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江钓雪：“胡风事件”再回顾

　　文艺是为什么作服务的?

　　这是一个决不容回避的问题。事实是，决不存在中性的、没有阶级性与政治目的的纯粹娱乐性文艺。即便是后来有人蓄意作回避的文艺阶级性与政治性问题，但发展下来，却实质造成通过文艺而蓄意抹杀其为无产阶级政治目的作服务，为资产阶级腐朽的剥削与压迫文化回潮作既定伏笔的作用。

　　必须说明，“特别是”后来的大肆平反风潮，乃是具有其既定政治目的的。实质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对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构成难以回避的巨大负作用。在文艺方面，对胡风事件的重新评定以及对胡风本人作出平反决定，对文坛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它起到了颠覆一个公有制社会文化宣传思想与方法的意义。也使得一些人们知晓，与过去相较，文艺的一个新时代被开端了。那么，使用文艺手法，导致政治目的，便成为虽没有明说但却可以行使的一件文坛“幸事”。

　　于是，“特别是”文坛诡异粉现。

　　至今再来回顾胡风事件，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文化与经济、政治乃至于社会制度演变的必然之关系。虽是这样的关系被作用之方式只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但随着时间推移，却也难以再掩饰其庐山真面目了。

　　胡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949年7月2日，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中央政府没有成立，仗也还没有打完，开国诸事，繁杂不堪，而毛泽东和中央便悉心筹划了中国文坛从未有过的盛事——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此番举动，无疑又一次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始终处于社会潮头的文艺的特殊位置。我们可以认为是：随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衰败以及最后灭亡时刻即将到来，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文艺时代到来了!

　　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自信目光，把新中国文艺纪元开始前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一扫而过，定位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链条上面。当然，更重要的是开拓未来。在那次新中国文艺盛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到会的753名文坛精英宣称：“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在此，我们可以感觉，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是寄于厚望的，那就是必须将文艺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社会、欣赏等等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工农兵而服务。若以此看从1951年到1953年，新中国文艺界的三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武训传》、《红楼梦》研究问题、胡风，人称“三大战役”，也许才能更清晰理解了。

　　在当下的文坛纷乱杂像尽显，且一个政党、政府看似是对此作刻意回避，其实却是从静默表述出的选择性态度来看，再结合当年对“胡风事件”的处理，应当更为人们提供一些有益思考的。下面我们且看“胡风事件”的变化与处理。

　　1955年1月26日，中央发出一个经毛泽东批示“可用”的很长题目的文件，叫《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

　　这个文件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

　　为了重塑文坛，思想文化界的批判事件就是这样紧锣密鼓，环环相扣，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了一起。

　　其实，胡风事件的隐线，由来已久。

　　上世纪30年代的事件就不去说它了。包括此时对冯雪峰和稍后对丁玲的批判，文艺界的恩怨和分歧，几乎是个扯不清的线头，中间的故事，可以写厚厚的几本书。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建国后在文艺界任实际领导之职的周扬等，和冯雪峰、胡风、丁玲这些人，除了在观点上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争论外，确有一些人事上的纠葛。本来，人们的交往，常常可能因观点或性格的异同，或患难相依甘苦与共，或失之交臂，或势如水火，这当中就难免闹出些小团体意气之争的事情来。革命文艺运动内部也非圣地，自未能免俗。况且上面说的这些文艺家，都先后为上世纪30年代左联的负责人。

　　对胡风的批判，实际上从抗战后期就开始了。重庆进步文艺界一些人曾举行过座谈会，批评舒芜的《论主观》一文中的观点。舒芜当时的观点同胡风很接近，他的文章也发表在胡风主编的杂志《希望》上面。对重庆文化界的这个举动，那时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即使有所耳闻，也不会把它当成不得了的现实问题提出来。重庆谈判时，毛泽东见过胡风，但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的日子里，也有人写文章批评胡风的文艺理论和与胡风过从甚密的路翎的小说，胡风写了小册子《论现实主义的路》，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算是一个总的回答。由于那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高潮之中，这场争论实际上不了了之。

