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创作谈/简评

是逃避，也是抗争

——《那儿》创作谈

曹征路

　　有朋友问，你怎么还写这种东西啊？他的意思是，常作杞人之想，不好。他认为这是个集体叫春的时代，市场只认荷尔蒙气息。

　　为什么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我一直无法回答。我知道今日的文人生态是有退有进，一面是退出宏大叙事退出公共领域，或高蹈或琐屑；一面是紧密联系权力与资本，或主流或小康，总之都已悠悠然后现代起来。我也知道有另一种写法，可以写得神秘写得纯粹。我不否认那样也能写出好小说，但我已没有那种心情。拉开抽屉，现在还有不少那种小说的残片和尸体，有一些自己也闹不清当初是想说什么了。

　　但倘若不写，自己又能干点什么呢？写作好像是一种逃避，装出一副认真的模样打发日子。写作也像是一种抗争，总和内心的自己打架，苦苦争辩。后来我想，就算是自说自话，这世上也多一种声音啊。

　　究竟有什么力量能使文学衰落到拉客娼妓的位置上去？我看没有。除非作家自己愿意。经过这些年的后学修理，小说已经越来越纯粹了，要么隐私，要么游戏，要么表演魔术，要么远离烟火，总之是要把历史抽空，使它更适合案头膝上的把玩。其实这也挺好理解的，哥们太想挤进文学史了，哥们太想与世界接轨了。问题是，用这些借来的主义能不能证明自己也主义呢？如今这些理论泡沫在产出国还妾身未明焦虑万分呢，咱们怎么就一定能绕过现代性门槛直接“后”起来呢？“密司脱”们着急的是这个。

　　小说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失去了对这种关注作审美展开的耐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小说作为艺术没有文学精神，就如同相声艺术取消了讽刺，它当然不如影像来得直观，不如网络来得便捷，也不如三级片来得刺激，美女美男也包装不了。

　　这么想想，我的逃避或抗争也许还具有某种诗性。这和一个失业工人、一个失地农民的喃喃诉说没有什么区别，它不需要主义也不需要技巧，只需要说出皇帝新衣的那一点点率真。 记得雨果说过一句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只能靠皮肤去感觉。我想大概因为温度计是一维的，而皮肤的感受是综合的。据说在绝对干燥的空气里，人能够忍受一百多度的高温，而如果空气湿度达到百分之六十，才八十度我们就已经被煮熟了。可见听天气预报并不能让我们确知、痛知冷暖的滋味，除此而外，还要考虑到湿度、气压、风力和服装被褥等等好多因素。

　　我不知道当代文学何日能恢复它应有的尊严。但毫无疑问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

对艰辛现实的干预和承担

――曹征路《那儿》简评
张志忠

　　郎咸平发起的国有资源保卫战，让我们这些对经济学完全是门外汉的人们，也感到了惊心动魄，产生了强烈的义愤。难道说，在许多年里，在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中积聚起来的公共财产，就听任其在短暂的“国退民进”的狂潮中，被少数人鲸吞和瓜分，去培养几个新的排行榜上的富豪吗？当然，对郎咸平的反击和另一种声音，也醒目地存在着，但是，单凭我们对中国现实的有限感知，我也宁愿相信郎咸平的紧急呼吁。

　　曹征路的《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所表现的那一场悲壮与凄凉交织的、失败了的国有资源保卫战，就是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显示了郎教授用经济学和数字化方式所揭示的严峻现实。一座国有的矿山机械厂，在当前的“国退民进”和股份制改造中，怎样在某些急于甩掉包袱的领导决策，和擅长于空手套白狼的所谓企业家的合谋中，将偌大一座工厂，毫不手软地纳入某个老板的囊中。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小说，就是在经济学细节上也比从经济学家那儿得到的东西要多。我没有能力在曹征路和郎教授两者间进行什么对比，但是，与经济学的理论和数学公式比较起来，《那儿》所展现的社会生活画面，让我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接受，我想，对于许多关心中国现实的人来说，都可以从《那儿》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的。

　　但是，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经济学论文和数学模型，它是需要“以人为本”的，需要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文学特有的丰富蕴涵，需要饱满的情感冲击力。《那儿》的展开，就是从一个惨痛的细节开始的，单身的下岗女工杜月梅，迫于要为动手术的女儿凑钱，晚上到街头站街拉客，这已经是非常不堪，又被一条宠物狗追咬受伤。这条狗的主人，恰恰是杜月梅当工人时的师傅朱卫国的女儿，于是，作品就在人和狗、往事和现实的交织中展开。

　　有一手精彩绝伦的技术的朱卫国现在的身份，是工厂的工会主席，这也是因为他曾经凭精湛的技术解决过生产上的大难题所得到的报偿。按理说，工会主席这种职务，在许多人看来，都里是可有可无可上可下的，尤其是在当下的工厂体制的改变，和经济效益至上的办厂原则之下，这样的位置就更难有所作为。换一种活法，朱卫国可以凭借他过人的技术才能，过上滋润的日子，但是，一种为国有企业和全厂工人谋取利益的责任感，却将这个“九品芝麻官”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不但说，在有关方面为了获得全厂职工的同意而设置的陷阱中，将朱卫国置于非常尴尬的地步，遭到全厂工人的唾弃，有苦无处诉；在工厂即将被侵吞之际，他走省城上北京，到处申诉告状，或者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说服工作，却只落得无人理睬，也无人理解；就是在杜月梅的激励之下，在工人们终于认识了严峻现状的时候，他发动全厂工人，将每家每户仅有的资产――住房证抵押到银行，要集体购买工厂的股份，取得工厂的控股权，本来有可能力挽狂澜，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他的拼力一搏，却又再一次被权势人物化解于无形。工厂终于卖掉了，让他百口莫辩的是，因为工会主席也属于工厂管理层，他居然得到了比普通工人要高出许多的股份，――尽管说这大大违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他再一次充当了众多工人的出卖者和从中得利者，却是让他无法接受又无法否认的现实。

　　在这样一个狂澜既倒的形势下，个人的能力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相应地，个人的责任感，也已经被许多人置之脑后。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失败的弱者，同时又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这种难于理得清的存在悖谬，不仅是朱卫国一个人的困境，恐怕我们众多的自以为是受伤害被剥夺的弱者，也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况中，并且找出种种借口来安慰自己，解脱自己。曾经担任过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就提出了弱者的责任的严肃命题，乍然看去，这对于许多陷身于底层的、没有任何权势的人来说，这种追问未免显得残酷，但是，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鲁迅，就是在诸多作家都在揭示和同情民众的苦难的时候，他却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追究华老栓和阿Q、祥林嫂和润土们的社会责任，甚至为此而拍案怒责，不依不饶的。在当下的表达现实关怀、揭示重大冲突和某些弊端的作品中，《那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将扭转危局的希望，寄托在终于听到了底层呼喊的各级掌权者身上（这是当下的“主旋律”作品所惯用的模式），却赋予最无辜也最无奈的朱卫国一种勇于担当的崇高责任感。于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和一条忠心耿耿的狗，先后选择了死亡，那个酷似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的结尾，也将深切的思索，留给了有心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