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城：希望再生的“郎风暴”刮得更加猛烈些

希望再生的“郎风暴”刮得更加猛烈些

——评倒郎与挺郎这场无硝烟的战争

●李振城

在2004年8～9月份，最引人注目的国内新闻莫过于中国学术思想界和社会上刮起了令新自由主义精英震惊的“郎风暴”。这场思想风暴，人们等待已久，就像久旱的庄稼喜得贵雨一样令人振奋，它表明了中国人民是决不会长久地容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横行的。只是当前的这场思想风暴刮得还不够猛烈，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虽然遭受近20年来最大的一次冲撞而有所动摇，但并未从主神坛上被驱散，还在兴妖作怪，老百姓继续深受其害。因此希望再生的“郎风暴”刮得更加猛烈些，直至妖雾妖风再也难以借助主神坛来毒害人民。
一、“郎风暴”骤起的背景和过程
这场“郎风暴”骤起，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都感到很突然，彼此都缺乏应对的充分思想准备，经济学界曾一度集体失语。其实，这场思想风暴的到来决非偶然。它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愈演愈烈地盛行20多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和危害后必然导致的后果。由于在长期防“左”为主口号下，不断重复引进、输入、传播新自由主义，使新自由主义日益渗透到各级权力机关决策层，成为事实上的改革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系列改革举措，导致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承担了巨大沉重的改革代价，使其中大批企业由生机勃勃走向破败困境，并使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突飞猛进地大发展，导致社会贫富悬殊、急剧两极分化、造成一个十足的新资产阶级，使它能够与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和官僚腐败特权阶层相勾结，结成足以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垮台的新剥削阶级联盟，在促使社会主义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几乎被卖光、送光的情况下，针对属于骨干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借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机，扭转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大造国企产权私有化舆论，以便使这个新剥削阶级联盟能够共同瓜分最后这一大笔工人阶级长期艰苦创业积累的国有资产，实现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这个梦想，而广大工农群众却屡遭剥夺，被逼向更加艰难的困境，因而不得不此起彼伏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斗争。当前的这场思想风暴，正是这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必然要折射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反映和表现。
当前的这场思想风暴被称为“郎风暴”、“郎旋风”，当然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它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的身世背景、职业道德和言行举止密切相关。一个出生于台湾、受教育于台湾和美国、又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过、现身兼香港和北京两所大学教授的中年学者郎咸平，凭借自己胸有成竹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经验，出于职业公德，从社会调查掌握实据入手，敢于碰硬，不畏新自由主义精英的高压，利用有效媒体以通俗语言连续披露当前国企产权改革中的阴暗面，以便“引起政府的震动，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将一切还之于老百姓”。他自己声明属于主流经济学家，即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反改革的保守派或极左派。他的这种身世和爱国爱民的言行举止，导致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先是集体失语后又集体乱语，从而给了广大网民和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进行反击的话语权，冲破了新自由主义精英长期垄断的“潜规则”。“郎风暴”就是这样掀起来的。
2004年8月2日，郎咸平在“搜狐财经”上发表《成立海尔中建意在曲线MBO，海尔变形？》的文章，接着又披露TCL分拆上市内幕，8月9日在复旦大学作了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主题的演讲，披露格林柯尔总裁顾雏军有通过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等“七板斧”将巨额国有资产搜入囊中之嫌（用9亿多人民币换回总市值100多亿元的资产），从而引发了“郎顾公案”，为“郎风暴”掀起点燃了导火索。
8月28日，形成南北对阵之势，“郎风暴”终于爆发。经过20多天集体失语后，经济学家们不再沉默。当天，主流学派和企业家们在深圳召开了以“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为主题的座谈会，实际上是一个倒郎会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在会上针对郎咸平的观点作了系统回应。而同一天，郎咸平邀请各学派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了“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由于主流学者大部分到了深圳，在北京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代表主流学派应对郎咸平，而其他出席会议的学者与郎咸平站在一起，成了挺郎派。此后，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十教授在《北京晨报》（9月15日）和《社会科学报》（9月16日）联合发表“产权改革风向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南京地区的42名海派学者也举行了“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集体声援郎咸平。据新浪、搜狐等网站进行的民意调查，声援郎咸平的网民约占90%，而声援张维迎的仅有5%左右。经济学界及法学界、社会学界等多方面的学者，党政干部、企业界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这场思想交锋，从而由个案及问题到主义，爆发了20多年来所少见的一场大规模的无硝烟战争。
二、且看一场倒郎与挺郎的利害交锋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这场论战的焦点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之争。但多数学者认为，当前这场论战的焦点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路径问题，是最终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私有化还是想方设法强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交锋。
