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老八路” 上

　　“文革”骤起，来势汹涌，席卷全国，影响巨大。生活在政治稳定环境下多年的群众、干部，又有多少人理解？当回忆父亲的历史时，绕不过他的那一段经历。期间发生的事具有那个时期的印记。那个印记，无论人们怎么看，却都无法抹去。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按说它已经成为历史，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关于父亲的那一段历史，只是浩瀚的“史料”中的一例，很可能不是“典型”的一例。但是，对于父亲，却是“唯一”。回忆他那段历史，自有独特的感受和认识。

　　看了他在“文革”中的“检查”与经历，不由得生出一些感慨。我，毕竟是他儿子，也经历了那一段历史的全过程，而且以军人的身份，在首都参加了“军训”、“军宣队”，在高校中与不同派别的老师、学生都有打过交道的经历。再看父亲在那个时期的经历，虽然是有惊无险，仍然有几分赞叹。赞叹他的原则性与智慧。这，或许与他工作、入党，始于最基层，到离休，终于基层，一生没有离开过基层有关。

1 .“文革”初逃过一劫

　　赵县的“四清运动”，曾经牵动着家乡一起抗战的战友和乡亲的心，许多人都曾经为他能不能“过关”而担心。他，总算是平安度过了。除了被免职，没有伤筋动骨，留下“硬伤”。

　　祖母是在旧社会历尽艰难，年近古稀的老人，没有人与她说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对于发生在家中小院之外的事，好像都与她无关。在“文革”进入高潮之前的1966年秋，祖母则因脑溢血突然去世。父亲回家料理了祖母的后事。而我作为祖母唯一的孙子，因为在部队服役，父母怕我请不了假而没有通知我。我知道祖母去世，是在一年之后。

　　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对于赵县的“四清”，由于声势挺大，来势挺猛，对她有所震动。“文革”时，由于父亲不在赵县，没有人与她通消息。作为一个普通农妇，母亲像往常一样，该下地时下地干活，不下地干活时，就做衣服、鞋子、织布等，没有闲着的时候，好像有干不完的活。除了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无计可施，只期盼不要出事。

　　不过，舅舅这个1939年参加八路军，后转业都铁路，时在县城的火车站不过是一个工人，却受到剧烈的冲击，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被打的毛细血管都已经失去了知觉。那段时间，母亲每个礼拜都像“探监”一样的去探望。直至部队某专案组找到他调查关于某位首长的情况之后，情况才有好转。这些情况，我在部队并不了解。1969年6月，我从部队探家，从火车站下车后去找舅舅，本想找辆自行车回家。不料，等了一个来小时，仍不见舅舅。我对负责传话的人说，找不到就算了。或许他看到为身穿军装，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过了一会儿，舅舅就出来了。或许仍然被“监管”。见到舅舅，看到他表情凝重，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说自行车的事情，大中午，顶着烈日，步行二十余里回到家中，与母亲谈及此事，母亲才把舅舅的遭遇说过我听。母亲对她这个弟弟的担心胜过对于父亲的担心。比较，父亲作为一个曾经的当权派，虽然在运动的“重点”之列，却远没有遇到舅舅那样的遭遇。

　　“文革”初起，远在部队的我，虽然悄悄的听到些从京城传到部队的一些消息，没用政治方面的。在施工驻地的农村，目睹了该村的一个老太太“挂牌”游街，不忍多看。在那年10月份进京执行任务时，才看到了红卫兵在天安门前打着红旗、排着队、呼喊着“打倒xxx”的口号。虽然从报纸的报道中，也已经感觉到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对于眼前看到的事实，仍然感到愕然然。

　　随着“运动”的发展，有的连队收到战士在家乡当村干部的家长被“造反派”批斗，“揪出”的揭发信，年底，就被复原处理。那个时期，也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不过，这样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

　　而这时，没有父亲的消息。心中虽然挂牵、担心，只是深深的隐藏在心里。那时，没有消息或许就是最好的消息。

　　“四清”之后的父亲，虽然没有清出什么问题，却被免职，成为“待分配”干部。

　　在赵县的“四清”试点结束之后，“四清运动”在全省、全地区全面展开，需要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四清”工作队伍。像他这样经过“四清运动”，有“四清运动”体验的“待分配”干部，奔赴“四清运动”的第一线，可以“现身说法”，也顺理成章。就这样，他悄然离开了赵县，到石家庄市郊区一个生产队任四清工作队队长。那样的位子，一般是应该由公社级的领导干部担任。在父亲眼里，那不过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这样的现象在全国或许具有普遍性。

