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官僚政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跨越“卡夫丁峡谷”启示（15）　　

   近几个月来我不厌其烦地探讨了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李约瑟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理论。其目的是证明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形态是亚细亚所有制！现在人们大多接受的是几千年中国是封建社会，因此，不理解亚细亚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认为我的探讨是美化封建社会，是想让中国人民回到封建社会。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马克思、李约瑟之所以肯定中国国古代的社会是亚细亚所有制，是因为它是历史的事实，马克思、李约瑟的理论不过是对这个事实的科学的阐述。历史的事实是铁板上钉钉永远不可改变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争论，不应该从理论出发，而应该从事实出发。应该用历史的事实证明马克思、李约瑟的理论是否正确，而不是简单采取否定的态度。如果你能用铁的事实证明马克思、李约瑟的古代亚细亚所有制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你就是为中国人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夏朝和商超，是奴隶社会，这一点几乎没人反对。中国的周朝是封建社会，这一点都是公认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封建贵族和农奴是对立的阶级，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中“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这种斗争表现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剥夺了封建贵族的土地所有制，实行的是皇帝一统天下的郡县制。这种郡县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全国的土地归皇帝所有，也就是归国家所有，也就是公有。全国农民都固定在村社组织中，这种村社组织一直延续到今天。马克思、李约瑟到把这种村社组织看作是由村长和族长共同管理的自治的生产组织。这种村社自治的生产组织不仅为农民自己生产生活资料，而且为社会、为国家生产生活资料。这种自治的生产组织和皇帝的关系是，皇帝是全国的大管家负责水利事业和公共事业，而村社组织生产的产品，一方面供村民自己消费，另一方面为皇帝提供贡税和劳动力，从而维持皇帝家国的生存。而这种自治的生产组织正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的古典形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马克思、李约瑟把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叫做亚细亚所有制。　　

   问题是，皇帝一个人甚至包括皇族，是无法管理全国的生产和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就需要一部分人代表皇帝实施管理。这就是著名的官僚制度。这种官僚制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全国的村社组织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主要是收取贡税，摊派劳动力，自然也包括防止农民造反。这种官僚制度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村社组织中，一般来说，大多数是以族群繁衍下来的。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家庭不是实行长子继承权，而是平均继承权（以男子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是很难实现的。（这里必须说明，到了1840年以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加之村社中族群的势力越来越消退，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出现大地主，并因此造成了大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从而造成了中国革命的动因。毛泽东紧紧抓住的就是这种阶级矛盾和斗争，并发动农民革命取得了无产阶级的胜利。）　　

现在要问：在几千年的亚细亚所有制和村社的自治组织中，阶级矛盾是如何表现的呢？马克思、李约瑟都认为，和中国农民对立的是皇权，天高皇帝远，农民并不是直接的和皇帝打交道，而是和皇帝派来的官僚打交道。所以，和中国农民对立的是官僚。这个官僚就是皇帝经过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因为官僚不是固定不变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是流动的，所以官僚只能看作是一个阶层，不能看做是一个阶级，虽然它代表皇帝行使职权，但是他的经济基础是变动的，不像封建贵族那样世世代代相传的，有官就有经济基础，没有官就没有经济基础。同时他是受皇帝控制的，皇帝用他就是官僚，不用他就不是官僚。正如李约瑟说的，只要他的家族不再产生官僚，那么就消失了。由此可见，中国几千年来阶级矛盾只能表现在农民阶级和皇帝家族的矛盾。至于村社中的大地主由于受到家族势力的影响，不可能像贵族那样世代相传，而只暂时的现象。所以，如果把几千年的历史看做封建社会，那么几千年的村社组织中应该存在像西欧那样的古堡建筑，可是中国很少见到。与此同时，如果存在封建贵族，那么，农民必然要变成农奴，必然要出现农民和土地的分离的情况，可是事实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村社中的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由此可以证明中国农民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变成游民。这也就是亚细亚所有制的基本特征。　　

以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亚细亚所有制就是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既排斥商品生产，又阻止资本主义的产生。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原因。　　

现在要问，在几千年的亚细亚所有制社会中，中国社会的矛盾表现在哪里呢？（这里要说明，在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表现在中国农民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即中国的大地主和外国资本家的矛盾，列宁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中国人民和官僚政治的矛盾。　　

几千年来，皇帝利用官僚治理国家，直接和农民打交道。正如李约瑟说的由于“提取回扣”这个原因，造成了官僚阶层和农民的矛盾。造成了梁山英雄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事实。提取回扣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说，亚细亚所有制是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形态，那么，官僚政治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亚细亚所有制对中国农民来说是有利的，也就是对中国被统治阶级是有利的。而官僚政治对皇帝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来说是有利的。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皇帝官僚政治的历史，因为官僚大都是由中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所以知识分子所写的一切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都是记录统治阶级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而劳动人民的历史则表现为劳动的历史，表现为生产的历史。这个历史被马克思被李约瑟表述出来了。可是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却很少看到。所以为了理解中国几千年的亚细亚所有制，就要理解中国的官僚政治的情况。关于官僚政治的情况，我认为王亚南同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进行了表述。王亚南同志是在解放前出版这本书，主要内容是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情况和国民党时期的官僚政治情况。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认识到历史上的官僚政治是如何沿袭下来的，也可以认识到直到今天的官僚政治的残渣余孽，甚至可以认识到旧的官僚政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形态。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研究课题。为了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我对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进行了摘抄。现发表如下：　　

      劳动者　2011年9月16日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摘要　　

一九四三年，英　国李约瑟　教授他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我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　　

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冲动。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在我们今日看来，官僚政治一般已成为过了时的落后的东西，但在以往，它确曾在历史上伴随着其他社会体制扮演过进步的角色；而中国官僚体制比一般较早的出现，无妨看为是中国社会早先比较进步的一个政治特征。曾是进步的东西，现在成为退步的象征；官僚政治，在中国当前社会改造的实践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封建剥削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商工市民阶级不易抬头问题，新旧官僚政治的差异问题，中国民主政治与土地改革的必然关联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唯物史观的系统说明中，都直接间接地要联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并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今后历史的发展道路。　　

第一篇    论所谓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确曾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做例行公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三卷第七十页）。在民主政治下，对于官吏的任用，如采行所谓分赃制（美国以前官吏进退，随政党为转移，故称此种官制为分赃制），则因交代频繁，极易造成互不负责的脱节现象；如采行专家制，重视官吏专门经验，则又因他们长期专司其职，往往造成特殊积习，容易伴生种种官场流弊。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在此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当做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官僚政治，宁是重视它的社会的方面。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真正的官僚政治，当做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就欧洲说，却只允许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乃至十九世纪初的那一个历史阶段存在。　　

那是一个什么历史阶段呢？就政治史上说，那是由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在那个过渡阶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态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却是在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做这种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不产生官僚政治的情况：在欧洲，希腊的奴隶国家、罗马共和国并没有形成与它相配适的官僚政治。其中原因，由于专制主义是东方的产物，西方人气质与此不合。中世纪的封建王国，是由僧侣、贵族行使统治的，它是教会，同时又是国家。每一个单位，差不多都形成为一个准独立的政治体，它的属地或地产，不受国王管辖；大小贵族或僧侣却分别担任着治理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自然是无法产生的。　　

