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玮：中国经济金融产业缠结问题研究报告

中国后“东亚模式”的经济、金融、产业缠结问题研究报告

沈思玮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一、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非典型的“东亚模式”

1．中国经济经济增长及其性质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二十多年快速的增长。除了受到“八九政治风波”影响，1989、1990年GDP增长率低于7%外，1983年以来GDP年增长率均在7%以上（见图1）。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以7.8％的增长率让世界瞩目，并被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那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取得，并将如何演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图1：1980－2003中国GDP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2003中国金融年鉴

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战略》中提出，经济增长有四种模式：资源导向的经济增长、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创新导向的经济增长、财富导向的经济增长。这四种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都有典型的表现。
资源导向的经济增长反映为第一产业的增长（见图2）、工业化人口的增长；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表现为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见图3），1991－2003年间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达到36%，特别是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创出了47.2%的创记录水平；创新导向的经济增长表现为我国整体产业的提升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见图4），在1991－1999年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达到12%的水平，但近年已有明显的下滑迹象；财富导向的经济增长反映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与房地产市场的全面繁荣（见图5）。

图2：第一产业增长率       图3：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
数据来源：2003中国金融年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4：全员劳动市场率年增长率     图5：中国房地产景气指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表来源：国家统计局

虽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分解有助于了解经济增长的性质，但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更无法判明我国经济、金融、产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潜在后果。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东亚经济模式”的成就与后果。

2．“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最早由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创，六十年代由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发扬光大，七十年代更被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发展的落后国家经济赶超模式。籍助“东亚模式”，以上国家在2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以致发达国家的飞跃。
一般认为“东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一、推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二、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三、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
所谓政府主导即是政府有明确的产业政策与产业导向，通过贸易保护、税收减免、融资便利、政府投资、公共设施提供等各种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投向政府鼓励的产业领域。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三位一体的强力联合。政府实行金融统制，用法律限制最高利率，形成人为的低利率，以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低息资金。同时实行外汇统制，将紧缺的外汇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需要。政府主导的核心是通过引进和模仿外国先进技术，并通过工艺上的革新来全面提升本国的产业水平。
出口导向是“贸易立国”的现代版本。对于资源有限的小国世界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是无限的，如果该国具有很强的产业竞争力，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将非常巨大。“东亚模式”下的东亚诸国先后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
“东亚模式”类似于“计划体制”，本质上是一种与英美“市场模式”相对立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利益至上价值观之下的经济赶超模式，是在东亚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实践的一种经济模式。“东亚模式”的特征决定了其作为一种过渡经济模式的必然性。

3．“东亚模式”的困境

在“东亚模式”如日中天的199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外交事务》发表轰动一时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准确地预见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经济是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结成的关系资本主义，在政府的隐含担保下，必然会出现企业与金融机构去投机冒险而政府买单的道德危害。克鲁格曼同时指出，亚洲经济的增长是规模的增长而非效率的增长，从而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金融风险逐步累积的过程，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正如克鲁格曼的总结，日本在1989年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在泡沫高涨时期东京地区的房地产理论总值甚至超过了全美房地产的价值总和，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14年的漫长经济衰退。同样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几乎无一避免受到巨大冲击，表现为大幅货币贬值、经济衰退、资产暴跌，甚至引发国家债务危机。

4．中国经济非典型“东亚模式”的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走过了类似于日本五十年代的产业化过程。我国八十年代的改革以“放权”、“让利”为特征，即是将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生产、投资、定价、销售等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以及市场，并在九十年代初期实现了商品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投资的权利则是下放到地方政府与企业，国家仅对重大的投资项目进行审批。但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直接控制并没有完全放松，表现为利率非市场化、不同企业融资的门坎不同，即使到现在仍然存在着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于企业融资具有一定的控制权。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迎来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浪潮（见图6），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融资等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我国历年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率见图3），1991年至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占GDP平均为36.3%，其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比率达到创记录的47.2%。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见图7），在1991至2001年间进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在中国加入WTO以后，2002年外贸依存度提高到50.2%，2003年更高达60.3%。