　　建国后，胡风是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他在文艺界的实际职务是上海文联“工人文艺委员会”的负责人，显然没有进入文艺界名流组成的领导圈子。据胡风后来的回忆文字，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就有一种被排斥、被冷落和不被信任的感觉。他先是住在上海，1953年8月搬到北京，在《人民日报》挂了一个编委。

　　1952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0周年的日子里，40年代同胡风持相同观点的舒芜，发表《从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日报》在转发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编者按，说确实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9月，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检讨了他们文艺思想上的共同错误，《文艺报》也加了一个编者按，说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敏感的人不难体会到，公开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实际上已经是箭在弦上。但鲠直倔犟的胡风却没有这样的意识，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但并不在意，甚至希望通过讨论弄清一些是非。因为事实是，如果确实存在“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的话，那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在建国后的文艺界担负实际的领导工作。这不能不使胡风存在这样的想法：关于他的文艺思想，如果仅仅在文艺界进行内部讨论，对他显然不利。他甚至希望公开讨论他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注意到这些情况，大概是从1953年2月他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的来信开始的。

　　这封来信的背景，恰恰反映了建国后文艺界内部提出并召开一些会议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过程。

　　最早是1951年11月。文艺界第一次进行整风的时候，《【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刊登了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整风中，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的夏衍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在北京的周扬写信给夏衍等，主张吸引他积极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方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

　　1952年4月，周扬到上海，在别人的安排下，曾和胡风进行过一次长谈。

　　谈话的内容，胡风在后来的“三十万言书”里记述：“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说约我到北京谈一谈。”

　　周扬在1952年7月23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则这样记述：“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

　　当时到底是怎样谈的，各有说法，我们且不去理会。只须注意到，正是这次谈话，使胡风于5月4日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封信，表达了他对文艺界正在酝酿的对他的批评的看法，并要求讨论他的文艺观点，还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

　　毛泽东当时是不是看了这封信，或看了后有什么表示，现在还不清楚。周恩来倒是看了，给胡风回信说，“如能对你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说结束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又让周扬带话给胡风，说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定见，平心静气地好好谈谈。

　　《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那篇加编者按的文章，胡风心里就更着急要弄清他的问题了。1952年7月，他来北京，分别找了周扬和丁玲，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于是，周扬7月23日给周恩来写信，汇报中宣部的安排：“我们准备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数党内的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理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座谈会，由胡风首先作自我检讨性的发言(我已告他准备，估计他的自我批评不会很好)，然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批评的文章，选择一两篇好的在报上发表。”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安排。

　　从9月6日到12月16日，由周扬主持，先后在北京东城区总布胡同丁玲住处，召开了四次包括胡风在内的有十多人参加的座谈会，胡绳、周扬、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等人都发了言，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随后，中宣部指定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在批评文章发表前，1953年1月29日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了一次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座谈会名义更随便些，故在开会通知上说的是座谈会。这就使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一些与会者便有了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文艺报》1953年第2、第3期公开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批评胡风的事件就这样全面公开了。

　　以上这些过程，毛泽东没有具体介入，也不大清楚。恰巧参加1月29日林默涵作报告的那次会议的一位文艺家，以“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的名义，于2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1月29日会议“座谈”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个人的感受，还说自己对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毛泽东看后批示，要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去“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熊复调查后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里面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来信。林、何文章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来信已经提出来的，只是较为系统些。但也有少数读者对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责多于鼓励等缺点。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这个调查报告给人的印象，也还比较公正和客观。按毛泽东一贯的思路，相信他读后会同意中宣部和文艺界领导对胡风的批评，但还没有要介入的意思。

　　此事由文艺界内部引起，自非无缘无故。除历史上的纠葛外，胡风文艺思想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有所抵触也是个重要因素。对于《讲话》，没有经过延安整风的胡风显然缺少感同身受的体会。特别是在建国后逐渐驱逐唯心论的思想和文化历史观点，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观察胡风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想，已不是没有授人以柄的毛病，诸如他过于张扬“主观战斗精神”，事实上不赞成和轻视《讲话》中一再强调的深入工农兵的生活等提法。