到了中世纪末期，在上述的封建基地上逐渐成长起了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国家在开始时都采取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反对诸侯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国王（或最大的诸侯）把以前分别把持在贵族、僧侣手中的赋税、战争、公益、裁判等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了。可是对于这些方面的政务，他不能样样自己去做，特别在领土扩大的场合，他就更非委托或命令一批人去做不可了。这样，“专制君主政体就把关于行政事务的立法权集中在国王手里，并由他发给官吏的命令，变成行政法或公法的来源。”（克拉勃）在这种情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所以，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大批官僚究是从何突然产生的呢？官僚政治下的官僚是贵族的转形物。就英国来说，“资产阶级还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金钱去豢养一个供装饰用的有闲阶级。”（恩格斯）再看法国，法国的封建势力，是经过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才予以彻底廓清的。大革命前的那个专制主义统治阶段，当时贵族计分三类，即宫廷贵族、职官贵族和乡村贵族。朝政大体是由宫廷贵族治理，中下级官吏是由职官贵族充当。在第三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了国家，但只有三年之久；资产阶级的无能，带来了第二帝国。　　

到了过渡的专制政体下，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再进一步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态下，他们又不是国王或专制君主的仆役，而是通过宪法、通过选举、通过国会，变为人民、至少是变为商工市民阶级的公仆或政治的雇佣者了。这种政治权力的推移与变化，在它后面，存在着一种社会经济实质的转变。在封建贵族政治末期逐渐成长起来的流通经济或商业资本，原要求伸张王权、统一币制税权，要求打破前此各自为政、各求自给的分立局面。因此，对应着专制政治的经济形态，就是商业资本，就是重商政策。商工业经济，到了一定限度就感到专制主义对于它的束缚与妨碍，它的逐渐伸展起来的实力，更一步步地迫使专制主义者向它就范、向它寻求妥协的途径。到了这种场合，知趣点与它讲求妥协的，就出现了像英国型的“光荣革命”，不知趣不肯与它讲求妥协的，就出现了法国型的大革命。但不论革命的方式如何，其结果大体总不外伸张民权或市民权而剥夺王权，使国会成为法律的主权者，使人民或选举团体成为政治的主权者。这样一来，官僚或一般行政人员就要完全改变他们的性能，他们不再对国王负责，不再把国王的言语看做命令，他们要对国会、对人民负责了。“国会逐渐达到支配行政官吏的要求。法律不成为官吏权能的限制，而成为他们权能的基础了。”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变化一经形成，国家的政治权力就不是全把握在官僚手里，官僚也不可能任意侵夺普通公民的权力。 　　

第二篇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英国从一五零零年起就已确实变为一个民族的君主国家。它的旧时封建体制已经在开始崩溃，君权在开始扩张，过渡性的专制政体在开始形成。在完成这种事业当中，国王“在他的王国内力求争取一个地位，替他的全体臣民立法并由他自己的官吏直接对臣民施行法律。”这就是说，立法权是国王的，行政权却全落到官僚手中了，官僚政治就这样起了配合专制政体的要求。　　

  此后，“新的土地贵族，又和新的财阀，刚刚孵生出来的大金融业者和当时还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制造业者，是自然的盟友”，他们自一六八九年成就了“光荣革命”这一政治买卖以后，就在国家的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确立起他们的支配权，对于国有地，对于对外贸易公司，对于信用机关，通能“协作地”从事掠夺和僭有。“英国的资产阶级和瑞典的市民在处理自己的利益时是做得一样正确。”  （马克思）英国的专制政体与其配合物的官僚政治，是由它的国民经济顺利成长，和它的资产阶级的指导原则被明快地发现出来之后，就逐渐收场的。　　

  法国的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与英国比较，是会给人以更强烈得多的印象的。在整个十七世纪中，一系列专制君主，都分别配上了一系列专擅的总理大臣。这些总理大臣，他们在维护王权之余，却一致地在这样期许自己：“余即国王”。他们分别把持朝政，为了集中权力，如像黎塞留，曾把全国分划为若干监察使区，委派监察使监督各区内国家赋税的征收、地方警察或宪兵的组织、命令的实行、以及裁判所的处理等。这些监察使只对黎塞留负责，他们因为具有赋税、警察和裁判的无限权力，后来法国有名的所谓“三十个　暴　君”，一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变成的。法国官僚系统为了剪除旧来贵族给予他们的政治阻碍，在路易十四时代就设计出了一个让贵族自行糜烂、自行腐化的奢侈豪华的凡尔赛宫。贵族阶级的政治阻力虽由此减弱了，可是法国整个国民经济却由于此种浪费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一直到革命以前，贵族、地主在自己手中，仍保有法庭及一切与之相关联的警察职能。法官的职权，是领主赋予的。法官自己是依靠捐税、贿赂和罚款来维持生活的。”“十二世纪至十八世纪间，在法国与世袭贵族并存的，还有一种法官贵族即官僚贵族，他们之所以获得这种称呼是用金钱买来的。　　

英国议会除了极少的场合，自始至终都采取限制王权的步骤。法国贵族可以用金钱购买，议员也可以用金钱购买，他们把贵族、议员的头衔一买到手，就想以拥护统治特权、反对任何改革来一本万利地收回其所支付了的代价。极有启迪警觉性的伟大启蒙运动并不足以清除这般贵族官僚的昏顽，到头来只有让大革命去作无情的清算了。　　

由上面的例解，我们不仅明瞭：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还知道：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要混合着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而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　　

美国的官僚政治。在美国尚未出现以前的美洲，“北方和南方一样，盗取为一切时期的官吏的本来职务。十七、十八世纪半官的大营业社为营利欺诈的园地；恰和殖民地区域的行政一样，辽远省份的行政，不常委诸最切实和最忠诚的人，总督大都对自己的僚属树起先例来，借欺诈和压制聚敛财富。”有人根据此点，说美国后来的官制，其所以采取所谓大家都有机会参政的短期轮换的分赃制，就是鉴于殖民地时代的英国官吏过于腐败、专擅，想借此来限制官吏的不法活动。但美国官吏不法活动的受到限制，或者，当做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在美国的不易出现，却有它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市民的民主政治在美国比较能实行得彻底。即“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而且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马克思）　　

美国如其一步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或独占资本垄断之路，它的政治将不可避免的要极权化、官僚主义化。当然，今日美国的政治，距离这种法西斯统治还远，但它的独占集团在战后通过其豢养的政党所施行的一些反民主、反自由的措置，已使世界有识人士担心美国正在向着法西斯统治前进中。　　

第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　　

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诸特殊表象。1，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2，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3，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这是我们要分别在下面予以详细说明的。　　

   专制政体不存在，当做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　　

在春秋之世，那时的政治支配者主要是贵族。他们享有世禄，因此为他们所支配的生产人民，就不是形式上的自由农民，而只是农奴。到了战国之世，一切改观了，在诸侯长期混战过程中，封建贵族的政治支配权，逐渐转移到封建官僚手中了。中国历史载籍是用“政逮于大夫”，“陪官执国命”，“布衣为卿相”一类笼统文句来描述此种转变。这些培养起来的封建官僚不但成了专制政体实行的准备条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专制政体实现的推动力，如史载“缪公求士……并国十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史记》李斯传）　　

秦得“策士”、“处士”或封建官僚之助而成就一统大业，实现专制的官僚的政治局面。后来继起的其他各朝代的开基创业，虽然同样要取得前朝末期的士大夫或失意的政客和策士们的匡助，但其间有一根本不同之点，即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政治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则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养成的。二千年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时又表现为各王朝专制君主通过他们的文武官吏对农民施行剥削榨取的支配权力的转移。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再配合以官僚统治的不绝“再生产”，同是政治形态的重复，在有些人看来是“循环”  。而在其他较深刻的历史学家看来则是“没有时间”，“没有历史”（如黑格尔）　　

与外国官僚政治相比较，中国官僚政治其所以能显出包容性的特性，就因中国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象和体制。首先，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是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在西方是法治社会，而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 这显然是专制—官僚政治实行的结果，但同时却又成为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和活动范围的原因。再次，我们得讲到比较狭义上的诸文化事象。如学术、思想、教育等等方面。在欧洲，启蒙运动是主张自由，强调人权，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官僚政治的。相反，中国文化中的这每一个因素，好像是专门为了专制官僚统治特制的一样，在几千年的专制时代中，仿佛与官僚政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  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了。　　