　　作为“待分配”干部，人离开了赵县，工作离开了赵县，工资关系却还在赵县。1969年初夏，从部队回家探亲，见他还住在原来的宿舍。说明他离开赵县之后，宿舍仍然保留。只是从“当权派”成了属于赵县管理，应该是“代管”的干部。

　　记得一次接到他的信的时候，地址是石家庄市郊区“南x营四清工作队”。在他的自传中，说是“参加了石家庄市郊区四清工作团白x工作队任队长”。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文革”咋起，如火如荼的时候，各路“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各级党政机关、“当权派”频频受到冲击。他却因在县百里之外的石家庄市农村搞“四清”而远离他曾经当权的地方——赵县，远离了权力中心，倒显得“清静”。无形中，给他留下了观察、思考的时间。县里发生的一切，他是不是知道，不得而知。即使是知道，由于不在其中，应该不是很清楚。说到底，自被免职，就已经与赵县没有什么关系了。

　　“文革”，迅速波及到了石家庄郊区的农村。“四清”工作队不可能袖手旁观，也回避不了群众提出的有关问题。

　　面对出现的新情况，作为工作的队长，不能不应对。不得不回答和解决相关问题。

　　在“文革”中的检查中，他认为那期间，他犯有两个错误。

　　他说：“1966年10月以前，我在石家庄郊区白x生产队搞四清时，限制群众组织红卫兵”。

　　在检查中他进一步说：“当时贫下中农要求成立红卫兵，我不看北京的形势，怕做错了，上级对自己不满意，而请示了四清工作团。他们说：‘农村不组织红卫兵’，我就照办劝阻群众”。

　　错误之二，他说：“文化大革命普及到郊区时，有的贫下中农提出‘我们大字报是否上街’，我们又请示四清总团，给贫下中农说，‘农村不贴大字报，大字报不上街。’‘农村和城市工厂不同，我们主要是组织会议揭发，小字报和面对面的批判’”。这基本上是“四清”中的通常做法。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如何回答？不知道或者拿不准的时候，通常的做法就是向上级“请示”、“汇报”，按照上级的指示办。这种做法说不上错误。

　　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像父亲那样有十几年军旅生涯的转业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已经养成了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的习惯。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那也是党章中对共产党员的要求。

　　他检查说“给群众划框框，限制群众，违背了十六条和毛主席说‘大字报是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的教导”。

　　这在当时是一个对待群众态度的问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不过，对于广大干部，即使是“问题”，也不过是认识问题。

　　对于“文革”如何搞，一个基层生产队的四清工作队队长，不知所以是很自然的。拿不准的，不擅自做主，而是请示上级和领导，以避免犯错误。这是那时候一般的、通常的工作方法。这种做法，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向上级和领导反映情况，请示怎么办，也是组织纪律问题。

　　在1957年制定的“右派”标准中，有反对“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都可能被划成“右派”的规定。“反右”扩大化的教训，党员、干部在处理与上级，与组织的关系时，一般都十分谨慎。没有上级和组织的指示，一般说不越雷池一步。

　　“文革”初期，许多党员、干部比较谨慎，持观望态度，没有像“造反派”那样，揭竿而起，造反。许多人成为或者被打成为“保守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让父亲像“造反派”那样，自发地造“上级”的反，造“党委”的反，根本没有可能性。

　　在农村，“文革”初期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农民面对的问题，说到底，主要是本村的问题。农民或许也知道，工作队是“飞鸽牌”，而不是“永久牌”，不会在村里待多久。迟早要走。关键的问题是农民们与工作队之间没有利益和利害冲突，也没有揪住工作队不放。上级要他们撤离，他们就顺顺当当的撤离了，没有人为难他们。这，当然是一种分析。

　　“文革”与“四清”，两场“运动”之间发生了矛盾与冲突。

　　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中的第十三条“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中指出：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四清运动中的许多做法和部署，已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了。

　　“文革”冲击了“四清”的正常进行。当领导“四清”的当权派也受到冲击的时候，“四清”就无法再进行下去。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这一中央文件，终结了“四清运动”。

　　由于四清工作队队员都是从各地临时抽调，自然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父亲虽然是四清工作队的队长，面临的仍然是何去何从。