图6 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图7  进出口占GDP的比例
数据来源：2003中国金融年鉴    数据来源：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综上所述，我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具有“东亚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对产业的主导性、出口导向战略、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以及“发展是硬道理”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在此过程中也大量存在着腐败与利益集团对民众利益的侵占。
但与典型的“东亚模式”相比，我国经济存在着三个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色：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二、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三、对外资的过分依赖。这些特色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多的困难与风险。
从德国、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转轨过程来看，转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1989年前联邦德国合并了民主德国，德国经济陷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中，德国经济因此步入了漫长的衰退之中。再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崩溃，还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中数万亿美元的国有资产被利益集团所侵占。我国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恰恰带来了目前的产业过度竞争。给予外资的优惠政策，实际上挤占了中资企业的投资机会，而外资企业对于中资企业的的挤压也会影响到中资企业的生存空间，外资企业的价格转移、利润转移的做法也造成了我国税收流失。

二、 中国产业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
1． 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的主导地位

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出我国利用外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以前，中国虽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励外资和华侨资本直接投资的政策，但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很少。1979—1991年，合计利用FDI才233.5亿美元，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很低。第二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国内掀起了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也吸引了大量的FDI进入。当年FDI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过了100亿美元。1996年，突破了400亿美元。第三阶段、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从2002年开始，FDI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突破了500亿美元，2003年也略有增长。
过去二十余年来，大量FDI投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FDI对中国的资本形成、就业、出口与技术进步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正面的效果。固定投资是中国二十余年来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如前所述，中国FDI年流入量高达国内总固定投资的10%以上（见图6）。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吸引FDI达近5000亿美元，因此FDI在流量上与存量上对中国资本累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对中国和印度两大案例做了极有价值的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对FDI的依赖反映了国内民间投资不旺的病症。
当然FDI对中国资本形成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促进就业增加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在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创造了数千万新增工作岗位，为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入制造业与国企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FDI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技术转移，产生了外溢效应。这里需要指出，技术的载体有多种形式，包括专利、设计、新型产品，先进机器设备或新的工艺流程。那种认为只有转移高技术才有价值的观点失之偏颇。事实上，不管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只要生产函数中A参数的微分为正，即有技术的进步，那么FDI所带来的技术转移就是有价值的，不能予以否定。技术外溢不像牛奶溢出，难以直接观测，需要用较好的统计技术与较好的微观（行业或企业层面）数据样本才能分辨估计。
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FDI给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是带进了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管理模式，而不一定是高新技术。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在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真正商业化的企业经营与运作的管理模式。三资企业，无论是港商、台商还是日韩企业，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的跨国公司，当他们到中国投资设厂和经营时，他们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而外商的这种商业模式逐渐地为本国企业所仿效、临摹、采纳。在家电、PC等制造业领域，在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外商的进入与参与带来了经营模式的革命性变化，表现为产品与服务形态的多样化，质量的显著改善，与运营效益的提高。
笔者并不否认外商投资企业对于我国经济、产业的贡献。但应该注意到我国经济对于外资企业的依赖性正在不断提高。将图6、图8、图9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外商投资企业虽然投资规模长期不足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20%（见图6），但占我国GDP的比重却在稳步攀升，从1994年的不足10%，上升到2003年33.37%（见图8）。外资企业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更大，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额从1991年的17.4%上升到2003年的53.2%（见图9）。而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仅仅占我国企业税收的20.5%（见图10）。

图8 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GDP的比例  图9 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进出口的比例
数据来源：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数据来源：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外商投资在我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实际上由于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让度了过多的利益，也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获得了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资的边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研究员认为，我国政府把好的投资机会都给予了外资公司，造成中资企业没有投资机会是促使中资企业推动房地产热的根源。

