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十九章》的考、辨、析、读

《老子十九章》的考、辨、析、读
摘 要：十九章是老子教育周宣王以后之继任诸天子系列理论中的一环，它应当写成于西周末期。不读懂它就读不懂《老子》全书，当然也就不知前后各章之联系。要读十九章则至少要知道一点西周史实，可惜的是，文献资料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都变了味，对不上号。本人涉足一个陌生的领域，硬着头皮往前闯，却领略了老子记实之真意。至少我们可以把众多出土的金文为依据当成一斑，可深究以窥其周王朝之全豹。
关键词：绝学无忧，绝礼弃智，绝仁弃义。
短短四十九个字的《老子》十九章是《老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八章和二十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不认真理解、读懂十九章，则不仅对十八章和二十章的内容说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会根本不知道《老子》一书的宗旨是什么。
说到十九章，也就牵涉到十九章最后的四个字“绝学无忧”的问题。自从大家看到王弼本（也包括河上公本）的“绝学无忧”属二十章后，不少的人，便纷纷效仿和默认（只有少数几人提出异议，但不成气候）。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后，由于甲种抄本，坏损严重，乙种抄本又无“分章记号”，故又因袭承之而把“绝学无忧”归于二十章。虽不少人努力，力想纠偏，但终因习惯势力太大，无济于事。关键还在于，诸路“神仙”，方家，不知“绝学无忧”乃是何意，这样只按己意之拼凑，任意曲解《老子》是于事无补的。
一、 绝学无忧
“绝学无忧”的关键在于“学”字，那么“学”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老子说“绝学无忧”并且以“绝学无忧”为前三言［绝礼（此字各版本均为圣，错了二千多年）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纲。换句话说，就是“绝学无忧”是由上三言组成的。于是必须弄清楚“学”字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学”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要弄清楚“学”字就要联系到《老子》成书的时间以及当时人们对“学”字的认识。同时还要和《老子》一书中所另外三见的“学”字统一起来，绝不能，此是彼非，或彼是此非。
《老子》一书中的另外三见是：
四十八章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六十四章的“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河上公本、王弼本均无“而”字，这是据帛书甲本补正的。）
对于《老子》文中这四见的“学”字，各种解释随意性很大，“学”字成了不少方家的玩物。文献中，简直是一笔糊涂账。
那么，在《老子》书中这四个“学”字是什么意思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小。不少人一无所知，当然这里也包括不少读《老子》和注解《老子》的人。虽然本人孤陋寡闻，但在浏览了诸多有关《老子》的解读的专著、文章后，仍没有见到有一个人能近于《老子》文内“学”字的真实意义。所见到的，无非是这些人的想当然或望文生义的不实解释，离《老子》本义甚远。
要弄清楚“学”字的意思，必须弄清楚《老子》一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在当时的“学”字是什么意思，这才能够切入问题的实质。否则泛泛之言，不着边际，于研究《老子》无益。
查我国古老的文字有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乃商时所用，周初也有，但已相当简单（只是简单到每片上只有一个字或几个字，最多也仅三十几个字）。商末和周初出现的共同使用的有金文（也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学”字在青铜器铭文之中出现得很早。在离今3000年前的公元前998年（此年代，暂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西周列王世系表》为据）周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中就有“余唯即朕小学”。此“学”乃“晓、觉 、明白”的意思。故而离此千年之后的东汉许慎之时，在他的《说文解字》内，还没有把“学”字列为专条，而只是在不显眼的地方说“学是觉的省字”。
上述是西周早期的一见，嗣后西周中期的四见：
《令鼎》中的一见为“小 [子]乃学。”此“学”字多数释家以为是“效”的意思。
《静簋》中的三见：
“王令静司射学宫。”与“小子暨服暨小臣暨夷仆学射。”此两“学”字，人们也解释为“效”。
“静学无目丑”，此学有人释为“教”。

西周晚期在《师 簋器铭》上为“在昔先王小学”，和《盖铭》“在先王小学。”此两“学”