1．郎咸平的主要观点。郎咸平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率高于私人企业；由于承担了改革成本，国有企业效率一度低于私人企业，但近些年来已有大批国有企业重新振兴，其效率高于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家的综合素质能力高于私人企业家。说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没有根据的，它的所有人就是国家、全体公民；如果以所有人缺位要求国企私有化，那新加坡、欧洲等许多国家都保留相当比例的国有企业，它们怎么不存在所有人缺位，不全都私有化？像国防、水利、电力、环保等产业必须由国有企业来承担，交给私人企业是肯定做不好的。国有企业不是不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方向要改一改，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是把国有产权变为私有，而是重建职业经理人机制。政府应当退出竞争，但国有企业不能退出。应当强化政府尤其要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宏观调控和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管，强化人民民主对政府官员和职业经理人的批评监督。
郎咸平还认为，美国的经验不可复制。因为中国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所以MBO（即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在中国行不通。如果非要强制推行MBO，那将是国之悲哀。因为这种MBO的实质是管理层瓜分国有资产，其瓜分的方式主要有两条：其一，经理人可以利用“法律缺失下的合法”；其二，经理人拥有“制定价格的特权”。这容易导致牺牲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的利益，甚至什么坏事都可以做。所谓“国退民进”，实际上就是私人企业家、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负责人相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因此，要唤起民众阻止那伙正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资本家。披露3个知名企业内幕的“目的就是想引起政府的震动，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将一切还于老百姓。”
郎咸平的上述言论行动，撞击了新自由主义精英与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共同确定的“潜规则”，成了强势阶层瓜分最后一笔国有资产，通向“国退民进”盛宴上狂欢的绊脚石，因此引起他们当中代表人物的极端仇恨。
2．倒郎者回应郎咸平的主要言论观点。倒郎者说，传统国有企业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不承认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二是靠行政而不靠市场，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不承认管理人的私有产权，就没有最终委托人，缺乏动力，必然要垮台。国有企业无市场、无效率、无动力，只有严重的浪费和挥霍，不如私人企业优越。离开了私人企业，社会就不稳。国有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人缺位，只有将它私有化，让拥有私人产权者担任经理或控股，才会有积极性。没有好主人就不会有好保姆。当今中国的最大威胁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政府侵吞私人资产。
倒郎者认为，马克思说过资本价值是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其实，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因为“资本价值是物资资产与人力资产在市场过程中合作创造的”，而不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私人企业家暴富并不存在“原罪”问题，追究“原罪”是反改革行为。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国有产权改革拖得越长，国有资产缩水就越严重。实行MBO，让管理层收购，企业法人持大股（如截止2004年1月，李东生个人占有TCL的15亿股资产中的1.48亿股），并不是牺牲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的资产中得到的，那是他们盘活了国有资产后所应当得到的回报。既然政府无能力管好国有企业，而不把国有产权私有化就形不成经理人市场，那么实行MBO，卖送国有资产就是一种“双赢”的好事，应当大力推行，越快越好。像张瑞敏这样的企业法人，虽然是国家委派的干部，他把海尔集团搞成功，就应当承认他占有企业大比例产权是合法的；只要搞市场经济，所有公有制经济都得私有化，因为公有制经济产权不明晰，是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管理层没有合法私有股权、产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国有股控制权是靠不住的。再说，不卖给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如四大银行）迟早得卖给外企，被外企所主导。
总而言之，在倒郎者看来，国有企业的出路只有3条：其一，先把大国企推向竞争，实行股份化，然后再把国有产权私有化；其二，对资不抵债的国企，先断债，再卖掉，给中老年职工一点股权；其三，应承认把国企搞成功者占有国有产权是合法的。实行MBO的结果，尽管国有资产会被后来的管理层割去一大块，可是不快点实行国有产权私有化，国有资产就会被抢得精光。只有彻底实行国有产权私有化，“攫取才会失去土壤”。要防止官商勾结侵占国有资产，只有依靠法治，靠阶级斗争不是办法。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再说，如果强调民主，“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须知，要使所有人贫穷很容易，而要使所有人都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应当容忍贫富差异。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就“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
倒郎者还认为，郎咸平的行为是煽动仇富，妖魔化企业家群体，成心捣乱，坏人好事，是“公牛闯进瓷器店”，虽然“有人为公牛的勇猛而喝彩，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因为归根结底瓷器只能由社会来买单”。郎咸平听了感到好笑，又感到讲这种话者“真的好可恶”！因为“我只是不想让瓷器再糟蹋在他们手上而已，就是要把瓷器完整地交给国家和人民。不过瓷器在他们心目中确实是被损毁了，因为他们再也拿不到了。他们把私人所有权比作瓷器，瓷器被打碎了就拿不走了”。
倒郎者还说，郎咸平讲的话“没有理论，不值得一驳”，所以“失语”；又由于挺郎者众，郎咸平不但叫停国企产权改革，还主张大政府主义，说我们搞国企产权改革是“拍脑袋”搞出来的。孰不知这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是我们花了20年研究、策划后才一步步形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改革大气候。所以现在要回应郎咸平。郎咸平对海尔就是搅和；郎咸平缺乏起码的逻辑训练，他才于2001年来大陆，哪知张瑞敏管企业的那个年代连和尚也有行政级别；郎咸平说国企产权清楚，这是煽情；郎咸平不是大陆的公民，你有什么资格过问大陆国企产权改革，只能说你不正派，是不是要染指国有资产？郎咸平是一个缺少常识、没有逻辑、不讲礼貌的“东东”。他的“数据”功夫一塌糊涂。郎咸平违反证券法，否定私人企业家，否定20多年改革成果，挑起民间仇富心理，是要打垮私人企业家，导致加速资金外逃，增加失业，给政府添包袱……。郎咸平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徒，是一个往著名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我们这些倒郎者说的话是完全出之于学术良心和民族良心的。郎咸平，你不要再给私人企业家增加精神压力了。对于私人企业家来说，现在的社会舆论环境是20多年来最坏的。这种坏环境是一些学者和媒体共同营造的。我们要勇于坚持独立性，敢于同政府意识形态和大众舆论唱反调。那些为了出名而制造轰动效应者并不比为了私利更加高尚。