要之，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那种限度内虽为官僚政治施行的结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动力。它们不但从外部给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响，甚且变为官僚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　　

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在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民固不必说，就是自认为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很少有人想超脱到这种政治形态以外去。他们好像从来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如其说有，那也不是属于未来的，而是属于过去的。“克明竣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至“协和万邦”的空洞词句，被翻译增饰为“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这样好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形态，应当只有站在统治地位或帮忙统治阶级的人才特别欣赏，而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一般人民，该是如何想法呢？这些政治由圣贤讲得那样“高深”，下民如何体会得到；讲得那样“崇高”，下民且无体会之必要。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为实现那种政治理想的补充物。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农民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受到统治者为他们编制的一套有利于统治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期待无非是沿着“贤人政治”的线索，希望出现“真明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爷”。 而现实，往往总是给他们那种期望以无情的打击，除了严刑峻法会教他们恭顺外，还有纲常教化以及其他与“治道”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习惯，乃至命运哲学都可以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结果，“　明　君贤臣”的政治场面，固然要“顺民”维持，而“　暴　君污吏”的政治场面，尤须“顺民”忍耐。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力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价的。　　

不仅如此，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布衣可以为卿相”，卿相亦可以变为布衣的事例，并不会把官吏与农民间的社会鸿沟填平。而“从古如斯”的政治局面，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期然而然地把既成的社会事象视为当然，而不论它们是如何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何为稍有现代政治意识与人类同情心的人所不忍闻和不忍见。　　

懂得了这些道理，才会明白欧洲人的气质，为什么像是不适宜于专制主义政治，而我们中国人的气质，又为什么像是特别适宜于专制主义政治。　　

然而，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收拾残局，重整山河；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政治上的实利主义与历史惰性，锢蔽了他们，使他们不能相信任固有的社会政治形态以外，还有什么理想。　　

第四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以上所论述的中国官僚政治的诸般特异性，在我们一般旧历史学家的眼中，都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在他们的笔下，且都被涂上了好看的玫瑰色。一切与此“精华”、与此“玫瑰色”不大调和的称谓，就被断然拒绝。“官僚政治”是从外国输入的名称，固不必说，就是一向公认为“吾家宝物”的“专制政体”，也不被接受了。　　

  为了认识这种歪曲，必须弄清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之社会经济基础　　

秦汉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应理解为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认定中国秦汉以来直至现代以前的政治支配形态是专制的、官僚的，如其同时又不承认这个历史阶段是过渡性的，于是，比照一般的讲法，就得对中国专制政体官僚制度的产生，提出一些异乎一般的说明来。第一，以水来说明。把治水或讲求水利与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关联起来，但是，把原有的事实强调得太过火，这就是错误。第二，以“外敌”来说明。第三，以士的创造力量来说明。总之，水利也好，外敌也好，士的创造力也好，也许分别在某种限度对促成中国专制官僚政治有所帮助，但中国初期封建的解体，或官僚政治的实现，不但不能由这任一动因解释，且也不能由它们三方面连同得到解释。极而言之，它们不过是在更基本的动因上演着副次作用罢了。　　

至多不过是在政治上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在经济上把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封建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封建形态。封建的形态是改变了，其本质还存在着。中国周代封建天子，把他治下的领土与领民，除自己直接支配外，其余都分归其子弟或功臣；其子弟或功臣，又按照其阶位，把它由封建得来的领土与领民，除了自己直接支配外，再分封其属下。都依着土地的占有形式，而寄生于农奴的劳动生产剩余上面。秦始皇及其以后的许多专制王朝，不把领土领民交于其诸子功臣治理（汉代在初期亦曾分封诸子功臣，但不仅所行范围甚狭，且在景武之世已逐渐消除了），而是大权独揽，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此似与周代大有区别。但问题不在于对领土领民以何种方式支配，而在于支配领土领民的所谓支配阶级究是寄生于哪种形态的生产上面。周代对其领内可以榨取的农奴劳动剩余，直接让诸子功臣分别自己处理；而秦代及其以后王朝的帝王，则把那些形式上较自由的农奴或农民的劳动剩余主要以赋税形式收归己有，然后再由俸给的形式，“以公赋税重赏赐之”。可见秦及其以后的官僚主义的专制机构，与周代的封建机构，同是寄生于农奴生产形态上面。要之，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而我们也是容易由秦代专制官僚政治实现的过程来明确予以证实的。　　

“秦则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  “废井田，开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所有这几项改革措施都在破坏世禄、世官、世业的秩序：凡有功者可以获得爵位与土地；凡耕作努力者可以获得私有土地或更多土地；土地收入以赋税方式归于上。这些措施都为私有土地的地主经济奠立根基。可是，所有这些措施并非由　秦国　君臣所独创。经济政治大权集中于一身，他就有无上的富、无上的贵、无上的尊严，“朕即国家”；他的命令就成为制、成为诏了；而分受其治权的大小官僚，就得仰承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了。这一切都说明，专制的官僚的政体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基础之上。　　

第五篇    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一般的讲，欧洲的专制官僚政治是产生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或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　　

反观到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我们那些专制君主与官僚们的社会性格或其阶级关系，仿佛愈研究就愈像不可捉摸。贵族政治是建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领主经济在周末乃至秦代解体了，此后贵族阶级就失掉了社会的存在基础。“除了帝主的尊严之外，中国臣民可说没有身份，没有贵族。惟有皇室诸子和公卿儿孙享有一种非由于门阀而宁是由于地位关系的特权。其余则人人一律平等，而惟有才能胜任者得为行政官吏。”（黑格尔）“在中国组织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传统阶级。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在欧洲是没有见过的，叫做士大夫阶级。”（瓦尔加）“士大夫是超阶级的，超出生产组织各阶级之外，自有其特殊利益。”（陶希圣）这种种高见的发生，是因为把封建制的本质看漏，拘泥于政治的表象，以为中国古代领主贵族政治解体了，封建制度也就随之消灭。而不知道封建制度的存废，最基本的要看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否还是寄生在对于农奴或形式上自由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生产物的剥削上。　　

中国帝王的政治经济权力，一方面使他扮演为地主的大头目；另一方面又扮演为官僚的大头目，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疑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　　

秦汉以后，历代开　国　君主莫不苦心焦虑于权利的适当分配的问题，为人君的对于他的臣下这样放心不下，睡不着觉，表面上好像只是显示君臣间的利害矛盾，所以，一个帝王，如其不是阿斗一流的昏庸人物一切听任宵小摆布，便要把底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僚，甚至正待加入官僚阵营的士子，都统治安排得对他服服帖帖，而相互之间又能保持相当的和谐，那也就够他头痛了。一个有心计或者有远见的帝王，乃至帮同帝王主持朝政或实际把握政权的官僚头目们，对于政务的控行，总不能不有以下几种考虑。第一，该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第二，该如何使各方面各部门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任一方面任一部门势力的突出，就将视为是贾谊《治安策》中所谓“大抵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祸害。第三，该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之优异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志望参加那种统治。大体而论，官制包括三个门类：其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其二是官吏权责的分划；其三是官吏任用的程序。汉及其以后许多朝代，除了依据等第外，重高官而薄于小吏，厚京官而薄于外放，殆皆成为一般通则。用意所在，是昭然若揭的。　　