　　却说林、何的公开批评，胡风的感觉是“我被推到了绝路上”，不很服气。但他了解这两篇文章的背景，考虑到处理的态度如果掺杂一点急躁情绪，都会带来危害性的后果，所以没有立即公开反驳。只是在一年后，即1954年的三四月间，写了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意见书”的主体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合在一起，于7月间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以下按习惯说法称为《意见书》)为题呈给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并由他转给了中共中央。

　　这个《意见书》的内容非常广泛。胡风认为：“几年以来，文艺实践上的关键性问题是宗派主义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武器的主观公式主义(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宗派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在当时文坛确实存在，但把全局和关键的问题归诸这两点，显然过分了。《意见书》还提出了从文艺理论到文艺组织的全面改革的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自然不会冒然介入或直接出面来处理胡风提出的问题，于是把这个《意见书》交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让文艺界自己拿出处理意见。

　　中国作协主席团还没有拿出具体的处理方法的时候，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运动就开始了。对于胡风来说，节外生枝的是他在会议上的发言，加速了对他的批判过程。

　　1954年10月31日到11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连续几次联合召开扩大会议，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所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对《文艺报》本来就有意见的胡风也参加了扩大会议。他作了两次发言，点名批评了十多位当时文艺界的负责人，说《文艺报》的错误“是我们战线的失败”，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是他一向反对的“庸俗社会学”，过去“肯定、否定、否定、打击和捧场基本上是从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出发的”。可他举的例子，结果常常是文艺界过去批评他本人以及和他持相同观点的人的事情。譬如，他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黎的批评，就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对新生力量的压制。路翎也发了言，说对他的批评是“宗派和军阀的统治”。

　　胡风抓住不放的文艺界的“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自然是周扬。对此，周扬私下里也是承认的。在批胡风的高潮中，他曾对人说：胡风是懂创作的，胡风批庸俗社会学，我看我们还是有，胡风有些批评还是对的，他的思想体系是不对的。——(引自《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

　　冷静下来的理性反思是一回事，置身批判气氛的情绪感受和政治判断则又是一回事。胡风的发言，无疑是引火烧身，加深了他和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对立情绪。按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示的，从思想上应该批评的不是胡风决心要解决的“庸俗社会学”，而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在人事上应该针对的不是过去对胡风及其同道进行过批评的周扬等文艺界领导，而是上世纪30年代同胡风一样深受鲁迅信任的《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胡风显然是“在错误的场合挑起了错误的话题”，当即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愤慨，说他是借批判《文艺报》之机发泄私怨。

　　结果，在11月25日的会议上，就有人发言反驳胡风了。12月8日周扬在具有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里，便专门有一节“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提出胡风不仅在《文艺报》问题上有许多观点同我们有根本分歧，而且“历来就存在分歧”，比如，“我们强调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问题还在于，40年代写《论主观》的舒芜在建国后放弃了过去观点，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党对他的这种进步表示欢迎，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

　　周扬这个发言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显然不完全是代表个人。这个讲话稿事先送给毛泽东审阅和“作了一点修改”。看来，在此之前，毛泽东从有关方面陆续了解到中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联合扩大会议的情况，当中自然也知悉了胡风的发言。否则，他会对周扬本来是批评以《文艺报》“编者”为主讲话稿，突然插入一节来批评“胡风先生”提出疑问的。他同意了，并在批示中说这个讲话“是好的”。

　　这大概是毛泽东对文艺界公开批评胡风一事较早的表态了。时间是1954年12月8日。由此可以说，在批判《文艺报》的同时，对胡风的公开批评事实上就拉开了序幕。

　　联席扩大会议之后，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一道公开附发胡风的《意见书》。还写了个请示报告，附上一个准备同《意见书》一道引发的“说明”。毛泽东对这个“说明”作了认真修改。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说明”原文中胡风先生后面的“先生”二字去掉了;在原文中“本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亲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后面加写道：“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也重新附发”。然后批示，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即阅”，退陆定一“照办”。

