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辩证唯物论，才能理解“两个决不会”的真谛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1859年写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一篇极具科学价值的经典文献。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不仅向一切关心政治经济学的人们讲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经过以及为之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尤其是在此郑重推出了他在研究中所得到的天才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说法，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作的“完整的表述”与“周密说明”。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不仅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确立了总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的方法论，而且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开辟了新的境界。此外，它还为所有社会科学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它的确立，消除了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切缺陷，实现了社会科学的深刻革命。因此，自从《序言》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是所有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志士仁人热读的经典文献。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今天，无数事实都表明，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是艰苦的，不仅需要付出极高的智慧，而且还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同样，接受真理、把握真理也不容易，一样也得付出艰辛与劳苦。因而，如果没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那种精神、勇气与毅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探求与发现真理的，同样也不可能接受与把握真理。过去是如此，如今也是这样。

　　《序言》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0多年的时间。在这160 多年里，人们对它的学习与研究可以说是一天也没有中断过，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却仍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应有的那种科学程度。不仅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理解甚至还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二、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话题

　　众所周知，在《序言》中，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话，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关于“两个决不会”科学原理的表述，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段话，对很多学界朋友来说，虽然早已是烂熟于心、没世不忘，却一直误读、误解，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真给人有一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感觉。

　　在主流媒体或主流学者那里，它一般都被理解为：不论是一个旧社会的灭亡，还是一个新社会的诞生，都必须以物质的生产力(即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足够发达为前提;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就现代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必须以此做基础，否则，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共产主义也将遥遥无期。不然，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早产儿，不合时宜。

　　像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史上不论是在中国或是在外国，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到底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既是一个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今天，不可不从根本上将这一问题予以解决。否则，真不知道它还会困扰我们多少年。如果这种困扰继续下去，是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不愿意接受的。

　　三、既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为什么成了一个既是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呢?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笔者认为，这既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伪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对如下四个问题作怎样的回答。

　　第一，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里的“生产力”到底是指什么?其内涵是什么?是指整个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是单指经济方面的发展程度?

　　第二，马克思认为，物质条件决定社会发展程度。这里指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整个人类社会状况，还是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候的状况?

　　第三，生产力、物质条件在社会发展与更替中，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

　　第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所需要的生产力或物质条件，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确定的量，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量?

　　如果对这四个问题能作出正确的回答，那么所谓“‘两个决不会’对我们的长期困扰”就是一个伪问题;否则，它就是一个真问题。长时间以来，它之所以成了一个既是困扰我们多少代人的老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的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未能对上述四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

　　关于“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在其自身发展的长河中，它的任何一种发展与任何一次更替，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或曰“生产力”，总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推动社会发展与更替的终极原因。但是，这里的“生产力”，决不是狭义地指经济发展的程度，更不是经济发展总量。同时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社会，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

　　恩格斯曾经指出：“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在时间上，马恩指的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是任何一个短暂时期。

　　其次，马恩还认为，尽管生产力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仅有生产力的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更替，并不是纯自然的演化，也不是机械的运动，而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而且除去客观诸因素外，还有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因而，它决不是社会某一因素、尤其是像生产力这种具有较多自然属性的物的因素单独作用就可以促成的，而是需要社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实现。

　　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还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其社会革命，就更是“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了。这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格外重视阶级斗争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就是那个代表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成熟程度及其对资产阶级的自觉斗争。

　　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要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劳动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

　　这表明，社会的发展与更替，仅有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是绝对不够的。不然，那19世纪的大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早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生产力如此发达的国家至今却还处在科学社会主义大门之外。这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还缺乏生产力之外的上层建筑诸方面的变革，尤其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有自觉性的政治斗争。

　　不仅如此，事实还表明，社会的发展与更替，不仅少不了生产力之外的上层建筑诸方面的变革，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还起着决定性作用。

　　唯物辩证法大师毛泽东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这样认识，是否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呢?对此，毛泽东回答道：“没有。”“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事实正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19世纪20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成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作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科学预言。