字，分别出于“王”口，引证先王小“觉”也（先王当指康王和自已尊从的前王）。
对上述七见，史学界的人们的认识不外乎“效、教、觉”之三意。姑且不管是否为此三意，奇怪的是，从此以后直至整个春秋时期未见一例“学”字出土，是什么原因呢？然而这却与文献的记载完全是两回事了，至少大家知道，所谓春秋末时的孔老夫子的名言，“学而时习之”，此“学”“字”不独与我们所见的金文中的“学”字而抵牾不合，就连东汉时期的许慎不也是置此“学”字于不顾吗？事实究竟怎样，却成了历史之谜。（姑且放下此谜而不索。）
但是，《老子》却清楚无误地告诫我们“绝学无忧”。联系到春秋时期“学”字的消失，由此可知，西周末期社会上就有定论，《老子》正是此时期的产物，只不过是把这种社会定论重述了一遍而已！
究《老子》全文是对“圣人”——统治者、人君一人的教育、教导、训导、训诫，这才是《老子》唯一的宗旨。然而，在西周时，“学”字是什么意思呢？不论是从“效、教、觉”之任何角度出发，都只能仅会使统治者（圣人、人君）较为有所“悟”、有所知、有所晓、有所明白。如果仅止于此，则是可以的。但是，要再进一步认为自己已悟、已知、已晓、已明白，从而就会变异为自以为悟了，自以为知道了，自以为晓得了，自以为明白了，于是乎他的行为则必“自以为是”了！而这却是统治者（圣人、人君）最不应该具有的，也是违背当时君王们的祖宗古公亶父的教导，同时也是违背自商汤以来的“每事问”的品德。在商时留传下来的大量甲骨文内揭露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事无大小巨细之分，无一例外，一概问卜于人。剔除所谓的愚昧，迷信……等不健康的因素，难道我们会看不见我们的老祖宗们遇事必问于人，也就是每事必问于人的优良品德吗？
由上可知，统治者（圣人、人君）之大忌，则是“自以为是”，而“自以为是”起源于当时的“学”字，所以在西周上层“理论界”中，就必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所以“绝学无忧”则是西周社会末年时的一种理论思潮的反映。
这种理论反映来源于西周两百多年的实践，君王（圣人、统治者）的自以为是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恶果）是严峻而残酷的。所以在西周晚期，人们在意识形态的认识领域内是深恶痛绝“学”字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和灾难的，如“学”实为“效”——效力、效仿——机械地模仿，导致上行下效，和彼行我效以及我行彼效而泛滥成灾；如以“学”为“教”强迫人去模仿、效仿、照搬，不良的行为，即使不用强迫的手段普及也会波澜壮阔地漫延而展开扩散；如以“学”为“觉”，从自以为知道、明白而上升到自以为是，一个人的自以为是只会危害自己，一个官员（庶官）的自以为是就会危害一方平民百姓，一个诸侯国的首脑自以为是就会祸及该国的上下臣民，一个周天子的自以为是就会祸及天下所有的人！
是否如是，我们来反观一下《老子》书中的其他“学”字三见，说的是什么？
首先看《老子·四十八章》中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言简意明，此“学”字自以为是也。这句话是一条定论（和我们现在所谓的“定理”一样），只要谁坚持自以为是，并且日甚一日，那么他就不会得到“道”（客观事实之真实），从而使“道”损伤了又损伤（离客观事物之真实愈来愈远）。因为事物的发展都是“渐变”的，故此“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显然，此命题已知，那末由它所推导出来的命题是什么，那就是“为道日益，为学日损。”这才是正常和应该而必知的行为，这不仅应该是每个人的自律的行为，将也必是一个“圣人”、一个“统治者”的起码行为，这将是知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后自觉得出的座右铭。所以，根据此意才会去读文中的下一句，“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之又损”指的是什么，是指的“自以为是”，是指的那个“学”字。故此，《老子》只说了命题“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个大家所熟知（西周文人，人人皆知）的八个字，从而继续他所要论述的问题。
其次是六十四章中的两“学”字：“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乍一看就知道“欲”与“学”相提并论，就应该知道，它们就有某种渊源；“欲”是主观的，“学”显见是客观的；“欲”是主观所要求满足的行为，“学”是客观行为给主观施加影响后所产生的主观行为。所以，老子在这里说的“欲”是特指，即“不贵难得之货”之欲望；而“学”呢，是泛指，是指众人之所过（失）的行为。“欲”和“难得之货”大家还较为知道；“学”和“众人之所过（失）”，就没有一个人去认真解释过。