   关于官吏的任用，在官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且直接影响到官吏的职掌和权责。秦代相沿有三个举官方法：一是荐举，一是辟除，一是征召，无论荐举也好，辟除也好，征召也好，都得有个标准。财产、德行、学问、能力，曾在当时分别当做诠衡标准。几经汉代君臣的揣摩与深思远虑，作为人才鉴别准绳的儒家学说被崇尚了，其后中经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开其端绪的科举制，鉴别的有效方法亦被发现了。　　

第六篇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汉初历史证明在统治的过程中，功臣靠不住，外戚靠不住，宗亲也靠不住，该如何才能使此大一统的局面，好好维持下去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尊重儒术建议，于是孔子学说乃开始定为正统。百家之言中为什么独选中了孔学呢？“封建社会重阶级名分，君权国家重一尊威权：老子主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创兼爱，重平等，尚贤任能，尤不便于专制。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　巩固　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帝王驭民之策，殆莫善于此，狡猾者遂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苏渊雷）　　

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有以下内容：（一）天道观念。（二）大一统观念；（三）纲常教义。儒家不言鬼，不言神，却昌言“天”。“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替天行道”。可是替天行道的事过于繁重，天子一个人做不了，要大大小小的官吏在一种政治组织下来代他或帮同他处理。这就形成了官僚体制。就大一统主义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所梦想恢复的大一统，原不过是西周那种只在形式上表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贵族政治秩序，可是专制的官僚的统治，却正好需要这种“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学说来支持其中央集权的政治独占局面。就纲常教义来说，纲常之教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的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顺。把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通过家庭，通过族姓关系，叫为人父的，为人夫的，为人族长、家长的去分别承担。在社会上，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到处存在的，亦就因此之故，政治统治的功用，就无形渗透进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间的毛细孔。“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荀子》王制篇）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教义，就成功为“三位一体”了。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第七篇    官僚贵族化与门阀　　

在中国专制官僚社会，它的官僚，它的士族，愈来愈带有贵族的品质。“学而优则仕”，不是生成的而是做成的，后者不能靠血统、家世取得统治地位，而必须多少具备当时官制所需要的某种学识、能力或治绩。在专制官僚统治下，作为官僚大头目的帝王，除了王朝的开基者以外，通常是依着血统，依着“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法而行使统治的。头等以下的官僚乃至士族的贵族化呈现为下列过程：第一，皇族拉着大官僚贵族化，大贵族又拉着中小官僚贵族化，任何开明的专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的。　第二，具有浓厚原始性的氏族制，便与专制官僚统治一同千古，而在宗法社会组织下，一个人的荣华富贵不仅被理解为“宗族交游光宠”，且确实要为宗族交游所共享共荣的。第三，作为中国官僚社会选贤任能的“贤”“能”程度，一般是用士子对于孔家学说的修养或实践来测度的。作为取士、评骘人才，乃至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官僚政治理想的所谓学问或知识，竟反而变为造出特殊身分的武器。第四，秦汉乃至以后的历代王朝，迄未忘记把“普天之下”的一部分土地，赐封其亲故。除此之外，厚禄与高官总是相连的，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结局，做官总有机会发财，有官斯有财，有财斯有土，有土斯有社会势力和身分，而这又反过来变成为知识独占的前提。　　

  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　　

就统治者内部来说，在一方面是围绕物质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田制税法的变革，在另一方面是围绕着精神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科举制的采行，而这两方面的大成就，就是中国古典封建专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由唐代以至清代中叶，是中国官僚社会向着更高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在那种社会中，田制税法不但体现着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剥削榨取深度，同时也体现着支配阶级内部对于那种榨取物分配的实况。唐代租税体制是代有变迁的，到了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始在中国后期官僚政治史上，展开一个新的篇章。　　

   田制税法所反映出来的官僚阶层内部的倾轧，在汉代已表现得很明白。在威福已经分于豪强的魏晋及其他诸王朝，为了招收流亡，垦辟战乱之余的荒野，曾分别由政府统制土地分配的种种田制税法，如曹魏的屯田制、晋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隋唐的均田制均寓有向豪强争夺土地、劳力的深意。均田制是在豪右占有以外的荒瘠地面上，依劳动生产力的大小配给以可能耕垦的土地数量，而由是获取可能提供的赋税定额的田制和税法，所以，除一定的永业田而外，授田的主体并不限于主男，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奴婢乃至耕牛，都在其例。这种半徭役性的田制税法，虽然是唐代专制官僚统治的经济基础，且使那种统治的集中力量更形强化，但其施行效果愈大，即经济上土地愈垦辟，人口愈繁多，生产物愈富有，就会愈益显示它不大适合那种统一的统治形态。在半徭役的均田制的基础上确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统治。均田制及其相伴而行的税法更系统化，并且推行得更彻底。授田的对象不再是男丁、妇女、奴婢、耕牛，而集中在男丁方面，统一多了；其税法，“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条理系统多了；这就是租庸调体制。　　

  随着均田制度及其伴行的租税制的失败，唐代统治者体验到维持统治的最安稳最聪明办法：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这即是代替均田制及其租庸调体制而出现的所谓杨炎两税法。首先，两税法在税制本身上比前此系统化了的租庸调简单多了。此后由明代施行的统征折征混一的“一条鞭法”，及清代简化征收的诸般规定（特别是丁银拨入地粮的办法），显然是两税法简化原理在经济发达环境下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其次，两税法“不问主客，以居者为簿，不问丁中，以贫富为差”的规定，至少在形式上是合乎赋税平等负担的原则的。　　

  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　　

   既然田制税法方面已不能维持均田制租庸调法，而采行了以资产为课税对象的两税法，由是而有“丁随粮行”的一条鞭法，乃至“永不加赋”的“丁银摊入地粮”法，那末，在用人方面，也就显然不能再袭用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法或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制创行于曹魏，乃由秦汉所施行的郡国举荐方式转化而来。汉代选用人材途径，在中央有征召，在相国等机关有辟除，左郡国还得定期举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在整个专制官僚统治上，自然会发生许多不利的影响。首先，在专制官僚社会，原来是用刑赏为维持统治的两大利器。专制帝王对臣下的权威和臣下对于他的服从，完全是靠着这两个把柄。选贤任能是官僚政治的口号，“能者在位，贤者在职”的理想的实现程度，确也能测定那种政治场面的休咎与吉凶。但所谓贤者与能者，并不是在政治过程以外“预定生产”出来的，他们必得是在有所劝勉，有所警惕的政治环境下，居安思危和励图上进的结果。又况那些靠家世、门第的官爷们，不但因为“安流平进”，“不邀恩宠”，有的还为了“风流相尚”，谈论或研究一些与治道无关，甚至反乎治道的东西。最后，官僚社会的融通性或韧性，就是要在人事升沉上或在仕途的控制上，让一般所谓“下品”或“寒人”，也有上达的展望。所有这些方面的现实考虑，都说明了变相世袭的九品官人制已经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尤其不适于那种统治的高度发展。所以，一到隋唐重新混一宇内，在如何拔用人材，如何作育人材上，再也不能按照老办法去做；而照应着经济文化的现实进展情形，甚至也不能再袭用秦汉那样比较缺乏组织系统的官人法。　　