倒郎者说的这些话究竟对不对？其对在哪里又错在哪里？大家应当细心分辨。下面再听听挺郎者是怎么说的。
3．挺郎者回应倒郎者的主要观点。挺郎者说，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安身立命之所，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源泉，是国家实力的主要体现，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直接关系到10万亿国有资产再分配，直接关系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根本原则，与全国人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特大问题，也是对共产党执政性质、执政能力和是否还有威信的直接考验，岂容若干个“著名经济学家”和部分“企业家”勾结部分腐败官员随意摆弄而不许持异议者和大众舆论批评监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容许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有相当的发展，但绝不是意味着可以改变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格局而搞全盘私有化。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方针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而不是通过MBO等举措削弱、消灭国有经济。提出“国退民进”、“国有股减持”等口号，显然是背离十六大方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国防产业、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是国有企业的核心，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领土、领海、领空的主权和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主权，是只能加强而决不可以取消或私有化的，是决不许可仅用交易成本高低标准来取舍的。由于制造飞机成本高，“不如用裤子去换飞机”，就应当放弃自主开发技术吗？那样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国有企业具有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使人民更有安全感。仅城镇现有的离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就需要3万亿元低标准的社会保障基金。如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了，让管理层、法人代表拿去了，这个社会保障基金怎么办？这是主张国有产权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根本不去考虑的。
挺郎者指出，认为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的观点是站不住的。欧洲空中客车就是由国防工业转产的四个国家联合经营的国有企业，效益很好，并不存在所有人缺位问题。匈牙利在苏东剧变前，在城乡公有制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其效益大大超过了西方国家。苏东各国的经济指标在剧变前后对比的事实和新中国50多年经济史表明，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讲，都验证了国有企业的积效优于私人企业。一个鞍钢再造出5个以上的鞍钢，还不是高积效的体现吗？90年代以来，很多国有企业效益下降，是由于众所周知的非本质的原因造成的。
挺郎者质疑，在批判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后，在中国强制推行MBO，是不是又重犯了不顾一切地照搬西方产权经济学的新教条主义错误？因为中国现有的法制不健全，信息披露不充分，中介机构不发达，很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在实施MBO过程中会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照搬美国式的制约管理层的法律体系办法是行不通的。已经暴露的大量案件证明，“三驾马车”式（指管理层收购、私企收购和外企收购）的国企产权改革，在方向、路径上应当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检讨。现在实行的MBO，已经由一般小国有企业转向骨干国有企业，其严重危害性可想而知。在美国和英国，实行MBO的也只占10%～20%，而在中国推行MBO必然会导致按权力系统瓜分公私资产，其实质是权贵私有化，非民主私有化，既不合国情又不合法，而且必将使本已十分严重的两极分化更加恶化，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调查材料证明，实行MBO的企业，除了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外，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高的效益，而是带来更严重的损失。外资企业收购国有企业，势必危及民族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再说，目前外资企业的亏损面高达50%以上，外企资本家之所以继续投资而不撤资，其中明显存在中亏外盈的严重问题。由私企收购国企，势必加剧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中外学者和大众舆论一直对许多私企资产来源的合法性存在疑问，而且中国的私企大多是家族式治理，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还有一个私企资产家族继承的合法性问题。
像浙江王均瑶，年仅38岁病逝后，他的长子正在上初中，竟然坐拥14亿元遗产。这里面就存在许多问题。它使人们又回想起十几年前《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文章。那个作者在那篇文章中向公众展示了一个公式：50/1=50。其意是：当年天津大邱庄的产值是50亿元，那个当年“满腹经纶”的头号农民企业家禹作敏是其中的分子（50）而党政领导班子、一大批专家顾问、数千名职工和国家政策等等相加起来的总和才是其中的分母（1），就是说这50亿元产值几乎全是禹作敏一个人创造的。而在那作者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存在什么荒唐的问题。现在要问：如果说，王均瑶是由于某种“特殊良机”和多少有一点儿劳动成分搞成一个产值35亿元的企业集团，那么他的儿子究竟有什么功劳，可以白得14亿元的资产？这14亿元需要多少个每日苦劳12小时以上的农民工一年的工资收入？倒郎者说，为了发展和效率，就应当牺牲公平，忍受贫富差异。试问倒郎者要哪些人去忍受？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去忍受？仇富心理究竟是郎咸平煽动起来的，还是由于倒郎者拼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贫富悬殊、急剧两极分化而造成的？倒郎者责怪郎咸平缺乏起码的逻辑训练，那你们自己所接受的又是哪家的逻辑训练？倒郎者说，“连和尚都有行政级别”；郎咸平不是大陆公民没有权利管大陆的事情，这又是接受了哪家的逻辑训练？难道这就是倒郎者的学术良心和民族良心？
挺郎者认为，“善待”企业家，就是给高薪、按西方标准也只能给1/万的期权股票，再多“善待”就是篡权夺位，盗窃国有资产了。目前国企产权改革公信力缺失，侵犯了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这是造成挺郎者剧增而倒郎者如此孤立的根本原因。前些年搞“减员增效”改革，很多国企员工被裁减一半以上，导致失业大增，社会保障大减，然后又启动“国退民进”的两个置换“改革”（把国有资产置换成私有资产，把全民性质的职工置换成“自由”雇员），提出搞MBO。当企业增效时，按市价购买又嫌太贵，还不如穷庙富方丈，于是先做亏后贱买再“妙手回春”，大捞一把。这样的产权改革就变成了奖庸罚能、奖贪罚廉，还有什么增效可言？后来政府提出“就业优先”，只要不减员，置换价格好商量，于是按内部价格卖送给了企业负责人。而且所谓卖就是用未来所得红利来抵扣贷款，实际上是空手套走了白狼。所以，这样的产权改革，无论怎么改都被引向了有利于强势权贵阶层面不利于弱势大众，使贫富更加悬殊。这样的产权改革，根本不让广大员工参与，也不为广大员工的切身利益着想，它怎么能有公信力呢？