“众人”是《老子》一书中的专用名词，《老子》全书中共出现过5次，除六十四章以外，八章一见、二十章三见。但是，此五处的“众人”是一个意思，那就是特指为统治者办事、服务的人。换句话说，是指统治者的鹰犬、奴才或者是“御用文人”之类的庶官、智者等。而这些人的品德无一例外的是厌下而迎上且向上爬，如八章所说的，水处于“众人之所恶”，故水才能“几于道”，（“众人”则反之），而恰恰这是“众人”（智者）之通病；又如二十章所言，只有“众人”才能“熙熙”，才能“享大牢”、才能“如春登台”；只有“众人”才能皆“有余”；只有“众人”才能皆“有以”；所以六十四章中所说的：社会中所造成的过失，全是“众人”之所为也！所以老子力诫“圣人”——统治者绝不能重复“众人”的过失！这是多么谨慎而又铿锵的金玉良言。遗憾的是，不少的人认为，老子在这里只是说要“圣人”去“补救”（挽救）“众人”的过错，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仅就西周而言，上至开国后的周公（这位众人之首的智者），下至周幽王时的伯阳（下井落石、幸灾乐祸的蛀虫）之流，其过失何其多也，何其猖也，“圣人”——统治者，不去重犯他们“众人”的过失，就谢天谢地了。谁有什么样的力量能补救“众人”的过失，能补救得了吗？君不见，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诸多统治者，不重犯他们的智囊团内人的过失，不也就不错了吗。
由上可见“绝学无忧”是远在二千七、八百年前西周末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定论，《老子》一书只是忠实地纪录下来了，并且告知其内容有三个方面：礼智、仁义、巧利。这是十九章的基本内容。下面就礼智、仁义分别求证之。至于大家明白的巧利就省略了。
二、 绝礼弃智
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十九章的开头，都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八个字。（1993年郭店出土的楚简抄件是例外。）真的是这八个字吗？通读《老子》全文，对于“圣”字，除此处外，再没有单独出现过，其余均是“圣”与“人”连用为“圣人”。这就有问题了，不论“圣”为何意，既然要绝，当必指明“圣”字的要害，至少要像六十五章中说“以智治国，国之贼”，才可使人明白“弃智”的道理。老子绝不会不负责任至此。细读文意，倒是老子所指的是“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与“智”为“国之贼”属于一式。于是可以肯定老子的原文当是“绝礼弃智，民利百倍”。（并且细读三十八章可知那个“愚之始”当为“智之始”也！并且三十三章中的“知人者智”当是“知人者哲”之误――文献中的成语可证。显然，这些是人们的篡改！）
在老子的眼中，在当时西周末的现实之中“礼”与“智”才是绝弃之字。为了慎重，还是考察一下我们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因为《老子》是那个时候的意识形态的总结，是西周末年写的。而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绝大部分都打上了秦汉以降之后各个时代的烙印，与西周的认识相差甚远，已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故本文不采用文献求证。同时也因为文献上面的假话太多，难以鉴别。另外，也不用春秋和战国出土的简帛为证，因为那上面几乎大部分是人们个人的认识，不能代表当时时代“正统”的观点。就和现在的“网上浏览”或“网上聊天”一样，不足为证。）
《史记·礼书第一》劈头就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这就是太史公对“礼”的“实质”的赞美！可惜，《史记》是出于西汉武帝之时，远离西周有近六百年了，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充其量是司马迁“效力于汉武帝”的话。然而，他说：“周衰，礼废乐坏”，这与事实相符合吗？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中“礼”字只三见：
“礼百姓豚暨赏……贝”。 西周早期上士卣
“武王礼福自天”。 西周早期何尊
“王乘于舟为大礼”。 西周早期麦方尊
另外，类似“礼品”的“礼”字六见，其中还包括殷末一见；类似于“以酒代礼”的“礼”字八见 ，与“壶”联用，为“醴壶”；类似于“吃饭进餐”之“享礼”五见。而这些在西周时，基本纳入到“俗”的范畴，《老子》八十章中的“乐其俗”就是指的此类礼。
奇怪的是“礼”与“学”具有同样的命运，在金铭文中除西周中晚期少见外，春秋几乎绝迹，至战国才略有泛起，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礼”字之含义。（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醴壶”三见，春秋醴壶一见，战国“礼品”的“礼”一见。唯独中山王（ ）壶中的“礼”二见，关于中山王（ ）壶后面再议）。