2．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国际投资法上的外资国民待遇是指投资东道国根据其参加的国际多边、双边协定的规定，给予外国投资及投资者以不低于本国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所谓超国民待遇即指赋予外国投资者超过本国投资者的待遇。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在我国大量存在，迄今仍然层出不穷，甚至滥用。
在过去的开放过程中，不少地方已经形成了一种“优惠政策依赖性”，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和政绩需要，竞相给予外资优惠政策，如不符合新办企业条件而享受新办企业税收优惠、扩大税收优惠适用范围、提高税收优惠比例、延长税收优惠期限、违规减免税收等，以为外资企业越多越好，“外资崇拜”症越来越严重。对于外资企业，要高看一眼，要给予足够的鼓励，不仅要给予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而且要给予“超国民待遇”，人为地制造了不公平竞争。
石杰认为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所导致，并指出地方政府给外商“赠送土地”的策略被当成好经验广泛“复制”，“拼地价”也成了吸引投资者的常用手法。政府在招商过程中过于依靠土地因素，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盲目圈占土地的局面，造成可开发利用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的问题，更是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达6015个(实际可能还要多)，至2004年初被撤并的2720个。在“超国民待遇”的掩盖下，以及实行“土地招商”时，政府的权力很“值钱”，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现象，并产生腐败。

图10 外商企业税占全国企业税的比例  图11 外商企业税率与企业平均税率对比
数据来源：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数据来源：200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过多优惠的直接反映是在税收方面，前面分析笔者已经指出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方面承担的份额与其在GDP中的份额完全不成比例（见图8、图10）。将外商投资企业单位产值的税率与全国企业单位产值的税率相比较，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税率呈下降走势，而国内企业的税率却呈上升的趋势。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解释为什么中资企业普遍处于困境之中，而外商投资企业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都在快速地发展。

3．外商投资企业的价格转移

所谓转移定价，又称转让定价或划拨定价，它是指在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商品、劳务或技术交易时所采用的内部价格制定方法。这种定价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市场供求关系法则的影响，它不是独立各方在公开市场上按“独立竞争”原则制定的价格，而是根据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目的，由总公司确定。
转移定价伴随开放政策而生，政府为了鼓励外商来华投资，诱以税收优惠政策。在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方面，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或外商投资企业以投资总额内资金进口的机器设备，以及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均可按规定申请免税。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反避税处苏晓鲁处长曾算过一笔账：我国已批准成立了40多万家外企，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从账面上看，外企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达1200多亿元。按照税法的规定，以后的赢利是可以弥补前年度的亏损，因此，我国每年要少征外企所得税约300亿元。