　　下决心公开胡风的《意见书》，大的动作就开始了。这显然出乎胡风的意料。

　　毛泽东对中国作协请示报告及“说明”的批示修改，是1955年1月12日。胡风听到风声后，于1月14日晚上，找周扬谈了一次话。

　　据周扬第二天给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胡风同我谈话时表示认识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由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还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最后，胡风向我提出，希望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意见书》;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一些修改，还说自己已经写好了一个检讨，希望和《意见书》同时公开发表，并希望在《意见书》的前面附一个“声明”。说到这里，胡风把这个《我的声明》交给了我。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提出：“我们认为发表这个声明是于我们不利的”。

　　胡风《我的声明》写于1月13日。主要内同是：1953年7月向中央的报告(即《意见书》——引着注)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本人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对报告中提到的具体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实际之处，因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对以上这些，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显然，胡风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可一切已经晚了。如果是1945年在重庆，或1948年在香港，乃至1953年林、何文章发表以后，能有这样的表态，或许还会被认为是诚恳和深刻的。但已经搞到这种程度，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让人觉得是在强大的压力下的被动表态。

　　陆定一看了周扬1月15日写的胡风同他谈话的报告后，“建议将胡风的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间里都可以登载。”

　　毛泽东看后则批示：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看。“(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怎样，胡风的文艺思想已经不是他自己说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而是“反党反人民”了。接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便进入了紧锣密鼓组织实施阶段。

　　中宣部1月20日正式给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提出：胡风的思想在群众中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比公开的反动思想要危险得多。因此，在批评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以消除他在文艺界及读者中的影响。

　　毛泽东披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修改，进一步认为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报告原文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上：“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来，胡风的问题已经不是思想认识，而是有目的的行动;已经不是文艺问题，而是激烈斗争的政治问题了。毛泽东还找陆定一、周扬、林默涵三人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当面汇报批判胡风的具体计划。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了中宣部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重要斗争来看待。

　　从1955年2.3月间开始，到5月12日以前，全国报刊掀起了批判(而不是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高潮。批判的调子自然是不断升级，甚至也扩展到了政治范围。但总体上说，批判还是在思想理论范围和宗派活动方面。批评是严厉的，但也没有从政治上根本否定胡风的意思。例如，林默涵说：“胡风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个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何其芳也说：“胡风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

　　却说胡风于1月13日写的《我的声明》被拒绝发表后，接着又写了一份以《我的自我批判》为题的检讨，交给了《文艺报》，由于认识错误的地方不多，解释和辩护的内容不少，文艺界领导认为不行，退给了胡风。2月，他交出了《我的自我批判》的第二稿，被认为基本可以接受了，但希望改的更好些。随后胡风又作了修改，于3月定稿。《文艺报》决定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第三稿。

　　这期间，毛泽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没有多说什么。看上去，这场批判也许会像此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冯雪峰和胡适派唯心论的运动一样收场。

　　可运动的触角，偏偏在瞬息之间伸向了一个意外的角落，使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和一些文化人的命运突然间带着悲剧的暗色来了个急转弯。

　　从5月13日起，胡风事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延安“鲁艺”出身的作家康濯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一文里回忆，就在胡风修改定稿《我的自我批判》期间:

　　“《人民日报》的一位女编辑去约舒芜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位编辑同舒芜的夫人是同学，因此互相间也就容易谈得深一点，而舒芜也就这样交给了这位女编辑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看了这些信件都大吃一惊，认为这些信太重要了，就和舒芜商量如何处理。舒芜便拿了这批信件亲自交给了林默涵同志。

　　至于胡风给其同党或曰同伙的私人信件，其中对于同是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如果是意见或见解(文艺理论与创作表述方法等方面)有与他们不同的，在那些通信中，用了大量的隐晦、影射、谩骂等曲笔表述，还为很多人起了代号，而这些代指只有胡风他们这个小圈子内部之人才能看懂。笔者前十多年看过这样一本小册子，书名已记不清了，但内容却仍依稀记得。对于如此隐晦、阴暗之表述曾经大为吃惊。而那种通信之中的表述，非常容易会令人产生许多其它想法。也就正由于这个，才为胡风事件的随后“升级”处理提供了无可推卸之理由或是事实依据。