显而易见，西周对“礼”字自有定论，那就是如《老子》三十八章中说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既然在理论上有如此鞭笞，谁还去为“礼”而鼓吹。东周是西周的延续，东周春秋时期，虽有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鼓吹，然而要把“礼”写在金铭文之中，留传万世子孙，实乃谁也不敢也。故管仲也只能伴随齐桓公而享誉一时而已（实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挟天子以令诸侯，第一个助长齐桓公称霸的罪魁祸首，仅得逞一时而已）！至于春秋末的孔老夫子所鼓吹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四处碰壁，则正是“理”在其中也！
由上可知，“绝礼弃智”不独是西周，同时也包括东周春秋战国，前后八百余年间的 “正统”认识，且“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同样是当时人们所笃信的信条。因此“绝礼”是必然的，这仅是一个方面。
其次就是关于“弃智”的问题。
在西周以前金铭文中“智”仅三见：除其中一见为殷末外，其他二见均在西周晚期，一是逆钟，一是毛公鼎。
《逆钟》为“毋有不闻智”。
《毛公鼎》为“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
另外，被人们把“智”释为“知”的还有两见，也是在西周晚期：
《毛公鼎》的“引唯乃智余非”。
《宰兽簋》为“外内毋敢无闻智”。
细看这四则之实意，都具有贬义，也说明西周末期对“智”的定义，实为不好也，这才有《老子》六十五章中的“以智治国，国之贼”的定论，故此与“学”、“礼”同属一种性质。所以“绝礼弃智”当是西周末年的政治固见！
然而，时至春秋基本上无“智”再现，但在春秋末期，突然冒出十一见，实际只是二见：一是人名，出土的智君子弄鉴二块，每块上均有铭文“智君子弄鉴”故为二见；二是仲子平钟九件，每钟上有铭文：“圣智”，故九见“智”，所以共为十一见（此处的“圣智”的联用，恰恰证明了《老子》一书，正是早在西周末年出现的，待到春秋末时“圣智”的联用出现后，才致使战国期间的关尹、庄周等人的篡改，把“绝礼弃智”改为“绝圣弃智”。当然此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故留待以后专题再议。）
由上也可见，春秋末时，东周的社会思潮有所波动，故才有上二“智”的问题出现，这实不为怪。嗣后的战国期间，“智”字八见：
“亡智”。 梁十九年亡智鼎
“下民无（亡）智。” 鱼鼎
“亡智铸。” 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
“亡智铸为量” 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
“智冶阳。赵。” 二十年承蔺相如戈
“寡人幼童未通智。” 中山王（ ）鼎
“事少如长，事愚如智。” 中山王（ ）鼎
“是以寡许之谋虑皆从。克有功。智也。” 中山王（ ）鼎
此八例中，前四例未见其“智”之妙用。“亡智”是人们的共同认识，即若是下民——老百姓，他们就根本不要“智”，不存在“智”的问题，故下民无智，实际也就是下民亡智也。“亡智”实则与“弃智”同义，这是西周理论延续的实证！（关于中山王（ ）鼎内的三“智”的铭文和前面“礼”所涉及的中山王（ ）鼎，以及后文中“仁”和“义”所涉及的中山王问题，一起再议。）很显然，即若是战国，也还是周王朝统治时期，周王朝的意识形态还在起作用，故人们的认识（正面的）基本一致。
上述就是周王朝（前后八百余年）内基本上对“礼”和“智”的认识，也就是“绝礼弃智”的调子，早就定好了，当然这也就是“绝学无忧”的首要内容之一。
三、“绝仁弃义”
无论是什么样的《老子》版本，此“绝仁弃义”均是一致的（当然1993年出土的楚简之《老子》摘抄是例外）但在认识上，未能一致，各有所识。竟然有人借楚简而攻讦“绝仁弃义”当属无知而已！
当然还得回顾一下所谓的文献留传下来的东西：近代人多数学者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且根深蒂固。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仁”曰：“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曰：“仁者，人也。”显然，《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由是“仁者爱人”泛起，由“仁”的思想转化为品德与性格，从而成为社会与道德的理想境界！《论语·颜渊》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好不堂堂乎，人人都能克制私欲，践行礼制，普天之下则就都能达到“仁”的境界。按此所涉及的史实和内容，当始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按文献的记载，“仁”起源更早。遗憾而可惜的是：在金文中，从西周起，经春秋至战国的晚期，才出现唯一的一例，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中山王（ ）鼎内的“亡不率仁”。除此例外，不独在西周，就是在东周时期（春秋战国）对“仁”是有定论的，那就是老子的“绝仁弃义”还在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而在写进正式、公开且要留传万世子孙的金铭文中，谁也不敢谈“仁”字，谁也不敢去触犯意识形态所不允许的东西。
说到这里，不妨简略地说一下有关中山王（ ）鼎的问题。