三、 中国经济、金融、产业的缠结问题
1． 产业过度竞争问题

我国在打破计划经济的垄断经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造成了目前垄断与过度竞争并存的局面。以外贸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少数专业外贸公司才有资格从事外贸业务，且各专业外贸公司之间都有比较明确的业务分工。因而，就竞争关系而言，当时的外贸经营企业不存在彼此间的出口份额竞争，只存在与国外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市场份额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外贸体制也实行了相应的市场导向改革，对外贸易垄断经营的格局开始瓦解。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根据我国的入世承诺，入世后三年内，我国将全面实现进出口依法登记制，彻底结束审批制。从理论上来说，届时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可能依法取得外贸经营权。外贸经营由垄断走向竞争，是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大大增加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近年来我国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与出口贸易巨大发展间的正相关关系就是最好的注解。
在我国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外贸易的过度竞争，这也是我国外贸经营由垄断走向竞争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我国出口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正日益显现。尤其是目前在我国出口产品数量大、品种少、附加值低、差异性小、出口渠道狭窄、出口市场集中、营销手段单一的情形下，国内企业间的出口过度竞争主要表现为竞相低价出口，这不仅会大幅度减少贸易所得，而且极易招致其他国家的倾销指控，导致我国产品在相关国家市场份额的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国外市场。据统计，1992-2000年，对华反倾销案件达316件，至少影响我国出口额100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泛滥的最大受害国。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国企业间的过度竞争、竞相压价是重要原因之一。过度竞争已危及我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支持我国外贸出口过度竞争的原因在于产业的过度竞争，以家电业为例：近年来，中国彩电出口增势迅猛，2003年出口彩电3268.8万台，增长70%，彩电产业出口依存度高达50%。但彩电出口粗放性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致使各种形式的国外贸易壁垒纷至沓来，欧美两大出口市场先后遭受反倾销，对中国彩电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挑战。
王检贵在《中国经贸》上的一篇文章认为我国目前彩电业有以下特点：一、粗放性经营“贴牌”度日。目前，中国彩电以加工贸易特别是贴牌方式出口占绝对主导地位。据统计，2003年，中国彩电加工贸易出口2579.5万台，出口占总量80%左右。就算是长虹，TCL、康佳等彩电巨头，其大部分出口都是以贴牌方式走向国外的。2003年TCL公司出口彩电370万台，其中以TCL自有品牌出口仅占11%，其余89%都是贴国外的牌；同年长虹公司出口彩电450万台（套），其中自有品牌出口不及5%。
二、出口价格持续下跌。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1年中国出口美国的21英寸彩电平均每台价格425美元，2003年迅速下降到160美元左右。受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中小型彩电出口毛利率以由1999年的10%左右下降为2003年的5%以下，有些甚至处于亏损状态。
三、以低端为主。目前中国彩电出口产品依然以低端产品为主，2003年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等高端彩电仅出口1，83亿美元，占彩电出口比重不足6%。除品种单一，彩电出口市场也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2003年对美国、日本、香港、阿联酋和澳大利亚五大市场的彩电出口份额高达52%，其中仅对美国出口就达713万台，增长60%，占中国彩电出口的22%，占美国当年进口彩电的20%左右。
四、产能过剩引发“价格战”。中国彩电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势必引发流通领域的价格战。彩电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市场竞争中有进有退，黄河、乐华、康惠、牡丹、福日逐步退出，同时由于行业门槛低，又诞生了天大天财、松日、创佳、东杰、赛博等企业。特别是近年来东芝、松下、日立、三星、LG等日韩家电企业明显加快对华投资和产业转移，或直接委托国内品牌企业代其加工，加上一些废旧彩电重返市场，导致供过于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据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有69家彩电生产企业，年生产能力高达8600万台，而国内市场需求量为2500～3000万台，多数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在40%～60%。随着彩电巨头纷纷涌入高端彩电领域，致使高端市场也相继饱和。例如2003年国内背投彩电需求量不足100万台，而仅长虹一家的背头彩电年生产能力就超过100万台。正是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彩电出口企业不断爆发价格战，争相低价出口，最终使整个行业利益受损。为遏止彩电出口价格迅速下滑，2002年起，机电商会对彩电出口实行预核签章。该措施对抑制行业恶性竞争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部门之间政策措施不统一，协调力度不一致，也给企业不遵守同行协议留出了似乎合法的空间。
应该了解，我国家电产业的起步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是目前发展最为成熟的产业。《商业周刊》指出，2003年我国家电业拥有世界70%的产量，但利润仅仅是全球该产业的10%，这是我国产业过度竞争的典型反映。必须指出我国产业的过度竞争是全面的，我国产业几乎都陷入类似于家电业的困境，即是快速起步、规模扩张、产能过剩。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产业发展过程是新的商业模式快速的学习过程，而长期产业竞争力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2． 金融扶持下的金融坏账

我国产业过度竞争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改革模式造成的。在八十年代“放权、让利”的改革模式下，实际上是把中央计划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扩大就业、加快经济发展的诉求下，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资金流入。以产业园区建设为手段干预信贷，在已经产业过剩的领域重复低水平建设，最终形成金融坏账。
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与日本的“东亚模式”相区别的地方。在日本模式下，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具有唯一的导向作用，从而不容易形成产业过度竞争。而我国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在地方利益机制下形成产业过度竞争。我国产业的过度竞争是全面的，不仅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制造领域，也普遍存在于在第一产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从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2003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比例仍然高达85%，而其中的80%又是贷给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目前占我国GDP的规模已经下降到20%，巨大的反差验证了我国银行业坏账的严重程度。根据《2003中国货币执行报告》按照一逾两呆口径，200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2.4万亿，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协议》五级分类的要求，我国银行业的坏账规模要大得多。
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估计我国的银行坏帐高达五千亿美元以上，形势之险峻仅有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勘与之相比。在我国目前经济以年百分之七以上的高速度增长下，尚不能解决坏账问题，如果我国经济增长状况恶化的话，根本难以想像我国银行业的坏账烂摊子将会烂到何种程度。随着2006年我国金融体系的全面开放，届时虎视眈眈的西方银行业者将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拉走目前中资银行手中的信用优良客户使得中国金融体质更形恶化。
我国目前对银行业坏账估计的不严格，以及在片面追求降低坏账率的导向下，我国银行的信贷规模不断扩张。在产业过度竞争的条件下，必然会使坏账的规模不断扩大。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理论上讲已经全部破产。