增强国企活力的改革路径，不在于产权置换，而在于端正指导思想，切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看待、妥善处理企业核心、中心和重心，老三会与新三会几个方面的关系；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科学管理；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加大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严惩腐败，杜绝浪费；切实在生产运营和技术革新中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将本国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同吸取别国先进经验相结合，而不是迷信外国，引进新三会后就抛弃老三会，糟蹋本国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科学管理法则。
三、论战的实质依然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方向、路线之争
“郎风暴”所揭开的这场经济思想大论战，绝非只是一般的学术之争、学派之争或郎顾之争（郎咸平与顾雏军）和郎张之争（郎咸平与张维迎），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两种指导思想、彼此对立的改革方向、路线的争论，在对待国企产权改革问题上的又一次空前激烈的展现，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重新分化、分裂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彼此之间发生经济、政治利益冲突，通过经济思想而爆发出来的表现。如果说“89”风波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那么这次“郎风暴”则是经济思想战线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
首先，从倒郎者与挺郎者两个阵线的不同身份看，明显地表明了论战两方带有不同的阶级、阶层利害冲突的性质和特点。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说，“国内正在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国资局、国有企业、私人企业的一些负责人，还有许多经济学家，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拼死反对我；而下层包括中小股民、网民，还有一批学者支持我。这是很危险的社会分化！到底谁是公牛？谁打破了瓷器店？最后人们会发现是他们那些既得利益者而不是我。他们所打破的是全国老百姓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他们所酿造的一场社会动荡已经开始。”“打着所有人缺位的旗号，就是为了国企老总明目张胆地当所有人。而这一切都是学者、学界与企业共谋的结果。”（郎咸平：《中国需要立即停止国企产权改革》，《读书周报》2004年9月24日）海派首席经济学家程恩富说：“郎咸平教授的抨击代表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而一些倒郎者却公然为实行MBO的国企老总和私企老板等既得利益者侵犯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辩护，鸣冤叫屈，鼓励他们为捍卫、扩充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怕孤立，继续坚持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战略方针，同反对派顽抗到底。这还不是新生的不同阶级、阶层的利害冲突、对抗性矛盾激化的表现？
其实，有的经济学家自己早就融入那个既得利益圈子里，成为其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香港《观察星报》2004年9月13～19日那期上发表的曹林文章《经济圈歌舞升平是种病》中披露，“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着9家上市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一位经济学家身兼15家公司的企业顾问，享受着每家公司3～20万不等的职务年薪——这些人大多在各级政府咨询部门中身居要职，他们的言论对高层的决策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一方面为私人企业主和国企老总在利害相关的政府官员面前充当说客和联络员，另一方面利用一切传媒（包括电视、报刊、书籍、各种高层论坛、年会、研讨会、企业家俱乐部等等）充当私人企业主和国企老总的代言人，心甘情愿地为强势特权阶层的利益最大化、促使大众利益最小化服务，以换取每家公司给予的3～20万职务年薪。这就是一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做学问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恪守的道德准则。因此，他们要逆大众舆论潮流而动，说什么“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忍受贫富悬殊的不公平性，克服“仇富心理”，理解官员腐败有功，“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什么样的积极性呢？那就是敢于压制、对抗大众舆论，从而坚定不移地贯彻国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战略方针。
由此可见，形成新资产阶级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三种人：①私人企业主或实行MBO的国企老总；②腐败官员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③为前两种人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著名经济学家及其他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此外，这三种人已经形成割不断的具有很强再生能力的内在利益联盟。现在这几方面的条件均已具备，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在世人的眼前。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现实。“郎风暴”就是沦为弱势的劳动者阶级同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发生冲突，从潜在性日益尖锐地外化为现实性的综合展现。
第二，从倒郎者的思想来源及其实质看，当前这场论战是两种改革指导思想、彼此对立的改革方向、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更加尖锐化的表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西方新自由主义就趁批“左”之机，涌入、传播、流行开来，被当作改革开放的旗帜高举着、飞舞着，很快成为部分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的信仰。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这种新自由主义主要以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面貌出现，在经济思想战线上仍然受到各方面的抵制和牵制，尚未成为主导性思潮。但在1988～1989年间的价格体制改革中，新自由主义已经处于支配地位。尤其是从1992年开始，在以防“左”为主，冲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束缚的口号下，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经济思想战线上的主导性潮流，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支配地位。