　　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的答问记录里接下来说：

　　“大约在1954年4月的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由于我和胡风有所接触，信中的有些暗语能够看懂，但还有很多看不懂，于是我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人们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一两天后就交给了我，他整理得很清楚。我看后把它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一下，我表示赞成。于是就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文艺报》，请主编康濯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发表。”

　　康濯和《文艺报》同仁接到林默涵转来的舒芜的这批材料，同样大吃一惊，但也认为材料很好。经过商量，决定将它们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5月份的第九期上发表。然后再发一、二期给胡风的“自我批判”提意见的文章，就结束这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文艺报》向上面汇报了这个打算，周扬也同意。

　　这就到了5月初。准备15日出版发行的《文艺报》第九期的清样排出后，于5月8日送给了周扬和林默涵。对舒芜提供的材料，《文艺报》拟的标题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康濯还写了一个四五百字的编者按语，大意是：胡风的检讨有进步，但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从舒芜提供的材料来看，其宗派小集团的问题是严重的，可胡风对此的认识是不够的云云。

　　林默涵回忆，他和周扬接到《文艺报》的清样后，“都觉得按语还可以，准备退给康濯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似应送给毛主席看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5月9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并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周扬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发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我送上清样，请你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两天后，毛泽东才腾出时间审阅送来的清样。可以想象，以毛泽东的敏锐，看到这些充塞不少晦涩暗语的通信材料，一定也是“大吃一惊”，从而把胡风的问题一下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首先对《文艺报》关于舒芜提供的材料拟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就不大满意，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而《文艺报》写的按语更是“不好”，便动手“改写”一个。

　　毛泽东改写的“按语”提出：

　　“胡风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新的“按语”写就后，毛泽东给周扬附上一封信：“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并嘱咐：“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

　　那时，毛泽东或许自己也觉得对胡风的定性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上的“反党集团”，担心文艺界一时难以接受，毛泽东还是表示：“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没有记载说周扬或陆定一找毛泽东说不同意的意见。

　　就在11日当天，《文艺报》的康濯和侯金镜等人看到了毛泽东的按语和给周扬的附信，以及毛泽东对《文艺报》第九期的清样的批画。

　　康濯回忆，他给周扬打电话表示：主席的按语把胡风问题的性质变了，“我一时还接受不了，侯金镜同志也和我差不多”，“主席提得太高了”。

　　周扬是这样回答的：“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认识主席的指示”，“不是主席提得太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

　　5月13日，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他写的“按语”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舒芜提供的材料，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了。

　　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都是胡风和一些人来往的私人信件。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批材料的题目已改为“反革命集团”了。胡风的问题，从“搞宗派的文艺小集团”到“反党集团”再到“反革命集团”，其性质变化是一目了然的。在这过程中逐步交出来的一些私人信件，对毛泽东的决策无疑是起了根本的推定作用。

　　后两批材料也都经过毛泽东审阅，还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了17条按语。这些按语中在政治上作出的一些比较激烈的断语，和此后毛泽东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大量批示、批语和电文，无须再说。这里只择几条涉及文坛情况的按语：

　　“从这一类信中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它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醒过来了吧！”

　　“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三十万字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只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它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原来他们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矛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

　　这段话显然有政治战略的考虑。把胡风及其同仁划到几乎所有文艺界代表人物的对立面，使他们成为孤零零的一伙，形成绝非大多数而围批绝少数人的局面。

　　这年10月，在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中，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到：“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

　　这里撇开了胡风事件。在毛泽东的思路里，胡风的问题已经不属于思想上的“反唯心论的斗争”了。如果说他此前发动反唯心论的斗争，旨在通过改造文坛来重塑时代风气，从而对事不对人，使当事人虽然不好受却最终都能过关的话，那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最后挖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则已经是立足于巩固红色政权高度的敌我斗争了。因此，既要对事，也要对人。