  隋炀帝大业中乃大改选举制，创进士科，以考试为选举标准。更大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征辟远近儒生。但为时不久，社稷沦亡，一切举士新规，只有期之于继起的王朝。开科取士体制，至唐始大臻完备；考试大别为学馆生徒试，乡员试和诏试，除后者为间一举行者外，其余两者为取士重要途径，而整个科举制对于官僚政治所曲尽的功能，亦存于此两者之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科举限制愈严，竞争愈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愈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愈易卑躬屈节表示忠诚。士之“可鄙”与否，满可不问，官僚的统治，却显然由此注入了“新血液”。可是，在那些考试不第，而又请托不遂的人士，尽管脑子里充满了“纲常名教”，不得“犯上作乱”，但一有发洩不平的机会，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科举制是中国后期官僚政治的必要配合物，它自然不会随着唐祚的覆亡而衰落下去，反之，妨碍科举的门阀势力在唐末所蒙受的致命打击，却无异为此后科举制的发展除去了一大障碍。唐代创建的科举制，以及伴随着科举制而产生的其他官人举士方式，就为这些朝代所继承并从多方面予以充实扩大而变得更系统化了。科举在唐代本分有进士、明经等等科别，而对每一科别所要求通解的科目，又依其将来入仕需要分出必修、选修；此外，更设定各种技术性科别，如书算等，以待低级吏员和庶人。但唐以后各王朝，反复变化多次，似乎还退步了。宋代对考试科目，前后多所改变，而对于经义、策论、诗赋的抉择，曾在新旧派间卷起极激烈的论争。最后折衷办理，将进士分为诗赋、经义两科。元代又把诗赋、经义，并作一科，而于通考两者之外，又加入一项策论。乡试、会试同。明、清两代大体一样。一切人都须经过科举始得入仕，一个把专制君主顶在头上，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官僚社会，它如何能允许真正选贤任能的考试制度！它又如何能允许全国的用人大权，都交给旁人去执行！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做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中国士宦的政治生活与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殊联系，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延续，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秦在刚要统一的时候，一个大商人吕不韦做了相国，他同另一个大商人嫪毐都取得侯爵，变为食邑　封　君。到了“雄才大略”的武帝，他就不像乃祖乃父那样拘谨和转弯抹角，干脆让商人做官，起用孔仅、东郭咸阳一干人经营盐铁事业。到了隋代统一，开科取士，还明令工商不得人仕；而到了唐初，又禁止地主经商。我们其所以在上面指出商人为官的一面，因为商人可为官，则为官为士宦的人也就可为商、为高利贷业者了；我们其所以要引述禁商为官或入仕，或者禁官禁地主从事商业的一面，因为要一再去禁止，要作规定去限制，就说明事实上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已是“通家”了。　　

   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中国有关贪污误国的最早古典曾指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这“古典”不知被千百年来的文人学士官吏们诵读了几千万遍，然而事实一直在反复给它以确证。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如在一个交换经济不发达，而又是小国寡民的场合，不但消费欲望会有所限制，就是剥削行为也不能不稍为收敛。但在统一的集权的大国，以土地及土地生产物为重心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关系既然建立起来，天下的货物自然就会辐辏于官僚所在的都市，而官僚们“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见可欲，就难免有些“心乱”了。而且，官对人民的特殊差别表现，特别在官职不是职业化而是被看做一种特权的行使的情形下，首先是从物质的享受上具体显示出来的。中国历代官吏俸禄的规定，虽然从人民眼光看来颇为不薄，而且官位愈高报酬亦愈大，但要单单藉此维持官的特殊场面，特别是满足他们在相当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下的无限欲望，恐怕无论如何也嫌不够。他们巧取豪夺的贪欲既由此形成，而严格禁阻他们满足贪欲的法轨又不可能在专制官僚政权下确立，于是，利用职权以图私利的勾当，就令没有我们前面述及的官家“与民争利”的各种侵渔机会，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不是什么“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了。结局，官僚的政治生活就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其中少数循吏廉吏出现，便似非常值得称扬，而大势所趋，也便容易在一般人心目中幻化为“民族性”问题，或曲解为单纯“风气”问题了。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明、清两代，流通经济现象愈益活跃，高利贷业商业的扩展，对官吏贪欲的助长已非常明白；而凝固的政制措施，不能适应变动发展实况所造出的大小漏洞，复给予各种贪欲以发泄的机会。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他们上下其手，交互造成一个贪污大局面，对于这局面，用少数认真的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会成功，就是用再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并不济事。　　

要之，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混财，那就会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引起莫大的不利影响。　　

第十一篇  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在由秦汉以至清代末造这一长期官僚统治过程中，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当然有不少的变化。然而，就社会的角度看，由于那些农民同是生活在官僚的封建的统治之下，所以其生活内容虽有怎样的变化或差异，仍不会妨碍我们指出其共同的若干特征，并且我们还不难由其变化与差异中，把握其一般的演变趋势。　　

   首先就最“不雅驯”的初夜权来说。我们更当注意的，却毋宁是一般普行于农村的以次这类辛酸的事实，即凡属农村小民间稍有姿色一点的将婚甚或已婚妇女，几乎是很少例外地要注定成为那些土豪劣绅乃至他们老爷辈或少爷辈淫虐污辱的对象．由于这种破廉耻的罪行的普遍，以致许多有名的小说和戏剧都把它作为演义的题材。　　

其次，就裁判权来说。我们已经了解官僚社会的政治法律的一般目的，就在树立并维护官绅对人民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秩序下，要想像一个无知无识而且孤立无助的农民，去控诉绅豪所加于他们的罪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实在不只直接受着其“顶头上司”或庄主辈的裁判，同时还得忍声吞气的去接受社会上一切豪绅土劣辈不利于他们的任意决定。　　

  此外，关于农民的移住与婚姻的干涉权，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倒还不是个别佃农受制于其直接庄主或地主的情形，而是整个善良农民受制于其所在社会一切豪绅土劣的情形。他们的魔手随时可以伸展到农民生活的孔隙。农民的婚丧、买卖、迁徙乃至由死亡引起的遗产争执，都将成为他们有隙可乘、无孔不入的敛财作恶机会。　　

  大概每个新王朝的最初几代君主官僚们为了收拾人心，特别是为了增加生产以裕税源，还多少能保持一点戒慎恐惧的精神，留意人民疾苦;对于其下属乃至农村豪绅土劣的各种压榨人民的非法活动尚可予以防范或限制。等到安而忘危，积久玩生，或者消费贪欲逐渐随着经济恢复生机而增强起来，官常腐败，贪污横行的现象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由于我们前面指出的中国官僚政治的包容性与贯彻性，那个官僚体制的某一部分一旦发生破绽，就会立刻把它的病菌蔓延于全体机构，侵入到全部机能上，使一般农民大众在接触到它们时，都将引起可怕的灾害。商业、高利贷、地权兼并、差役、摊派、贪污，都像配合得非常周密。　　

  我们知道中国农民困苦的基因，与其说是由于正规租赋课担太重，毋宁说是由于额外的、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于繁多。他们所在社会的一切大小官僚封建豪劣，乃至与他们夤缘为奸的商业、高利贷业者，都能找到机会和口实，个别地或联合地予他们以社会经济的损害。　　

  中国的农民是以具有极坚强的忍耐性见称的。然而，他们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再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所以，一旦当做“道”来范围他们的社会组织、伦理教义、政治权力发生破绽，他们即使谈不上什么政治自觉，也将因所受社会经济压迫剥削的过火，而使他们的极度忍耐见机突发为不可抑制的反抗。　　

   中国每一王朝的官僚统治，开始原是兢兢业业地想方设法培育其剥削源泉，但到了它动员全社会每一统治势力向着农民大众横施压迫敲诈，致使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全被破坏的阶段，它显然会从种种方面造出无可解救的矛盾：首先，“以农立国”的官僚社会是不能让商业、高利贷业的活动过于猖獗的。其次，由于贪污的横行，尽管个别的官僚及作为其爪牙而活动的属员与豪劣得到了好处，更富有了，或更有势力了，但整个官僚统治机构的每一环节，却显然会因此松弛、脱节，乃至紊乱到不能有效运转的程度。又其次，农民是在土地上生根的，一切纲常教义，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迁”的大道理，是要他们能继续在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发生作用。他们一旦因着四方八面的压迫榨取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而变为所谓浮浪者、浮食游民，以前所有的社会思想的羁绊，便不再对他们发生效用了。　　