从那时开始，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就成为在中国享有特权的神学，80年代留学西方的年轻学者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了“著名经济学家”，虽然根底浅且缺乏自知之明，可一旦拥有话语霸权，他们就自我神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神甫角色，独霸论坛，不容许他人插足。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一套迎合了强势阶层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他们才获得了强势阶层的鼎力资助和吹捧，才能占据主导舆论阵地，以势压人，排除众议，直接影响各级政府的决策，使新自由主义的那套主张成为官员和普通百姓都务必遵循的法规和惯例，使一些人由于得到小恩小惠而随波逐流，而众多人们则在思想上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受到压抑后，大众媒体反映普通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强势阶层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胆子却越来越大，他们违法乱纪、欺压群众的罪恶行为也越来越放肆，以致往往把弱势群众逼迫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引发尖锐的冲突事件。长期受压制而失声而沉默，但是他们绝不可能永久沉默。一旦主流学者群中有人出之于公心良德，敢于起来揭露那种肮脏龌龊的罪恶内幕时，就会受到守护经济圈内潜规则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百般攻击、矮化和丑化，而原先沉默的受压制的群众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不约而同地打破沉默，与受攻击者站在一起，愤怒声讨那些缺乏自知之明的“著名经济学家”，使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丑态原形毕露，一时间处于孤立、挨烂泥巴的可悲境地。
那些倒郎者、著名经济学家们所奉行的无非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那些颇具欺骗性的条规。这些条规具有鲜明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意识形态烙印，同时也是跨国公司老板和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老板或实行MBO的国企老总们联合统治、盘剥劳动者的意识形态，为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最大化服务。把这套理论主张移植到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实现在苏东地区各国已经得逞的图谋：千方百计扶植反对派，促使形成并依靠新生资产阶级及为其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精英推翻（或和平演变、瓦解）共产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改革变为改向、改制，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使这些国家分化、分裂，再分化、再分裂，以便各个击破，分而治之，使它们完全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或新的殖民地。这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改革开放观，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方向和改革路线。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改革开放观，改革方向和改革路线则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使它更有效地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服务，使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更雄厚的物质实力、军事实力和科学技术实力、精神文化实力来抵御外来的侵略、颠覆势力，更有效地战胜各种腐败行为和腐朽事物，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健康向上、充满自信、民主、文明、富裕幸福的新生活。当前倒郎与挺郎两个阵线围绕着国企产权改革所展开的这场无硝烟的战争，无论每个人的主观动机如何不同，从本质上说，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改革开放观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改革开放观之间、两个本质不同的改革方向和两条本质不同的改革路线之间的一次大交锋；是社会上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对立后，剥夺与反剥夺、压迫与反压迫、西化与反西化、腐败与反腐败、复辟与反复辟的这种尖锐复杂曲折的大斗争折射到意识形态中来的强烈表现。
四、论战的最大收获是暴露了倒郎者的丑态和新自由主义危机
在倒郎与挺郎的论战、交锋中，那些倒郎的“著名经济学家”先是集体失语，尔后又演变为集体乱语，集体出丑。正如北京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所指出，在反驳郎咸平观点时，本应首先考察他得出结论的过程是不是科学，应当注重郎咸平这些观点的方法、数据和逻辑究竟是否有误。你可以否定他的观点，但是必须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上，指出他究竟错在哪里。可实际上，这些起码的学术规则全被倒郎者忽略了。倒郎者之所以陷于孤立，不能不考虑到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李佐军所说，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说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和资本市场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揭露，这些正是郎咸平等人得到社会公众肯定和褒奖的原因。
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向谁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起码应当得到尊重的个人基本自由选择权。研究者还有探明、获取真相的权利，公众也有获取与自己利益相关的运作真相的权利。郎教授以熟练的经济学方法解构已被人为复杂化的现象，并用通俗表达方式进行披露，批评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管理层收购（MBO）侵吞国有资产、庄家行为带来系统风险等现象，丰富了一般投资者的投资信息。郎教授还公开声明自己要为中小股民和老百姓服务。这完全是正大光明、无可厚非的。
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推崇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至高无上地步后，一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自以为拥有说一不二的话语霸权而高傲自大，目无旁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贬损他人了，结果是不得不用自己的双手摘下以仁义之师自居的假面俱，显露出丑陋百态的真原形。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公然提出，要倒郎者们敢于“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如果是学术问题，当然只能求真而不能媚上、媚众，而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公众政策问题，岂能无视公众意志？国有产权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处置法理上属于公众的资产，怎可只考虑学术上是否正确而不听取公众的意见？如此公信力缺失的产权改革，还有多大的成功把握？虽然没有明说，其实这些经济学家是宁可站在公众对立面，不惜冒犯公众的利益，执意为大股东、大资本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因而理屈词穷。词穷必然暴丑。
