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依然“在场”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动荡，马克思主义一时间似乎也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了一种普遍乐观的情绪，认为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已经来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行将结束，未来的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一统天下，就像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行将来临，未来将是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然而，进入21世纪不到十年，一场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再次呈现。全球霸权、国家间的经济掠夺、利益纷争，再加上在金融海啸中显露出的强权肆虐、危机转嫁、信任缺失、价值颠倒和人性倒退，种种迹象显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特里·伊格尔顿所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正是这种认识和反思的成果，格外引人注目。

　　特里·伊格尔顿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全球化的实质。如今的“全球化”态势仅仅是属于当代突兀生发出来的现象吗？究其实，它是由“资本主义首次开创的世界历史”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世界历史”时代现象的描绘及其实质的揭示至今仍未失其效准。资本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上书，第1卷，第541页）这样，资产阶级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这个由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必然会出现畸形、扭曲和不平衡发展，世界历史体系的总体结构必然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全球化时代也并没有改变这种态势，超越这一规律。

　　特里·伊格尔顿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甄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相当引人注目。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发展理念上的一个巨大转折，就是把中国的现代化纳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中国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化成为超越具体社会制度和民族、国家界域的人类共同的选择，在目标、准则、方式等方面必须遵循相同的规则。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必须付出代价。当我们按照这一思路重新启动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化在西方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这使我们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与“先发内生型”相对）的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局面呢？大部分地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大的城市依靠特惠条件和自身优势，“业已实现现代化”，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又弥漫着“后现代”情绪，甚至转向了所谓“后现代之后”，然而占中国人群体大多数的农民很多处于“前现代”的水准，有的地区才刚刚开始“启动现代化”，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又发生过“现代化的中断”。所有这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历时态经历过的不同阶段，共时态地出现在当代中国，使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走上了一条无先例可循、充满诱惑又布满陷阱的道路。显然，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观念很难整合这些复杂的情况和因素，我们又不能听任盲目的力量自发地发挥作用，而需要建构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观念和理论。

　　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能仅仅限于提出一些具体的路线、方针和策略，更应当是一种思想体系、基础理论的建树；而对它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阐发，则必须借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当代全球化态势的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我遗憾地看到，很多人谈论的却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多么反常的现象啊！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重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虽然不能指望从中找到解决当代具体问题的方案，但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思考来反思目前中国与世界的状况，将使我们大受裨益、深获启迪。

　　据说，这是一个“反崇高”的时代，已经不再时兴做“豪言壮语”了。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样的著述告诉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世界思想史、哲学史演进的总进程予以观照的时候，仍然不得不说：它是一场“壮丽的日出”；而当代实践和社会发展也将再次证实一种卓越的判断：“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