  当官僚的封建统治在或急或徐地发生上述变化的时候，农民除了应验着古典的诏示：“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或“老者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以死亡与流散来逃脱暴虐统治所加诸他们身上的压榨剥削外，往往也采取其他两种不正常的或决非他们所愿意的对抗方式。那就是个别零散地变为匪盗，或集体地公然起来叛变。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不得不逃亡，那已接近了变为匪盗的边缘；匪盗汇合啸聚到了相当数量，那就很快会变质为犯上作乱的队伍。事态发展到这个田地，农民战争就被惨酷地表演出来了。这种事态一步一步地形成，已经是官僚的封建统治机构松弛与颓废的结果，而要此种统治机构去应付农民的逃散与变叛，势将使恶劣的事态愈加不可收拾。　　

  朝代虽相去一、二千年，其性质大抵相同，特我认定“官逼民反”的“官”，不当理解为某个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个官僚统治。单是某些官，甚至单是整个官僚阶层依贪污或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农民尚不致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藉政治权势侵渔农民外，更连同与其有缘属关系的地方爪牙，从事敲诈，再益以商业、高利贷业乃至．地权活动的凌夺，那才真是农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时候了。　　

  第十二篇   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存续问题，自始就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专制官僚政治主要是把统治者官绅或士宦与被统治者农民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社会存在基础的限内，这种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始终不会发展到突破其社会生产关系的水准的事实，就极可能由专制官僚统治形态得到系统的说明。　　

  亚当·斯密，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国富论》）　　

  马克思说“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以同一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偶然遭到破坏，它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简单的生产组织，为这个秘谜的解决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个国家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王朝也不断变更，但与此显著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总是原样不动。”（《资本论》）　　

   中国的专制官僚体制，是把农民的无知、孤立、被束缚于宗法社会组织和对政治的不关心作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蒙达坦　先生在《与　李达　先生论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资本积累与生产方法进步两件事。关于妨碍或破坏原始资本的积累，他提出三项：第一是特殊的土地所有关系，第二是农民战争，第三是共有财产。关于妨碍生产方法的进步，他又提出三项：第一是重农抑商政策，第二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第三是儒家学说的影响。　　

  “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代到清代二千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化大大跨进了一步。我们要有了这种认识，才知道划时期的鸦片战争究在促成中国现代化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同时也才知道为什么中国现代化开始这么久了，传统的官僚统治仍不肯让新社会好好抬起头来。　　

 第十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　　

    到了现代，到了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旅程以后，官僚政治始终不曾离开我们。我必须在此指出的是，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传统的那一套，它由本质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转化；如其说它在现代，特别在晚近，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那也不能说是由于传统形态的发展，而宁说是未被根本否定的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形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到清代中叶前后，以往历史的规律虽仍发生着支配作用，但由唐宋以来的缓慢而确实的社会经济进步，毕竟使它在横遭传统剥削与周期丧乱之余，犹能在某种限度积累、保留或孕育出一些新生产力的生机，或新生产方式的可能条件。（一）农业。首先，关系农业生产动力的耕犁，郭大力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以金属代替木材，第二个阶段是以作用相同的诸耜的复合代替独耜，第三个阶段是以作用不同的二耜结成一个统一体。他认为前两个阶段在汉代已经完成，后一阶段，在唐陆龟蒙著的《耒耜经》中则有较详细的说明，可见那种最后阶段的犁，即我们今日普通常用的犁，最可能是在唐代才被发明的。其次，次于犁的重要农具就是水车，水车及由水车运转的机具，亦是到唐代才为人讲到的。到了元代，由足踏运转的龙骨水车被发明了，以后由足踏改为手控，再进而用牛转，它一直成为我们今日普遍通行于大江南北的各式水车。最后，中国在这个长期间的农业技术的改进，与其说是直线的，毋宁说是平面的，即把原来应用在已有基础上的新发明范围逐渐予以推广。农业上的这种形态的改进，显然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农业对外的经济交往关系，而由此反过来刺激农业本身。（二）工业。由唐以至于清之中叶，不但在种类上、数量上，皆大有增进，即其性质，亦有非常不可忽视的改变。第一，无论是官工业或是官僚占有工业，已经不只限于盐业、铁业，酒业几项了，碾米业、制纸业、印刷业、缫丝业、纺织业、制瓷业、采矿业、铸币业……都愈来意变得重要，特别是其中的五金产量，以及由冶铁炼钢需要而引起的煤产量的大量增加，尤饶有意义。其次，各种工业产品，愈来愈带有商品性质，甚至有许多产品，愈来愈带有输出商品的性质。又其次，在这个时期，夹在官业与当做农村副业的家内工业中的一般手工业，亦因国内外市场关系的扩大而发展起来。（三）商业。农业工业上的缓慢改进，一方面为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为促使商业发展的原因。从上述中国工农业产品向东南亚各地市场的输出，以及在这一时期，广州、厦门、泉州、杭州、扬州等对外港埠的开辟，我们就明了所谓中国地理条件不适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该是多么皮相和没有根据。（四）金融业。当做商人事业的一个分支的金融业，已早因唐代以后纸币或信用券逐渐增大其重要性和明末清初银本位的大体确定而有较活跃的开展。　　

   当做一个农业国，由集约小农经营及其补充物家庭工业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基础当然是最主要而又最基本的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对于专制的封建的官僚统治虽然非常必要，但对于商品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工业，却是一个致命的障碍。可是，就从鸦片战役以后，这种障碍被缓慢而确实地逐渐予以消除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曾经是一个多大的障碍，人们尽可以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一个适切的例证。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此外，在印度，又还有在土地共有制基础上建立的村社的形式要加进来；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双管齐下，同时应用他们所有的直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目的是要把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摧毁。……但是，……这种解体工作也不过极其缓慢地进行着。在中国，这种解体作用就进行得更慢。因为在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加强它的作用。”《资本论》“中国铁道的敷设，表现中国小农及家庭工业的一切基础的破坏”。（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外人得在中国利用廉价劳力与原料自由开厂制造，而同时国内的新式纺织业，办在种种刺激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中国旧式家庭工业和独立手工业就濒于破灭的悲惨境地了。　　

都市的市民经济形态愈形发展，愈对封建官僚统治表示不耐与反抗，统治者便愈需要把农村社会维持在原有状态下，使其统治基础有所寄托，并企图借此限制都市商工业资本的发展。可是，客观的事实尽管如此，他们在主观上，却往往自诩是工商业振兴者、大建设人物，并倡言把都市商工业、交通事业建设起来了，再去变革农村，这样就可达成一面维护封建官僚统治，一面创建资本主义商工业的二重目的而一点也不感到矛盾。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义者官僚们都毫不羞怯的装扮成新建设人物实业家的基因，同时亦是将近一百年来现代化一直陷在坎坷困顿中的基因。　　

第十四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　　

  大体说来，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曾经历三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我称此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期；第二阶段是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以前，我称此为新旧官僚政治的推荡接续期；第三阶段是由抗战直到现在，我称此为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　　