发表于《中国经济周刊》的顾纪生文章说，郎咸平不经意间引发的论战，使人们看到了经济学界的学风“失纯”已经严重到非整肃不可了。事实上，在许多经济学家身上存在着“五大软肋”：失态、失聪、失范、失信、失身。先是由于靠“挖补”西方某派经济学而造成构建的残缺，犹如墙上草，“头重脚轻根底浅”，经不起推敲和打击，自然会露出先失语后乱语的失态相；再说，郎教授具有“结论来自数据”的调研之风，而有些“著名经济学家”虽然著述越来越“丰”，底气却越来越“薄”，由于缺少真才实学和周密的第一手调研数据资料，因而导致失聪型的乱语；还有，郎教授强调“数据能够说话，理念不足为奇”，而有些“著名经济学家”却不按规范研究出结论，偏爱“带着观点找论据”，只把学术作为权贵们实现政治或商业目的的工具，把定量分析等同于模型分析，而模型分析也是中看不中用，这自然会导致违规失范；此外，由于见利忘义，既无周密的科学性又好故弄玄虚，将观点深埋于文中使大众不得要领，因而失信于民；更有甚者，有些人为了一己私利，主动投靠权贵，明知不对还要强词夺理，胡说八道，结果是丧失了应当具有的良知良德的学者身份，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当把良知良德抛在脑后，一心充当大资本代言人去寻求话语霸权时，也就离失身之日不远了。
尚未完全消退的这场“郎风暴”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使倒郎者的失态、失聪、失范、失信、失身等丑陋形象全都暴露出来了。这样的暴丑，对于倒郎者来说显然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败露，而对于郎教授和挺郎者而言却是一次意外的大收获。它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也已经开始深陷于危机之中。
新自由主义自80年代初从西方兴起后，曾一度风靡全世界。而如今，东西南北中都有极多的人群正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近些年兴起的世界社会论坛和欧洲社会论坛，参加者有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各有各的信仰和目标，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反对目标：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报》2004年12月9日徐洋文章《崭新的“运动的运动”》）。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在反对新自由主义方面已经落后一大截。这可能与中国这方面的民间组织的自由度受限相关。此次“郎风暴”，可以说是中国民间自发兴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突破性的大演练。
根据《南风窗》发表的袁剑文章表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危机。其一是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发生了动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已由显学变为官学，进而居于霸权地位，是唯一被特许的可以自由鸣放、不许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抗争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界中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谁反对新自由主义，谁就会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被打入冷宫。与此相联系，知识界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与企业界的新自由主义老板和政界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结成利益联盟，企图主宰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个联盟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承认政治特权利益，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及对外开放中享有优先索取权，承认和宣扬官僚腐败、“官员索取剩余”，是帕累托改进，有利于扫除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障碍，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标准降到犬儒、市侩式的水准以下。这种潜规则一旦被揭穿，就会使新自由主义精英因舆论“失控”而感到空前的恐慌，导致失态而暴丑，从而由前提性的机会主义危机导致后果性的孤立主义危机。
其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日益浅薄。倒郎者供认，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是由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相互碰撞过程中产生的。言外之意，这种产权改革思路是把拥有国企产权的最广大的公众主体抛在一边，是在不让公众参与、公众和公共舆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决定的，其实质是为官员、知识精英和企业老板分赃国有资产而精心设计的，是为强势阶层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大众利益最小化。广大群众一旦由于这种野蛮行径而普遍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时，必然要喷发出愤怒的吼声，联合声讨新自由主义及其精英的祸害。
其三，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迷信日益露出破绽。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是与西方较高的政治、文化文明程度和比较重视宏观调控相协调、相适应的。而中国新自由主义精英所鼓吹的市场经济，是以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为前提的，是在大众政治、文化信任度缺失、信息不对称状况下的单向突变、突进，实际上是要人们迷信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原始市场自由竞争的神明美德，而人们所看到的市场经济，却是只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是要人们相信只有经过人吃人的漫长阶段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们还自鸣得意地图谋采用贿赂、美色等手段从政治权力中“骗出一个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新体制”。但是在此过程中遭到愚弄的却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企图瞒过曾在新中国享有较平等权利的十几亿人民大众，让大众永久沉默，谈何容易。在郎顾、郎张之争中，惜日沉默的各个人被逼以大众姿态挺身而出挺郎，这一事实说明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迷信破绽百出，正在日益破灭。
此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回升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致命性一击。新自由主义导致中国社会五大矛盾日益激化，反映到政治上是党的十六大后，从中央到地方，已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开始重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和大众在“郎风暴”中胜出，一度占上风，使新自由主义精英处于被动应对和集体暴丑状态，从而大长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和大众的志气，大灭了新自由主义精英的威风。这当然是一个可歌可贺的好兆头。
