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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鲁迅:悼念永不向黑暗屈服的战士苏庆黎

火烧 2004-11-03 00:00:00 思潮碰撞 1025
文章悼念台湾左翼战士苏庆黎,回顾其在《夏潮》杂志推动社会运动的贡献,强调其反叛精神与对黑暗的不屈抗争。

苏庆黎在黑暗中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悼念永不向黑暗屈服的战士
作者: 钟秀梅
日期:   2004-11-02 09:39

(苏庆黎,台湾省台北市人,前台湾夏潮杂志总编辑,台籍爱国主义者苏新长女,不幸于2004年10月19日10时45分病逝,享年58岁。)

《夏潮》杂志 青年的新思想园地

《夏潮》开拓了70年代以后台湾进步青年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也就是说,台湾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政治运动,是二元论的自由主义菁英的话语:简单的说,就是不批判自由主义市场机制,认为只要国民党下台,一切都解决了。在这背景下,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角度,分析台湾社会矛盾,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阶级与城乡差距,妇女、原住民等问题,都作深入报道的《夏潮》,成为台湾进步青年的新思想园地。乡土文学论辩,算是《夏潮》直接对抗国民党文化政策,最激烈的一次笔战。

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余光中、彭歌等人,把乡土文学比同大陆工农兵文学,大喊大叫的说:‘狼来了!狼来了!’《夏潮》阵营忍无可忍,结合了国民党左派如胡秋原、任卓宣等人,还以重击,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余光中在最近出版的《余光中传》里,提到这段历史,还有恃无恐的指控台湾乡土文学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苏庆黎主持下的《夏潮》时期,吸引了许多面向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在台湾社会解严前后,在环保运动、工人运动、原住民运动、妇女运动、文化运动中,都成为积极的骨干。不涉入运动的,在媒体、学界工作也都受到《夏潮》的积极影响。

随着社会的转变,《夏潮》的历史角色也完结,同代的战友或高升、或引退、或继续在社运的路上拼搏,苏庆黎选择的是后者,一种终身的社会运动者的必然选择。

前半生 庆祝黎明

‘1946年生了一个女孩,为了庆祝台湾光复,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庆黎”,庆祝黎明的意思。这一年的中秋节,我抱庆黎,和爱人对酌。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次团圆。’

苏新,这名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组织工农群众反抗剥削的台湾共产党,在国民党法西斯政权布下天罗地网,歼灭台湾左翼力量的前夕,他离开了台湾,辗转从香港到了北京。

苏新继续回忆到,‘二二八事件后,我亡命移居香港,经历了两个中秋,不但没有能够团圆,连音信也断了。庆黎呀!庆黎!没想到黎明竟是这么短暂!’

苏庆黎的诞生,连系她往后反叛的时代氛围,到处都飘荡凝重的肃杀气,她的生命从此与这个社会的脉动搏斗,印染赤烈的色彩。

姨妈 女性意识的启蒙者

五湖四海、豪放不拘的个性,成为苏庆黎日后的社会组织工作中很特殊的长处。据她分析,可能是受姨妈影响,她姨妈在当时的交往对象,有许多是有异议色彩的,这些人让她对人的辨识与敏锐度提高。但在40年代出生的台湾女性,很少有她那样特立独行的表现。她认为,纵然革命家族的背景让她早熟,但形成她的人道关怀与女性自觉的关键,则与姨妈的教育有关。

‘我姨妈蛮关心贫穷的病人,她大概每一年,总会有一两次把家里旧的衣服之类整理好,然后就开始拜访一些比较穷的人。通常她都会带我去。事实上这种直接的人道关怀,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说实话,我们在当时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对我而言,外面那个贫穷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因为我姨妈的慈善举动,直接把我带到那种贫穷的家庭。

当时我是很不喜欢这种等于有点像是强迫的教育形式。她是有意的,说你们永远不会理解穷人,但她就是一定要我去接受这样的教育;她拜访那些穷人,他们的家里黑暗、肮脏、恶臭,我到现在闭上眼睛都还可以回到那个……害怕的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影响我一生很大,我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进入那样的家庭,看到我姨妈能够和颜悦色,好像很高兴和这些穷人很亲近的谈话。我真的很佩服她。可是我恨不得跑掉,我姨妈却能够那样愉快,譬如坐在上,跟病人谈话什么的,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庆黎的姨妈,在结婚前曾有个志愿,想当记者,是颇有独立见解的女性,却未能如愿。可是她婚后的一言一行,仍表现出女性的自主。譬如说,在家庭教育中,她对子女两性平权的生活教育,和无时无刻要小孩不要歧视贫穷。

大学时期 吸收思想的养分

对历史一直有强烈兴趣的庆黎,终于如愿考上台湾中部一所教会大学历史系。当然,她很快就失望于系上保守的学风。‘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大学也是国民党掌控思想教育的一环,因此,就不难想像历史教育,其实就是要让年轻人对历史失忆。

‘当时那个历史系是把我笑歪了。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系上有一名老师,居然要我们背中国历代皇帝坟墓上面的什么庙号、谥号,我想那样的历史我是不愿意读了,而且我想读了也没有意义,也很恐怖嘛。我想你念历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当然绝对有意思,但念皇帝死后的什么号,又有什么意义?’