　　他曾经对母亲说，赵县“四清”之后，领导曾经找他谈话，让他去元氏县做原来的工作。那只是领导谈话，并且无实际的调令。那个谈话是不是还算数，恐怕已经没有人能够决定的了。即使算数，元氏县的人不知道他，他也不了解元氏县，也无法参加那里的“运动”。

　　有人也曾经问他，为什么回赵县。他说：他得到的答复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这样，他回到了赵县。这恐怕与他的工资关系还在赵县，因此，还算是赵县的人相关。出来赵县，他也无处可去。

　　父亲回赵县不是被“造反派”揪回去的，也不是自己主动回去的，而是奉命回去的。

　　离开赵县的时候，他在赵县已经没有了职务。回到赵县后，他是作为一个编外的一般干部参加运动。这反而让他处在了一种超然的地位。

　　从事实上看，那时的赵县，与全国一样，群众组织蜂起，１０月，开始出现群众组织。在不同的群众组织中，不但都有共产党员参加，而且也有党员领导干部或明或暗的支持。

　　由于在赵县并没有职务，他不可能，也没有责任和理由插手赵县的“运动”。或者说，他只能被动的被“运动”。按照某些“造反派”的说法，他们那些经过“四清运动”，在“四清”中被“打倒”的当权派，已是“死老虎”。这在当时，反而成了“护身符”、“保护膜”。使得他在“文革”初期波涛汹涌的恶浪中，躲过了第一个浪头的冲击。

２.在群众组织中没有“站队”

　　赵县不是世外桃源。当他回到赵县参加“文革”的时候，同全国各地一样，当地已经形成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仍然面对选择。他对不同的群众组织虽然有不同的认识，却没有选边站，没有公开支持一派，反对一派。那不是他的风格与做派。

　　事实上，他在赵县，本来没有“民愤”，甚至还有一定的口碑。与“四清”后的当权派也没工作上的交集，有的还曾是他的下级，有的只是一般的认识关系。论资历，大都是在新中国参加工作，自然不存在矛盾。无论是当权派还是不同派别的群众，除了“争取”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还没有人能够强迫他怎么做。

　　父亲在检查中说，回赵县后，“那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了。红卫兵串连开始了。那时矛头对准走资派，个人也有点自知之明，格外小心”。他是“带着‘有人批评就检查，对运动不理解少说话，少招事’的思想参与革命的”。这，应该是他“文革”中在赵县的基本态度。

　　由于“文革”初他不在赵县任职，自然就不存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这是当时许多当权派受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主要罪状。

　　按照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规定，他回到赵县的时候，应该是在12月之15日之前。那时之前，由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批红卫兵涌进北京，作为驻京部队，曾经四次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执勤。这是一生难忘的回忆。

　　或许是由于“造反派”忙于大串联的，或许他已经离开了赵县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他没有遭到各派群众组织的批判、围攻、戴高帽子游街和台上批斗却是事实。

　　总体上说，各个群众组织对他还比较“客气”。没有被揪斗和在群众大会上做检查，没有在台上“陪斗”。为此，母亲曾经感到非常欣慰的与我谈起时说：“那么大的运动，恁爹都没有挨斗”。颇有几分得意。仅此，就让家人少了许多担心。关于这一点，不能不说与他对各派群众组织采取了“一碗水端平”的正确态度相关。用当时的话说，他没有“引火烧身”。

　　在你方批罢我方斗，都想以此证明本派是“革命造反派”的日子里，几乎支持或者倾向不同派别的当权派都被不同派别批斗的日子里，父亲却成了“逍遥派”。不过，他也没有过几天“逍遥”的日子，就去了海河工地。

　　他说，经过“四清”，自己已经是“死老虎”了。其实，在中国，装怯作勇，好打“死老虎”的何乏其人？每每想到“四清”中、“文革”中父亲在赵县的遭遇，我多怀感激之情，感谢赵县的父老乡亲，干部群众表现出的对父亲的厚道和情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为难父亲。

　　我曾想，“死老虎”，这可能是他回到赵县之后没有被打倒在地，被公开批斗的一个原因。但是，肯定不是根本的原因。因为，在“四清”后已经离开赵县的原县领导，也有被揪回赵县进行批斗的。听父亲说，“四清”后到别的县任职的领导，有的被揪回赵县后批斗的仍然很厉害。

