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防部：建议高校开设反“颜色革命”课程

　　“反‘颜色革命’应从高校抓起。”针对俄罗斯面临日益严重的“颜色革命”威胁，俄罗斯国防部认为，应让大学生们掌握对抗“颜色革命”知识。

　　据俄罗斯《消息报》2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尼古拉·潘科夫指出，国防部建议不仅在军事院校，而且应在所有高校都开设对抗“颜色革命”的课程。目前在军事学科专业计划中包含了对抗“颜色革命”方法和技术的内容，而国防部认为，应当让更多的大学生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国防部的新建议，俄罗斯青年联盟副主席布加耶娃表示，该组织计划在2016-2020年俄罗斯公民爱国教育计划中列入反“颜色革命”课程。俄政治信息中心主任阿列克谢·穆欣认为，该课程可以培养学生们的公民意识，将让他们学会在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推倒围栏和掀翻汽车的方式。“我认为，大学没有必要政治化。”俄大学联盟副主席克拉普欣认为，没有必要在大学中增设这一课程。俄高级经济大学高等教育学院院长伊琳娜·阿班基娜也表示，没有必要开设这一课程，应当让学生们多从事积极性的工作，比如文化、体育及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2日报道称，俄战略研究所所长费里莫诺夫表示，国防部领导人关注到“颜色革命”的严重性是十分必要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正在对俄发动“混合性战争”的一部分，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随着明年俄国家杜马选举的日益临近，俄必须对西方这一企图保持高度警惕。【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柳玉鹏】

　　原题：俄建议高校开设反“颜色革命”课程 学者认为没必要

　　附1 俄出台《不受欢迎组织法》防“颜色革命”

       2015-05-27 · 来源：法制日报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张春友

　　本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不受欢迎组织法》,该法案经过半年的讨论与议会审议后最终出台。

　　2014年11月,《不受欢迎组织法》提案由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公正俄罗斯党”议员团议员亚历山大_塔尔纳夫斯基和“自由民主党”议员团议员安东_伊先科共同提出;今年1月,俄国家杜马一读通过;本月19日,俄国家杜马最终三读通过了《不受欢迎组织法》;本月20日,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不受欢迎组织法》后提交俄总统普京;《不受欢迎组织法》本月23日由普京签署并正式生效。

　　不得在俄开展活动

　　根据《不受欢迎组织法》,威胁俄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国防能力或国家安全的外国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被认定为“不受欢迎的组织”。

　　《不受欢迎组织法》授权俄罗斯总检察长或副总检察长在与外交部协商后确定“不受欢迎的组织”名单,而去除“不受欢迎的组织”名单,也需要通过类似的程序。不受欢迎的组织将由俄司法部公布。

　　法案禁止“不受欢迎的组织”在俄境内建立分支机构、开展项目及传播信息材料。《不受欢迎组织法》要求俄金融机构拒绝与列入“不受欢迎组织”名单的组织开展金融业务,银行一旦发现必须通知俄金融监管机构,而金融监管机构要上报总检察院及司法部。

　　俄司法机构可对参与“不受欢迎的组织”的人员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情节严重及屡犯者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对首次参与的公民罚款5000至15000卢布(约合100至300美元);对公职人员罚款20000至50000卢布(约合400至1000美元);对法人罚款50000至100000卢布(约合1000至2000美元)。

　　法案还规定,如果违法行为具有系统性,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有两次或以上违规,违法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情节轻重可处以罚款300000至500000卢布(约合6000-10000美元)、从事社区劳动360个小时、2至5年劳动改造或2至6年监禁。但对自愿停止参加“不受欢迎组织”的人将免除刑事责任。

　　受到西方攻击

　　在俄联邦委员会本月20日审议通过《不受欢迎组织法》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曾要求普京否决该法。在西方看来,《不受欢迎组织法》是“可耻”的,任何外国或国际组织都可以在俄罗斯被认定为“不受欢迎的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媒体自由委员会主席杜尼娅甚至直接要求普京否决该法。杜尼娅认为,“否决该法是为了保持俄罗斯社会有‘多种声音’”。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认为,俄出台《不受欢迎组织法》符合国际准则并可以保护俄国家利益。马特维延科解释,某些势力目前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干涉其他国家主权、宪法秩序,甚至策动政变。因此,俄罗斯有权通过立法来保护国家利益。

　　《不受欢迎组织法》起草人之一的塔尔纳夫斯基指出,目前在俄境内一些外国组织“表现不好”,有的是应特工机构的要求,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不受欢迎组织法》的目的是明确指出对俄存在不友好的组织。塔尔纳夫斯基同时指出,《不受欢迎组织法》只针对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家原子能机构等不在此列。

　　一些投票赞成该法的议员认为,《不受欢迎组织法》对西方别有用心的非政府组织具有威慑作用。俄塔斯社报道指出,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的《不受欢迎组织法》加强了对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管理活动。

　　也有俄人权活动家认为,“《不受欢迎组织法》的认定标准相当模糊。事实上,完全由总检察院说了算”。俄人权活动家担心,《不受欢迎组织法》是在对抗西方的法律环境,俄已经开始区分“自己人”和“外人”。

　　严防“颜色革命”

　　2003年冬至2005年春,格鲁吉亚等三国连续爆发“颜色革命”。在整个过程中,来自西方的非政府组织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正是“颜色革命”在前苏联地区的集中爆发,推动了俄罗斯加快对非政府组织立法的步伐。