公元前323年左右，赵、燕、中山三国开始称王，齐国借口中山国小，不承认它有称王资格，想联合魏赵燕迫使中山废除王号，但没有成功。公元前314年，齐宣王向燕进攻，中山趁机也战胜燕赵两国，向南打败赵军，向北打败燕军，中山王（ ）鼎就是在这以后铸成的铁足大鼎，其铭文有：“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记叙了这次胜利，与鼎同时也铸有中山王（ ）壶。然而十八年后（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时）被赵所灭。鼎、壶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所在的年代相近，甚至可视为“同时”，而那批楚简，包括其中任意摘抄的《老子》，都具有浓厚的儒学气息，显见当时，儒徒之游说颇盛，影响之大。所以，中山国也不例外，正是儒学在该国得到了重用，（其他各国都还不敢），仁、义、礼、智，才出现在中山王（ ）鼎之中，使中山王的狂妄自大、无理、不守周之“正统”就不足为怪了，并且，唯独中山王（ ）壶还一再歌颂“贤”字，这也是西周和春秋乃至战国中没有的现象。故此在先秦以前，儒学除在中山国外，是没有地盘的，当儒学在秦嚣张时，就被始皇帝镇压了，这不是没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
关于“义”，在金文出现较早，也较多：
西周时的“义”为“宜”七见，以“义”为“仪”也是七见，以“义”为“义”十九见：包括：司义夷场一见，郑义伯二见，郑义羌父一见，义公一见，义友一见，义妣一见，义丐妣一见，白义一见，义白一见，义仲一见，永命义孙子一见，义母一见，仲义父四见，中义一见，子义爵（殷晚期）一见。然而，如大家所理解的义，一例也没有。
由此可见，《老子》的“绝仁弃义”当有一定的道理。至于“绝巧弃利”那更是尽人皆知的普遍道理，故不赘述。
四、 为什么《老子》要提出“绝礼弃智”和“绝仁弃义”以及“绝巧弃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德”字说起，2003年第3期《汉字文化》杂志载《汉字本身包含有现代思维》中说：“‘德’和‘得’在商时两字同义而不分，商末由古公亶父，具体规定‘德，不得；不得，德。’‘德’字仅是统治者高度自律的对自身的束缚和规范。查已出土的西周金文记载，还没有看到一个没有死的统治者。自称有德，或其下属对他的恭维而颂其德。只有统治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盖了棺，后人才颂其德。显然‘德’在西周时是有严格规范。如何才能表现出统治者的‘德’呢，那就必须保证‘民得’的真实和有效。这可从周时记载‘盘庚中兴’时的一句政治口号中反映出来‘式敷民得，永肩一心’（只不过汉时把‘民得’改为‘民德’）。‘民得’是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中的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正是我们……的真正传统！”
从历史上来看，商初之王都注重自身的“不得”，从不提倡自己“不失得”。从《伊训》中所谓的古文献之中，都包含着这一深邃的思想。故而谁要有“德”，统治者也。他有德，才能民得而旺，众人（智者）才能上服务于统治者的德，下服务于民之得。反之，统治者要得，民则不得，众人（智者）服务又当如何，则必乱矣！这是根本。
“礼”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上（统治者）的得而服务的，强行等级制度的健全，就是统治者得的保证，且波及到身边的人，身边身边的人，身边身边身边的人，民则在失得的前提下苦苦煎熬。众人（智者）正是这一大批“身边的人”，他们除了辅佑上得外，还能干什么！只能变着花样，日日翻新，绞尽脑汁能干出什么有利于“民得”的事来？（这个“礼”字推崇的带头人，正是周公旦也，他所谓的“殷礼陟配于天”的照搬、发扬、光大，给社会带来无穷的遗害。）
“仁”的危害：有仁才有亲疏，有仁才有贵贱，有仁才有利害。此三者就是仁一手造成的。崇仁者以各种花言巧语掩盖亲疏、贵贱、利害的差别，而曰：“仁者，爱人”。有爱就有不爱的人，这就是“仁”的恶果，有亲就有疏，有贵则有贱，有利则有害。即若在一个家庭之中，对谁仁，对谁就有不仁，显然这是违背“孝慈”的祸根。
《老子·五章》对“仁”的剖析是最明白了，可惜，人们并不知其所以。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何来如此之说？
刍狗是什么，刍狗乃西周之时老百姓祭祀之供物也。当未祭祀之前（准备阶段）或在祭祀之中对刍狗的态度当如何待之？必诚惶诚恐敬而诚之，绝无有他心、他想。否则何来刍狗，何来祭。老子正是基于诚惶诚恐敬而诚之之义，而曰天地对待万物，圣人对待民众之态度。天地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对待万物，万物则齐茂；圣人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地对待民众，民众则安然。“不仁”是正道，倡仁何用？无非是智者们所玩弄骗人的勾当，终使治者有所得，有所偏爱、有所亲疏、有所贵贱、有所利害之分别。