3． 就业压力下的经济高增长

1992年以小平南巡讲话为契机，我国启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外资流入持续强劲，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也长期维持在30%以上，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以上，即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利情况下，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仍然维持在7.8%的较高水平。因此，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目前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应该是9%，经济不存在过热，更不存在软着陆。
笔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不是经济预测的结果，我国长期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率是由于人口的压力。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并且农业人口占人口绝对的比重。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就业的压力非常巨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许多效率低下的企业在不断退出市场，从而安排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我国宏观经济中首要的问题。

图12 1991――2003我国新增就业人数 图13 我国GDP增长率与失业率
数据来源：《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公报》

在这样的人口背景下，我国采取了吸引外资流入、扩大投资规模、提高城市化水平，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综合手段，以达到就业人口增长的目的。在1991到2003年间，我国新增就业人口达到8725万人（见图12）。尽管如此，我国城镇失业率仍在不断攀升，从1992年的2.3%上升到2003年的4.3%（见图13）。
乍看起来这样做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增加就业不仅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还可以带来全民的福利。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存在着严重的制约因素。一、产业的扁平化与过度竞争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二、造成了全面的资源紧缺并恶化了环境；三、遭到发达国家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
总之，我国经济处于产业、金融、经济三者的缠结问题。在人口压力下经济必须维持较快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增加信贷不断地扩大投资，扩大投资造成国内产业过度竞争，从而形成坏账，为了掩饰坏账，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大。相反地，如果投资下降，经济增长将会回落，陷入困境中的企业不断增加，金融系统坏账将不断增加，从而引发危机。目前各利益方都在粉饰这种困境，尽可能不使问题早暴露，极有可能引发大的金融危机。

四、 中国的潜在危机
1．“东亚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中的金融危机冲击

当前世界经济的主流是经济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以“东亚模式”崛起的东亚国家无一例外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从1989年日本经济、金融、产业泡沫的破灭，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无不说明了“东亚模式”在向“市场模式”转变中的巨大风险。那么“东亚模式”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机制是什么？经济学家的解释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秦海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秦海认为金融危机是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孪生的结果，它表现为五个孪生的危机：第一个是货币和银行相孪生的危机。94年以来，受危机打击比较严重的几个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常性收支逆差。但这些国家当时完全沉溺于高增长率，几乎不去查任何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且，这些地区一直享受着低利率，约束条件非常松懈。一旦融资环境变紧，利率提高，马上就难以承受。所以提高利率并没有给投资者以信心，因为资金留在国内也找不到合作者，所以，再提高利率，资金照样抽逃。这种孪生的危机到了无论保汇市还是保货币市场都无法解救时，只能是崩盘。
第二个孪生是东南亚经济和日本经济危机相孪生。92年以后，日本经济逐渐跌入流动性陷阱，人口开始老龄化，经济不活跃。这加速了资金和产业向东南亚一起转移，大量的债权人涌入东南亚，对房市和股市的投资在东南亚出现，并且是与日本经济连动的，日本经济的萧条使得危机由日本向东南亚输出。
第三个是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相孪生。一方面，在从实质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狭小，房产与地产没有分离，一下出现了那么多对房地产和金融的投资，所以房地产的泡沫是这些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定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转型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型，而由于高层管理者阶层不具备现代的知识储备，发展战略和政府职能没有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这种错位加重了危机。
第四个是私人债务和治理结构的相孪生。企业在借款时有政府在背后支持和撮合，企业家的目标和政治家的目标高度合二为一，使企业得到贷款非常容易。但是，资金并没有向有效率的部门集中，而是通过特定的支持形成庞大的私人债务，比如，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资本负债率达到了500%。这些债务一旦出了问题，只能采取政府动员私人资源的办法来解决。国际化条件下的文化认同与亚洲的价值观念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磨擦，这种磨擦导致政府强制性地动员资源来创造或倡导一种发展模式。传统的亚洲模式在国际化的环境下不再行得通了。文化上的认同和发展上的认同需要解决社会问题、结构问题，来解决国际化所带来的多元互动问题，从而要求提高透明度。
第五个孪生是国际贸易体系的重组与金融体系重组相孪生。由于离岸金融市场崛起，国家干预市场，导致贸易体系脱离于公司之外，甚至脱离于一些弱小的国家之外，国际贸易体系开始重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导致对原来的资本流动，局部市场的放大和渗透大大加强，几乎脱离于贸易体系之外，出了问题之后，它炸出来的灰把实质性经济全部掩盖。从而又出现了金融体系的重组。
这五个方面涵盖了东南亚几国的内部问题，也涵盖了国际社会的问题，危机之所以在东南亚发生，不是因为它这几年增长太快，也不是欧元吐出美元的冲击，而是外部游资的冲击碰上了特定的内部结构相对接的结果。这个结果就以危机的形式爆发。

