越谷五千余里，工程之大，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今欲效秦始皇而再筑一万里长城，为必不可能之事也。近日欧洲之战场。当德军第一次攻巴黎之失败也，立即反攻为守，为需要所迫，数月之间筑就长壕，由北海之滨至于瑞士山麓，长一千五百余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线各重之防御，每重之工程，有阴沟，有地窖，有甬道，有栈房。工程之巩固繁复，每线每里比较，当过于万里长城之工程也。此万余里之工程，其初并未预定计划，皆要临时随地施工，而其工程之大，成立之速，真所谓鬼斧神工、不可思议者也。此等浩大迅速之工程，倘无事实当前，则言之殊难见信。然欧洲东西两战场合计约有四万里之战壕，今已成为历史之陈迹矣。而专门之工程家，恐亦尚难测其涯略也。由此观之，“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始皇之长城、欧洲之战壕可为铁证者六也。　　

中国更有一浩大工程，可与长城相伯仲者，运河是也。运河南起杭州，贯江苏、山东、直隶三省，经长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长三千余里，为世界第一长之运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于国计民生，有不可胜量也。乃古人则竟有举三千里之长河疏凿而贯通之，若行所无事者，何也？曰：其难不在进行之后，而在筹划之初也。古人无今人之学问知识，凡兴大工、举大事，多不事筹划，只图进行。为需要所迫，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其成功多出于不觉。近代世界新成之运河，不一而足，其最著而为吾国人耳熟能详者，为苏伊士与巴拿马是也。当一千七百九十八年，拿破伦占领埃及，已立意开苏伊士运河，命工师实行测量其地，而结果之报告，为地中海与红海高低之差约二十九英尺，因而停止。而地拉涉氏苦心孤诣，费多年之唇舌，乃得法国资本家及埃及总督之赞助，遂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成立公司，翌年开凿，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告阙成功。英人乃大为震惊。于是英相地士刺厘用千方百计，而收买埃及总督之股票归于英政府，后且将埃及并为英国领土，盖所以保运河以握东西洋之咽喉，而连络印度之交通也。地拉涉开凿苏伊士既告成功之后，声名大著，为世所重，乃更进而提倡开凿巴拿马运河，以联络大西洋与太平洋之交通，而招股集资，咄嗟立办。遂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动工，至八十九年则一败涂地。而地拉涉氏竟至破产被刑，末路穷途，情殊可悯。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半由预算过差，半由疾疫流行，死亡过众，难以施工。乃近年科学进步，始知一切疾疫皆由微生物所致，而巴拿马之黄热疫则由蚊子所传染。其后美国政府决议继续开凿巴拿马运河也，由千九百零四年起，先从事于除灭蚊子，改良卫生。此事既竣，由千九百零七年起始行施工，至千九百十五年则完全告成，而大西洋、太平洋之联络通矣。由此观之，地拉涉氏失败之大原因者，在不知蚊子之为害而忽略之也；美国政府之成功者，在知蚊子之为害而先除灭之也。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中外运河之工程可为铁证者七也。　　

人类之用电气者，以指南针为始也。自指南针用后，人类乃从而注意于研究磁针之指南、磁石之引铁，经千百年之时间，竭无穷之心思学力，而后发明电气之理。乃知电者，无质之物也，其性与光热通，可互相变易者也。其为物弥漫六合，无所不入，无所不包；而其运行于地面也，有一定之方向，自南而北，磁铁受电之感，遂成为南北向之性。今日人类之文明，已进于电气时代矣，从此人之于电，将有不可须臾离者矣。观于通都大邑之地，其用电之事以日加增，点灯也用电，行路也用电，讲话也用电，传信也用电，作工也用电，治病也用电，炊爂也用电，御寒也用电。以后电学更明，则用电之事更多矣。以今日而论，世界用电之人已不为少，然能知电者，有几人乎？学识之难关一过，则其他之进行，有如反掌矣。以用电一事观之，人类毫无电学知识之时，已能用磁针而制罗经，为航海指南之用；而及其电学知识一发达，则本此知识而制出奇奇怪怪层出不穷之电机，以为世界百业之用。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电学可为铁证者八也。　　