　　等待胡风的命运，就是立即被捕。

　　令人们应该深思的是，当年胡风事件的许多亲历者，甚而是在事后处置时举双手赞成的人，在后来的“特别是”改革当局作出对胡风一案的平反决定后，令人惊异的改变了对胡风以及胡风事件的看法与认识。文人如是极力作了政治跟风的墙头草，无论他在此前有过怎样的文学贡献，都难逃无耻甚而是之尤的骂名。

　　伴随着对胡风一案的平反，文坛马上出现对此一事件的别样评价了。即如：

　　“胡风是诗人，同时也是很重视创作实践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重视发觉文学人才的编辑和文艺活动家。三四十年代成名的小说家张天翼、欧阳山、艾芜、端木蕻良、路翎、阿垅，诗人艾青、田间、绿原、曾卓、牛汉等等，在他们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都得益于胡风以慧眼相评。他主办《七月》杂志，聚集和培养了大批诗人，以至形成了文坛有名的‘七月诗派’。惟其如此，‘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涉及不少人，最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判刑的有胡风、阿垅、贾植芳3人。受到政治影响和从此在文坛销声匿迹的人就更多了。”

　　“ 从1951年到1955年，文学艺术界的三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武训传》、《红楼梦》研究问题、胡风，人称‘三大战役’。这当中，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对建国初期整个文坛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文化观念起了作用。每一次都有一个从学术讨论到带有政治性的文化批判运动的发展过程，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把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则已经不属于思想斗争的范围了。这些变化，大体都和毛泽东的决策有关，确实反映了他对建国后文化思想领域的改造运动关注之深，期望之高，要求之严，责备之深，处理之重，求效之急。实际结果，众所周知，弊端很大。此后，从政治高度来扫描文坛，从文坛现象引出政治风向，几乎为建国后文艺运动的习惯思路。把文坛视为中国政治大势走向的‘晴雨表’，确也作俑于这‘三大战役’。”

　　即便是曾经的当事人胡乔木的体会，也很微妙，他说：

　　“从《清宫秘史》到后来的《海瑞罢官》，一条线。那时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

　　……

　　对此，又不知人们将会怎样去想？

　　据称，“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从此沉冤二十五年。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央和有关部门发出两个通知为其平反。1988年发出第二个通知，不仅从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并且提出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应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来解决，不应该由中央文件作出决断。

　　不得不说，其受貌似中庸、折中、和稀泥其实另有所图、别有所取之路线决定，一个特定社会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导致思想、文化等等苗头或是端倪也不得不作此蓄意回避了。可以说，它更显示出一种清晰不过的鲜明态度。受此影响，至今“特别是”文坛的怪状，又导致后来社会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等等乱端，其实，从那时候起就埋下了阴沉的伏笔。

　　更还有人喟叹道：“遗憾的是，胡风已于1986年病逝。1988年这个彻底平反的《补充通知》，他没有能够看到。”

　　……

　　我们再来评价胡风，他无疑是对曾经的中国文坛有过贡献的。但其自命不凡的处世态度，自负的为人格调，还有对当时的左翼进步作家视同无物，私下里并以敌意的态度议论与对待，这难道都是可取的吗？应该说，胡风一案的伏笔，其实早在解放前就由当事人胡风自己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红线。只是，毛泽东同志故去了，包括胡风等等许多当年的思想、政治方面被旗帜鲜明作了否定者，也俱随着“特别是”所谓与时俱进的思想解放之风而被一一作了平反。对于胡风事件来说，简单的一纸平反决定可谓容易，但由此导致的后来文坛之邪风，却不能不令人惊惮。

　　至此，也该明白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

　　可以推定，如果胡风能活到平反之日，他也一定会倍感惊异的。只是，斯人俱去了，唯有历史老人的巨眼冷冰冰的嘲弄地注视着喧嚣无比却也分明噪杂异常的一个社会，以及那个四不像的诡异文坛……

　　——说明：文中部分史实引自陈晋所著《文人毛泽东》。还须说明，包括陈晋，可以看出他对胡风也是深抱同情态度的。呵呵……