2． 外资流入下的产业泡沫与房地产泡沫

在美国股市泡沫高涨的1999年、2000年，美国外贸赤字快速大幅度攀升，在美国2000股市泡沫破灭以后，美国又逢2001年“911事件”双重打击。美联储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不仅没有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来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反而在2001年到2003年间进行13次连续降息，使短期利率短期达到1%的低水平。与此同时对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跌创新高。2003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记录的5500亿美元，而2004年的财政赤字也将创出4000亿美元的新高。因此，美元兑国际主要货币持续贬值，从2001年美元最高兑欧元0.84的水平迅速贬值到2004年最低兑欧元1.30的水平。
在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未作调整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持续高涨。反映在2002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见图16），其增加的数额大大超出了经常项目顺差以及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的数额（见图17），表现在我国经常项目误差与遗漏项下的持续正值，说明了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国际游资流入强劲。
通常地误差与遗漏项目的持续性较大的不平衡往往是由游资通过地下渠道流入造成的。在2001年以前，我国这一项目反映为持续的资本流出，在1991年至2000年间，每年通过地下渠道资本流出在100亿美元左右。而2002首次出现了资本通过地下渠道的流入，达到78亿美元的规模，2003年更是达到了184亿美元的新高水平（见图16）。

图14 我国外汇储备      图15 新增贷款与外汇占款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16：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  图17：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无疑是反映游资通过地下渠道流入流出的方向，但不能涵盖游资流入的全部。实际上，2002年以来国际游资流入我国的规模要比误差与遗漏项目反映的要多得多。根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结论，从去年中期以来，我国的出口可能正在被夸大，在被选定的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三分之二的国家所公布的从我国进口的数据表明，我国将自己的出口增长规模夸大了十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3年我国的经常项目的顺差几乎都是游资的流入造成的。可能是很多出口商通过夸大自己的出口价值的方式将投机于人民币升值的资金带进了我国。如果我国的出口确实被夸大了的话，现在，我国的贸易赤字就已经很大了。当出口商们为了把资金带出中国而对出口货币的价值低估的时候，这些赤字将会暴露出来。
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图17），在2001年以前资本与金融项目与经常项目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跷翘板效益”，当直接投资规模比较大时，经常项目的盈余通常比较小。反过来，当直接投资规模比较小时，经常项目的盈余比较大。这一点很容易解释，主要直接投资往往需要进口大量的国外设备，从而进口增加。而2002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表现为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同步大幅飚升，笔者可能是游资也利用资本与金融项目流入国内。将通过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误差与遗漏项目进入国内的游资进行累加无疑是巨大的。
在固定汇率下，国际游资流入形成了我国的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导致信贷规模的失控，造成了房地产的全面过热。我国房地产投资迅速从2000年的4901.73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0106亿元的规模，新房的销售所占GDP的比重从六年前的2%增长到了2003年的8.2%。伴随着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在房地产按揭贷款宽松的条件下，全国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东部发达地区房地产价格达到家庭收入10－12倍，而发达国家这一数据在3－5倍之间。房地产按揭的超能力贷款问题相当严重，当游资大量撤离我国的时候很有可能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相似。