近世科学之发达，非一学之造诣，必同时众学皆有进步，互相资助，彼此乃得以发明。与电学最有密切之关系者为化学，倘化学不进步，则电学必难以发达；亦惟有电学之发明，而化学乃能进步也。然为化学之元祖者，即道家之烧炼术也。夫近时化学之进步，可谓登峰造极矣，其神妙固非吾古代烧炼之术可比，则二十年前之化学家亦梦想所不到也。前者之化学，有有机体与无机体之分，今则已无界限之可别，因化学之技术已能使无机体变为有机体矣。又前之所谓元素、所谓元子者，今亦推翻矣。因至镭质发明之后，则知前之所谓元素者，更有元素以成之；元子者，更有元子以成之。从此化学界当另辟一新天地也。然当时吾国工匠之制是物者，并不知物理、化学为何物者也。此“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化学可为铁证者九也。　　

　 进化论乃十九世纪后半期，达文氏之《物种来由》出现而后始大发明者也，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然而古今来聪明睿知之士，欲穷天地万物何由而成者众矣，而卒莫能知其道也。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而最后之十年又胜已往之百年，如此递推，太平之世当在不远。乃至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此“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进化论可为铁证者十也。　　

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欧美幸而无“知易行难”之说为其文明之障碍，故能由草昧而进文明，由文明而进于科学。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　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夫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而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方今革命造端之始，开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局，又适为科学昌明之时，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予于是乎不得不彻底详辟，欲使后知后觉者了然于向来之迷误，而翻然改图，不再为似是而非之说以惑世，而阻挠吾林林总总之实行家，则建设前途大有希望矣。何谓革命之建设？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　　

   以上孙中山从中国古代的“行难知易”入手，说明这种思维方式，一方面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中国人不愿接受科学知识的阻力。现在到了科学发展的时代，一切知识（包括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例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工艺、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技术人才等等，但是，绝不包括资本主义的赚钱的旧的生产方式）都是不容易学习得到的，但是，科学知识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只有掌握科学知识，中国人才能够自立于世界之林，中国人才能够不被外国资本主义的欺负。孙中山用十件事实证明：现在中国人要抛弃“行难知易”的旧的思维方式，要树立“行易知难”的思维方式。　　

   就拿现在来说，中国人很容易地不仅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用到我们的生产中去。而且也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容易地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生产中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生活中无法克服的弊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中国人并不知道资本到底是什么？由此可见，“行”是很容易的，“知”是很难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的知识。这些关于资本主义的“知”在那里呢？就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知”包括以下的内容：　　

   第一，资本主义是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是彻底分离的必然结果，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第三，资本家的目的除了赚钱就是赚钱，因此，资本家就必然要把一切生产和一切生活都变成赚钱的工具，就必然要把一切社会活动都变成赚钱的活动，就必然要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　　

   第四，资本主义发展的就基本的特征就是，人类的自由的生命活动——劳动、生产活动，变成了在资本家监督下的异化劳动——雇佣劳动。劳动者这种劳动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别人劳动。　　

   第五，雇佣劳动就是工资劳动，当劳动者为工资而劳动的时候，不仅生产了工资价值，而且无偿生产了超过工资价值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仅构成了全部资本的内容，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激烈竞争的前提条件。　　

   第六，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自然就要产生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中自然就要产生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中自然就要产生劳动者失业、没有钱、没有生活资料的悲惨的境界。　　

如此等等的资本主义的“知”人们不去了解，不去认识，而是简单地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形式去“行”。这样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比孙中山所论述的“中国快要灭亡了”的事实更加厉害！　　

    所以，中国人民重要的不是“行”不是盲目地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解决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最最重要的是认识资本主义的“知”，这个资本主义的“知”实在是最难的！　　

   这就是孙中山的“行易知难”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劳动者2011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