　　但是，时至今日又过去了两个世纪的时间，他的预言还没有在这世界上的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现实。这难道说是马克思的预言错了吗?笔者认为，不是。

　　马克思的科学预言仅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明，即一种抽象推理，或者说纯粹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而没有考虑到社会上层建筑的诸因素的变革，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也提到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与反抗，但是，这仅仅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更没有革命理论的武装与指导。所以，在这些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美好现实。

　　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诞生仅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有社会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革命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些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此外，“在社会发展与更替、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中，所需要的生产力到底有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一个确定的量，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量?”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阐述“两个决不会”之后，作了清楚明白的说明。遗憾的是，后继者对此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更不用说把握其真谛。

　　马克思如是说：“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在这里，马克思如此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一个社会“新的更高的生产力”、“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既可以是那种“已经存在”或成熟的生产力，也可以是那种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所有级别的生产力，并不一定是100%，也不一定是90%或80%，或许只是50%，甚至比这更低。至于到底是多少，马克思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规定，而只能由决定社会变革的诸种因素的对比关系来确定。可见，这是一个极富弹性的可变量。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识作基础，马克思晚年曾创造性地提出，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行社会变革、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他在1877年11月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对该编辑部提出的关于“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作了说明。

　　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针对俄国思想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的疑虑，表示“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后一种意见而反对前一种意见。

　　马克思明确指出：“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即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笔者注)，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后来，在1881年2月至3月间，马克思又在给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仍然需要社会革命来推动。他指出：“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与支持，并且恩格斯进一步认为，即使是那些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的更为落后的国家，只要具备有利的国际环境，它们也一样有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能。他指出：“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自动地跟着我们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

　　恩格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在没有可靠的社会实践与成功经验之前是不会仅凭个人主观想象来胡说一气的。

　　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离世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先后就有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这些国家，原先都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比如，俄国就是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封建农奴制仍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也相当落后。我们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新中国创立之前，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封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近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

　　然而，毛主席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确把握与熟练运用，并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带领亿万人民大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变革，在这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再一次创造了人间奇迹。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毛主席晚年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中国“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也就是说，旧中国虽然不是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是被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经济、政治掠夺的对象，仍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

　　四、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一个旧社会的灭亡和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包括推F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崭新变革，先进生产力的作用是重要的，它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任何社会的发展与更替，包括现代社会的革命，除了生产力之外，还要有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作用，尤其是阶级斗争的作用不可或缺。不仅如此，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上层建筑诸因素还可能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

　　可见，那种把先进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更替的唯一因素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主张，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那种认为只有等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五大洲都达到100%的完善程度时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主张，是错误的、有害的。

　　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诞生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一百多年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原理就一直困扰着他的后继者，包括今天世界上一直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的相关认识，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在上述四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辩证法。

　　在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今天，很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也陷入了迷茫。他们有时也会揣摩：为什么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了?为什么毛主席缔造的新中国变色了?为什么面对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广大群众仍不觉醒?他们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真的因为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某个水平，社会就无法出现革命形势?

　　前些年，左派队伍内部某些知识分子，也趁着苏东剧变、中国变色的机会，狂妄地“批判马克思”，他们硬说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他们还把毛主席与马克思对立起来，硬说毛主席是“意志决定论”，并打出“拥毛”的旗号，简直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程度。

　　其实，有些同志早已指出，如今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已达到足以使全世界所有人口过上富足生活的程度，全世界每年生产的财富再多养活十几亿人也没有问题。而恰恰是不合理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造成了各民族之间、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国与国之间、不同宗教及族群之间的争端与残杀。　　

　　坏事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只要我们认真读好马克思主义的书，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既要弄懂一个个具体原理，又要从整体上把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使我们的头脑多一些唯物论与辩证法，确实将过去的经验教训变成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样，我们就一定会变得更聪明、更富有智慧，进而也就一定能开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获得新知识、赢得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