　　2006年1月17日,俄罗斯颁布了《非政府组织法》,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在俄领土上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包括进一步完善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程序、确认其资金来源与用途报告制度、对其活动与财务的随时审查制度、严格取缔程序以及强化非政府组织的责任等内容,在稳定社会秩序、预防“颜色革命”在本国发生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2012年7月21日,俄总统普京签署了新版《非政府组织法》,给予接受海外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外国代理人”的地位。美欧认为“此法使俄倒退到苏联时代”,但俄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支持这一法案,认为这是防止西方发动“颜色革命”的有效屏障。根据2012年新版《非政府组织法》,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非政府政府组织必须提交特殊报告并接受特别检查,否则可依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罚款300000卢布(根据当时汇率,约合10000美元)、480小时社区劳动或两年监禁的处罚。宗教组织、国家集团与国有企业及其创立的非政府组织不受新版《非政府组织法》的约束。

　　俄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普京签署生效的《不受欢迎组织法》是对现行《非政府组织法》的有效补充,可有效预防“颜色革命”。

　　附2 有必要加强对俄罗斯政治传播的研究

　　许华 · 2015-04-15 · 来源：俄罗斯学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媒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政治媒体化现象”日益突出。在信息化时代，没有哪一种政治现象能够脱离媒体而独立存在，“政治传播”、政治与媒体的关系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现代传媒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新媒体情境下的政治参与和国家治理情况等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观察和评价。对于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件，如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乃至近期的乌克兰危机、中国台湾地区选战，如果我们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解读，也许能得到一个更为客观的答案。

　　当今世界，政治传播领域的关键问题就是话语权之争。谁掌控的媒体实力更强，谁的传播技术更领先，谁的宣传技巧更能迎合大众心理，谁就有机会引导政治局势朝向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在现代政治竞争中，能否创造对自身有利的舆论环境，扩大舆论优势，已经成为能够影响斗争结局的重要因素。

　　（一）媒体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

　　苏联解体和颜色革命是典型的例证，引发苏联解体和颜色革命的根本原因固然在于国家内部长期积累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危机，但是在这些政治斗争中，内部的舆论导向和新闻政策以及西方传媒的渗透和宣传，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改革”或者“革命”的过程中，媒体通过各种带倾向性的报道引起民众的关注和参与，借以对政治事件的进程和解决发挥影响。在政治斗争中，当一方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其领先优势就能通过媒体的传播不断拉大，而街头政治也因媒体的推波助澜而获得了爆炸式增长的效果，政权更迭的过程被大大简化：乌克兰“橙色革命”持续了一个月，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半个月决出胜负，而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不到一天就逼阿卡耶夫总统出走。在这些事件中，媒体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其报道倾向成为造成政治动荡的直接推动者，在影响选民的政治倾向，鼓动民众参加示威活动、攻击政府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二）政治传播与国际竞争新空间

　　随着互联网运用的普及和深化，各国民众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热情持续上升。网络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已发展为重要的战略空间，网络渗透也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美国凭借互联网技术的先发优势，从战略和政策层面将网络，尤其是新媒体应用纳入各种政治进程，利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优图(YouTube)等平台推动“民主化”进程，向世界宣传美国的文化、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为其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在伊朗选战、利比亚乱局等事件中，美国正是运用各种媒体工具涉入各国内部事务，激发动乱导致政权更迭，最终实现其战略及外交目标的。

　　（三）新媒体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新形式

　　传统上，政府控制着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资源，但新型媒体手段的出现，使政府的控制力受到了冲击。新媒体打破了政府的集权控制，为政治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改变了个体、政治集团、政治组织和政府之间传播信息的方式。在新媒体语境中，民众不是以前的“受众”，而是成为真正的公众，其政治参与意识被唤醒和勃兴，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民众借用新媒体表达政治意愿，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逐渐普遍，社交媒体正在加速成为民众在政党、选举、结社、集会、游行等形式之外进行政治参与的新形式。

　　媒介化的时代，在传统的政党动员机制之外，由网络传播形成的政治参与形式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颜色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传统大众媒体，那么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则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一国的民众能够被新媒体及时组织起来，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且运动同样也是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在两个月内波及该地区十余国，形成影响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强大力量。

　　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反对派候选人佘雪玲虽落选，但其在脸书上的粉丝数超过了李光耀。面对新媒体在选举中产生的重要作用，总理李显龙不得不承认，这导致了“政治版图的明显改变”。2014年中国台湾地区公职人员选举中，无党籍身份的柯文哲通过年轻选民在网络上的强力支持而胜出，打破了蓝绿两党垄断台湾政坛的局面。2015年的俄罗斯，无政治背景的纳瓦尔内通过社交媒体积累大量人气，在继政治大佬别列佐夫斯基、经济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后被封为普京的“头号对手”。虽然目前纳瓦尔内的支持率难以与普京抗衡，不过，考虑到媒体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纳瓦尔内的影响似乎还有更多潜力，将来未必不能通过选举成为改变俄罗斯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早在2013年莫斯科市长选举中，纳瓦尔内就已经以超过27%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仅次于当选的索比亚宁。

　　政治传播的作用不断增强已成为全球政治发展的趋势，有一种预测，随着政治传播方式的改变，将来的政治会从信息垄断的“中央集权时代”，转化到信息互联的“权力碎片化”时代。处于政治学和传播学交叉地带的政治传播研究，近年来在西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俄罗斯的政治传播研究只是散见于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文献和网络评论文字，政治传播学仍是亟待发展的领域。政治传播可以开阔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为政治研究学者，我们也许有必要从政治传播、政治参与新形式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研究俄罗斯政治传播的特征、手段、方式、效果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以深化对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在这个传播助推巨变的时代，“普京时代”的终结者，很可能就是因为适应政治传播方式带来的政治文化的转变的形势、借助媒体不断增长的动员力和凝聚力而上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