　　从父亲对于战争年代的回忆中，我看到的父亲是一个做事有分寸，讲策略、讲政策，不盲目。但是，在“文革”那样的大潮之下，暴风骤雨之中，哪个当权派不小心、不谨慎？有自知之明者多着。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逃脱被批斗的厄运。

　　回想1967年，我所在的部队“支左”的时候，就有一条明确的、钢性的“支左不支派”的规定，或者说是铁律。具体说，就是不能宣布那一派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一概称为“群众组织”。说明这时从上到下对“造反派”组织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据发生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不过一个来月。

　　事实上，不同的群众组织人员构成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都有不同的问题。或者说，都有“派性”的问题。在当时，那一派群众组织也忌讳被说成为“保守”组织。“支一派，打一派”，无疑是“引火烧身”，把自己放到火炉子上。弄不好还要落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这是当时的“氛围”。

　　敝人所在的部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规定，在团结不同派别组织的学生，实现“班级大联合”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某大报曾经在头版头条做了长篇报道。

　　当父亲回到赵县参加“文革”的时候，当地已经逐步形成了“联指”和“工农学”两大派群众组织。对于两派的情况，他不能说一点也不了解。毕竟，他离开赵县的时间还不足一年，那里有他熟悉的干部、群众，他有获得信息的途径。

　　面对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两派都有人动员他站队。他没有丧失“自我”，没有丧失辨别力和判断力，因此“没有站队”。这在当时也的确是明智之举。现在看，也是正确之举。既坚持了党性，也表现出智慧，使自己免于陷入“派性”斗争的漩涡，从而保护了自己。

３.婉拒参加“夺权”

　　“文革”中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967年初发生在上海的“夺权”风暴。它“示范”作用很快传递到赵县。

　　据《赵县志》的记载，赵县的“工农学”组织，是在1967年2月5日夺了县委、县人委（即县政府）的权。另一派群众组织“联指”于2月10日进行“反夺权”失败。在“夺权”的翌日，赵县武装部介入，宣布支持“工农学”。并于1967年2月15日建立赵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此后，于2月18日，“联指”被打成“反动组织”，25日迫使“联指”解散。足见赵县文革初期的形势错综复杂，矛盾十分激烈，十分严重。

　　父亲目睹和经历了赵县的“夺权”。

　　在夺权的过程中，父亲说：“我是看的”、“没有站队。”这是他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迎合“夺权”的那一派组织。

　　在赵县，他虽然没有加入那一派群众组织，但是，并不表明他对于两派群众组织没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对于“工农学”一派组织的“夺权”的举动，他并不赞成。

　　在“工农学”一派“夺权”之际，他这个14岁就入党、参加革命，经过“四清”又没有被清出什么问题，特别是运动初期不存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成为夺权一派的争取对象是十分自然的。

　　在“夺权”后成立“筹委会”的时候，一般说，当时被“结合”的干部都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干部。从另一方面看，说明父亲在“夺权”一派群众组织的眼里还有点分些量和影响力。毕竟他是赵县在恢复县建制时的县长。同“四清”后组建的领导班子成员相比，还具有一定的“人气”和群众基础。

　　但是，当造反派组织夺权，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按照他的说法，以“地委确定调我到元氏”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进入他所谓“三凑合”的“革委会”，并没有跟着“造反派”跑。

　　其时，当时地委管那么多的干部，谁还记得和承认地委当时的承诺？当时，连他们自己恐怕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谁还顾得了他的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付“造反派”，拒绝参加“革委会”的一个巧妙的、说得过去的、甚至是无可辩驳的理由。对于夺权的“造反派”，不能不说那是一个“软钉子”。

　　当支持“工农学”夺权的“领导干部”了解到他的想法是，他们“夺权”时“没搞大联合，没和各个革命组织商量”后，曾经唆使不明真相的学生“冲击”他两次。据说，不过是不多的几个学生去他那儿喊了几声口号便散去，并没有别的什么过激举动。

　　再说，参加“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干部”，恐怕是“四清”之后调去的干部，算来，他们到赵县工作的时间不过一年多，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他们想得到父亲的支持，可以理解。对于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可能心又不甘。企图以那种背后搞鬼的方式逼父亲就范，显然的错打了算盘，没有奏效。

　　在当时，被“结合”起码可以证明自己属于“革命干部”，不是运动的“重点”的大形势下，至少在精神上可以得以暂时的解脱。他拒绝参与“夺权”、被“结合”，这起码说明，他不争权，不贪权，不恋权，面对曾经丧失而即将“失而复得”，“唾手可得”的“权力”，他心态平和。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没有“随大流”，没有丧失自己的原则，没有投机心理。