决定离开中部后,她又回到姨妈家准备重考。后来,上了台湾的菁英学校——台湾大学哲学系。台大,就像是香港大学在殖民地的功能一样,是统治菁英的培养所,台湾已脱离日本殖民,许多入主统治阶层的台籍人士,都出自此地。但是,台大同时也是反叛青年的聚集地。

哲学系的培训,并未带给庆黎学习上的成长,她觉得当时哲学系都读些唯心的、经验主义的东西,逻辑实证论之类的,例如康德。后来,她觉得哲学系的环境很糟糕,便转到社会系,没想到会更烂。

如果学院的学习对庆黎有帮助的话,应是校际的串连。当时她认识一群有批判能力的朋友,像王杏庆、王晓波、王拓、徐正光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台湾社会舆论与良心的指标。庆黎觉得,像徐正光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给她的收获很大,在她往后从事社会实践时,让她更贴近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她的思想倾向,先是受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中较进步的流派影响,后来偷偷地找了社会主义的书来看,这些书是从‘匪情’资料室偷出来的。

60年代,外面世界风起云涌,信息却依旧吹进密不透风的台北。玛利诺修会的外国修女,将Joan Baez和Bob Dylan反越战的歌曲带进校园。那时,苏庆黎从自订的香港《星岛日报》,得知文革与火红的香港学生运动。

社会关怀 介入人权工作

70年代,台湾社会依然延续白色恐怖的反共镇压,这时苏庆黎开始介入人权工作。陈映真案、陈玉玺事件、陈明忠案、成大、淡江青年案的罗织罪名,无非是怕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星火冒出。当然,对主张台湾独立的派系,也全力打压。

透过美籍在台研究女工问题的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关系,也透过教会系统,庆黎暗中将这些档案送出去,给国际特赦组织或海外华人,然后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这项工作很冒险,后来在美丽岛事件中,差点被关的庆黎透露,国民党对她与这群朋友搞的人权工作,一直视为眼中钉。

社会形势演变,说明了台湾社会必须有左翼的窗口。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苏庆黎与名作家陈映真相约在街上,若无其事的作散步状,苏庆黎打算跟陈映真商量大事。那时候,电话监听、跟踪、装窃听器是常有之事,在大街上交谈,恐怕是较安全的。苏庆黎左顾右看,觉得放心了,将想办一份社会主义刊物的想法,告诉了陈映真,据苏庆黎形容,他吓得要命,骂她是不是疯了。

果然,台湾战后第一份社会主义刊物《夏潮》杂志出炉了,苏庆黎任总编辑。为了要掩护左倾色彩,通常都将社会主义写成社会正义。这份杂志标榜‘乡土的、社会的、文学的’,延续日本殖民地时代,左翼力量‘反帝、反封建、反资’的色彩。

《夏潮》杂志 青年的新思想园地

《夏潮》开拓了70年代以后台湾进步青年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也就是说,台湾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政治运动,是二元论的自由主义菁英的话语:简单的说,就是不批判自由主义市场机制,认为只要国民党下台,一切都解决了。在这背景下,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角度,分析台湾社会矛盾,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阶级与城乡差距,妇女、原住民等问题,都作深入报道的《夏潮》,成为台湾进步青年的新思想园地。乡土文学论辩,算是《夏潮》直接对抗国民党文化政策,最激烈的一次笔战。

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余光中、彭歌等人,把乡土文学比同大陆工农兵文学,大喊大叫的说:‘狼来了!狼来了!’《夏潮》阵营忍无可忍,结合了国民党左派如胡秋原、任卓宣等人,还以重击,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余光中在最近出版的《余光中传》里,提到这段历史,还有恃无恐的指控台湾乡土文学是毛泽东的同路人。

苏庆黎主持下的《夏潮》时期,吸引了许多面向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在台湾社会解严前后,在环保运动、工人运动、原住民运动、妇女运动、文化运动中,都成为积极的骨干。不涉入运动的,在媒体、学界工作也都受到《夏潮》的积极影响。

随着社会的转变,《夏潮》的历史角色也完结,同代的战友或高升、或引退、或继续在社运的路上拼搏,苏庆黎选择的是后者,一种终身的社会运动者的必然选择。

文:钟秀梅 (原载明报,题目为转贴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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