  图18 我国防地产投资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快报》

与此同时，在房地产热的带动下，相关行业持续过热。按照《2003中国货币执行报告》统计，2003年我国钢铁行业投资达到14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到2003年底，我国钢铁生产能力达到2.5亿吨，目前在建钢铁生产能力0.8亿吨，预计到2005年全部钢铁生产能力估计将达3.3亿吨，届时将超出市场需求6000万吨以上。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拟建能力还约有0.7亿吨，如果全部形成将超过4亿吨。电解铝重复建设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电解铝现有能力546万吨，已经产大于销，全国共有20个省区市正在热投电解铝，在建项目达47个，在建拟建能力有500万吨，与2002年全国形成的产能相当。预计2005年产能达到1000万吨，大大超过预计的600万吨的需求量，将占全球产能的三分之一。今年前两个月，在制造业30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1倍，其中钢铁工业投资增长172.6％；建材行业增长137.4％。

3． 原材料价格飚升下的贸易逆差

在房地产热的推动下，我国原材料全面紧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中国货币执行报告》，2003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主要依靠的是原材料和能源的高投入，基本上还属于粗放型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任重道远。目前，我国的GDP折算成美元约占世界各国GDP总和的4%，但钢材消耗约2.6亿吨，占世界钢材消耗总量的25%还要强，是世界第一大钢材消费国；石油消耗约2.5亿吨，日均消费石油占世界日均消耗石油的7%，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煤炭消耗约15亿吨，占世界煤炭消耗总量的30%左右；水泥消耗约8.2亿吨，占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左右；用电总量约1.9万亿千瓦时，占世界用电总量的10%左右。这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难以为继。
据海关统计，2004年前7月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达到11593万吨，同比增加3115万吨，增长36.7％。2004前8个月，中国石油进口量高达7600万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40%。2004年前7个月中国精铜消费量为185万吨，同比约增长7.5％。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全球原材料价格巨幅飚升。与2000年相比，全球石油价格、有色金属价格等价格涨幅超过一倍，对我国外贸新成极大的压力。与此相一致，我国前四个月外贸出现逆差，虽然到8月外贸已经开始实现顺差，考虑到外资流入因素，今年实际贸易逆差可能在500亿美元。其中仅仅原油与燃料油贸易逆差就超过300亿美元，而汽车配件及汽车进口也会造成15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五、结论与建议

无疑，我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财富、人民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我们不应该陶醉在“中国经济奇迹”的光环里，需要从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着手，努力去化解其中的隐患，只有这样才能奠定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良好基础。

综上所述，笔者有以下结论和观点：
1． 我国经济奇迹是“东亚模式”的奇迹。与典型的“东亚模式”相比，我国不仅金融体系比较脆弱以外，还存在着由于外资“超国民待遇”而导致的民族产业抑制以及过度竞争问题，使得我国目前全球经济中的定位仅仅是“中国加工”（Made in China），而非“中国制造”。在加工为主体的产业构成下，原材料的紧缺是全面的、长期的。
2． 在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环境、产业环境、金融环境、自然环境在持续恶化。表现在经济增长是规模的增长而非效益的增长，产业过度竞争造成研发投资不足、产业提升困难，金融系统承担了全部的成本。毫无疑问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
3．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当前外资强劲流入，掩盖了我国巨额贸易逆差的状况。外资流入导致的货币供给快速增长迅速推高了房地产泡沫。如果我国不能意识到其中的巨大风险，继续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在下一个经济阶段我国将面临着比东南亚国家更为严重的后果。