五、形势依然严峻，斗争仍未有穷期
新近发表于《理论学刊》的林庆平文章说，新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一批机会主义精英大力鼓吹、对各级政府决策层产生了主导性影响后，至少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三次严重冲击：第一次是1988～1989年实行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急剧通货膨胀，引起社会普遍不满和动荡，中央不得不从1990年开始进行治理整顿；第二次是90年代后期国企实行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制转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造成大范围大规模的失业，破坏了社会安定，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中央不得不于2001年暂停国有股减持计划；第三次是21世纪初实施的金融体制改革，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造成产业投资比例失调，金融风险急剧增加，中央不得不从2004年4月开始强化宏观调控。很明显，一批精英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实质上是西方敌对势力妄图采取和平利诱方式摧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及其意识形态、阻止中国崛起的一场早已悄然开战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逞的“软战争”。有识之士也早已揭穿西方的这一拙劣的恶毒图谋。
现在中央高层领导已经引起关注。《求是》杂志2004年第23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强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到全党面前。《求是》杂志同期还发表了教育部同志集体撰写的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正确对待西方思想理论》。其中指出：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思想理论领域特别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理论的问题上，出现了一种不顾中国国情、盲目照搬国外经验和做法的现象。比如，近年来，有一种观点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依据，说公有制违反人的自私本性，认为在公有制基础上不能建立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主张国退民进，要求国有经济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等等。
在学习、借鉴西方思想理论的过程中，一定要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质和危害有清醒的认识。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右翼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在经济理论方面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否定社会主义，在战略和政策方面鼓吹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的主要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政府的角色最小化或政府非调控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理论武器，也是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思想工具，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这段文字，已把当前中国经济思想战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说得很明确了。那么，是不是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对这样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任务都已经有了很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看来并非如此。“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正当“郎风暴”刚掀起，思想理论界刚开始反思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路径问题时，《经济观察报》就急于在2004年9月20日发表社论表态，说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上周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详细阐述了国企改革的历程和思路，说在中小国企改制过程中，虽然由于一些地方操之过急，当时国资监管机构还没有成立，缺乏规范，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报刊文摘》摘登时用的标题竟然是：《来自政府的明确信号——企业改制方向是对的》。这样的社论和报道明确地告诉公众：政府是仍然支持新自由主义精英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和公众的质疑意见是徒劳的，是碍事的，政府是决不会支持的。很明显，这是急于向“郎风暴”泼冷水，欲用“政府”这顶大帽子将其打入冷宫。不过，公众还是要提出疑问：改革20多年间国有资产已经严重流失，明知在进一步的国企产权改革中会使国有资产导致更加严重的流失，为什么国资监管机构不早建立，至今还不健全？为什么不规范就大兴国企产权改革？！这是不是国资委、国资局的严重失职？为什么政府对如此强烈的公众意见不予以认真考虑？究竟是政府的表态还是国资委的一些负责同志歪曲政府形象？这样的社论和报道是不是有意挑起政府与公众的对立？
再看看《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10月11日第41期刊载的记者采访谈话中，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是怎么表态的。他对记者说：
国有股不能流通，割裂了市场整体性，使市场心理不稳，阻碍证券市场化改革，因此现在国有股问题已成国资改革重心，“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已经明确”，即“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使它“归属清晰”，“流转顺畅”，“在流动中保值增值”，以“钱赚得快不快，是不是钱生钱”为国资改革的标准。国资改革的“核心任务”，“重中之重就是产权突破。”“现在大政方针政策都很清楚”，只要遵循这些方针，“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进行包括国有股减持在内的各种改革。”要“大胆地试，大胆地创新”。
国有资产或国有股以“净资产价格”为转让底线，最后由“市场说了算”。国有资产“流动中肯定有流失”，但国有资产在“流失”过程中增加了，这是流动而不是流失，要“反对用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样的大帽子压人”。“对国有资产流失、私有化这些意识形态的障碍不破除，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