　　“造反派”夺权，成立“筹委会”后，一位领导干部让他表态，他不情愿地写了“支持工农学革命群众革命行动的声明”。说“革命群众夺权是革命行动，我支持。”

　　父亲虽然文化不高，看来还很注意用词。只是写支持“工农学革命群众”，而不是支持“工农学革命组织”。

　　“筹委会”的主要领导，说他的“声明”是“不凉不酸”、“没有棱角”。他并不在乎，也没有理会。

　　对于父亲的 “不凉不酸”的态度，那些“造反派”和当时支持和参加“夺权”的“革命干部”其实也无可奈何。他们也无法强迫他进入“革委会”。在父亲这个“三八式”的老干部面前，其实也无计可施。

　　毕竟，父亲与“造反派”之间没有实际和实质的瓜葛，没有公开反对他们，也没有阻挡那些“革命领导干部”们掌权的道，占他们的位，影响他们前途。或者说，虽然有矛盾，却没有妨碍他们什么。

　　查《赵县志》才知道，赵县的“文革”几经反复。3月19日，某部到赵县支左，7月17日，发表声明，撤销对“工农学”和“筹委会”的支持。实际上是对“夺权”的否定。之后，于10月8日“支左”部队“轮换”。“工农学”一派也在当年10月份土崩瓦解。1967年12月15日，宣布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赵县革命委员会。

　　而驻石家庄的部队到赵县“支左”时，父亲已于3月离开了赵县，到海河工地去了。这让他再一次远离矛盾的漩涡。

　　关于那次“夺权”，由于后来的“支左”部队进入而撤销了对于“夺权”的“工农学”一派的支持。由于在“工农学”夺权时曾经发表过那个表示“支持”的声明。当那次“夺权”被否定之后，1968年8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从海河工地招回，接受“审查”，包括对“文革”的态度的审查的时候。对于那个表示过支持“夺权”的“声明”自然要做检查。

　　父亲在检查中说他发表那个“声明”，“是为了保自己”，“是不坚持原则的行为”。

　　其实，“保自己”，并不是什么错误与罪恶。如果为了自保而伤及他人或者无辜，或者摇尾乞怜，卖身投靠，才为人不齿。父亲显然没有那么做过。

　　对于父亲在“夺权”问题上的表态，不过是当时的官话、套话、空话。其实各派群众都看的懂，那些“革命领导干部”也看的懂。

　　父亲的行为，只是在那种形势下没有采取“对着干”的策略。他没有那种力量，也没有必要与“造反派”硬顶。“造反派”毕竟也是“群众组织”。更主要的是，在“夺权”的问题上，他并没有支持的实际行动。

　　至于说到“原则”。当时许多人思想混乱，甚至是无所适从。在对待“群众组织”方面，县武装部与后来前去“支左”的部队，明显不同。有的地方，反复夺权。以至有“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 ”的说法。反映的就是当时某些地方“反复”的情况。

　　现在看，不能不说父亲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做法是策略的、恰当的。这与他多年中对于党性的锤炼和对于形势的判断，和冷静处理有关。

　　父亲没有参与夺权，夺权后的父亲同样无所事事。听父亲说，这时，地区有人曾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没事干。地区的谁问的他，他没有说。

　　对于此事，记得曾经问过他。他说，是在海河工地上的地区哪个部门的书记，应该是工地的负责人，而且与他比较熟悉。在当时的局势下，工地或许也缺乏干部。不知道他是如何运作的，父亲就去了地区根治海河指挥部。

　　那时，“文革”仍然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自1965年7月起，治理海河的工程没有因为“文革”而停止，农民该出工的还照样出工。石家庄地区根治海河指挥部的某些领导中有的可能被揪回去批斗，工地缺干部的原因，于是，把他这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招去了海河工地。这就是他说的“67年3月份我就去海河带民工去了”。这是发生在赵县夺权不久之后的事。看到他写的“自传”才知道，原来他在海河工地还有一个“官衔”，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这说明，他去海河，既不是被赵县“革委会”所派遣，也不是上级对他采取的“保护性”措施。这样，他暂时摆脱了在赵县的尴尬处境。

　　到海河工地工作一年多以后，他说：赵县在“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于7月间（旧历）回赵县搞斗批改，实际是受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