为此，笔者建议：
1． 我国应该通过对全球矿产资源的投资来不断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以抑制由国际游资流入导致我国投资的全面过热。
2． 通过征收房产税的方式抑制房地产的全面过热，以迫使国内投资流向产业领域。因为没有竞争优势产业支持的城市化必然演变为城市空洞化与城市贫民化，从而可能使我国陷入拉美国家的困境。
3． 利用融资手段推进产业整合，也就是给予有竞争优势企业较大用于收购兼并的融资便利，全面限制竞争劣势企业的融资，迫使劣势企业被优势企业收购兼并。从而避免产业投资扩大导致的过度竞争，以及劣势企业最终破产带来的社会资源浪费。如果我国的产业整合能够起到效果，将有利于优势企业集中精力进行产业提升，避免目前所有企业盲目多元化的不良后果。
4． 应该尽快将银行坏账显性化，显性化是解决银行业坏账问题的前提条件。只有显性化才能给银行足够的压力来抑制银行坏账的产生，这是治本之策，银行的历史坏账国家只需承诺在未来适当时候以国债弥补即可。银行坏账的显性化还有利于抑制国际游资流入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
5． 必须对于目前国际游资流入我国的规模有一个科学的估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目前我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全面估算。在目前错误的估算水平下，国际游资盲目流入人民币被迫升值，将为下一轮我国经济、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1]   翁东玲，“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产生的历史背景，《亚太经济》，2000年第3期
[2]   杨立冰，“东亚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亚太经济》，2000年第3期
[3]   于海莲，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反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2
[4]   熊贤良，发展中国家回应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策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
[5]   克鲁格曼，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探索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生出版社，2000
[6]   2003中国货币执行报告，中国人民银行
[7]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8]   李秀石，日欧美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2期
[9]   曲昭光，资本自由化与金融危机关系的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11期
[10]   姜磊、杨娟，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国际金融体制的创新，《财政研究》
[11]   姜广东，关于“东亚模式”的制度性再思考，《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12]   孔凡静，日本模式、东亚模式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13]   徐剑明，外商直接投资的二元特征及对策，《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2期
[14]   杨俊龙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7期
[15]   陈炳才，引进外资战略的反思与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二期
[16]   崔影慧，企业转移定价策略，《企业管理》2002年第5期
[17]   张文骥，跨国公司转移价格及我们的对策研究报告，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4月16日
[18]   胡祖六，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二期
[19]   白津夫，转变增长方式化解过度竞争，经济日报，2004年4月19日
[20]   张友仁，出口贸易过度竞争的产业组织分析，《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3年第7期
[21]   钱颖一、李利民，中国改革能走多远？《经济》杂志2004年第一期
[22]   石杰，与时俱进调整外资超国民待遇，《国际贸易论坛》2004年第3期
[23]   谢国忠，泡沫共存的石油和房地产，《财经界》，2004年9月
[24]   张伟兰，美元的时代正在终结？《中国外资》，2004年10月
[25]   沈思玮，2004：经济展望，《解放日报》，2004年1月5日

2004：经济展望（2004-01-05）
http://www.jfdaily.com.cn/gb/node2/node17/node167/node25182/node25195/userobject1ai374412.html
石油危机再次来临（2004-02-19）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2-19/siban/t20040219_521130.htm
格老的潜台词（2004-03-16）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3-16/siban/t20040316_532391.htm
油价为何狂飙？（2004-04-01）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4-1/siban/t20040401_540864.htm
格林斯潘的逻辑（2004-06-30）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6-30/siban/t20040630_589489.htm
美元升息背景（2004-8-12）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8-12/wuban/t20040812_627922.htm
美元危机是迟早的事（2004-11-09）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11-9/siban/t20041109_684105.htm
美元危机与人民币升值(2004-11-18)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1118/jj/jjxw/200411180037.asp
都是对冲基金捣的鬼（2004-12-03）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12-3/siban/t20041203_699206.htm
加息能拯救美元吗（2004-12-16）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12-16/siban/t20041216_706492.htm
2004：石油危机的开始（2004-12-21）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12-21/sanban/t20041221_709177.htm
2004：十大国际财经新闻评点（2004-12-27）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12-27/shiliuban/t20041227_712606.htm
美元危机进入第二阶段（2004-12-29）
http://paper.cnstock.com/ssnews/2004-12-29/siban/t20041229_7143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