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被资本绑架之后——再读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知识被资本绑架之后

——再读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钝俚

诸多媒体和有见识的人等不断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其中一个问题便是“苏联垮台了，到底谁最惨？”号称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就说话了，“既得利益集團和權貴們最慘”。

这只是话语霸权背后的笑话而已！且不要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训，但凡看看每一国、一族、一本历史，古今中外最悲惨的都是平民百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上断头台的国王有几个，反对派后来被清算的有多少？美国号称解放黑人农奴的南北战争中指挥官有几人被消灭，林肯为何会被杀害？资产阶级、资本利益受到多大损害？——权贵失去的只是金钱和权位，且可政治避难使得性命无虞，普通百姓失去的却是生命。此次香港“占中”各方博弈不断，在前台露宿的有几人是出资的？一味鼓吹煽动暴力变革的所谓人类普世大爱的伟岸人等有几个没有他国的庇护执照？

让我们再读美国人大卫·科兹在其《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的描述，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深恶痛绝（引文后括弧内容为笔者所加，后同）。

苏联解体时知识分子都在干什么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和个人权利自由的思想领域。...公开性政策刚出台时，知识分子的喜悦之情一度转化为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政策的强烈拥护。但是，相当大一部分新获自由的苏联知识分子，最终走向了与戈尔巴乔夫建立改良的社会主义的中心目标相反的道路。（执政团队敢于解禁却无法掌控大局走向的恶果）

如此之多的苏联媒体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联体制，并且即使在领导层作出了将该体制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努力时也无济于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有一项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媒体作出这种转变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它们反映了苏联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苏联的知识分子们正在迅速地走向激进化的历程，他们被赋予了自由进入甚至操纵更多“大众媒体”的权利。1987—1991年间的媒体反映了这种激进化的历程，因而胆子越来越大，公然为各种反现存观念的言论提供发表阵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确是真理）

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会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难道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选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时，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了自己的物质利益?

不。许许多多的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

有人还特别看重西方知识分子致富的机遇。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是单纯生存的需要，可交换的商业价值成为社会公共价值后，更代表了一种社会地位和认可，高傲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在金钱铜臭里低下高贵的头颅）

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

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公开性政策已执行五年之久的1990年，知识分子已全面激进化了，他们的声音已遍及各种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

知识分子不仅在大众媒体中、在担任政府顾问时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还在选举运动中和1989年开始发展的新的立法机构中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知识分子的声音远非事情的全部。因为如果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拥护资本主义，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那些人——即党—国精英——是能够给他们以打击的。不过这些人并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恰恰是理解苏联体制终结的关键所在。”（社会舆论绑架具体执政行为，远不是个体情绪释放成为绝对社会民意、政府有效应对媒体民众那么简单，而是权力、地位、利益格局调整的核心冲突）

不同角度看苏联解体

整体社会经济状况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笔下的变化：“与1990年相比，20世纪末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战争期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42000倍，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

让我们重温一下俞邃教授在其所著的《苏联解体前后》的客观描述吧：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反观现在的俄罗斯，经历了休克疗法且“去工业化”后，现在的最大国家收入居然回到了原始资源如天然气、石油的大肆售卖上，难道这样的崛起会成为国家发展长跑路上的最终胜利者？）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对比当下的中国，建立国民人均低收入下高回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叫嚣，为了社会稳定而全力维护的成本代价，多么具有现实针对性）

我们继续引用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中关于政治经济体系方面的分析：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54.2%，出口的48.9%。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这一套搞垮敌对阵营的把戏，是否必须得有点断其粮草、绝其后路的宏观布局和狼性狠劲？结果是让其觉得是自掘坟墓）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苏联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这种对党的态度，当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一种就业，不是一种信仰。这样的党员队伍选择机制已经如此现实化，基本没有肉体和心灵的提升，只是财富地位的渴求贪欲，自然不能够继承先辈们的光荣传统，与传说中的骷髅会、圣殿骑士团的入会审查和残酷程序相对比形成强烈反差。如此背反的现实：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财阀家族努力强调身心修炼，成为人类精英中的精英，但灌输给世人的却是庸俗不堪耽于物欲；世界最崇高的革命事业队伍努力达到天下为公，完成打破锁链的自我救赎与自我救赎，但表现出来的一切症状却是权力斗争财富集结政权覆灭）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眼下攻击中国国企体系的大可以将国内外的拿来对比一下真实收入）

在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为科学家成为企业家的人大做广告。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也只是少数，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往往就会发现，那些在个体企业中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而是有着其他许多背景。维勒利•涅维诺夫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在苏联粗放的市场中进行有利可图的西伯利亚石油贸易，他抓住了机遇，而不是因为他的发明创造。米克海尔•古拉的企业，是以公众基金来创办的，是由于世界贸易与金融利润极为巨大才迅速发展壮大的。...（拿了许多的钱养了许多反对自己的人，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想必都不是一件好事，更不要说资本财阀们的自由竞争口号下的弱肉强食本质的职业经理用人方式）

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从四个主要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们的制度立场才是最关键的。”（多么客观的表达，可是我们国家这些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努力鼓吹着绝对自由市场和竞争，私人业主大肆攫取着利润却说国有企业全部都是垄断应该全部取消，而执政精英团队对于什么才是真正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改革持怎样的立场，做怎样的选择呢？）

话语霸权才是要害

既然高级公共知识分子们说“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们最惨”，我们就看一下普通群众的状况吧：1992年通胀率2501%、1993年通胀率844%应该是很恐怖了，同时截止到1998年进行完毕的三次换币行动让所有卢布贬值为原有的千分之一，估计对于每一个家庭的打击应该是灭顶之灾了吧？按照“既得利益集團和權貴們最慘”的逻辑，在苏联解体之时，继任者叶利钦与前一任戈尔巴乔夫达成的默契居然是“保证辞职后享有包括国家别墅、汽车、警卫人员在内的优厚待遇”，这似乎构成了权贵们最惨的现实路径！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解体后对于色情产业贡献了那么多妙龄少女资源才是人民应该享受的个体自由渠道？2004年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

但很显然，评价体系和标准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体系要权威、数据要真实，所以摧毁信心的重要工具也是评价体系和数据来源。据陈平先生研究，“OECD和世界银行从1995年开始就用发达国家的高帽子奖励东欧国家”，“西方媒体开始全面下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数据。联合国统计局2014年发表的1988年（东欧转型前）的新历史数据，把前苏联的GDP总量下调为世界第7位，不到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意大利之后，而俄国1990年（苏联瓦解时）的GDP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略高于加拿大和西班牙。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前苏联哪来对抗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陈平，论东欧经济改革：一个虚构的胜利——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

国际斗争杜绝阴谋论，但无时无刻乐此不疲于“兵者诡道也”。美国的全球战略引导者布热津斯基就毫无疑问地指出，在苏联解体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战略家们对乌克兰的影响。“正是乌克兰的行动，包括1991年12月它宣布独立，它在别洛韦日森林关于应该用更自由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代替苏联的重要谈判中表现坚决，尤其是出乎意料地类似政变式地指挥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苏联军队，阻止了独联体成为比较联邦化的苏联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震惊了莫斯科，并且成为榜样，虽然起初其它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把握，但后来纷纷效仿了。”(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8年)对照一下眼下的乌克兰乱局，因果循环总是屡试不爽。

2014年10月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