“义”则有更大的迷惑性，但基本上是上强为之，要下从之；下必有忠义，遵守法度，不要不合礼。同时，也有平行的关系，模糊是非原则界线，以绝对忠诚，不分青红皂白地以义报效之，并且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自我赞誉。总之“义”是为“仁”服务而效劳的帮凶！
“义”是加大和完成“仁”所造成亲疏、贵贱、利害的距离，使其固定化、完善化、且堂而皇之地尾随之，不自觉而实在地成了“仁”的辅佑。显然可以看出，“礼”更是要加剧亲疏、贵贱、利害之距离且使之固定化、法律化！智者更不甘示弱，变换着歪理来维护这样秩序（进一步拉开拉大距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正是挣扎在礼、智、仁、义的束缚之中吗，正是礼、智、仁、义这四个怪物在西周历史进程中掺（搅）和着，故此除周成王中后期和周康王时期的“成康之治”（不包括周公行政）才出现“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之誉。（ 嗣后的二千多年，谁还能作到这样）后来经昭王、穆王则道衰至缺，穆天子才大兴“吕刑”（当然是智者的功劳）。“吕刑”已细微达三千多条，显见中、下层必须用刑来治也。真能治好吗？越治越乱。（《老子》五十七章文中的“法律滋彰，盗贼多有”正是说的此时之事）。经穆王后，在理论圈子内逐渐把“得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恭王时的《墙盘铭文》就有“得纯无谏”的政治口号，直至西周晚期出土的金铭文中就有八见“得纯亡民文 ”（民文 乃不听政令之民，“得纯亡民文 ”的意思是，得纯了就没有不听政令之民了。）“得纯”，正是针对“得不纯”而提出的。“得”当然这里并不指“民得”（“民得”是可怜得很的），而是那些庶官、智者（众人）们，一旦尝到了“得不纯”的甜头，当然有恃无恐而日甚一日。其后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得”的损失巨大而惨重，且不听政令之民、扰乱社会治安之民也就层出不穷。其要害是智者（众人）之所为也！虽然，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在《毛公鼎》和2003年出土的《逨鼎》的铭文中，都训导所任命的官员，不得“龚苞”（中饱私囊——得不纯），龚苞（中饱）乃侮鳏寡。（这虽仅为认识上的问题，也暴露出难以纠正的膏肓顽症；但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西周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奴隶社会”。至少它使我们知道当时西周时期，对于社会上的鳏寡弱势人群，还有固定的社会保障，只因为庶官们的龚苞（中饱）乃至于放纵的不良行为，才破坏或玷污了这些弱势人群，而难以生存！推而广之，涉及的问题多多。）
显然，西周末期，理论上涉及也挺多的，然而，周宣王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老子正是在此时受命于周宣王，在前人古公亶父老祖宗“德”论的基础上，修订整理重新完善西周理论的宝典而著述了《老子》一书，以教育嗣后继任的天子，十九章正是其中重要理论论述的一环！
五、 读《老子十九章》
通过上面的考、辨、析，现在来读十九章就容易多了，先看《老子》十九章的原文，必须订正一个字，这就是将各种版本的“圣”字订正为“礼”。十九章的全文如次：
绝礼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未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前面已经作了说明，由是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相当简单了，译文：
抛掉那个罪魁祸首的礼，丢掉那个伪诈的智，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掉那个骗人的仁和欺骗大家的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而自然和睦；抛掉丢弃巧诈的货利，盗贼就自然会消失。抛弃礼智、仁义、巧利这三者，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这恐怕还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和警觉。故令有所属，其关键在于你这最高统治者、圣人、人君，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保持素朴的本色而少私寡欲，且还要抛弃自己的自以为是，这样，只有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你才没有忧虑而治理天下，从而服务于亿万人民。

2003年11月26日

参考资料：
①《史记》 汉司马迁著
②《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 广西教育出版社
③《金文引得·春秋战国卷》 广西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