“目前整个国企改制所走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许多人对经营者独特的人力资本价值“认识不够”，“好像经营者多拿一点，就又是国有股流失又是私有化。”海尔和TCL“可以算是非国有制企业”。“这两家企业的收益，回报都比我们自己搞得好。”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最终目的是大家都赚钱，形成共赢局面。”
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这一席话，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还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还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一点儿影子？为什么他对郎教授和挺郎者、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声采取如此蔑视态度？为什么他要用“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这个头衔来压制“郎风暴”？李东生占有TCL15亿股中的1.48亿股也只是“多拿一点儿”，其他TCL管理成员也只是“多拿一点儿”，这整个管理层也只是“多拿一点儿”，到李东生的第二、三代也只是“多拿一点儿”吗？国外总经理所持期权股也只不过占公司资产的万分之一左右，而李东生占多少，只是“一点儿”吗？海尔、TCL的收益、回报应当归谁所有，改制后又归谁所有，一点儿都不存在侵权问题吗？改革的目的究竟为了谁的利益最大化，真的是“大家都赚钱”，会“形成共赢局面”吗？这样的国企产权改革真的可以消除而不是扩大两极分化，实现共富吗？
手头有几个新近案例——
在新自由主义导向和腐败官员命令下，鞍山轧钢厂、汕头松山电厂、成都市纺织品公司等先后被逼与港商林少华三兄弟合资，从1986年起至1998年间被港商诈骗的国有资产达7亿多元，使数家国有企业倒闭，数千职工失业，使其家庭生活陷入悲惨境地。
国有企业绍兴皋埠热电厂固定资产1亿元，改制前效益最好，净资产3000多万元，经内部人操控，竟以48万元被19个人收购。
国有企业内蒙古长城地毯有限责任公司净资产5904万元，也以2050万元被私企老板收购，至今欠缴收购款850万元。
国有企业天津光荣酱油厂被天津华业集团有限公司以252万元注资掌控，改制6天后光荣酱油厂区30亩地被华业转卖1688万元（此款不知去向），400多职工陷入困境。
地方国有企业剑南春集团私有化改制期间，总资产竟然在三个月内缩水近9亿元，被管理层持股的公司以6.46亿元收购，从而控制剑南春集团69.54%的股份。
国有企业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上市全流动）总裁陈久霖（年薪2350万元）违规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造成5.54亿美元（合人民币40多亿元）的损失。
照那个副主任所说，这些都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流动增值”，“大家赚钱”、“共赢”。人民币随美元下跌而贬值，物价大幅上涨，国有资产总额由实物转换成纸币形态后，账面上是增值了，而实际上是虚增，是在缩水。“只要让经营者多拿，实行股份制，让国有资产全流动起来，就会在流动中增值。”这显然是纸上谈兵式的神话，在实践中已经碰壁，可是新自由主义精英依然身居要职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自欺欺人的神话，拒绝任何批评。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刘德中赴山东调查时，一位原效益很好的印染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的总经理对他说：
集体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改革后少数人成大股东，不能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难以把企业搞好。原来数一数二的集体企业，改制后走下坡路，一蹶不振。现在大股东都是党支部委员，我是党支部副书记，受党教育多年，他们跟我一样，深感现在这么搞法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要共同富裕必须壮大集体经济。好的集体企业领导在重大决策关头历来是愿意承担决策失误代价的。集体企业给人的预期比私人企业好，换代后集体的选择范围大，集体的力量强，而且集体是跑不了的，不像私人把企业搞砸了一走了之。真不明白，为什么集体企业要改制，而不是私人企业要改制。难道我们搞社会主义就不该创造有利于集体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吗？
这位总经理讲的话意味太深长了。它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影响和危害有多大，社会主义已经被新自由主义糟蹋成什么样子。可是这位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说的这番话，新自由主义精英和新自由主义官员们是决不会认同的，因为他们与坚持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目标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根本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2004年11月29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以《大战略不可轻变》为题的署名文章。《报刊文摘》予以摘登。其中说：
“在一时困难，甚至有大困难时，更容易想变，而且这时变的理由往往颇能蛊惑人心。例如国企改革，产权改革，有困难，有问题，这时不能有点风吹草动就把持不住，不能忘了计划经济为什么要改革，国企为什么要改革的基本问题。”
对于“郎风暴”，该报是守口如瓶的。可是在关键时刻，它还是发表署名文章表了态。上引那段话中所说的“风吹草动”，实际上就是指“郎风暴”，认为“郎风暴”颇能蛊惑人心给国企产权改革造成了巨大困难和障碍，号召坚持新自由主义者要顶住“郎风暴”，决不能对既定的国企产权改革大战略发生丝毫的动摇。
本节提到的《经济观察报》，《瞭望新闻周刊》和《学习时报》三家重量级的主流报刊，都发表带有官方色彩的演讲、谈话和文章，要求声援倒郎者，顶住“郎风暴”。若把这三家报刊的文章与《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的指导思想相对照，就可看出其中确实存在大相径庭之处。有些重量级报刊的文章深怕新自由主义这条化作美女的毒蛇会被“郎风暴”刮倒或被冻僵，因此迫不及待地给持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精英打气，撑腰。正是由于有如此之多的重量级主流报刊的支撑，新自由主义在“郎风暴”面前，虽然大暴其丑，显得很孤立，却依然能够盘踞主神坛而未被驱散。虽然反新自由主义的声音暂时占了上风，而要从根本上驱散新自由主义，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再发生若干次更加猛烈、更加深广的“郎风暴”进行冲击。总之，马克思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斗争胜负仍未有穷期。
不过有一点可以坚信：倒郎者的集体暴丑使新自由主义面临着日益深重的危机，而挺郎者群体的自发兴起和初战告捷，是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极大鼓舞。从中可以看出，无论从真理和正义方面还是从真正的社会力量优势方面，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者这一边；只要善于从此次“郎风暴”中总结、汲取经验，再接再励，蓄势待发，抓住时机、主动出击，讲究策略，在再生的“郎风暴”中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果。只要新自由主义不从主神坛退出，社会矛盾必将继续加深和激化，更加猛烈的“郎风暴”是难以避免的。当务之急是：大兴调查研究，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群众，力求通过日益增强的人民民主反西化、反腐败运动的压力，促使盘踞于经济、政治、文化各要害岗位上的新自由主义精英或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倾向者退位，换上经受考验被公认是清醒、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