旧官僚政治的覆败过程。中国传统的官僚统治，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已逐渐变得与新起的社会经济现实不相适应，甚至在许多方面极相矛盾了。但同时我又指出，当时国内外动摇传统官僚政治的社会因素虽在不绝增长，而支持那种统治的外在、内在力量也并不示弱；这是旧的官僚统治其所以能一直维系到爱新觉罗统治结束才归于颓败瓦解的基因。旧专制官僚政治解体的历程，有以下几个关键是值得注意的。(一)太平军革命——反清朝，不反对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太平天国的“哈姆雷特”式的结局的造成，显然是由于那些发难的首脑人物只知道要推翻清室的异族统治，而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政治，不但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且进而想建立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来与旧有的相抗衡。(二)戊戌政变——反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不反对清室。单从军事建设、技术建设上讲求富国强兵、“安内攘外”的大理想，由于中日战争暴露出一切腐败无能现象而归于幻灭了。经士兼政论家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的维新运动应时产生了。他们的基本政治运动纲领是依开　明的　君主立宪政体的理想展开的。当时战胜国日本的明治天皇是他们想借以塑造光绪皇帝的样版。因此，他们的保国强国号召，就是想不变更清室的统治权而只改善其统治方式，改善其专制的封建官僚形态。但无论他们在理论上作着这种区别时是如何殷切期望避免改革上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而在实际上，清室的统治是与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分不开的。所以，有名的“百日维新”，尽管谈不上什么激烈的改革，却马上激起了西太后及整个满族官员的不满。而汉族的守旧人物更怕“维新”不能维持他们的禄位也都拼命反对。西太后对维新人物一网打尽的布置却已经安排好了。六君子被杀害，光绪帝被囚禁，前此被称为新政的若干节目全被废除，于是一切依然故我。(三)辛亥革命——反清室兼及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当时革命运动的领袖是　孙中山　先生。他自始就认定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决无法实行温和的改良主义，也决不能期待爱新觉罗王朝会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因此，打倒清廷统治与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都是建立中华民国不可避免的前提。所以他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 可是，　孙中山　先生的革命运动虽在戊戌政变后得到一个发展的转机，但腐朽和丑态百出的旧专制官僚统治却并不因为它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丢丑就识趣地滚开，反之，它的执着与无赖却宁是变本加厉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不在于它推翻了满族统治，而在于它同时还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　　

第十五篇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接续阶段。　“中华民国”的招牌由辛亥革命悬挂起来以后，其间虽曾由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未成）一度拆除下来，但很快又给悬挂上去。这表示中国人至少已很厌恶名义上的皇帝，同时也表示任何野心人物若非利令智昏不敢再以皇帝的名义自居了。可是我们一般的政治进步，却到此为止。古旧的专制官僚政治建筑上的冠饰虽被折落，那建筑却还腐朽而毫无生气地残存着。专制政体或专制官僚政治的历史交代一般是由议会政治来承续，这个过程无疑是非常缓慢而曲折的。商工业经济或市民阶级的力量不容易增大，旧社会原有的阶级关系就无法根本改观。换言之，商工业未发达起来，资本家阶级固然是难以形成，与资本家阶级同时平行产生的劳动者阶级，也就不易由农民或小生产者转化出来。袁世凯有人拥戴他做皇帝，徐世昌、黎元洪、曹琨、段祺瑞有人拥戴他们做大总统、执政，无非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特权者或官僚、豪绅们，为了要达成其对于一般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统治剥削目的，总要求有一个最高最大的特权者来作他们的傀儡。　因此，从本质上说来，在有一大批特殊社会身份的官绅存在着，并急于要找到靠山来行使其各种特权的场合，为他们所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再开明，也很难不“飘飘然”地自认为至尊万能的主宰者；在传统的土地所有权还大体保持其范围着官民对立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场合，无论是官是绅，即使再洁身自好，也难免不利用特殊身分，利用职权，向人民表示出不可一世的优越感。　　

  日本人长野朗在其所著《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中说：“国民革命发生后，又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的士大夫阶级，现在称为知识阶级，他们的主体就是学生。民国以来，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学及专门学校设立很多，产生多数毕业生，而且多半是学政治及法律的，这是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学生所求得的学问，不能在实业方面发展，不得不倾向于政治方面。但是，因为士大夫阶级的阶级封锁，不能偿他们的宏愿，于是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 为什么新式学校出身的大学专门学生“一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就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呢？他继续举出了三个原因：　“（一）中国学生承继几千年来官僚阶级读书人的气味，把做官当做一种最好的赚钱手段，所以，国民政府下的官吏，贪赃枉法，更甚于清朝。（二）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了不少旧官僚阶级的余孽，所以内部有很浓厚的士大夫阶级的气味。（三）依附于北方政府的旧官僚，目睹国民革命是一种不可轻侮的势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于清朝一样，都舍弃北方归附南方，因此在国民党中流入许多旧官僚阶级的分子。” 所有上述的新学生、旧官僚一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中，以三民主义代替章句之学，以党的组织组织民众、利用民众，以党员的限制实行阶级的封锁，他们就变成了新官僚，可见是否新官僚，并不取决于他们是有旧意识的新学生还是有新企图的旧士大夫阶级，而是取决于他们参加在那种不同于以往的官僚政治活动中了。　　

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几件事体：第一，政治与金融的合一。新政治势力在间接方面虽主要仍是寄生在封建的租税剥削上，但因它与买办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容易给人以“资产者政权”的印象，至少也把它的封建性格冲淡了。政治上的这一转变，很快就影响到执政者，特别是负责财政经济者的性能上，许多买办、银行老板、公司大亨……开始向政界进出了。“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而多买办，开始虽有些不习惯，但慢慢就顺眼而且顺势了。第二，革命运动向“建设”运动的转移。国民革命运动的收敛，势必要在精神上找一种代用品，以便从革命言论上转换过来，并借以镇定安抚那些认真想革命的人。这种代用品，显然是由买办及有关的学者们设计出来的。于是，既稳当又响亮的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从那时起就一直成为我们政界（简直很难说是经济界），我们各级政治领导人物施政讲演的大课题。在“建设”  口号下，为备不时之需而大规模设立专门大学，大批派送留学生，却想不到竟达到了政治上“预定生产”的目的。产业发展的道路一经阻塞，国内外造就的科学人材就都无出路。结局，全部受过现代型教育的人只有做官与任教两个出路。他们出身的社会还在对他们另眼相觑，又没有适当的市民性的事业以清除或改变他们传统士大夫的想头，于是，在官场，乃至在作为预备官场的学校，就由排挤而斗争，而造出系统，各种政治集团产生了，学阀产生了。第三，训政对宪政的代置。领导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国民党，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原是要还政于民的。国民党的创建者　孙中山　先生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政治建设阶段，绝对是为了推行民权主义的方便或民主主义的有效实行，而决不会想到那是封锁仕路、独占政权的一个方略。但把训政当做宪政的预备阶段，训政就可能被误用为把持政权、钳制异己、统制思想的手段与方术。由是大规模的组训，各色各样的训练机构，就似乎只能收到一种效果，就是造成“道一风同”之局，造成专讲形式、专讲门面话和仰承上面意旨的人材。而经过这种新官僚的“炼狱”，前此较有革命气质的新旧知识分子，或者是被销熔了，或者是被分解出去了。第四，保甲组织对地方自治的执行。过去借宗法约束与豪绅羁勒的办法，在新时代毕竟不易收到大的效果，于是在戡剿过程中施行于动乱地区的保甲制度便被推广到政府统治力量所及的一切领域了。结局，在这传统社会关系改变得较少的农村就差不多仍是由那些较少嗅到新时代气息的人们行使统治。不过，通过层层的组织与训练，通过他们被赋予的新管治任务，以前他们仅“俨然”是官，而现在“简直”是官了，当上层官僚为了适应时代还不时需要装出一种非官而平民的姿态时，基层的这些准官僚为了成就戡剿时期催粮催兵的大使命，却反而更需要摆起非平民而官吏的排场了。“时势造英雄”，又算是一个证明。　　

新旧官僚政治的分野，在本质上有了这样的“社会的”规定：起先，旧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上；以与外国完全隔绝为保持其绝对主义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免有些“土气”；新官僚政治，因其不完全建立在封建农业经济上，而更直接靠近买办性商业金融业，以与外国发生依存关系为保持其“生命”与“活力”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免有些“洋气”。接着，旧官僚政治下的人物，因为常夸境内为天下，眼界不很大，同时也许消费欲望还不很强，虽然依着中国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原则，有时不免“喻于利”，究还有些人保有优良传统的一面，而很执着地“喻于义”；反之，在新官僚政治下的人物，早就习于资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与买办之流周旋久了，觉得货币真个万能，利得就是一切。结局，旧官僚还偷偷摸摸不肯公然从事的牟利活动，新官僚却满不在乎地当做时髦来大展宏图了。他们个人的意向与作法直接影响到整个的国策上，于是，再其次，旧官僚在客观上尽管是以特殊身分和农民对立，而主观上还因“民为贵”、“民为邦本”……一类政治哲学词句的熏陶和生活形态的不过于悬隔，特别是还因社会阶级关系的不十分明确，而不大肯把自己看为同胞中的“超人”；反之，新官僚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了洋教育从外国归来的人，他们因为脑子是为另外一些观念占据着，生活的享受与穷苦农民有天渊之别，社会阶级意识也较为敏锐，又加以功利精神的强烈。所以旧官僚不知道如何“革命”，他们却知道如何回避革命了。“革命为了建设”的遗教，其所以被“意译”为“建设代替革命”，那并不是他们一两个人的小打算，而是整个市侩主义、利己主义、享受主义、形式主义的综合表现。　　

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我们现在来研究中国现代官僚政治的第三个阶段。这里所谓新官僚政治的“发展”，乃意味着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新官僚政治诸特质的加强，换言之，即政治集中把持倾向的更形强化，其贯彻作用的更形深入，特别是政治与买办金融结合或混一所造成的特殊官僚政治经济体制，更加成为整个国民政治经济生活的沉重负担。至若一般论坛上倡言反对的所谓不健全政风，如敷衍因循、个人小派利益至上、贪污、颟顸无能、专讲门面话、不肯认真实干……等等，那其实不过是整个官僚机构表现在外面的一些现象罢了。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依着买办财政金融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的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经过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反复相互作用，当做一个庞大的极有渗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经济混一你就逐渐完成了。它现在正在以无所不在、无所不久的极大压力，向着每个中国人，甚至每个官僚自己，发出“遵从我，否则就是灾祸”的威吓性命令。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确立直接靠山的特殊财政金融体系，随着战时政府统治权力的加强加大，不但有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且把范围也扩大到一切生产领域了。虽然在抗战初期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商工业都被毁弃，往后且有数年之久断绝了对外经济联系，但比买办金融资本更有包容性的所谓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仍然奇迹似地从一般国民经济的衰颓与破灭的景况中成长发展起来了。战前那种特殊金融体系与财政或政治紧密结托以后，我们就很快地有了货币制度改革。从表面上，伴随币制改革而施行的限制发行、集中发行、停止兑现、金银国有等措施，像是于金融界不利的，但在一切金融巨头很快成为政治上的红人，同时政治上的红火又很快成为财政金融巨头的场合，一切有利于政府的措施，自无疑要直接间接造出更有利于金融大亨的场面。在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夜，金融资本的意志已经是政府的意志了。官僚勾结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通过官僚而进行的最有利的发财活动，也许还是表现在黄金卖买、外汇管理、生产统制诸方面。他们利用战时经济逐渐使国家变为社会的主要消费者、生产者、乃至流通运输者的机会，在战争过程中，把全国“取之尽辎铢”而聚敛起来的资产囊括为私有了。官僚政治每向前发展一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也相应获得一些扩大与吞并的机会；这里官僚资本和前期的买办金融作一比较显示出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官僚资本对于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并不是减弱了它的买办性格，而是加重了它的官僚性格；也并不是减少了它的金融作用，而是加大了金融的政治作用。第二个特征是，在前一阶段，银行家或金融家尚是以商业经营者的客位支援政府，而到了这一阶段，他们早已是官，或官早已是金融资本家了，在谁都可以把国内公私大小银行的经理董事，同各级政府的要人，列出一个对照表，即使多少有些出入，那不过是化名，或太太小姐少爷的代名罢了。第三个特征是，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对各种生产事业尚无何等密切联系，而官僚资本则把它的触须伸展到一切有相当规模的事业上了，至于当做“淌来之物”的庞大敌伪资产，对于官僚资本原本极为薄弱的产业基础来说，无疑是一大补助。　　

   官僚资本被利用来保持政治势力，那种资本活动中，参入了有力的外国资本力量，那就无异取得了国外有力的奥援。而有了外国奥援的官僚资本家，他就大可在官僚政治场面下做一个不倒翁了。所以，拼命争取外援或外国投资，就整个官僚统治讲也好，就个别特殊官僚讲也好，都无非是藉此充实政治资本。因此，全官僚资本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岂不是要国家殖民地化么？　　

  中国官僚们所发的国难财，却是利用大发通货，利用黄金外汇买卖，利用强制收购囤积，利用征收，利用对于各种生产事业的干与管制和诈取劫夺而来的。换言之，他们成为巨富不是从新式产业中累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工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得来的。一般生产人民无法生存了；一般自由职业者、固定收入者，乃至善良而无政治势力掩护的商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们，也在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压力下逐渐陷于不可自救的绝境了。照中国历史通例来说，战乱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的理由，而况在新官僚统治本身，却不但无力阻止战乱，且又在多方刺激或促成那种战乱咧！　　

   首先，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资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职权而制造出来的，那末，那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无法遮盖其贪污不法的伎俩。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　　

　　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又其次，笼罩或浸沉在这种政治空气中的要人们，不但在国家的百年大计上，没有好好冷静思考过，就是对于自家政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似亦不曾作过很合理的打算。　　

最后，动乱发生了，战祸扩大了，平素忙于内部斗争的官僚们，特别是那些拥有大资产的官僚们，不但不肯牺牲自己“既得利益”，借舒民团，并为统一内部意志和集中内部力量，作一示范的表率，而且还一仍旧贯地用恶性通货膨胀，用强制征集的办法，把战费及其他一切沉重负担全部加在那些已经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身上；“为渊驱鱼”的教训，不肯去体认，“官逼民反”的老戏，又不断在重演。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它时时刻刻在用万钧的力量把中国新官僚政治推向它应去的道路。        第十七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中国人民自身的悲惨命运与不幸地位，是官僚阶层僭有他们的政治权力，并利用那种政治权力造成的。所以，从官僚、从封建势力者手中夺回他们的政治权力，正是挽救他们悲惨命运和不幸地位的根本方法，他们有的人不仅这样想，并在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运动中这样做了。在许多方面，由于更强烈的榨取，更严酷与险恶的管制方法而招致了更大更普遍的反感。因此，在这种客观情势下昂扬起来的民主政治运动，已经不是辛亥革命运动或初期国民革命运动那样，主要由都市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而是相反，从农村、从各落后社会角落先发生出来，汇集成广泛的可怕的骚动，再激励着、引导着都市的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这一看来仿佛非常奇特而不平常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景象，其实不只是在科学的研究上可以找到说明，且已由世界的历史潮流显示出了不可抗拒的威力。无论从中国国内的人民政治动态讲，抑或就世界各国特别是各落后国家的人民政治动态讲，都表明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已在加速形成与成长中。人民的时代决不能容许任何特权性的任何名色的官僚政治的存在。　　

   关于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要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被清除掉？，　　

   官僚政治既然是当做一个社会制度，当做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地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　　

   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固性面前讨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如其说，那些简易而廉价的民主化戏剧，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革除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把那类戏剧看完了、看腻了、看到太没有出息了，到头将会逼着大家，甚至尚有心肝、有血气的官僚自身，改变一个想法，改变一个做法，而恍然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是一个可以耍政治魔术的时代，而是一个科学的、人民的时代！　　

   一句话；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它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